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研究。但不仅仅在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出现在这一时代的作品，而且把着眼点放在德国问题本身上。既有丰富、翔实的史料，也有精辟、深刻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希特勒背后的东西，认识那片养育了种族主义和希特勒的土壤是什么性质、有什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也是时代、环境、社会的产物，甚至也可以说是某种德国文化传统的产物。鉴于目前中国国内对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此书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肯定是新鲜且发人深省的。

如果单纯地看文学成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文学或许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没有几部能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经典，反而有大量法西斯文学的垃圾充斥其问。然而这一阶段的文学毕竟是一种由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造成的特殊形态的文学，值得学者、专家予以关注。里奇教授的《纳粹德国文学史》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专著之一。书中既有丰富、翔实的史料，也有精辟、深刻的分析。鉴于目前中国国内对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此书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肯定是新鲜且发人深省的。

引言

译序

第一部分 沉睡的德国

(1914—1933年)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中的秘密德国

第二章 国民性格

第三章 “我一听到‘文化’就要掏枪”

 第二部分 德国境内的德国文学

(1933—1945年)

第四章 行动起来的德国

第五章 第三帝国的小说和戏剧

第六章 “国内流亡派”文学

第七章 抵抗派的文学创作

 第三部分 德国境外的德国文学

(1933—1945年)

第八章 西班牙内战中的德国文学

第九章 流亡文学(上)

第十章 流亡文学(下)

第十一章 流亡作家的戏剧创作

第十二章 流亡作家的诗歌创作

第四部分 一九四五年之后

第十三章 流亡归来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魏玛共和国中的秘密德国

要讨论第三帝国，就要记住帝国(Reich)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概念。希特勒和国社党利用并歪曲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历史很长。“三”是个有魔力的数字。它把权力、文化和幸福联合起来。这个第三帝国的人民会成为主宰种族，将把此前各帝国的文化、精神和物质的财富全部继承下来；“第三”能化解一切分歧，可保江山千年不堕，黄金时代注定出现。中世纪的日耳曼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其疆域像罗马帝国一样覆盖了欧洲的大片土地。它把日耳曼人的统治和日耳曼人的法律带到了广大地区。在第一帝国统治的漫长岁月里，许多政治缺陷日渐严重。但在第一帝国垮台后，这些缺陷逐渐被忘却，人们只记住了日耳曼人的统一和伟大。“帝国”一词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路德圣经”(LutherBible)有一个句子就用了这个词。这个句子是：“你的帝国来了。”(‘Dein Reictl Komme’)。第一帝国光荣神圣。它建立于公元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秉受神旨，加冕奥托一世(Otto I)，把罗马皇帝称号加给德国国王。这个第一帝国一直延续到1806年。到这时候，它正如伏尔泰说的那样，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帝国的威风，称不上是帝国。第一帝国的覆灭造成了真空，留下的只是一个面积大小不等、政治面貌各异的各日耳曼邦国互相攻伐的乱摊子。1806年以后“日耳曼问题”的核心是，如果第二帝国形成，这些邦国在疆界、政治和精神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前途。有几个邦国于1815年结成了“日耳曼联盟”(German Confederation)。在十九世纪，争取更大范围统一的努力一直未停止。梅特涅的奥地利远比普鲁士强大。当1848年革命到来时，反动力量几乎化作齑粉。但混乱中并未出现一个民主、统一的德国。俾斯麦于1871年建立起第二日耳曼帝国，是有意用“小日耳曼”来解决问题。第二帝国不仅排除了奥地利，也排除了其他许多地区。1918年第二帝国垮台，随之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没能让任何人满意。联邦形式的德国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宣布其正式国号为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国社党政权都采用了这个国号。第二帝国是非正式名称，1939年以后实际已被禁用。

第三帝国的观念不仅把政治含义和宗教含义结合起来，而且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有着深厚的传统。希特勒直接利用了这一点。早在十三世纪，牧师乔希姆·德·弗洛里斯(Joactaim de Floris)就出于对至善至美的未来的渴望，预言过第三帝国的出现。这个预言徘徊不去。雅可布·波海姆(Jokob BOtlme)的关于“新黎明”的寓言《奥洛拉》又赋予了这个预言以更诗意的形式。赫尔德(Herder)的《玛兰·亚莎或主来了》也阐扬了这一主题。此书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千年至福”说(chiliasm)的信仰在德国流传开来。歌德的《玛呈》(Marchen)就表现出赫尔德的影响和对“千年至福”说的种种信仰。此书甚至被卡莱尔(Carlyle)揭示为新世界王国的先声。莱辛也发挥了赫尔德的第三帝国的理想。康德、费希特和席勒则从哲学方面拓展了这一概念。追随这股思潮的整个浪漫主义一代人似乎都充满了对黄金时代的渴望。他们把中世纪帝国当作统一、和谐的化身来回忆，因此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这种文学上的怀旧倾向在诺瓦利斯(Novalis)的神秘历史传奇《海因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一类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荷尔德林(Ho1derlin)也变成了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宠儿，这不仅是因为他作品中的的日耳曼主题，也因为他对第三帝国的强调，这种强调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基督教义与异教思想综合起来。黑格尔和谢林(Schelling)也发展了第三帝国的观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德国青年”(Y01．mg Germans)成了第三帝国哲学思想的信徒。整个十九世纪，所有文学思想学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甚至社会主义派，都对这个概念着了迷。

如同当年的神秘主义者等待神的王国降临大地，现在以让·保罗(Jean Paul)为先导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在等待一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控制世界；一切苦难和罪孽都将结束。社会主义不过是“千年至福”说的世俗形式。

希特勒所许诺的社会主义也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至于一切苦难和罪孽是否会随着他的第三帝国的创建而结束则是另一回事。

国社党人喜欢将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德特(ErnstMoritz Arndt)视为自己的精神祖师爷。这位诗人为日耳曼帝国的范围问题提供了一个语言学的答案。对于“德国人的祖国在哪里”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只要帝国尚未变成现实，这种想法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就始终是一个强烈的诱惑。希特勒则把这种想法化成了领土要求。到此为止探讨过的“帝国”一词的所有含义在希特勒之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一直得到广泛传播。理查德·塞缪尔概括了这个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义。……P3-5

J·M·里奇教授是英语学界德国文化研究的翘楚和权威，曾担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德语系主任，获得过阿伯丁古苏格兰大学的里特博士奖和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功勋勋章，现在虽然已从教学一线退了下来，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仍很活跃，担任伦敦大学德奥流亡研究中心主席等职。里奇先生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德国的巴洛克艺术到纳粹德国文学均有涉猎，均有建树，成果斐然。这本《纳粹德国文学史》是他1983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

虽然里奇先生在原书序言中谦虚地指出，在他之前，已有多位学者在纳粹德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但就译者所知，在英语学界，以专著的形式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作出全面、系统、完整的研究，这本《纳粹德国文学史》是最早的一本，也是极有影响的一本。

书中的内容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都是陌生、新奇且发人深省的，不过我读此书时印象最深刻、最受启发的还是里奇先生对纳粹文学的态度。纳粹作为一股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思潮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也不可能翻案，但里奇先生并没有因此就对纳粹文学采取一种嗤之以鼻的轻蔑态度，将其仅仅视为宣扬种族主义、为纳粹意识形态服务的垃圾宣传品，而这种态度往往是一般人在触及纳粹文学时自然而产生的第一反应。里奇先生在书中反复提醒读者，不要被这种先人为主的成见蒙蔽；不要忘记，在国社党上台前后，纳粹的种族主义曾经是千百万德国人的真诚信仰，也是许许多多的德国作家希望通过作品传达出来的真实感受。在本书序言中，作者指出：“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肯严肃地看待这一时代的信仰，并且认为这种文学中也有某种理想主义在起作用，或认为有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抵制臆想中的现代社会的腐败和堕落，重新确立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我在本书中试图证明的就是这种看法。”“面对这样的恐怖，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全部受到污染也就不足为奇了。纳粹文学自然脱不了‘血与土’文学的臭气，这方面，没有人认为这种文学还遗留下什么被丢弃、被遗忘的杰作。但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单凭这类文学作品不久前还是千百万人狂热阅读的东西，也需要加以研究。”在第五章，作者又指出：“‘血与土’文学得到了广泛的开始利用，其影响几乎遍及各个方面。只有高层人物才能对这种文学的过分膨胀实施一些控制。揶揄这类小说自然很容易，但这样可能会忽视它们可能具有的吸引力和它们的意图。”这是一种合理的科学态度。只有用这种态度对待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寻绎出隐含其中的深刻的教训。

学者们在研究德国这场空前灾难的根源时，多把注意力放在魔首希特勒个人思想、性格、气质、心理上，但希特勒的个性无论怎样独特，他毕竟不是从天外降临人间的魔鬼，而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的那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恶之华。这本《纳粹德国文学史》恰好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希特勒背后的东西，认识那片养育了种族主义和希特勒的土壤是什么性质、有什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也是时代、环境、社会的产物，甚至也可以说是某种德国文化传统的产物。

日耳曼民族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把她为人类文明贡献出的那些灿若星辰的文化巨人、科学巨人的名字一一列举，只想提一下我在读书时读到过的有关这个民族的两件小事。一件是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讲到的：二战后期，季先生居住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市的市政府因燃料极为短缺，特批准市民可以上山伐木。但这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砍伐。政府要先派人上山勘验一遍，在可以砍伐的树木上作出标记，市民只能砍伐那些有标记的树木。另一件事是赵鑫珊先生在《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提到的：二战结束后，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几乎没有发现贪污事件。

管中窥豹，日耳曼人的素质和修养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却把整个欧洲——包括她自己——拖进了空前的浩劫之中，成了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令人想到“盗亦有道”的古老说法。他们的“小善”似乎就是为“大恶”服务的。他们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却在处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人类的关系时铸成大错。我们自然不能因为他们犯下的“大恶”而否定“严谨”、“自律”、“廉洁”等品质，但也应当由此看出，品质、素养的高下绝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奴役或臣服其他民族的理由。说到底，对民族发展方向的把握也同样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素质。对此，德国著名的民主主义作家孚希特万格早已有清醒的认识：“这个民族是一个好民族。它有英雄气概，创造了最了不起的成就。它精力充沛、勤劳刻苦。但这个民族的文明太年轻了!要利用它那永不衰竭、却缺乏批判态度的理想主义，煽惑它那返祖性的冲动和充满原始性的欲望并不困难，因此他们便鲁莽行事：这便是事情的缘由。”

日耳曼人似乎特别热衷于追求纯粹与绝对。从歌德笔下的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浮士德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的“超人”，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抽象地看，我们不能说这种传统本身有什么不对；我们甚至应该说这是一种应该发扬的宝贵的文化传统。然而，如果为了实现这种只可能存在于观念世界中的纯粹与绝对，不惜蔑视、否定、毁弃含有杂质、缺陷的现实世界，那就跨过了合理的界限，走向谬误和灾难了。赵鑫珊先生在《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希特勒疯狂追求权利的动机，既不是为名、为利，也不是为色，而是为了“寻找一个世界观的满足。”这也是现代独裁者与旧时代的专制君主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大屠杀之间的一个主要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侵略者的兽性在战争环境中摆脱掉束缚后的大爆发、大宣泄；而后者则是将这种兽性转化成某种观念，再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用理性的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如同实施一项工程的建设方案。日耳曼人似乎不会理解和认同“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一类的古训。马斯洛的人类需要五层次说其实是不完整的。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之上，还应该有第六个层次的需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需要。

纳粹德国文学并非清一色全是纳粹文学。其中还包括非纳粹文学和反纳粹文学。它们显示出“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尤其是抵抗派的文学创作和流亡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是表明德国人良知犹存。他们在当时属于极少数，身处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用手里的笔作着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抗争。许多人为此被捕入狱、慷慨赴死，为德国文学史留下了血染的一页。与这种牺牲同样令人动容的是许多流亡作家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因这种爱而产生的精神苦闷。纳粹刚上台的时候，颠沛流离的作家们还寄希望于德国人民会认清希特勒政权的本质，起来推翻这独裁统治。然而他们失望了。现实离他们的愿望愈来愈远，法西斯的统治愈来愈巩固，笼罩着祖国的黑暗愈来愈浓重。他们深深地陷入了苦闷之中，对德国人的民族性，对德国未来的命运都产生了怀疑，斯蒂芬·茨威格、E·托勒等作家还因不堪忍受绝望、痛苦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看清，这些作家的求索、抗争、牺牲并没有付诸东流。他们为祖国保存尊严，为祖国的浴火保存了资源。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没能留下很多文学精品，但由他们书写的这文学史上特殊的一页却可以启发后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家的社会责任等课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七年前的某一个周末，我站在济南外文书店的一架外文旧书前随意浏览，眼光突然就被The German Literatur under NationalSocialism的书名吸引过去了。我对纳粹有兴趣，对文学也有兴趣。但我从未想过，这两种事物会联系在一起。看来这本书揭开了一个被世人忽略或遗忘的隐秘的角落。我怀着几分好奇买下了这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挑起这隐秘一角的帷幔的想法。不过，等到真的动手译起来，才明白了所谓“自不量力”是怎么回事儿。原因盖在于原书中有大量涉及到纳粹意识形态和德国历史、文化的名词、术语、掌故，而这方面可资参考的资料又很有限，翻译起来甚感棘手。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硬着头皮，想方设法四处讨教、查资料，把困难一一克服。书译完后，出版又费尽了周折。好在我有幸遇见了文汇出版社的季元先生。季先生肯定了此书的价值，为促成拙译的出版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使拙译在尘封数载之后得见天日。在此谨向季元先生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孟军

2005年10月8日于济南千佛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