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先生是引进西方科学管理第一人，被毛泽东誉为“新兴的商人派”代表，集创办实业、复兴绝学、奖掖后进于一身。

本书旨在全面、详实地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内容主要采集自谱主本人著述、档案史料、当时报刊图书等第一手材料；缺乏第一手书面文献的重要事迹，酌情选录经考证属实的当事人回忆，或以当事人记述作注释。谱主本事按公元纪年年月日顺序编列，少数则按纪事本末综合叙述。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附列农历日期。

穆藕初先生(1876—1943)是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因为他既办企业，又热衷于文化艺术和社会公益事业。穆藕初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他不仅以六十七的高龄，还尽瘁于抗战中的经建事业，而且他实施三八制，注意职工福利，培植人才，爱护青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纪念的。

穆藕初先生不及亲见抗战的胜利，民族工业的发展，而赍志以殁了，我们国内的民族工业家，应当继承他的遗志，在筚路蓝褛之中，替我们国家建下一个工业国家的基础。

本书对未收入《穆藕初文集》的谱主撰述、演说辞、题联或函电，尽可能收录，以补缺漏。每年谱主本事前列有“本年大事”若干则，采录与谱主活动相关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等大事。一些需要说明的人物、事件或补充材料，略作注释，用小字列于本条之下，便于参考。引文内日期及其他数字，按原件汉字书写，叙文、本年大事、注释中有关日期、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记述。外国人或外文书名，尽量附列原文。本书所附照片、手迹、书影若干幅，一部分置于书前，一部分配于正文相应位置，书后附图片目录。另附“主要引用及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凡例

1876年

1878年

1881年

1888年

1889年

1891年

1892年

1894年

1895年

1896年

1897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谱后

附录一 图片目录

附录二 主要引用及参考文献

附录三 人名索引

后记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二十九岁

本年大事

2月 日俄战争爆发。

11月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

12月 中关《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旅美华裔联合各地华侨，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苛约。檀香山《新中国报》正式提出抵制美货办法。

春

返回上海江海关，任海关总会董事职。(《自述》，《文集》第16页)5月15日(四月初一日)

长子家菁①出生。时先生适读《史记菁华录》，故命名为“菁”，字以“华”。(穆伯华《先德追怀录》原稿)

①穆家菁(1904—1985)，字伯华。交通部南洋大学毕业。后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经纪人、位育小学校长及位育中小学校董等职。8月(七月)

加入沪学会①。该会宗旨为“研究学术”，“以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图谋学界之公益”。除邀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期增进群众知识”外，先生“更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在会内成立体育会，任队长，王宝伦②为副队长。积极提倡体育活动和军事操练，“为自强之起点”。“广招同志，延聘教习，请领枪械，募集经费。中间历遇诸般困难，皆力任不辞，竭诚尽智以应之，卒之一切困难迎刃而解。自是以后，南北商团接踵而起，市民起任保卫地方之风气由此而大开。又以城厢内外住民中贫苦之家占大多数，子弟失学，无以自存，饥寒交逼，为害地方，有不堪设想者。东城一隅，虽已设有义务小学便益贫民，但经费无多，学额有限，难期普及。故会内兼办义务小学，由李君叔同主持之。”先生又认为戏剧既能调节身心，还带有启蒙教育意义，“人间万事胥由心造，平日苟无陶冶，则偏激之气日久郁积，一旦爆发，小之足以为害地方，大之足以遗祸国内。求其调和心气，感人人深者，莫善于讲求音乐矣”。而且我国“中年人之不识一丁无力求学者，当占在居住民中半数以上，一旦欲均齐开发，涤其旧染，启厥新机，以图社会捷收改良之伟效，舍不用文字之表演教化外无以奏功”。于是在会内附设音乐会，聘请专家指导排演文明新剧，宣传社会改良和革新，“俾一切见者闻者，于娱乐中无意中得受绝大之感化”。先生后言：“一小小沪学会，苟充量做去，其于社会国家间将发生无量关系，可以断言。唯当时诸会员，以地方远隔，事业变化之关系，不克一堂长聚，宏收攻玉他山之效。乃散归各地，类能尽其国民天职，组织各种新社团，一致作救时之运动。种一因而获多果，是又着手组织沪学会时所意想不到之盛况也。”(《自述》，《文集》第15页；穆伯华《先德追怀录》)

①据上海通志馆《上海的学艺团体》(1935年)一书记，沪学会为清末上海教育界叶永鎏、叶永锡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所发起，于旧县城内俞家弄宅，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后借小南门外普陀禅寺余屋，设立会所。1904年定名为沪学会。会员每月纳会费半元。附设义务小学、体育会及各学科补习夜课。1906年迁移至城外赵家湾。1908年与教育研究会合为县教育会。

②王宝伦，名行是，经营钱业。先生赴美留学时，曾出资赞助。曾任城自治公所名誉董事。

P24-26

黄关从

今年是爱国实业家穆藕初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欣闻穆家修先生等编著的《穆藕初先生年谱》即将杀青付梓，值得庆贺。这是献给穆先生的一份厚礼。

穆藕初先生出身于上海业棉世家，少年时代家境渐窘，即弃学从商，在花行当学徒。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穆先生刺激极大，他发愤求西学，立志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1909年他赴美留学，为了实现“农业救国”的理想，选择了农科。留学5年，他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注意实践，凡英语演讲、野外考察等活动，无不认真参加，以磨砺自己的才干和意志。更有甚者，他利用暑假到乡村、农场调查美国的农业生产、农村制度和机械化情况，参与农田生产劳动。平日他与同学、教师，甚至扫雪老人、房东夫妇都有交往，培养了社会调查的本领。特别是他与提倡科学管理法的鼻祖泰罗及其高足建立联系，向他们求教工厂管理问题，对他的学识、思想形成及日后创业影响很大。  

穆先生是老一代“海归派”人士。自1914年回国后，他相继创办德大、厚生、豫丰三家纱厂，以及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中华劝工银行等实业。他又参与发起华商纱厂联合会，担任该会下属的植棉委员会委员长，大力提倡植棉改良，与东南大学农科合办10余家植棉试验场，遍及全国各地。德大、厚生两厂，产品获奖，盈利丰厚，短短几年中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参观实习者络绎不绝。与同时代其他实业家相比，穆藕初先生办实业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中国近代工业到穆先生时已发展了几十年，棉纺织业中与他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也不乏其人。但穆先生是智力型的创业者，他引进推广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和制度。譬如，他明确把企业的各种资源要素归纳为人才、母金、原料、机器、佣工、管理、交通、市场、金融等9个方面，从生产要素到社会资源应有尽有。他废除工头制，变为经理(厂长)、工程师负责制。他十分重视市场调查和数据统计，筹划企业时眼光宽广，考虑原料、市场、交通等诸多因素。如创办豫丰纱厂，他就明确考虑郑州地当中枢、京汉、陇海两铁路贯穿其间，陕西、山西两省的棉花可源源运来，动力资源和劳力资源也很丰富，才设厂于郑州的。穆藕初又第一次把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的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创造性地成功运用到自己工厂的经营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穆先生1942年在重庆作《科学管理》演讲时，曾讲到当年上海德大纱厂试行泰罗科学管理法的一个例子。原两个女工管理一条细纱“弄堂”，即400枚纱锭，他经过仔细观察计算，改为一个女工管理，可女工不干，一连换了几个，结果都相同。当时他颇不理解，认为自己观察的结果明明是可能的，为什么大家都说办不到呢?后来他了解到，一个人管理400枚纱锭是可以的，只是这样做就要使许多女工因而失业。于是就改为按废花的减少程度来酌加工资，藉以奖励勤慎。这一措施成功了，工人没有减少，棉花损耗却降低了，工厂盈利比别家厂好。穆先生能结合中国国情实行科学管理，难能可贵。

第二，善于理论总结。穆先生勤于思考，勤于笔耕，把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认识，推动经济发展。创业的最初几年中，他就在百忙之余出版了《植棉改良浅说》、《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中国花纱布业指南》等三部有影响的著译作品，又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通讯。这些著述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穆先生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明睿的智慧火花。此后不论从商从政，办厂办刊，他总是著译不辍。实践中他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思想。诸如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意义、制约因素、道路模式以及与各国的关系，等等，穆先生都有深刻的认识和卓越的见解。抗战前夜，他翻译出版了《军火商人》一书，极富现实意义，也寄托了他从经济基础对战争本质及世界大战规律性的认识。  穆先生是企业家，却始终关心政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1922年，他被任命担任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利益，他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完成了一次“国民外交”活动。在担任上海总商会议董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统治的民治委员会活动，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抨击制约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要求惩治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社会影响。他始终如一的爱国初衷，追求社会稳定，为发展民族实业作出了不懈努力。

穆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年谱》编著者们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如“一·二八”时期，他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中坚之一，参预了大量实际工作。他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犀利的抗日檄文。到大后方后又因地制宜创制“七七棉纺机”等，都让时人对他有新的了解。

穆先生对中国国情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中国留学生们欢欣庆祝，而他没有陶醉在胜利之中，却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在民，固也，而中国蚩蚩群氓，号称四百兆，试问有知识者几何?即使有知识，而醉心于自利者占去几何人?即不自私自利，而昧于国情、暗于时势、短于判决力者，又占去几何人?……故欲实行共和，非普及真正之国民教育不为功。”他毕生把教育视为兴办实业、救亡图存的人才保证，投注极大的精力和资财。他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为中华职业学校长期提供经费、解囊资助十余位有为青年出洋留学等，早已传为佳话。但是，30年代他还在上海创设穆氏文社、位育小学和中学，抗战中在重庆组织科学管理讲座和农本局文社等，知者似乎不多。

《穆藕初先生年谱》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对穆先生不朽业绩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中，当年穆先生的爱国激情、创业精神和经济思想，也不无借鉴作用。

是为序。

2006年3月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

为父亲编年谱，自酝酿动手到成书，屈指数来恰好十年。

我自幼失怙，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是高大的，却也是模糊的。为了筹备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父亲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我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作为家属代表参与工作。为此我有机会走访了许多亲朋故友和经济界、历史界的教授、专家。这些访谈扩大了我的视野，不仅对父亲的全貌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父亲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给我以极大的感染。1995年《穆藕初文集》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对我说，如果有一部穆藕初先生的年谱，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位引进西方科学管理第一人、爱国实业家的生平和思想。我想，如果由我们家属先编一部年谱，或许可以省却许多研究者收集资料之苦。当时我通过编《穆藕初文集》，对父亲的事业有了一定的理解，极想一试。不过再一想，难啊!第一，我是搞自然科学的，“隔行如隔山”；第二，由于战争和“文革”的原因，家里有关父亲的东西几乎散失殆尽，至今还保存在我们几位后人手中的文字材料和实物，寥寥无几，连父亲的几部著译也不全。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一种强大的责任感推动着我去做。于是我从收集史料开始着手准备。

这些年来，我编父亲的年谱，用“走南北，闯东西，，几个字来形容也许不为过分。从长春到北京、上海、郑州、南京、杭州、苏州、重庆，还上过山西五台山，寻访亲友、学者，收集史料，考察遗迹。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当然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在旧报纸、旧期刊及文献档案里发现了大量有关父亲的史料，其中仅《穆藕初文集》失收的文章、演讲、题辞、书信等不下数百篇。特别还查到父亲在重庆时与董必武的来往书札、董老挽联手稿真迹和延安报纸上关于父亲的报道，弥足珍贵。其间，我与国内外许多学者建立了联系，得到他们热情指导和鼓励。已故上海史研究专家唐振常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尊大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于近代工业有贡献，而于文化的贡献更大，我总举送北大学生留学及宏扬昆曲二事为例。我以为令尊大人是有文化(且甚高)的资本家，他在文化上做的事是不谋其私(这四个字极重要，今天的人很难做到)。我们今天是经济发展而文化衰落，就更须要尊大人这种热心文化不谋私利的人。”这给我启发很大，也增强了我编好年谱的信心。遗憾的是，现在年谱稿竣，唐先生却已作古了。

2002年，伟杰加入年谱编著工作。伟杰是我大哥伯华之孙，少年时起从其祖父、父亲、姑母等处知道许多他曾祖父的逸闻逸事，平日也极注意收集关于曾祖父的材料。他年纪轻，记忆力强，又肯用功，从此我不再是“单干”了。随着资料收集工作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父亲事业涉及范围之广，出乎我原先的想象，因此还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2004年柳和城先生应邀加入我们的编写组。柳先生曾参加过《张元济年谱》的编著，许多年来一直从事业余文史研究和写作，已撰过数篇关于穆藕初研究的文章。他的加盟加快了书稿的编著进度。这一年多来，我们把一大堆无序的卡片、资料整理成有序的年谱书稿；同时我们继续收集材料，不断修改补充，大的修改至少有三次。今年3月，我还专程去了重庆，找到一些当年父亲在大后方活动的材料，弥补了部分空白。

我们编写《穆藕初先生年谱》，本着“述而不作”的宗旨，以史实说话，不扩大，不缩小，更不为尊者讳，力求还历史的真面目。虽然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年谱收集到的资料不少，但是父亲生平涉及领域太多太广，肯定会有所遗漏，甚至可能是重要的遗漏。如父亲两度从政与孔祥熙的关系，1933年赴天津、北平的活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经历，等等，都还几乎是空白。即使创办实业方面，因年代久远，大量直接史料也湮没于世，亟待发掘，我们仅仅掌握了一部分而已。希望读者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充实完善。

本书编写中，承蒙许多专家学者、各方友人、穆氏亲属及有关单位热情帮助，大力支持。熊月之、陈正书、张人凤、姜铭诸先生于百忙中审阅了部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特别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黄关从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及作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先生，以及陈正书先生、倪传钺先生赐来大序，为本书增色，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为本书编著工作提供过资料或其他各种帮助的先生、女士有数十位，他们是：北京黄万里、黄路、杨显东、巫宝三、周有光、张允和、吴福桢、朱宗震、朱信泉、杨瑞广、江小惠、纪辛、王小嘉、方露茜、张友仁、张玮、李珊珊、周北凡、寿乐英、赵靖、虞和平、穆家瑞、张燕平，上海李楚材、万云骏、陆诒、张树年、丁日初、倪兼涵、吴麟鑫、倪传钺、吴云溥、朱建明、施福康、唐振常、唐明、生杰灵、祝龙珠、张生元、蒋德隆、丰一吟、许映湖、江希和、黄忆、黄汉民、钟祥财、冯绍霆、邢建榕、陈正卿、施正康、韩红霞、杨立强、王昌范、邵光宇、万国森、马炳荣、唐国良、柴志光、张剑容、庞荣棣、刘承、穆家文、穆家麟、穆丽君、穆宁欣、穆清瑶、向大勋，天津沈金梅、王玉茹，南京穆恂如、唐文起、吴秉琦，苏州顾笃璜、桑毓喜、杨在侯，无锡居柏青，长沙许康，重庆张守广、叶谦吉，西安刘天适，台湾陈三井，美国罗久芳、穆慧秋、穆浣娟、方文，英国方惟琳，等等。其中数位已不幸去世，未能见到本书出版。另外，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上海市工商联图书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等单位，在提供资料方面都大力协助。家属穆慧秋、吴秉琦、范明怡和蔡慧琴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本书能顺利出版，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及本书责任编辑秦志华先生的支持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们谨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穆家修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