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伊拉克战争使托尼·布莱尔展现了多重身份特征。他既具有19世纪领袖决心从善的良知，又是严峻的实用主义者；他既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虔诚隐者，又是实施低调政治艺术的领导者；他既是斗士般的政治家，又是热爱家庭的丈夫和父亲；他既天生就是广阔舞台上的演员，又是以一位苏格兰哲学家的思想为道德罗盘的传教士。他转变了工党，并借此改写了英国政治规则。但就整个外部世界来看，2001年9·11事件后他所论及的万花筒依然在旋转，其中的碎片依然在涌动。他向世界展示了一位自称不负良知、行正确主事的政治家，一位勇敢无畏的领导者。关键在于历史会选择他的哪一种身份。

本书对这位富有领袖魅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家作了完整又丰富的记录，可作为全世界读者了解这位英国领导人的理想读本。

2003年春，在入侵伊拉克过程中，乔治·W.布什特别感谢了这位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过程中一直坚定支持他的领导人：“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对托尼·布莱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了解了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我们为有他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

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闪有争议的战争确实是一个了解这位欧洲卓越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和个性的体会。现在，在《托尼·布莱尔——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一书中，记者菲利普·斯蒂芬斯提供了这位富有领袖魅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家完整又丰富的记录。

菲利普·斯蒂芬斯——已经追随莱尔的职业生涯二十多年，并与他进行过多次会面和采访(包括为这本书的一次特别专访)——追溯了首相不寻常的经历：从他的中产阶级成长经历到在牛津找到自己的信仰，一直到面对几乎无法战胜的保守党，他带领工党重新夺回执政党地位。勇气和信仰，加上无情的政治手段（部分是向比尔·林顿学来的）成就了布莱尔，他改变了自己国家的政治，为21世纪的世界设计了一个新的国际主义形式。在英国，通过重新定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来看，他的信仰政治促使他参与到北爱尔兰，科索活和中东的行动中。斯蒂芬期展现了对布莱公正的评价，包括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缺点——不管是他对民意测验的过分依赖还是有时对自己说服力的过分自信——并且记述了围绕根据情报部门情报令英国加入伊拉克战争的激烈争议。

《托尼·布莱尔——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轶闻和洞察力，是美国读者了解这位比尔·克林顿的亲密政治伙伴和乔治·W.布会的忠态盟友的理想读本。

导言

尖塔和塔尖

信仰与家庭

局外人

新民主义者，新工党

一个新国家

世界舞台

寻找第三条道路

创造和平

发动战争

事件

交友

正确的事

结语

政治科的学生要回顾历史找到一位同样以坚定的精神信仰为基础的唐宁街10号的主人并非易事。一个世纪以前组阁的自由党党首威廉·格莱斯顿是最后一位将道义放在政治中心的首相。格莱斯顿也曾将圣经当作枕边书。20世纪早期中间派的自由党被迫退出了英国政治的中心，它是更左派的工党崛起的受害者。但是布莱尔更愿意将自己归属于这些自由党人而不是过去的工党领袖。他在格莱斯顿的首相生涯中寻找着自己政治历程的影像。21世纪之初昭示英国外交政策的干涉主义有着19世纪80年代格莱斯顿道义干涉主义的回音。与他在维克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前任不同的是，布莱尔没有走在伦敦街头怀抱拯救灵魂的希望与妓女们谈话。但是朋友们的确看出他力图与前任首相呼应的热切希望。有朋友说：“他身上确实有19世纪的遗风。这是他的一部分，这让他将政治信仰、道德观念和公共服务联系到了一起。”

布莱尔的基督信仰并不是他童年生活的产物。然而他的妻子切丽却是来自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她上的学校里祈祷是贯穿学习生活始终的，而宗教在布莱尔的早年生活中的影响并不明显。黑兹尔有时会在星期天的早上带孩子们去教堂，在学校也有唱赞美诗等宗教活动。但这些在他的童年生活中都是偶然的事件并不能构成生活的中心。里奥是个不可知论者，在他的妻子死后他变成了一位无神论者。托尼真正与宗教结缘是他进入牛津以后。

对于那些每晚参加世界形势辩论的年轻大学生来说，彼特·汤普森绝对是个激动人心的人物。这位澳大利亚的高级教士是神学系的老学生了，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是他的思想年轻又开明。布莱尔的一位同辈人记得他反对牧师的阴沉形象：“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的头脑中充满了问题，他还特别有趣。”未来的首相和他的朋友们分享了汤普森许多的红酒和雪茄。他网球打得很好；布莱尔勉强能够和他打个平手。他的幽默感是那种喧闹型的。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是与圣约翰中飘着圣香香气的经典国教教义相左的——个学生还记得他在学校礼拜堂里发表了一次言辞激烈的布道词后就从讲道坛上消失了。但是对于这些将以成人身份进入世界的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的年轻学生来说，他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苏格兰的广播员和作家詹姆斯·诺蒂讲述了这位尊敬的汤普森的不恭的幽默感。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在60年代的澳大利亚求学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这位澳大利亚牧师结识了。二十多年后当汤普森被皇室成员邀请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时，他被要求谈谈查尔斯有哪些进步。这位未来的国君是一个“好家伙”，牧师这样说道。但是遗憾的是每次公开露面时，这位王储看起来总像是“屁股里面塞了个胡萝卜。”随之而来的是一段长长的王室的沉默。

        P16-P17

2003年3月18日，英国议会下院里群情激愤。这个立法机构里的绿皮长凳上坐满了人。托尼·布莱尔准备让英国参加乔治·W.布什发动的对伊战争。几个星期前首相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这让他感到惶惑、疲倦和沮丧，但是他已经决定要这么做。然而英国民众的情绪却是反对牺牲战士的性命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统治。在他偏左的工党内部，人们对于白宫共和党总统的强烈反感与对战争合理性的怀疑交织在了一起。即使在英国军队已集结在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地带时，布莱尔所面对的依然是曾经的支持者对他日益加深的反抗情绪。布莱尔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前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已经辞职了。其他部长也准备辞职。许多工党议员打算要对自己的政府投反对票。除威斯敏斯特之外，曾经和欧洲重要盟友的友好关系也都土崩瓦解。

布莱尔无动于衷。用他重复多次的话来说，结束萨达姆对于国际社会的对抗是“正确的事”。这就是他的决定，他告诉内阁的幕僚们，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政府官员已经准备了应急预案，惟恐点票后他被迫辞职。在3月投票日的早上，首相充满信心将会获得多数票的支持，因为反对党保守党曾经支持过推翻巴格达政权的战争。但是，他面临的危险却是一半以上的自己的支持者都将倒戈。这种情况下，他将难保首相之位。英国和世界对这位领导人可能还不够熟悉。布莱尔已经扭转了工党的命运，并多次证明自已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这就是信心政治。

他要失去所有。六年前，就在他44岁生日的前几天，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成为了自19世纪早期的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三年后，他成为150年来第一位在唐宁街10号做父亲的首相。2001年6月他在大选中再次以多数票获胜，这几乎确保了他成为英国历史上任首相时间最长的工党领袖。除此以外，他还改变了英国政坛的面貌，将工党从荒芜的社会主义左翼带进了富饶的中间地带，并改头换面成为“新工党”。他一方面借鉴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人的政见及竞选技巧，一方面摒除旧意识形态中的左派、右派之分。他认为这种区分属于柏林墙倒塌前的那个时代。他信奉进步政治的观点，废除了神圣的社会主义信条，就是这些信条束缚了工党，使它近二十年无缘组阁。多数政治家都是以传统政治立场为出发点的，但布莱尔却从他的基督信仰中吸取价值观作为理论出发点。他所尊崇的政治英雄是19世纪统治英国的中间自由党的领导者，而不是他现在所领导的工党运动的权贵们。他是保守党律师的儿子，接受过高等私人教育，因此他总是与自己的党有些距离。让他的许多同僚们感到不舒服的是，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位民族领袖，不代表哪个党，虽然他成功地将主宰英国政坛数十年的保守党赶下了台。但是，随着英国部队进驻到科威特的“启动线”，所有这一切都变得岌岌可危了。

在关键辩论之前的日子里，首相的姿态一直是坚持要求对萨达姆采取强制行动令其遵守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通过的联合国决议。他的讲话和访谈在国外引起共鸣。9·11恐怖主义袭击后他和乔治·W.布什建立的紧密关系成为了西方反对新威胁的支点，这种对国家安全的新威胁来自所谓的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长。但是首相和总统的这种关系本身充满了困惑和矛盾。布莱尔是中间偏左派，他仍然认为比尔·克林顿是他最亲近的政治盟友和伙伴。首相曾经说过克林顿是他曾见过的最出色的政治家——这一评价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布什是得克萨斯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欧洲中间偏左派的领导人都很蔑视他而且有时很讨厌他。整个伊拉克危机期间，布莱尔都征求克林顿的个人意见。最近，在下院投票的那个早上，克林顿也被召集来帮助他的老友。这位前总统在写给《卫报》这份工党议员常读的报纸中敦促大家要支持他们的领袖。“相信托尼的判断”这是标题所宣扬的。3月的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好像布什、布莱尔和克林顿是并肩站在一起的。

首相对于他与布什的关系从来不觉有丝毫歉意，他的想法是为了国家重要的战略利益，不管白宫的主人是谁，他都要和华盛顿搞好关系。他把英国的角色看作是一个“中枢”力量，他是1945年以后维持和平的欧洲与美国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枢纽。他与美国总统有着同样的对21世纪安全新威胁的担心——这方面他比其他欧洲领导人更甚一层。2001年9月11日在恐怖主义袭击中轰然倒塌的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塔暴露了极度危险的威胁，这种威胁只有军事行动才能予以清除。而对抗这种威胁美国和欧洲必须站在一起。首相总是说纽约的袭击已经“改变了美国的心理”，尽管“它应该改变整个世界的心理”。虽然冷战的结束使得大西洋联盟在一段时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布莱尔相信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萨达姆的挑衅以及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失败国家和问题国家使得重建这种联盟变得很有必要。与共和党总统交好是性情所致也是现实政治问题。尽管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创造了中间偏左派的“第三条道路”的运动，但布莱尔绝不是一个部落首领。在欧洲他和西班牙的中间偏右派的首相何赛·玛丽亚·阿斯纳尔更为密切，而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利奥内尔·若斯潘却很难达成一致。

但是托尼·布莱尔的对伊战争在很多方面是与乔治·W.布什的战争相左的。除了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势力这一共同目标，华盛顿和伦敦似乎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设计。美国政府的动机好像是驱除反对的敌人——向世界显示美国将会动用所有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美国要重申自己的首要地位，要扮演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角色。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和五角大楼的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完全不屑于在唐宁街讨论美欧合作的军事秩序。布莱尔要的正是建立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尽管他自然地倾向于大西洋主义，但他却是个多边主义者——他坚信西方世界的安全依赖于有效的国际合作。他分析认为9·11事件是一场悲剧，它说明了现代世界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即使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独自面对来自国外的安全威胁。布莱尔同样相信“民族建设”，相信西方世界创造和保卫和平甚至在必要的时刻发动战争的责任。在这方面他与保罗·沃尔夫威兹这样的美国新保守派有着相同的认识，但与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者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支持布什总统对伊战争的要求是美国给予联合国最后一次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机会。每次与总统会面他都要求的第二个保证是美国须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他无数次对布什说只有中东地区达成一个长久和平的协定，才能真正避免恐怖主义。

托尼·布莱尔出任首相的早期就显示出这样的对外政策。他的对外政策根植于19世纪英国自由党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所宣扬的干涉主义。和这位著名的先驱一样，他不能接受所谓的战略原则，即除非自身的国家利益濒临险境，否则政府不可以干预世界事务中的专制和不公正现象。他的政治思想一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义——都告诉他文明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与国门之外的苦难作斗争；长远来看，这样的干涉实际上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布莱尔就已经公开坚持采取军事行动来完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的专制统治，并且他还派兵前往西非国家塞拉里昂结束内战。1999年春天，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他阐述了一项新的“国际社会准则”。他宣称专制者决不可再以联合国宪章为掩护寻求对自己民族的压迫。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是“一场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而不是领土争端基础上的正义战争”。但是这也是事关国家利益的战争：“如果我们让一个邪恶的暴君无所顾忌地横行霸道，我们以后就注定要流更多的血、耗费更多的财物来阻止他。”

尽管托尼·布莱尔有这样的理想主义，但他却拥有这一职业所带有的缺陷。没有人批评过他缺乏个人野心。而且，尽管在政治上他更喜欢交友而不是树敌，他却从来没有缺乏过政治家登上政治顶峰所必须具备的冷酷无情。布莱尔内阁中的一位朋友兼崇拜者说：“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冷酷无情的领导者。做残酷的事情时他从不多愁善感。”政治信息中充满基督信仰的道德高调与布莱尔用以赢得和保持权力的低调政见经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对外政策上的坚定经常与处理国内事务上的胆怯和犹豫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反对党领袖时，布莱尔打碎了对于英国战后政治的推测，以他的形象重塑工党。他将自己置于保守党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工党极左派领导人之间。他说老左派强调社会权利而排除个人义务，而撒切尔主义强调个人经济权利却排除社会责任。新工党将权利和义务合二为一。但是有时布莱尔对内政策的主要目的看起来更像是仅仅为了赢得大选。最初他总是受到从比尔。克林顿政府引入的焦点小组和民意测验的限制。他有着过人的政治技巧，他是英国政界讲话最流利最有说服力的交流者，但是他在掌控笨重的国家机器方面的能力却与此不相匹配。而他雄辩的天赋是建立在坚定的自我信念基础上的。在北爱尔兰，当长达六年的耐心的和平努力化作一场针对英国国家的暴力冲突时，布莱尔展现了他的天才，说服了不理智的人民做出理智的事情来，取得了出色的结果。还有的时候，他似乎认为煽动人心的雄辩能力可以将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不只一次地认识到远见并不能替代在位者所要做出的艰难选择。

尽管有这样的缺陷，9·11事件及伊拉克冲突后的事态发展使大家看到了一个与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托尼·布莱尔。有才能的演员与有信念的政治家结合到了一起。在美国遭受袭击后的几个月，他行程数万英里，会见了数十位世界领导人，用自己的雄辩才能去争取一个联盟，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不管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用的最好方法是对是错，他的方式是有着原则根基的，也是用勇气来执行的。这是个人的分水岭，也是政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告诉英国也告诉世界这位首相是一位什么样的政治家，他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对于他为何加入对伊战争有很多解释，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现实政治是首要的原因。而且毫无疑问战略利益问题也起了关键作用。但是推动布莱尔冒险走向战争的是一种信念，即消除萨达姆·侯赛因世界会变得更好。如果这种摩尼教的观点甚至让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感到不安，那么这种愿意赌上一切的做法更使他迥异于其他领导者——他在政治上愿意去改变。他对于这种冒险会毁了他政治生涯的看法充满乐观，因为他觉得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不能做他认为正确的事，那么坐这个位子没有任何意义。讽刺的是，对伊战争之后人们对于萨达姆是否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了狂热的争论，而布莱尔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以另一种思维去发动这场战争的。对他来说，消灭一个危险的残暴的独裁者是一个紧迫的道德事业，其紧迫性不亚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莱尔的基督信仰要求思想开明，能够容忍人类的弱点并尊重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信仰。但是基督教一以及他从基督教中得出的世界是由相互依赖的个人和团体所组成的观点——激活并渗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

托尼·布莱尔对于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袭击所做出的反应，使这位本已在国内受欢迎又蜚声欧洲的政治家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一名领导人物。他对乔治·W.布什的支持包括先反对恐怖主义继而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统治，这种支持使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超过了多数战后英国首相。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美国人中获得的承认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可以证明，在使英国成为美国坚强盟友这件事上，布莱尔甚至比“铁娘子”做的还多。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却严重地削弱了他在国内的声望和支持率。

首相在2003年3月18日赢得了战争投票的胜利。尽管有139名，或者说三分之一的工党下院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布莱尔还是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党内人士的支持。10天后，当英美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会面的时候，乔治·W.布什给出了现在已非常著名的颂词：“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对托尼。布莱尔有了更深的了解，”总统说，“我们了解了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我们为有他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和平要比战争带来的问题更多。

几个月后，在8月初，布莱尔成功连任，这使得他的政府成为工党历史上当政时间最长的政府。虽然英国现在有了一位改变了英国政坛气候，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出色领导人的首相，但大众的心里却并不是充满感激的。对伊战争结束了但是却留下了一个血腥又混乱的局面。战争后数月寻找不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大众产生了对布莱尔的信任危机。同样，公众对于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夸大伊拉克领导的威胁充满了争议。在坚定的表示要与美国并肩战斗的时候，布莱尔强调最多的是即将面临的危险。2003年夏天，针对著名武器专家自杀的公众调查揭示了作为战争理由的情报报告存在问题，布莱尔政府曾有意夸大这种潜在的威胁。许多人质疑布莱尔，认为他为了与华盛顿保持“特殊关系”而忽略其他判断。也许，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被选举出局时所认识到的那样：英国首相的命运就是在国外受爱戴，在国内却遭怀疑。当他在2003年7月底接受采访回顾这一切时，托尼·布莱尔身体里的那种19世纪传道士的声音如当初一样清晰：推翻萨达姆是“一件正确的事”。

我第一次见到托尼·布莱尔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是工党的财政发言人助理，我是《金融时报》的经济记者。接着，我从一名报纸的政治版编辑成为了一名专栏作家，又成为联合王国的编辑。我在无数场合与他交谈过，也采访过他，看着也记录着这位年轻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的崛起，从他最初成为工党领袖，继而当选英国首相，最终决意对英国以外的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许多次会面的记录都以采访稿的形式发表在了《金融时报》上；还有一些成为了报纸专栏的素材。写这部传记，我使用了很多与他交谈的内容，也包括了许多与他的朋友、政治盟友和助手以及他的政治对手的对话。2003年7月底，布莱尔特别答应为这本书接受了一次长长的公开发表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坦率地谈到他的政治生活所受的早期影响，他对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以及对伊战争的看法。

托尼·布莱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英国国内和国外的成就证明他并非年轻和经验不足。他是一名为了信念愿意冒险的领袖。但这是一部传记而不是圣徒传。布莱尔的崇拜者们经常为他采取的无情的政治手段感到遗憾，这种不犯规又不光明的手段总是与他宣扬的信念同时存在；布莱尔的批评家们又总是被他为追求公众称赞而推出的原则所解除武装，消除敌意。我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肖像，由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