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文化角度说老成都，笔墨富于学人色彩，取材既重特色也作全景记录。读者可以从多层面上“阅读”这个城市，体味、感悟古城的“世态”和“民情”，让读者认为城市，尤其古城，是有生命与灵魂的，这生命就是它积淀的文化。

序／流沙河

第一章 悲欢离合了无痕/001

第二章 城险邦危话苦辛/033

第三章 龙战震天怜惨酷/069

第四章 书攻熬夜忆温馨/107

第五章 觅踪街巷谁家在/133

第六章 考古廓垣甚物存/171

第七章 秋晚芙蓉亡国恨/189

第八章 移民填蜀我寻根/205

附 录 寻图记／吴茂华

后 记／何兆兴

距今一百五十年前，法国人发明照相术以后，图像时代就开始了。虽属洋人“奇技淫巧”，却合慈禧太后口味。如若不然，她就不会叫留法学生勋龄进宫来给她照相了。事见《御香缥缈录》一书，作者德龄是勋龄的大姐。照相开业于内陆的成都，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那年家父刚刚出生。开业的第一家涤雪斋照相楼在桂王桥南街，门面窄小，营业状况不佳。老板吴焯夫，最初习绘事，专业画“真子”。“真子”即肖像。古人也想留影，雇画师来写真，死后挂在影堂，昭示子孙，绳其祖武。吴焯夫脑筋活，他利用一具三脚架照相机(一位法国传教士赠送的)，以湿片给顾客拍照，然后方格放大，画成肖像。绘画写真和照相留影相结合，俨然“中体西用”。制作一幅四尺纸的冠袍坐像，还要全身着色，需时半月，索价甚昂，至少五十块大洋(银圆)，抵今四千元。画“真子”有讲究，切忌太像。太像了，面貌上的缺陷彰显出来，顾客不悦。还要画出“福气”，显示“寿缘”。面部最难，吴焯夫画面部。冠袍交给徒弟去画，且随顾客需要增减，不必如实。涤雪斋招牌写明是照相，其实只是利用照相术画肖像罢了。

真正的第一家照相馆应该是开业稍晚的有容照相馆。馆址在皇华馆街(今兴华上街)东端，昌福馆街(今东风商场)北口左拐。老板广东人梁氏兄弟俩，兄名友戎，弟名伯伟。门面上方横额大字“有容照相馆”，下加注外文拼音youyong，表示洋气。馆址背后，邻近昌福馆街的宜园茶馆。家父常坐宜园，茶聚朋友。《师亮随刊》设在宜园内，不定期出版。社长刘师亮，川南内江人，民国元年上成都来开茶馆，办印刷社，写得一手泼辣诙谐好文章，讥弹时政，讽刺当权，为成都文坛一怪杰，深受市民钦佩，而不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接纳。我小时候读过他的一则短文，说是村妇两亲家上成都，见一处悬匾牌，上有“政府”字样。二妇眼瞀误认。一妇说：“亲家，我们走到叙府来了。”另一妇说：“叙府出糟蛋，快去买几个。”于是联袂欲进大门。守门岗兵挡住盘问。回答“买糟蛋”。岗兵骂“滚蛋”。一妇说：“亲家，他们还卖滚蛋。”另一妇说：“也买几个来尝。”还有一则传说，称刘师亮去见某大军阀，手提燃烛灯笼。军阀问白天点灯笼做啥。回答：“你这里太黑。”又一传说，刘湘病逝，刘师亮送挽联。上联“刘主席千古”，下联“中华民国万岁”。有看客说：“刘主席三个字，中华民国四个字。刘主席怎能对中华民国?”刘师亮说：“这就是对不起嘛。”

此人值得多写几笔。1924年，军阀杨森执政成都，官拜督理，提口号“建设新四川”，规划修马路。重点是一条北接劝业场(今商业场)，南交东大街，连通这两处闹市的马路，就是后来成了繁华中心的春熙路。至今无人再说此路不该修。但是当初着手修时，确实引起舆情鼓噪，震动九里三分之城。原因就在要拆许多商贾店肆，而又不给赔偿。商贾联名请愿，杨森不予理睬。五老七贤出面说话，要求缓修。杨森威吓说：“拆一点房子，你们就闹。早知这样，我带兵进城时一把火烧光，省得现在麻烦!”下令强拆，决不手软。威吓果然收效，民房很快拆尽，路面很快捶平。这时，刘师亮刊登出一副对联：

马路已捶平，问督理何日才滚?

民房早拆尽，看将军几时开车。

上联的滚，表面上指滚压，其实是问哪天滚蛋。下联的车，表面上指汽车，其实是成都方言“车身就走”的意思。车作动词用就是转。转身，成都人说“车身”。某人转身而去，成都人说“他开车了”。上下联都在骂杨森为啥还不转身滚蛋。刘师亮的作品多用四川方言，又写得极通俗，所以广为流传。方言的运用，既增添了语言趣味，也设置了地域局限，所以他的名声再响，亦难溢出盆地，传到外省。此君执著批判世道，伸张公义，似亦以文为用而已，并不追求文学目标，也就无心去靠拢新文学运动了。但是，新文学运动拒不接纳他，却是毫无道理的。

回头来说杨森，虽是武棒槌儿，却有活脑筋。据说他看了这副对联后，心中不悦，口头却说“有才”，叫人拿着名片去恭请刘师亮，“就说我要当面向他聆教聆教”。刘师亮早就注意到，近来大街上到处钉木牌，上面写杨森语录，言辞生硬可笑。例如下面五条：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脚。”

“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

“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

“杨森说，穿短衣服节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

“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上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的行为。”

刘师亮还看见街上有巡逻捉赤膊打手板，越发反感。现在要去拜见杨森，就偏不穿短衣，而着长袍，看他又能怎样。见面一点头，刘师亮先说：“师亮今天是来讨打的。督理叫穿短衣，师亮却着长袍，还不该挨?赤膊打手板，长袍就该打屁股。”杨森欲洗刷颟顸的印象，便解释说：“提倡短衣，意在节省布匹，不是禁止长袍。先生说到哪里去了。杨某人绝不是外头说的蛮干将军。就拿修路来说，拆房背负恶名，也是不得已啊。这中间的苦衷，还望先生谅解，代为剖白。”刘师亮也顺水推舟，表示赞成“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只是派兵拆房，手段生硬，还宜另谋善策才是。杨森也做“从善如流”之状，说些“先生高见”的话。此后月月给刘师亮送舆马费银圆百块，礼聘为督理府咨议，又通知本市各机关法团不妨订阅《师亮随刊》。事遂抹平，而两造相安矣。刘师亮逝世于20世纪40年代，生前住家慈惠堂街12号一小院。我这五十年间，常从其故居门前过，总要想像此人是何模样。他对我有影响，我承认。

说到这里闸板，仍回到昌福馆街去。老资格的昌福印刷公司在街北口，南邻刘师亮的宜园茶馆。宜同又紧靠宜昌电影院。此院设备简陋，资历却算最老，成都历史上首次放映电影就在这里，那是1917年了。尤可哂者，此院多映《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大闹五台山》一类的武侠片。更有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巴金长篇小说《家》中，觉慧和觉民以及琴表姐常去看新书报的华阳书报流通社，竟然也在这又短又窄的昌福馆街上，再加上师亮随刊社也设在此街宜园内，而街北口出去，又是成都首家经营照相业的有容照相馆，我敢说，20世纪初期，成都思想文化中心就在昌福馆街。

那时我家也是有容照相馆的熟客。家父1924年上北京就读燕京大学，途中卧病武昌，迁延月余，颓然返回成都，留影于有容照相馆，以志遗憾。看那张照片上，形容清瘦，穿着西装，双手拄一根stick，犹能想像当时病得不轻。第二张照片是父母婚后合影。男站女坐，习俗如此。母亲戴扣盆帽，披方围巾，坎肩旗袍，神态安恬，坐姿优美。第三张照片是己巳票友社集体照，横幅长条。原来是一群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啊，或坐或立，或抱臂或跷脚，或笑或肃，或相挽或相携，表情莫不自然潇洒，使人不敢小看这些人的文化底蕴。这张照片摄成两年之后，我才出生。

这一本《老成都·芙蓉秋梦》动笔之前，我曾反复想过：写呢，还是不写。因为写老成都的书已经够多，我都看过，感觉很好。若要胪列起来，至少也有以下七种。

一、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上下册。

二、张邦伸著《锦里新编》上下册。

三、阳正泰主编《天府蜀都》。

四、蒲秀政主编《走近老成都》。

五、曾智中与尤德彦编《李劼人说成都》。

六、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共三册。

七、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老成都系列》共七册。

最末这两套书，《成都掌故》三册可叠11．1公分高，《老成都系列》七册可叠11．5公分高，皆巨著也。后一套书，编得甚好，内容精彩，可读可藏，在下有幸，蒙嘱作序。老实说，以成都为主题，好文章都被他们做完了，好材料都被他们用尽了，好名胜都被他们写烦了，好故事都被他们讲腻了。现在我跑来，一脚插进去，还有立足之地吗?不会踩着别人的脚背吗?这样一想，我只好敬谢不敏，请《老城市系列》编者另请高明了。

编者说：“你举出的那些写老成都的书，我们也看过，但是，你可以写你自己的老成都，和他们不同。”

噫，此话可听!

不是说史学重一般，文学重个别吗?我何不写一写亲身经历的以及见闻的老成都呀?至此爽然一笑，大胆领受任务。这下不会踩着别人的脚背了。呜呼噫嘻，我知之矣。正如阿基米德从澡盆里跳出来喊：“我得到了!”我明白自己该怎样下笔了。

我所谓的“亲身经历的老成都”仅属个人数十年的回忆罢了，时间空间极其狭窄，不过材料富有感性，具象而且生动。而个人“见闻的老成都”时空范围就宽得多了，既有一己眼见耳闻的直接材料，又有从旧书与古籍猎获的间接材料，合拢来也就够丰厚的了。何况编者严束在七万字以下，用不着太丰厚的材料。  写“自己的老成都”，一百个作家可以写一百本书，而不至于相互踩着脚背。这样的一本书，既是个人脚迹的回顾，又是老城市的写照，载文载史，立足两船，亦颇好玩。提高来说，爱一个老城市也就是爱“父母之邦”，“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扩大来说，亦即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必始于爱桑梓。

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写自己的老城市。

又到了写《编后记》的时候。

这几年我与好几位享有盛名的作家如徐城北、林希、叶兆言、贾平凹、陆文夫、马秋芬等进行了很有意义也很愉快的合作，编出了《老北京》、《老西安》、《老苏州》等一批书，并为之一一作了编后记。这次，我又与远在蓉城的诗人、作家流沙河先生合作，编成这本《老成都》。如今书成付梓，写几笔编后记，给这本成之不易的书画一个句号。

在以往这些编后记中，我都凭自己的若干印象勾画出作家们的大致轮廓。今天翻看，惊讶发现，他们名闻天下是共同的，但各自心性、风格却大相径庭，不同的记忆，同样的难忘。

流沙河先生是我最新结识的作家朋友。我每谈及他，总是很自然地要敬称为“著名作家、诗人”，因为我从中学时代就仰慕他的诗名。但他特别来信关照：“文章写他时，顶多称‘成都文人’，勿用别的头衔，最忌‘著名’二字。”读到他信，真的很感动，因为在这俊杰时彦辈出、人心鼓噪、欲望高涨的年代，像这样低调之人，真是不多见。正因为“会少开，面少露，热闹的地方不去挤”是流沙河先生的一贯秉承，所以很多人不知他的形象风采。我要凭自己的印象，用“清癯、儒雅”，“布衣旧履、苍颜华发”，或是“谈吐锋棱而又风趣”来加以描述，还不如读他的“自画像”要好玩得多：“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你看，很到位又饶有兴味，不是?

去年春天，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唐宋元先生的引荐下，我登门拜访流沙河先生，受到了他与夫人吴茂华女士热情的接待。他近年写作不是很多，长篇尤少，却慨然允诺写《老成都》这本大书。我大喜过望，觉得特别难得，也特别感动。

在随后的合作交往中，我甚至日渐不安：一边是出版周期的催逼，一边是七旬老人，日夜伏案握笔写作。一处一地、一人一事、来龙去脉，凡有模糊处，都要翻找资料，查其究竟。写作过程中，锤炼磨砺，反复爬梳，为订正某些文字特地来函就有五六次之多，精神可敬可佩。他夫人吴茂华说自己“旁观沙河先生写作之后，方知什么文思泉涌啦，倚马可待啦，洪才河泻啦，都系夸诞之辞”。此言不假，我了解流沙河先生，以及以往贾平凹、陆文夫、林希、徐城北等先生的著书过程，真是令人感慨良多。我劝功利心重、急待走红之人，不要走写作之路，真的。

结识流沙河先生，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二十出头就被打成右派，从此罹祸二十多年。二十岁至四十岁，这在人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的黄金时代啊，但却是他的蒙尘岁月!很少有人能承受这无可挽回的不幸，但沙河先生挺脊梁承受了。更令我由衷钦佩的是，二十多年自由和机会的缺失，并没有阻挡他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另一件是我在编书时，向他征集一张他母亲的照片准备书中采用，他沉默良久说： “我多次被抄家、扫地出门，我连一张母亲的照片都没能保留到今天。”这使我深深地被震撼。那样的年代里，个性、良知扫地以尽，没有了爱，连最伟大的母爱都被剥夺了。但沙河先生的心里，爱与良知从未泯灭，包括这册《老成都·芙蓉秋梦》，字里行间也总是呼唤着爱、祈盼着良知。这也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此书即将出版之际，除了感谢帮我牵线联络的江苏作家山谷先生和前文提到的四川文艺社唐宋元先生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沙河先生的贤内助吴茂华女士。她也曾担任编辑工作，很善于做好编创之间的协调，尤其在补充征集旧影照片方面，多方奔走、求助，很多的人被她感动，慷慨供图，成果斐然。一篇《寻图记》记录了其中几个情节，附于书后，说明成书不易。徐扬女士也为此书做了图文编配和文字校订工作，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