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国烟商常常在香烟盒中夹带画片,作为新品牌卷烟的促销手段,人们通常叫这种画片为“烟画”。“烟画”题材以花卉、动物、山水等为主,多为单张单幅,背后配以短诗、词牌,供成人欣赏,或给孩童戏玩。由于当时“烟画”很多,根本无人重视,以至大半世纪后的今日,这种促销手段已经了无踪迹,“烟画”也变得鲜为人知,即使有人收藏,也是凤毛麟角。
烟画,乃烟标派生品,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最早出现的烟画是1894年英国惠尔斯公司出品的“世界陆军”,共计100片。它的原始功能是在软包装的香烟壳中起支撑作用,使之挺括、坚硬。由于是舶来品,早期称之为“洋画”、“洋片”。传入我国后,各烟厂认为既是实用品,又是趣味品和招徕品,纷纷仿效而风行之。尽管烟画是香烟包装中的一个小玩物,但它却独立成篇,以其小而巧、小而全充分反映社会文化,展现了特有的收藏价值。
卷烟的发明
在吸烟的方式上,人们最早都是采用鼻烟、旱烟和水烟的吸用。用薄纸把烟丝或烟末卷成细细的圆筒儿状,再用火点燃吸食。这种方法是谁发明的?研究者有多种说法。有的文章说,它是中国人的发明,言说在道光年间,闽、广一带就有人用这种方法吸食旱烟了。有的还说,这种方法是从日本或菲律宾传进来的。另有一说法是:纸卷香烟源自埃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埃及士兵在攻打土耳其乔恩特城时,截获了一支运送烟草的骆驼队。士兵们烟瘾大发,急切中没有烟斗,就用包子弹的纸张,把烟末卷起来抽用。大家如法炮制,就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纸烟了。
笔者认为,无论用何种方式方法吸烟,主要要看这种方法是否已经形成气候,也就是说,是否被大多数吸烟人接受,并且有了规模性的生产形成。如果这两点均未具备,就不能断言是一种新的发明诞生。
笔者认为以下的论证较为确切。根据美国烟草史专家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先生的考据,在纸烟发明之前,美国人吸食烟草多采用嘴嚼的方式。这种方式又脏又土,很不雅观。美墨战争期间(1845—1848),出现了用纸卷烟草吸食的方式,它是美国士兵在战壕里休息时的一种发明。用这种方法吸烟,既卫生又方便,着实有不少有嚼烟嗜好的士兵们仿效,并且给予热心推广。于是,用纸卷吸烟的方法就渐渐广泛地流传了起来。
这一新的需求,启发了在北卡罗莱纳州首府罗利开设烟厂的约翰·B.格林先生。因为该州出产的“淡色”烟草和白肋烟的品质优良,味道甘美,深为烟民喜爱。所以,他生产的“达勒姆公牛”牌烟丝一向销路极佳。他在生产烟丝的同时,开始试着生产一种“自卷自抽”的白杆卷烟。它是采用散装,成束售卖。一上市,就有了一定的销路。这种已经有了一定产量,也有了一些消费群体时,应说是纸制香烟正式诞生了。时间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期。根据美国的《全国税收资料》的统计,到了1865年,全美国纸制卷烟的产量已有2000万支的数量。
烟画的诞生
这时,从纽约来到里士满发展的一位青年企业家,名叫刘易斯·金特,他聪敏能干、脑筋灵活。一入手,就看出了纸卷香烟的广阔前景,遂投入了所有的积蓄,与当地的约翰·F.阿伦公司合作,组建了“阿伦一金特”公司。这一公司在当地招收了许多姑娘和妇女,专门从事手工纸制卷烟的生产。他们把散装发售的纸烟,改成五支、十支一包的小包装。包装外边还贴上了介绍产品性能的说明书。为了解决包装松软的问题,金特先生灵机一动,把一枚枚印有彩色图画的硬纸卡片放入烟包内。目的是为了使烟包挺括,放在衣袋内携带方便,纸烟不易折断。另外,这种小画片也算是回赠给顾客的一件小小的礼物。吸着烟,再欣赏一下美丽的画片,真是件十分惬意的事情。从此,一种崭新媒体——烟画,就诞生了。其诞生的时间,应在1875年之前。
烟画的产生,看似偶然,但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必然性。当时的美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飞跃发展、文化生活急剧变革时期。来自各国移民的增多,大量穷人都拥入城市。因为那里容易找到工作,更容易找到发展的机会。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更乐于接受和使用那些方便的、成批生产的、比较科学规范的生活日用品。手卷纸烟恰恰迎合了这一趋势,它携带方便,吸用的方式既文明又高雅,较之嚼烟的邋遢、土气、不卫生、滥吐渣滓等劣迹,着实不可同日而语。
紧张的生活和工作,迫使人们更争分夺秒地追求瞬间的快乐和享受,香烟和烟画都在满足着他们的要求。当然,烟画所潜伏着的各种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的竞争需要,渐渐呼之欲出了。P22-24
温哥华的冬季天很短,一场薄雪过后,地上的绿草就开始冒出了新芽。每当淅淅沥沥的细雨敲打窗上玻璃的时候,总像是有人走来,要与我说话一样。我坐在临窗的书桌前,看着堆积满案的小画片,思绪不知不觉地飘向了远方,勾起了对儿时遥远的回忆。真是流年易逝,不知不觉间,时光竞过去了半个世纪。
我的原籍是河北青县,随父母迁入北京的时候,大概只有四五岁的光景。住在西直门内的一条南北横向的大街,老人们都叫它北沟沿。这是因为,从前这里是一条明沟的缘故。在儿时的记忆里,这条街一向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到修成石子路的时候,街名就改称赵登禹路了。我家住在大街居中的太安侯胡同西口。据考,这条不起眼的胡同,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原住着永乐皇帝亲封的大将军泰宁侯陈硅。于是,此地便俗称“泰宁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为了规避玄宗皇帝曼宁的名讳,遂改称为泰安侯。久而久之,老百姓又把它简写成“太安侯”了。胡同对面是纱络胡同,住过那王爷的总管,因此,这一片也曾显赫一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后人亦渐次成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
六岁时,大人送我上学堂。先是在离家不远的宝禅寺小学,学校在一个旧庙里。一至四年级二十几个学生挤在一间屋里上课,你吵我嚷,弄得老师顾此失彼,整日一片热闹。一年下来,似乎什么也没学到。后来,家长又把我送到较远的一个私立小学,地址在这条街北头的小乘巷胡同里边。学费较高,一个学期要缴两袋白面的束■。学校的条件比较好,是一个高门槛的四合院。四面房子四个班,每个班二十多个孩子。上课时念“人、手、口”,下课后,也没有什么可玩的器械。女孩子玩的是耍拐、丢包儿、跳猴皮筋;男孩子除了“骑马打仗”,就是拍“洋画儿”,也叫扇“洋画儿”。
所谓“洋画儿”,是印在草纸版上的一种小画片,大约一寸宽、寸半长。上面有京剧脸谱、戏曲故事、枪炮武器、飞禽走兽等。画得潦草,印得也很粗糙。[图0—1]一百元(当时的旧币,后改为一分),可以买三四枚。拍洋画儿的游戏,一般是两个人玩,一人出几张,画面朝下摞在一起。拍的时候,看谁能在手掌着地时,从手缝中溢出来的风,将洋画儿掀翻过来。翻过多少,收走多少。一盘下来,自有输赢。这种游戏一是有利可图,二是玩得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摆开战场,鏖战一番。在当时,是男孩儿特别热衷的一种玩法。
我上学时年龄较小,大人不放心,头一年,都是黄包车接送。二年级的时候,就走着上学了。从家到学校大概有二里路,街上也不似今日的繁华。只有些卖针头线脑、煎饼油条、糖果杂食的小店铺。吸引我的自然是糖果铺。用大人给的零花钱,买酸枣、糖瓜、铁蚕豆之类的小吃食装在兜里,吃着玩,玩着吃。在这些摊铺里,大多都代卖洋画儿。
我从小就爱画画,平时买的洋画儿也比别的孩子多。爱看,爱玩,爱买,买得多,也就攒得多。洋画儿上边的“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各种戏出和动物,也就深深地印到了孩提时代的脑海中。
记得一年春天,下学以后,我一个人抡着书包,在回家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闲逛。突然,在一家卖纸烟小店的玻璃窗内,发现了一张张印得十分精致的洋画儿,描金烫银,华美无比。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简直可以呼之欲出,比我兜儿里的洋画儿,不知要漂亮多少倍![图0—2]我踮着脚尖儿,把脸贴在玻璃上,贪婪地向里张望,久久舍不得离去。
屋内一个清癯的老者,五十多岁的年纪,白脸微须,笑着向我招手,招呼我进屋。我尚在迟疑的时候,老者已起身拉开了门,和蔼地说:“小学生,要是喜欢,就进屋里来看。”
由于屋里画片的吸引,我便身不由己地蹭了进去。屋子很小,陈设也很简单,唯一床、一杌、一桌、一椅而已。临窗摆着一架子香烟,“大前门”、“红锡包”、“大婴孩”、“劳动牌”……应有尽有。架下的桌子上,则摆着一摞摞的小画片。在窗外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地发着诱人的光辉。
我瞄着这些烟画,怯生生地问道:“这些洋画儿,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啊?”我一边说,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平时玩的一摞洋画儿,举到老者的眼前。
老者和蔼地说:“傻孩子,这不是你们拍着玩的洋画儿,这是烟画。”他顺手从窗前拿起了一摞,一张张地翻给我看。“你瞧,这背面都印着烟厂的商标。它们是从前老香烟盒内的小广告。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你看,这些印有洋文的,都是从北美传来的。”
“北美在哪儿呀?”我茫然地问道。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要漂洋过海走好几个月。”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北美洲”,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老人接着摆弄他手中的烟画:“这些是咱们中国印的。你看,这是《西游记》,这是《红楼梦》,这是《封神演义》,这是……”老者越说越得意,脸上也充满了孩子般的微笑,其神情一半在介绍,一半在自我欣赏。“收集了这么多,不容易呀!凑成一套一套的就更难了。因为,一盒烟里只有一张。难哪!难哪!”
我看着他的脸色由兴奋逐渐变得沉郁。“最可气的是这些厂子在印成套的画片时,故意地少印一两张,要不就不印。”
“那是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着他。
“就是为了吊你的胃口呗!你看,”老者指着一张烟画背面的字说:“这儿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攒齐了,可以去兑大奖嘛!”
“您怎么攒这么多呀?”
“唉,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嘛!你看画得多好。瞧着就过瘾,还长见识。你看这些外国的动物,咱们的万牲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里根本就没有。你再看这张……”说着,老人家又拿出了一张大些的烟画,上面画的是两个军人,中弹卧倒在沙场上。我端详了半天,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图O—3 上海裕华烟公司出品的烟画《佟赵殉国》]
老者故弄玄虚地问我:“你知道这两位将军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
他拍了拍我的脑袋:“咱们现在待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赵登禹路。”
“对喽,这画上的两个将军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为了保卫咱们北京城,牺牲在南苑丰台的战场上。一位叫赵登禹,一位叫佟麟阁。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这两位将军,就把咱们这个沟沿改了名字,北头叫赵登禹路,南头叫佟麟阁路。”
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真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非常。原来街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一直到成人,我对这条街都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崇敬。甚至于,连住在这儿都有一种自豪感,似乎在冥冥之中,与这二位英雄有一种异常亲近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时,这条街为了跟上革命形势,改名红卫兵路。而当时,北京称为“红卫兵”的马路和胡同有二百多条,邮局实在没有办法送信。第二年,才“忍痛割爱”,又把它改为“白塔寺东街”了。就此,一直叫到现在。尽管如此,每当我走在这条大街上.烟画上面那两位将军壮烈殉国的情景,仍然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足见儿时的见闻,是很难从记忆中抹去的。
面对着老人家满桌子的烟画,我真恨不得全部据为己有。能像孙悟空一样,变个什么戏法儿,将其席卷而去多好哇!我嗫嚅地问道:“您是要把这些烟画儿都卖掉吗?”
老者双手一摊,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要了,不要了,玩什么都得有个头,总不能玩一辈子。再说,眼下也不时兴这个了,留着终有何用?还是吃饭要紧哪!”
我进一步试探:“贵吗?”
老者把头凑过来,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小学生,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些东西,说值钱,就值钱,是无价之宝;可说不值钱,就一分也不值,如同废纸一样。你要是喜欢,就常来玩吧!”
记得临走时,我们这一老一少竞达成了一个价格的默契,我可以以购买二十张洋画的价钱,买他一张烟画,大概为五百元(旧币)一张,合当年一套烧饼果子的价钱。
从那以后,我就瞒着家里的大人,开始有计划地“置办产业”了。我先是把自己收藏的全部压岁钱取了出来,一下子就买回《红楼梦》和《七剑十三侠》两大套,还有包括那张《佟赵殉国》在内的抗日烟画数十枚,加在一起有二百四五十张。高兴得我,一夜也没有睡好觉,反复把玩,不知东方之既白。
从此,我早点也不吃了,零食也不买了,又想方设法地向爷爷奶奶要零用钱。比如说:奶奶爱听京剧,凡是日场,总是带我一起去。遇到这种时候,我就与奶奶协商,说这出戏我不爱看,你把为我买票的钱给我,你自己进去看,我就在旁边的书铺里看“小人书”。散戏时,我在门口接您,咱们再一起回去。我保证不瞎跑,不叫您操心。这一招还真灵,每次都能赚上万八千(旧币)。另外,在家里我还表现得非常勤快,比如张罗着去买肉,可以从中“中饱”些零钱。
就此,我开始一次次地光顾小烟铺,前后历时半年之久,从那位老先生处收购了烟画有二三千枚之多。记得每次与老者交易完毕,从他的收藏中拿走一两套烟画时,就好像从他手中夺走他的宠物一只爱犬或一只爱猫一般,他总是依依不舍地送出门口。并且再三地叮嘱:“我是看你这孩子懂事,不会糟蹋东西,才让给你的。这可不是洋画儿,千万不要跟人拍着玩。要收好喽,这东西越来越少了……”
有一日,我又揣着钱去了小烟铺,想再趸两套烟画。可是,小烟铺的玻璃窗挂上了布帘,捂得严严实实,门上也挂了一把锁。从此.再也未曾见到过他老人家。是走了?还是病了?给人留下了无名的怅惘和一个大大的问号。
整理这些烟画,是我课后极有兴趣的一项大工程。我买来了漂亮的白本子,先用铅笔把烟画的大小轮廓画好,再用小刀在轮廓的四角上刻出斜线,再将烟画依照顺序,一张张地镶上去。最后,用钢笔认真地写上烟画的题目和说明。在整个镶嵌过程中,不仅“多识草木之名”,而且,杂七杂八地长了许多“知识”。从“黄天霸大闹恶虎村”,“关公拖刀斩颜良”,到“大英国船坚炮利”、“乾隆爷游龙戏凤”。方寸之间,包罗万象,为我单调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欢乐。
刚一开始,这种工程都是在悄悄进行的,完全不为大人所知。终于,有一天被父亲发现了。为此,饱受了一通读书“荒于嬉、毁于随”的申斥。当我以为这些“产业’’必遭灭顶之灾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不想我的父亲却坐了下来,认真地看起了我的收藏。最后。他站了起来,正色地问道:“花了不少钱吧?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最怕问这个,就推诿地说:“是管奶奶要的。”我知道,再大的娄子,奶奶也会为我担着的。
不想老爸把话题一转,说道:“你搞得还不错,明白这些东西的来历吗?”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以后我再讲给你。这玩意儿现在是不时兴了。在我年轻时,人们都攒它,我这里还有不少呢!这回全给你吧!”
对我来说,这真是从“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惧当中,一霎时变成“晴空万里艳阳天”了。在我惊喜之余,我父亲从他那谁也不能随便出入的“禁地”里,搬出了一个小匣子。打开一看,满满一匣子烟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样加起来,我就有了上万张的收藏了!在办理“移交”手续时,他吼一声:“不许耽误功课!”
我在垂手诺诺之时,内心的高兴差点使我蹦了起来。心里方明白了,“代沟虽有隔,童心总相似”的道理。
这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不仅大大丰富了我的收藏,而且使我的“事业”从地下,堂而皇之地转到地上。此后,在白塔寺、护国寺庙会的地摊上,也多有新的收获,补充着我收藏中的空白。
正在我认真地搜集烟画的时候,招来了一场大祸。那是我九岁,一个溽暑蒸人的夏天,我抱着自己的藏品到一个小同学家去炫耀。忽然间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我转身就往家里跑。在马路上被疾驶而来的自行车撞了个正着。送到医院一查,竞是膝盖骨粉碎性骨折。打上石膏,卧床百日,险些落得残疾。家长和亲朋的埋怨,自然都归结到“玩烟画”的头上来了。就这样,我历时一两年的收藏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这是1956年的事情。
病愈之后,已长成为少年。随着兴趣的转移,烟画收于旧箧,再也没有去动它。今日回忆起来。这些小画片仅派过几次用场。一次是我上高中时,在人民剧场看了一场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剧中的赵云白马银枪,威武荚俊,勇不可当。厉爷把人物演得风云叱咤、非同凡响。回到家中,我突发奇想,毅然给报社写了篇稿子,要捧捧角儿。文成之后,意犹未尽,就又搬出了烟画,照着上面的赵云画了一张插图,信心十足地给报社寄了去。可想而知,不到一个星期,文稿和图画原封退回。但编辑在我的画上盖了一个“阅”字,好似大作已为人承认了一般,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图0—4英美烟草公司在三十年代出品的烟画《长坂坡》]
第二次使用烟画,是在1966年春天。当时,我在纺织学校学习印染美术。实习时,要独立设计一张台布。当年,美术方面的参考资料很少,我就又搬出了烟画。从英美烟公司出品的《世界动物》中,找出了一枚《袋鼠》[图O—5],我就把它画到了台布上。结果竞被选中,一下子印了二十万条,出口到澳大利亚。这也是小烟画第一次被用来为人民服务。
小试成功,踌躇满志。正当我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时,“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摧枯拉朽”大破“四旧”的狂潮之中,家里的东西烧的烧、毁的毁。而这些“封、资、修”的烟画,我几次欲将其付之祝融,但终是儿时的心血,未忍决绝。背着家人,藏到了堆放垃圾的废物当中。后来,经过两次大抄家,三次小抄家,五次大搬家,人命尚且危浅。哪里还顾及到这些烟画的安危呢!
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家由大乱转为大治,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日,读《北京日报》,上边有一则醒目的消息写道:中国书店举办的首届拍卖会上,二十年代的烟画,竞然成了“世纪珍稀出版物”。高价竞拍,出尽了风头。归家后,就玩笑般地说与夫人知晓。不料太太说:“是不是那些小画片呀?我记得前几年搬家时,好像还见过。没扔。”
“是吗?”我惊喜得差一点把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太太可真是有心人。”
于是,我俩翻箱倒柜,终于在杂物堆中的一只旧鞋匣子里把它们找了出来。打开一看,真如同出土文物一样。这些小小的画片,虽然经过岁月磨洗,仍然未失当年的光彩;虽历尘蒙虫蛀,犹自熠熠生辉。重新检点这些一度被遗忘了的旧物,自其出世以来,经历了八九十个春秋。岁月更迭,人手更易;沧桑历尽,风骨犹存。真有如神助一般,不殁于世,留存至今,也算是硕果仅存了。
此时,已迈入耳顺之年的我,重睹旧物时的感触,已无儿时的冲动。但,这些烟画所包藏着的文化内涵,时时冲撞着我的思绪。促使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研究研究它,竟然成了工余的一项任务。奈何,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甚为稀少,所以东寻西访,朝扣图书馆、暮访知情人,搜集了些只鳞片羽,记录了些秘录珍闻,拟续羽成裘,以补是阙。但数年来停停打打,一直裹足不前。
自从退休之后,旅加小住。这些童年的收藏,亦随我来到了它的故乡——美洲大陆。在这片土地上,它们受到了至高的礼遇,就像对待远方归来的游子一般,加国学界热情而隆重地接待了它们。温哥华市政厅文化部和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分别为它举办了大型的展览会、研讨会。海外学者,如哈佛的梁燕城博士、西门·菲莎大学的王健教授、台大王家俭教授、叶嘉莹教授皆亲莅现场,对这些在一百年前,作为中、西文化沟通的信使和商业文化先驱的小画片,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台湾汉声出版社的黄永松先生,不计工本地精印了一部大型画册——《烟画三百六十行》;加拿大颇具影响的《中华时报》,特辟《烟画大观》专栏,连续刊发了有关烟画的研究文章,达百篇之多。日本烟草工业史研究院冈本光义院长和烟史研究专家川床邦夫先生,也一直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他们汇集了我近年来所写的文字,翻译出版了《烟画的研究》一书。
而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为先生自万里之外,飞赐一鸿,邀请合作,共同挖掘研究这一被人忘却了的大千世界。受命匆匆,草成此稿,特就教于专家、同好。以期共同努力,把这一项非热门的课题,研究得更深更透。使这些小小的烟画,再一次焕发出喜人的光彩。
李德生
书于温哥华列治文寓中 2005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