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智效民、谢志浩、陈徒手、李辉、章立凡、斯域等联袂推荐！

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本是国家的真正栋梁，却总是被历史开着玩笑。

荒诞？无奈？哀痛？在后人的口中揭晓。

或许他们改变一个姿态，就能使得今天的历史被改写。

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意识形态的一代大家之后人的口述历史笔录……

历史见证者亲身讲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和心路历程！

《在不美的年代里》作者陈远历时八年，遍访名人之后。珍贵史料，无出其右。

《在不美的年代里》(作者陈远)是采访中国近现代一批“大家”，或领域内集大成者的作家、学人，如梁启超、冯友兰、沈从文、刘半农、钟敬文、韦君宜、晏阳初、杨振声、顾颉刚、陆费逵、汤用彤、钱端升、张申府、浦熙修、冯至、沈钧儒等，由他们的后人对其生平做出的口述或追忆。《在不美的年代里》或讲述大人物的生活琐事，或讲述亲历历史的具体细节，或讲述不足为人道的心路历程，或讲述彪炳青史的气节下的信念。

自序：首先是兴趣，然后才是意义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

沈钧儒：最年长的七君子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

杨振声：湮没无闻许多年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

陈鹤琴：甘当幼稚园园长的大学教授

张申府：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顾颉刚：不相信历史的历史学家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

汤用彤：盛世的遗憾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

李济：选择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章乃器：放弃图利生涯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

容肇祖：温顺的傲骨

潘光旦：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钱端升：1949年前后的变化

王芸生：起伏跌宕，报人一生

魏建功：大学者编小字典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

胡风：三十万言三十年

钟敬文：大师的平淡晚年

冯至：在那个年代身受内伤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

浦熙修：风云过后，苍茫无限

韦君宜：《思痛录》的人生底色

附：

谢泳：陈远的学术追求

智效民：记者的眼、作家的手、学人的心

谢志浩：百年口碑沉浮录

陈徒手：期待更勇敢的突破

李辉：有些人不应忘记，有些事应该知道

章立凡：失去精神的家园

斯域（美国）：读书人失去尊严

有时候他给在国外的孩子们写信，经常会提到我。这些信你都可以在他的《年谱长编》里看到。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于他的书房“饮冰室”印象非常深，后来天津有关方面修复“饮冰室”的时候，多次找到我，然后根据我的记忆进行修复。

父亲晚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政治，在我出生前后，他已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了，所以我一两岁的时候跟父亲和我的母亲(王夫人)一起住在清华园。那时我们有时住在北京，有时住在天津(那里是父亲常住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一起到起士林去吃西餐，坐车回到清华园，还带着一个大大的蛋糕。

在天津，我们有两处房子，一处是我们家里人住的，另外一处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当时我们家有很多孩子，亲戚朋友的孩子们也经常到我们家玩，至今我还很怀念那种大家庭的氛围。“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他的写作，所有孩子都不能到那里去。如果他允许你到那里去，简直是很大的奖励。当然我是经常受奖励的，有时候他写作累了，常常把我抱到椅子上面，把着我的手以我的名义给大姐写信。他管我叫“老白鼻”，我则管大姐叫“亲家”。这里的“亲家”不是儿女亲家，是“干亲家”，因为我大姐的许多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这也是父亲给我们规定的，借此来增加整个家庭的幽默氛围。包括我的名字“老白鼻”，其实是“老baby”的音译。

当时他书房里面的大书柜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兴趣当然不在这些线装书上。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国外的时候买的一盒一盒的明信片，都放在柜子下面。我去他的书房之后，总是拿着那些明信片翻来翻去，就像看小人书一样，他有时也在一边给我讲解。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知道了米开朗基罗。总的来说，童年的家庭气氛对于我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现在的人们评价父亲，大都会说到他的“一生多变”。怎么评价父亲这个“一生多变”，我觉得，要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与时俱进”。时代变了，所以他才“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最初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参与“百日维新”，一起保皇，后来又分道扬镳；他对袁世凯的态度，也经历了“仇袁”、“和袁”、“倒袁”三个阶段；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太多了。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为了探索民族富强的道理，虽然走过弯路，但是目标却始终不变。他一生的著书立说和参与政治，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目标。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是很矛盾的。他曾经有过成立国会、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制等一系列想法，并希望能通过袁世凯来实现这些想法。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书生，想法虽然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办法实现。尤其是后来袁世凯称帝，父亲只能又站出来冒着很多风险坚决反对袁世凯。后来他在天津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他的好学生蔡锷在那次活动之后就去世了。父亲非常喜欢和敬重蔡锷。在我的记忆中，饮冰室里只挂有一张大照片，就是蔡锷的。修复后的饮冰室也是如此，只挂有蔡锷的一张照片。蔡锷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北平图书馆(珥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了纪念蔡锷，父亲在北平图书馆的旁边建立了松坡图书馆。父亲去世之后，他的一些书桌、文房四宝以及很多收藏的书籍，都根据他的遗愿捐给了松坡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

后来父亲终于绝意于政治，决心退出政治，专心搞他的学问。

但是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五四的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的主权理应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又把山东划分给了日本。父亲当时正好身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给林长民，意思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了。林长民写了一篇揭露巴黎和会的文章传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北大的学生就一起起来抗议巴黎和会，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父亲在那个时期还是为了抵抗国家的屈辱不停地呐喊。

从国外回来之后，父亲的影响超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反过来说，在政治上，他依然是一个失败者，只是一介书生而已。

父亲一生爱国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人都是爱国的。我们中间有七个人在国外学习，又全都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太早。1918年之后，父亲绝意政治，曾经许过一个愿：60岁之后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面。结果，他57岁就去世了，我没能得到他的直接教育，否则的话，我的古文、国学方面的底蕴要比现在好很多。父亲很希望他的子女当中能够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我现在搞工程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遗愿，虽然这条路是我自然而然地走过来的，也没有去刻意选择。P7-9

大概是1998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经老师谢志浩的推荐，看到一本书，书的名字是《逝去的年代》，著者谢泳。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一个年代的灿烂，读到了一群人物的文采风流。当时，我正在老师的影响下，对近现代的学术史教育史以及报业史发生兴趣。冥冥中，我感觉我注定要与这些人物发生某种关联。

那种想法，只是简单地对于一群先辈的羡慕和敬仰，对那些如烟往事的兴趣，也仅仅幼稚地停留在与友人聊天时，获取一点让别人称赞我渊博的谈资。然而，随着一点点地深入，头脑里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疑问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那些先辈可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坚定的信仰？又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保持了或是问学或是从政或是办报的良好心态？

少年心事当拿云，当年年少轻狂，竟然想写一部专著，描述当年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大学、书局以及报馆之间的关联。回顾所来径，若说“古之学者为己”，是拔高自己，但确实只是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种种疑惑。年少轻狂，所以无畏，一个想法产生了，就不顾其他，一心一意想去完成。泡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别人眼中看来琐繁的事情，在我，竟然做得津津有味。

然而，越是有一些了解，越是不敢贸然出击，只是零零散散地撰写了一点小文章，有些朋友认为还有一点价值，就拿去在报刊上发表，引起了更多朋友的注意。这在我，不免有些小小的得意，有时竟然以“历史研究者”自居。当年的那些想法，至今依然时常清晰地在脑海中闪现，不过，那种追问的欲望，却日益消减。依然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年鉴学派历史’学大师布洛赫的经典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的那种震撼，那本书几乎完全改变了我的阅读思维。布洛赫在那本书上说：我所星现给读者的，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一个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决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这番话让我心有戚戚，对于我来说，做这些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意义，而是先要拷问自己：你对这件事情有多么感兴趣？何必妄谈什么思想，把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勾画出来，有心人看到，自然会会心一笑，那些人物的意义，不就是在当代凸现了吗？曲径通幽，这不正验证了另一位历史学大师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吗？

以上所说，是对自己思想的一个简单交代，预示着后来一切事情的渊源。2001年11月，我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当时便有一个小小的想法，那就是借用北京得天独厚的条件，采访上个世纪那些文化名人的后人，借助他们的记忆，让那些人物重新鲜活起来。但是我生性疏懒，再加上自耽学识也浅，迟迟没有付诸行动。只是对那种从宇里行间阅读这些人物的沉迷，却丝毫没有减弱。曾经想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公子梅祖彦，在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引荐下，我和梅祖彦先生接上了头。当时老人正在住院，他的夫人告诉我，等老人身体稍微好转，可以让我跟老人聊一聊。时隔不久，我再次拨通老人家里的电话，却迟迟没有人接听，当时心中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给黄先生打电话询问。果不其然，梅先生因病故去。我心中自是遗憾，想向老人询问的许多问题，自此再无可能。我心里想，这些风流人物的子女，今天大多已经年近古稀，甚至已达耄耋，他们于现存史料之外对这些文化名人的记忆，也显得愈发珍贵。要抢救，更要保留的想法，也愈发强烈。

但是这样做，需要一个良好的平台，进行起来才能更加顺畅。就在我辗转之间，《新京报》创刊，作为一个有点想法的新闻人，我先是迟疑，继而观望，然后才坚定不移地想要选择她。我对当时在南方报业的朋友欧亚说：我想去《新京报》，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欧亚把我的简历推荐了过去。就这样，我进入了《新京报》，这个在我看来继承了中国所有优秀报业传统并有所发扬的报纸，它当时对一切有想法的年轻入都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和有容乃大的气魄。如今，尽管我已离开，但这种看法，始终未变。

进入报社做了一段新闻之后，在一次聊天中我跟总编辑李多钰说起我的想法。在思想上，有许多观念，我与李总都不谋而合。她听我说完想法，对我说：你来做吧。这样就有了这个系列的采访。

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明白，我和那些文化名人之间，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关联，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接下来，我开始一个个地寻访。这些人的后代散落各处，寻访起来，也费了一些功夫，在这里我要向一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师友致以谢意，这不是多余和客套。

我开始采访的时候，正值北京夏季来临，有时走在采访途中，地面的高温烫得脚板生疼，但是采访结束的时候，总能收获一些感动和震撼。一个时代，正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复活。和那些老人真诚的聊天过程，后来变成了呈现在报纸上面的一篇篇文章。大概采访到第六期，我逐渐接到一些读者的电话和意见反馈，他们说喜欢这样的故事，这让我感到鼓舞。也有一些学界师长，建议我采用第三人称，这样表述上会更清晰，也少去一些限制。但我还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那些接受我采访的老人们的一份心血。我的角色，只是一个聆听者。我的思想在这些老人的叙述面前退避三舍，隐藏在聊天过程的背后，那是另外的故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若是叙述中存在一些错误，那一定跟这些被采访者无关，若非笔误，则一定是我误听，读者诸君，应该责我怪我。

一个时代逝去了，只要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的记忆不绝如缕，就有可能再次衍生出当时的环境。人物虽然无法复制，但思想可以延续。我想，这也算是这个采访系列的意义所在吧。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我已经完成的一部分工作，但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因为诸多原因，有很多文化名人的后人我没有采访到，有的是因为联系不上，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事情现在还不好谈，若有有心人能够延续这个工作，我会感到欣喜。

二○○六年初稿

二○一一年初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