本书作者张旭东是著名的都市文化批评家，目前任职于纽约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全书共分为近看美国、城市镜像、大学反思、文艺杂谈、对话与访谈五个部分，涉及时间跳跃性地跨越20、21两个世纪，所观察领域从文学到文化到电影，所访谈人物从托马斯·班德到王安忆，可以说是对目前中国人所关注的都市问题的全方位反思。由于作者本人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思想深度，本书不可避免地为读者提供了一道思想的大餐，是目前书市上难得一见的具有全球化视野和一定思想深度的文化批评读物。

本书是作者2000年至2004年间的随笔、评论和对话。全书共分为近看美国、城市镜像、大学反思、文艺杂谈、对话与访谈五个部分，所观察领域从文学到文化到电影，所访谈人物从托马斯·班德到王安忆，可以说是对目前中国人所关注的都市问题的全方位反思。

序

近年美国

带着惊愕和恐惧去观照

——写于9·11一周年

美国与世界

城市镜像

上海故事

双城镜像：从纽约到上海

——与托马斯·班德的对话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大学反思

全球化与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

文化民族主义、“挫折感”与中国学人的精神使命

——驳薛涌《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认同与学者的使命

——梁任公《敬告留学生诸君》百年有感

文艺杂谈

王安忆·上海·“小文学”

美国诗人（外一则）

承认的政治与被承认的期待

在纽约看《英雄》

《长恨歌》：从小说到舞台

对话与访谈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

语言 诗歌 时代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创造力的对话

王安忆、张旭东对话录

西学想象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展开

推己及人，渐渐对美国人对这次恐怖主义打击的不能释怀，有了一些同情的理解。无论如何，世贸中心双塔的倒掉，改变的不是纽约一座城市的“天际线”，而是改写了美国人对“家园”的想象。想来美国从孤悬一隅的“新世界”到不可一世的全球帝国，其心理凭仗之一，是一个“家”字。我平日最怕看棒球，左看右看看不明白，觉得乏味到极点。曾认真地问一位土生土长的纽约朋友、“扬基队”的铁杆球迷，何以棒球竟是美国的“国球”之一。她连忙正色，认真答日：“因为棒球讲的是如何‘回家’。”这虽然没让我对棒球增加好感，但却对美国人“回家”的执著向往，增添了新的认识。无论在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人对本土安全的信心，实在是其全球扩张的一个支撑点。无论这个世界乱到什么地步(包括被跑到那里去的美国人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总还有一个安全、舒适、一切都井井有条的家可以回。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立在纯粹的现代性之上”的国家(马克斯·韦伯)，美国人的“家”又是和现代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无论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还是在价值和制度层面，“美国”的边界似乎同“现代性”的边界重合在一起。在“现代性普世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活方式”更是被一般美国人视为普遍的人性本身。做人就是要做美国人!美国文化是纯粹个人超越民族文化村的俗气、实现自由的飞跃的终南捷径!然而，这种普遍价值的幻想并不能消除现实中的种种差异和严格的分界。在这个据说人人都铁了心要做中产阶级、历史于是乎业已终结的世界上，一个不能不正视、却每每被忽视的事实就是：穷的愈穷，富的愈富；穷的呼天天不应，富的却一味只顾将自己日益精美的乐园修筑在愈来愈高的围墙后面。柏林墙倒了，可是无数比柏林墙更不可逾越的有形无形的围墙仍然把人类分为三六九等。对非西方世界的平民来说，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塔既是美国财富和权力的体现，也是这道有形无形的边界的一个象征。

在这个意义上，那个被媒体用滥了的“缺口”(gap)一词就有了双重含义：它不但指向曼哈顿天际线上那个至今让我觉得不习惯的空白，也在更深的社会心理意义上标志着“现代性”的万里长城上的一处洞开的失守阵地。三干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在一个晴朗的纽约早晨消失了。美国人也许第一次感觉到，在自己家里也是不安全的。而这一次，美国的敌人掌握的致命武器是信用卡、计算机、因特网、移动电话、民航客机，和美国人视为神圣的隐私和自由。再没有什么真正的万里长城可以把野蛮人、落后民族、异教徒和“恐怖分子”一劳永逸地挡在“文明”之外。在现代性的心脏，美国人自己变成了受害者。

追求家国的安全是人之常情，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安全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什么是绝对的安全呢?有没有绝对的安全呢?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对“他者”的绝对否定上呢，还是寻求一种彼此依赖、命运与共的人类共同体呢?小布什政府的单边黩武主义和宗教语言令不少美国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一位搞拉丁文的美国同事曾对我说，别看美国好像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在迷信武力和宗教思维方面，实在还没有走出中世纪。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更担忧的倒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进步观，它在沾沾自喜于“文明”的光彩夺目的成就时，忘记了它从来就没有摆脱野蛮。以色列也许是中东最“现代”的国家，但以色列的自由却因巴勒斯坦人的不自由而失色。美国也许包含着一个未来普世文化的雏形，但它的“现代性”却因它所制造出来的种种“非现代”、“反现代”和“前现代”对立面而变得成问题。如果“现代性”至今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希望，那么一个置千万人(包括那些“恐怖分子”)的绝望于不顾的希望本身是否包含了太多的虚无和玩世不恭?对一个以暴易暴、靠强力维持的世界秩序，我们只能像本雅明建议的那样——“带着惊愕和恐惧去观照”。

2002年9月1日于格林威治村  原载《文汇报·笔会》，2002年9月23日

P6-8

这个小集子收的是我2000年至2004年间的随笔、评论和对话。

自1999年转职纽约大学，平静的书桌被置于一个日夜喧腾的大都市背景之中。NYU位于美国波希米亚文化的发源地——纽约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学校没有围墙，与城市不分彼此地交织在一起，教授和学生大都习惯“混迹”于种种“公共空间”，连闹革命(比如目前仍在持续的博士生要求成立工会的抗议活动)也得在咖啡馆、酒吧里进行。以往只在图书馆翻阅的报刊杂志，如《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国民》杂志、《哈泼杂志》、《新共和》等等，一转眼都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戏剧演出、电影节、音乐会、画展、公共演讲和文学出版活动川流不息，像一种自然现象，把人笼罩在它的氛围里。对于国内，特别是北京、上海的学者来说，卷入和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介入大众公共媒体或许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基本上地处郊区、远离尘嚣、谨守专业本分的美国学院象牙塔来说，纽约完全是一个异数。在大都会生活的岸边，书斋里的学者即使不下水，也往往难抵诱惑，应了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老话。这种个人生活背景的变化，大概可算是这些小文章的背景和缘起。

2002年夏天回国讲学期间，应《文汇报》“笔会”版之邀，开始为这个版面写专栏。当时很想借这个机会逼自己更多着眼具体现象和问题，从小处落笔，蜕去学术理论的鳞甲，恢复一点“文人”的触觉，便一口答应下来。最初讲好每月一篇，多则不限。可一开笔方才知道，写专栏，大不易，决不是凭一点雅兴，用学术研究的“余墨”就可以打发的。骑虎难下，勉力写下去，但间隔越拖越久，终于落荒而逃。人在兴头上时，往往不但不自量力，而且还要滋事，硬拉无辜的旁人入伙。我一直喜欢王安忆的散文创作，心想如果她在上海写，我在纽约写；她以作家身份客串思想文化评论，我以学者身份客串小品文人间世，各以副业摆个“双城记”的龙门阵，不亦快哉。这本是我自己一时的莽撞，不料“笔会”编辑不但认真，而且神通广大，马上跟王安忆讲好，她的专栏取名为“本地书”；我的专栏就叫“纽约书简”。这本小集子里一多半的文章，就是那些“书简”。

想来，自己写点小文章的冲动，拔高了讲，是要反抗美国学院体制的专业化桎梏和眼下国内学术思想界介入公共讨论的无力状态；以平常心论，则是出于自己对小品随笔这种文体以及报刊专栏这种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体制的好奇。前者题目太大，暂且不谈。后一点则多少因为自己在大学时代对散文文体过于轻视(20世纪80年代，从文体角度看，的确是一个诗和哲学的时代)，后来意识到这个缺憾，一直在阅读上暗自留心，甚至试图在学理上略作梳理和阐发。国内学界知道我在美国留学是从詹明信游，攻批评理论，行文艰涩难懂，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学院“体制内”的博士论文题目却是“白话散文与现代中国文人的确立”，“个案分析”处理的是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品写作。

惟其如此，当集子编成，自己心里也就再清楚不过，若以知堂及其弟子们的“文章”标准，这几篇东西实在是不合格的：且不说常犯“高头讲章”的大忌，就在“论说文”的范围里，也往往过于锋芒直露、不留余地，丝毫不见苦雨斋主人的闲适淡雅、从容不迫。可见自己虽为杂文随笔的形式自由所吸引，但在这个幌子下面，写出来的不是文人之文，仍是学者之文。这些文字间若有尚能向读者交待的东西，那肯定不是审美意义上的愉悦，而是社会思想意义上的“内容”，不管其价值多么有限。

至于这种内容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甚至找到自己独特的文体，只能留待读者去评判了。但自己窃以为，不同的形式，会“生产”出不同的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会无形中给思考和感受力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维特根斯坦曾经(以一种杂感随笔的方式)说，为避免肌肉的疲劳，我们需要变换身体姿势；我们同样需要不时变换思考和语言的“姿式”，否则心灵的疲劳僵化，会让我们的头脑变得固执、教条、无趣、钻牛角尖。

*  *  *  *

作为初次写专栏的失败纪录，这个小册子本可以叫做《浅尝辄止集》或《虎头蛇尾集》。但为纪念作为“笔会”作者的那段时间，特别是“笔会”编辑的热情鼓励和无情催促；也为纪念自己强加于王安忆、最终却没能长久的文章缘分——更为感谢她的宽容大度，还是决定就用我第一个报纸专栏的名字——“纽约书简”——来作书名。这个名字，应能让我记住自己那一度熊熊燃烧、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熄灭的在做学问之外写点东西的梦想、那种“苍白的火”(套用纳伯科夫回忆录的书名)。而“书简”这两个字，不但提醒我自己旅人、过客、游子的身份，更让我对三个曾给我灵感、梦想和许多不眠之夜的城市(上海、北京、纽约)生出几分早来的乡愁——虽然我并没有离开它们。

最后，感谢我的编辑周毅、张洁宇和李二民；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期许，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受和想法永远也不会形诸文字。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没有他们的热心和好意，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聚会在一起。

是为序。

张旭东

2006年4月8日于纽约

没有个人性，就根本没有我们这代写作人，我们从个人性上才知道去写什么。可是当个人性已经到今天这样没有节制的地步，你又会产生疑问了。你有什么权利用你个人的问题打扰大家?难道你特别重要?尤其有了网络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将个人推到公共领域。

——(上海)王安忆

中国每个人都在跟着什么时尚乱跑，这里面有种悲哀，但同时也特别快乐。我弄不清为什么这两种情感全会在里面。盲目的，不知所终的，同时又是快乐的。

——(北京)西川

上海是一个特别有动感的城市，发展非常快。从纽约的角度看上海，觉得它越来越像纽约，二者之间有某种亲近感。从纽约看上海，还有一点非常亲近，就是两座城市都非常国际化，都和自己的国家整体形象处在一种比较微妙的关系中。就像纽约不是一座典型的美国城市，而上海之于中置也给人同样的感觉。

——(纽约)托马斯·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