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中国经济发展脉搏，洞察产业发展趋势，把握持续发展机遇，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潮流中，无论您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您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无论您是观察者、研究者还是实践者，您都能从这里获取：最重要、最前沿、最权威的资讯，启示和智慧。

上篇 三农问题

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3

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16

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机制的启动／26

论农业保护及其替代政策／34

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看中国粮食供求问题／46

论农业经营形式的选择

 ——着重于社区合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58

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

 ——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69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81

趋向公平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96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成功的条件

 ——兼与国有企业改革比较／107

中篇 人口与迁移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119

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133

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性特征／147

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57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173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185

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范式和大人口政策框架／196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201

下篇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217

科学认识转轨中的就业问题／231

市场配置劳动力，政府促进就业／243

论就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优先地位／251

中国劳动政策的改革：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262

市场如何重新配置城乡劳动力资源?／283

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事实和政策涵义／302

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

农业发展政策是对适应特定经济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有关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宏观调控手段和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对每一组内生形成的制度结构来说，制度适应性是制度安排的重要涵义之一。农业发展政策各个组成部分改革的不配套性，必然导致农业发展中的矛盾。理解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适应性，并由此在市场经济新的支点上选择一种内在统一的农业发展政策，是本文讨论的中心。

一传统农业发展政策及其控制原理

我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政策是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与当时资本稀缺状况的矛盾，一是重工业发展要求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与当时要素市场十分不发达状况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对矛盾，实际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除了形成一套以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之外，还要建立一种能够不依赖市场机制的资源分配体制和直接的积累渠道。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宏观政策环境，是为了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其中，低工资政策又需要以农产品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低价供给为条件。传统的农业发展政策便以此为逻辑起点而逐渐形成。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为了以低价掌握必要的农副产品以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需要，实行了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下，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和定价都是由国家垄断的。然而，此时还不能确保农民能够完全按照政府所要求的品种和数量生产农产品，也不能保证农民将其生产要素完全有效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因此就要求有更深入的制度安排，以切断生产要素的流出渠道，并可以直接贯彻国家的计划。适应这种制度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农业中劳动、资本和土地被集中起来统一使用，根据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生产出的产品及其价值，按照国家征购、集体积累、社员劳动报酬这样的顺序进行分配。在该制度下，由于农业生产要素受到制度约束不能自由转移，其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报酬虽然被压到了均衡水平之下，但只要仍然为正数或大于机会成本，要素的供给量就不会发生变化，一定的农产品生产及供给就可以得到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统购统销制度与人民公社体制在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相应政策环境条件下的内在统一性。

统一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下的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构成了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制度结构。这种农业发展政策不仅解决了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问题，也提供了一种强制性地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积累的方式。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是要用低于均衡水平的价格收购农产品，而达到这一点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实行农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数量控制。图1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低价数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我们假定，图1中P0和Q0分别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农产品价格和数量。在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政策的情形下，收购价格被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如图中的P0，在这种价格水平之下，农民所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和社会需求量就产生差别，如图中Q2Q1。由于政府的责任是保证工业化所必需的农产品供给，所以需要借助于直接计划的办法对农产品生产实行数量控制。假设政府设定的数量控制目标为OQ1，则意味着政府强制性地认定农业生产者的边际成本(供给)曲线为S1，而不承认实际的边际成本曲线S0。用这种数量控制手段，国家实现了以低价收购既定数量农产品的政策目标，却给生产者带来了福利损失。

这个损失量就是农民根据实际的边际生产成本所不愿生产，而在政策强制下不得不在国家认定的边际成本水平上生产的两种福利效果之间的差额，表现为图中三角形E0E1L0的面积。这就是传统农业发展政策的福利效果。此外，图l还显示出另一个性质。我们给出两对斜率不同的边际生产成本曲线，分别为S0，1和S1．1以及S0．0和S1.0。在较陡的一对曲线S0.1和S1.1产生差别的情况下，生产者的福利损失为较大的三角形E0E1L1；在较平缓的一对曲线S0.0和S1.0产生差别的情况下，生产者的福利损失为较小的三角形E0E1L0。这一性质的现实含义为：生产者生产一定产品的追加成本越高，在低价收购和数量控制的制度安排下的福利损失就越大。P3-5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经成立六年多了，为了向社会各界传播论坛成员的重要成果，论坛的组织者决定出版一套丛书，为愿意出版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成员提供服务。大家推荐我为这套丛书写序。能享有这种殊荣，我感到非常高兴。说明每一位论坛成员的学术背景和每一本书的详细内容，不是我在这里想做的，坦率地说，我也不具备这种资格和能力。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50人论坛是怎么成立的，有什么特点，这六年主要进行了哪些领域的讨论和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介绍，使读者对这套丛书的背景有一个总体了解。

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并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了一个非正式论坛。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当然，实际参加人数并不受50个人的限制。不久，论坛就成立了，被先后邀请参加论坛的学者有：蔡肪、曹远征、陈东琪、陈锡文、j董辅扔i、樊纲、范恒山、郭树清、海闻、贺力平、胡鞍钢、李剑阁、李晓西、李扬、梁优彩、林毅夫、刘鹤、刘世锦、刘伟、楼继伟、龙永图、马建堂、茅于轼、邱晓华、盛洪、石小敏、宋国青、宋晓梧、汤敏、汪同三、王建、魏杰、温铁军、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肖捷、谢多、谢平、许善达、杨伟民、易纲、余永定、张曙光、张维迎、张祥、郑新立、周其仁、周小川等。  经过六年的努力，50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政府主要综合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常倾听论坛的意见，或者委托论坛展开讨论。不少领导也以不同方式，认真听取50人论坛对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

从50人论坛的学者名单中不难发现，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是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知名度、被新闻媒体追逐的学者，也是一批极有个性和创见的学者。读者可能要问，什么样的力量能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持续发展?中国各种各样的论坛很多，相当多的论坛具有自发性，但经过很短的繁荣期之后，往往就消失了。为什么50人论坛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的体会是，起支撑作用的有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超前性研究的学术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支撑论坛存在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学的需求导向原理。每个成员都需要进行学术交流，都需要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讨论和辩论又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论坛恰恰可以满足这种学术需要。第二个是讲真话的学术作风。在讨论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和讲真话，论坛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和内外有别的要求，力求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第三个是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论坛的成员有的是职业学者，有的是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论坛内部大家一律平等，发言的时间和顺序与本人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能参加某次讨论的学者要请假，没有特殊性和特权。这种空气反映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正是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下，大家可以自由讨论问题。记得在2003年5月，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成员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当时，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我没有详细考证过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起码近几年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论坛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论坛成立的六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和前沿问题，论坛展开了多次讨论。根据档案记录，各种类型的内部专题研讨会召开了25次，公开的讨论有80多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主题鲜明、规模较大的论坛年会。在众多的讨论中，使大家兴奋的题目实际上有六个领域。我很难用较短的篇幅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楚，实际上，即便有充足的篇幅，我也难以讲清楚。在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使论坛成员们兴奋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六年多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客观性不容置疑，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这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使论坛成员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周期阶段发生变化是哪些主要力量推动的；哪些因素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如何区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的不同影响；周期的下一个拐点可能什么时候出现；怎样预测新周期阶段的特征；需要警觉哪些主要风险，等等。

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路径选择。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函数，这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土地、水和社会制度约束，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完全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路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中国怎样以更开放的方式形成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怎样避免简单追随刘易斯模式，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在消除区域增长的差别上，怎样在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点，等等。

三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中国渐进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略制高点是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准确定位。对政府改革来说，怎样形成基本的动力机制推动这项改革，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治理框架，怎样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方面，怎样打破垄断和分割的利益格局制约，怎样纠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竞争不充分所引起的市场机制失灵，怎样创造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制度条件，等等。

四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角色。在不知不觉之间，中国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巨大的国内市场、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全球的瞩目。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中国的汇率和利率变化也引起从未有过的国际关注。未来怎样界定中国经济扮演的国际角色；怎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解决重要资源的供给问题；国内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怎样适应已经进入全球分工领域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等等。

五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六年来，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兼顾收入分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怎样壮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怎样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不断深入。大家正在和继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处于人均1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大国，解决社会问题的基调和社会管理机制如何界定；用什么样的矛盾缓冲机制克服凸显的社会矛盾，最终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等等。

已经讨论和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鲜明地勾画出近六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脉络。如果抓住这六个基本线索，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当然，围绕这些问题的实践和学术研究还在继续，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观点也有相当多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这些线索和讨论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这个简短序言结束之前，我还想强调一下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记得在2000年6月份，国内舆论普遍关注国有企业改革。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推动政府改革是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是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前提。论坛决定，在古城西安讨论新形势下如何推动政府改革。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不无感慨地说，西安是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古都，当时的中央政府就在这里。2000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政府对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改革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继续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50人论坛成员的著作，是他们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得益于大家的相互交流。我由衷地希望，这些著作能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变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刘鹤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