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文学分属于哲学和文学学科，过去从事哲学研究的很少涉及文学。而从事文学研究的也很少涉及哲学。本书则属于边缘交叉学科研究，把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因而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道家与文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学科。大多数著名道家学者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许多著名的文人信奉道家思想。因此理清道家与文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入研究道家和确定道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理清文学发展的脉落，对道家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辞。但究其内容，所涉方方面面，却多七八百年以后才出现的事物。

《六韬》屡次提到骑兵，《龙韬》以后，凡谈到具体军事部署，都车骑并称。而骑兵，是在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有人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中原各国才有骑兵。实际情况可能稍有出入。《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赵肃侯，说赵国“车千乘，骑万匹”。赵肃侯是赵武灵王之父，可见早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已有骑兵。苏秦在游说其他各国时，还曾说魏襄王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楚威王有“车千乘，骑万匹”；说齐宣王有“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都车、骑并提。可见当时不止赵国，各国都已把骑兵的建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胡服骑射”不是骑兵出现之源，而是适应骑兵发展的一个改革措施。但骑兵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左传>描写了晋楚、晋齐之间的多次大的战役，都是车战、步战，没有骑战。《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也没有一字提到骑兵。而晚于孙武一百五六十年的孙膑，却纵论用骑兵有“十利”，并指出“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孙膑被齐威王(前356一前320年在位)任为军师，他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骑兵作了精辟的论述，足见骑兵大约就是在这稍前登上了中原各国的历史舞台的。《犬韬·均兵》一篇对骑兵的战斗编组，在平坦地形与险阻地形作战时的阵法，都有详细的记述；《武骑士》一篇对选拔武骑士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战骑》一篇对骑兵作战的“十胜”“九败”作了精当的总结：认为都是骑兵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来判断，《六韬》的成书不能早于战国中期。

六韬译注

 前言

卷一文韬

 文师

 盈虚

 国务

 大礼

 明传

 六守

 守土

 守国

 上贤

 举贤

 赏罚

 兵道

卷二武韬

 发启

 文启

 文伐

 顺启

 三疑

卷三龙韬

 王翼

 论将

 选将

 立将

 将威

 励军

 阴符

 阴书

 军势

 奇兵

 五音

 兵征

 农器

卷四 虎韬

 军用

 三陈

 疾战

 必出

 军略

 临境

 动静

 金鼓

 绝道 

 略地 

 火战 

 垒虚 

卷五豹韬

 林战 

 突战 

 敌强 

 敌武 

 乌云山兵

 乌云泽兵

 少众

 分险 

卷六犬韬

 分合 

 武锋 

 练士 

 教战 

 均兵 

 武车士

 武骑士

 战车 

 战骑 

 战步 

三略译注

 前言

 目录

 上略

 中略

 下略

国  务

1.3.1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不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①，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注释】①宫室台榭：指当时的豪华建筑。周武王伐纣时曾作《泰誓》三篇，其上篇指责纣王“唯宫室台榭……以残害于尔万姓”，孔传：“言匮民财力为奢丽。”孔疏引李巡曰：“台，积土为之，所以观望也：台上有屋谓之榭。”当时国君的宫室台榭都是役使民伏筑成的。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希望听一听治国的要务，想要使国君尊贵，人民安宁，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爱民罢了。”

文王说：“怎么样爱民?”

太公说：“要有利于他们而不要损害他们，要成全他们而不要破坏他们，要让他们有活路而不要杀害他们，要给予他们而不要夺取他们，要使他们安乐而不要苦了他们，要让他们喜悦而不要激怒他们。”

文王说：“请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

太公说：“人民不失去工作，那就有利于他们；农民不耽误农时，那就成就了他们；减免刑罚，那就让他们有了活路；少收赋税，那就是给予了他们；宫室台榭俭朴一点，那就能使他们安乐了；官吏清廉，不苛刻扰民，那就能让他们喜悦了。人民失去了工作，那就是损害了他们；农民耽误了农时，那就是破坏他们；没有罪也惩罚，那就是杀害他们；加重赋税，那就是夺取他们；多营造宫室台榭使人民疲劳，那就是苦了他们；官吏腐败苛刻扰民，那就是激怒他们。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人民就像父母爱子女，就像兄长爱弟弟。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怜，赏罚就像施行在自己身上一样，征收赋税就像拿走自己的财物一样：这就是爱民之道。”

【篇意】本篇论述治国的要务在于实行爱民之道，要使人民安居乐业，省刑罚，薄赋敛，减轻负担，改进吏治，真正做到爱民如子。

P20-21

唐初，《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有注云：“周文王师姜(吕)望撰。”元至正年间，《宋史·艺文志》著录《六韬》，注：“不知作者。”时代前进了七百来年，从注明作者到注明不知作者，是一个进步。

《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辞。但究其内容，所涉方方面面，却多七八百年以后才出现的事物。它为后人依托之作，十分明显。

《六韬》屡次提到骑兵，《龙韬》以后，凡谈到具体军事部署，都车骑并称。而骑兵，是在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有人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中原各国才有骑兵。实际情况可能稍有出入。《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赵肃侯，说赵国“车千乘，骑万匹”。赵肃侯是赵武灵王之父，可见早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已有骑兵。苏秦在游说其他各国时，还曾说魏襄王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楚威王有“车千乘，骑万匹”；说齐宣王有“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都车、骑并提。可见当时不止赵国，各国都已把骑兵的建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胡服骑射”不是骑兵出现之源，而是适应骑兵发展的一个改革措施。但骑兵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左传>描写了晋楚、晋齐之间的多次大的战役，都是车战、步战，没有骑战。《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也没有一字提到骑兵。而晚于孙武一百五六十年的孙膑，却纵论用骑兵有“十利”，并指出“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孙膑被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任为军师，他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骑兵作了精辟的论述，足见骑兵大约就是在这稍前登上了中原各国的历史舞台的。《犬韬·均兵》一篇对骑兵的战斗编组，在平坦地形与险阻地形作战时的阵法，都有详细的记述；《武骑士》一篇对选拔武骑士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战骑》一篇对骑兵作战的“十胜”“九败”作了精当的总结：认为都是骑兵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来判断，《六韬》的成书不能早于战国中期。

《虎韬·军用》一篇提到的兵器装备，也可以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篇中列举的几种大型战车，都是春秋时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种叫做“武翼大橹矛戟扶胥”的战车和一种叫做“提翼小橹扶胥”的战车，都“绞车连弩自副”。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这从《孙子兵法·兵势》中用了“势如广弩，节如发机”之喻可以得到证明。但弩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则是战国时的事。苏秦游说韩宣惠王时，曾夸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举了几种弩名，并说“韩卒超足而射”，即用脚踏之力射弩，却没有提到绞车连弩。可见绞车连弩是后起的兵器。绞车是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一种牵引机械，用来张弩，自然比臂拉或足踏有力得多。直至唐代，绞车弩仍是弩中射程最远(七百步)、威力最大的一种，较之“中三百步”的擘张弩、“中二百步”的马弩，遥遥领先。(见《通典》卷一四九)李靖《卫公兵法》所谓“木弩……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盛赞其杀伤力强。这种武器不到战国中后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又如篇中列举的铁制兵器或器械有十一种之多，不标明铁制而实为铁制的想必还有，这也是战国中后期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钽夷斤属斤，试诸壤土。”《管子·小匡》也记了这段话，作“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钮夷锯榍”。美金指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时期兵器多用铜制，铁则用以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这种格局，到战国时仍未大变，解放后各地出土的战国铁器，以农具、手工业工具数量为多，兵器、日用器皿则较少可以为证。铁器逐渐进入兵器领域，是战国中晚期的事。《虎韬·军用》篇提到十一种铁制兵器或军用器械，很能为《六韬》的成书年代提供论据。

前人也有认为《六韬》是汉代人采掇旧说撰写成书的。此说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不攻自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上，发掘出两座西汉前期墓葬，一号墓出土的4942枚竹简中，就有包括《六韬》在内的多种先秦兵书和其他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以及《晏子春秋》、《墨子》等)。根据墓葬年代和同时出土的书籍可以基本断定《六韬》是先秦古籍。另《庄子·徐无鬼》篇提到“《金板》、《六瞍》”，司马彪、崔馔云：“皆《周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史·六搜》六篇”相合。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说：“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颜师古注《汉书》，也以《六搜》“即今之《六韬》也，……‘锼’字与‘韬’同也”。如果《六搜》确实就是《六韬》，那么《六韬》的成书，必须在《庄子·徐无鬼》撰成以前。《徐无鬼》是《庄子》杂篇，不是庄周亲撰，其后学撰成于《六韬》成书以后，也是可能的。这是《六韬》不可能产生于战国以后的又一个证据。

这样，《六韬》的成书年代大致可以推断为战国中(晚)期，《汉书·艺文志》注所列举的三种说法“惠襄之间，或日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一、三两种都失之偏早，与内容不合。周显王时(前368—前321年)有点接近，也略嫌稍前，应更在其后。

《六韬》的成书地域为太公故里齐地当是没有疑问的。《文韬·六守》提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的说法，认为：“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这正是齐国特有的地方组织形式。《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管子·小匡》也说：“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硕)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士、农、工、商，都要使他们“群萃而州(畴)处”。这就是“大农、大工、大商”的由来。《文韬·大礼》记文王问“主位”、“主听”、“主明”，太公答语与《管子·九守》文字整段相同。现已不可知是《六韬》袭用_r《管子》，还是《管子》袭用了《六韬》，但二书都是齐文化的产物，在成书过程中互有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从成书年代和成书地域来看，《六韬》应是稷下学士可能是姜姓后人之作。

《六韬》不但是实战经验的总结，对前代兵书也有所借鉴，有所融汇。例如，《龙韬·论将》“将者，国之辅”的提法来源于《孙子兵法·谋攻》；《龙韬·立将》“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一段采自《尉缭子·武议》；《龙韬·将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至“是将威之所行也”一段，从内容到文字都与《尉缭子·武议》大致相同；《犬韬·教战》“使一人教战，教成，合之十人”至“合之三军之众”一段，与《吴子·治兵》、《尉缭子·勒卒令》都大致相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说明了《六韬》的作者对前代兵书有意识地参考借鉴，下了一番综合融汇的功夫。

《六韬》的政治思想，对前代的儒、道、法各家也兼收并蓄。儒家的民贵君轻，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信罚必，《六韬》都加以吸收包容。它开宗明义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而且再三重复这个论点(《武韬·发启》，又《顺启》)；认为“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文韬·国务》)，又指出仁义道德之所在，“天下归之”(《文师》)：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它又认为，“天下之人如流水”，“静之则清”，“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武韬·文启》)：这些是道家的思想。它还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文韬·赏罚》)；“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龙韬·将威》)：这些是法家的思想。《六韬》兼容性的特点，与战国中期以后齐国稷下学术繁荣，较早地进入诸子学说逐渐合流的趋势有关。  《六韬》自西汉前期即为人所重，东汉以后，颇为盛行。为人所乐道的如刘备临终遗诏，要刘禅所读书中即有《六韬》，称赞它“益人意智”；诸葛亮也曾将《六韬》与《申》、《韩》、《管子》等书手抄一遍。(均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可见它对想要“取天下”的人是很有用的。它与《三略》并称，以至于在汉语词汇中形成了“韬略”这个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六韬》：“兵家权谋之书也。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对问》颁行武学，号日《七书》。”从宋神宗元丰年间始，《武经七书》成为武试的必读书。

本书用四库全书作为底本，校之以金人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朝朱镛《武经七书汇解》。凡底本义有所龃龉，字有所厘正，皆出校语以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