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对上海的历史、现实的另一种视觉。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将社会变迁和历史文化的演绎完美地结合。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对上海租界、上海黑帮、上海资本主义萌芽、海派文化以及如今的经济改革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也许在本书中你找不到经验的共鸣，也找不到印象相符的重影，但仔细看完本书，您会发现作者不寻常的视角能够改变你的观点，让你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

序/1

中文版序/1

前言：上海与中国现代化/1

第一部分 开埠

第一章 上海城里的外国人（1843-1853）/3

第二章 地方外交和国家政治（1853-1864）/27

第三章 上海资本主义的诞生（1860-1911）/39

第四章 上海社会万花筒/71

第五章 租界模式/95

第六章 1911年革命/114

第二部分 大都会

第七章 上海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1921-1937）/129

第八章 革命的熔炉（1919-1937）/151

第九章 秩序与犯罪（1927-1937）/179

第十章 海派文化与现代性理念/202

第三部分 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十一章 战争，沦陷和国际地位的终止/247

第十二章 返回革命浪潮中/282

第四部分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

第十三章 上海地位的变化/319

第十四章 重振雄姿势（1990-2000）

尾声：迈向21世纪的上海/395

大事记/401

参考书目/407

译后记/429

的幽灵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上海的干部们逐步意识到了城市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于是，他们努力地保存这部分遗产，使之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重新展现19世纪上海就已具有的魅力，在黄浦江边吸引外国人和他们的资本，绝非仅仅是出于怀旧的情结。与经济增长的计划相配合，保护文化遗产并使之获利是政策思考的重点：重新光大“海派精神”，为贸易和旅游业服务，每年来沪旅游的游客已超过了百万。

保护文化遗产的计划的确拯救了一定数量的建筑物，这批建筑物在1991年的城建规划中曾被作为拆除的对象。不过这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不少随意性，这就是在保护性建筑和周围旧屋改建之间出现大量风格断裂现象的主因：比如徐家汇大教堂和邻近巨大的商业中心之间．外滩的新古典建筑群和其面临的黄浦江之间修建的高架路，等等。1991年的城建规划也对需要保留的区域进行过普查，但对于眷恋老上海的人来说，更新这些旧区毕竟令人感到惋惜。老城南市区的北部就这样被改造成了舞台背景式的街区：街道加宽方便旅游车出入，拆除低矮平房建造多层的商业大楼，大楼的正面都是精工细作的飞檐翘顶。这处仿古的城区成为了上海的旅游名胜之一，每逢节假日，来这里游览的人高达50万。望着这些仿古建筑，人们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念头，那就是把老城的剩余部分都拆掉，盖起一片新的高楼大厦会更好些。南京路步行街的改造工程极为成功，两旁的大型百货商店都是二三十年代的建筑。但一想到在卢湾区拆除了那么多的里弄，只是为了建造起配有人工湖泊和豪华商店的休闲中心，又怎不叫人唏嘘不已呢?在陆家嘴建造新的曼哈顿可能会比重现“东方巴黎”的传统更容易些。

上海的干部们对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把文化当做漂亮实用的工具。在许多场合，他们注重的是现代性，而非历史的真实性，在这点上．可谓是真正忠于“海派精神”。自1990年代中期起在上海建造的雄伟建筑就充分证明了，他们无论如何要体现出他们的意志，要让这座城市闪烁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艺术文化光环。这种努力在人民广场表现得非常突出：一处宽阔的水泥广场曾在50年间作为群众集会的场所，用了六年时间，到2000年，变成了上海文化艺术的中心。先后造起了博物馆、市政大楼、大歌剧院和城市规划陈列馆。外观形似巨鼎的博物馆，其诞生与博物馆馆长、副馆长的才干和意志密切相关。两位六十来岁的馆长得到了上海和北京的政府官员的支持，并从海外华商和美国的基金会获得资助来建造装修这座被专家称为“世界上最美的中国艺术博物馆”一。在博物馆的对面，大歌剧院是座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美丽建筑，屋顶由六根柱子支撑，音响设备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产品。

这些崭新的辉煌建筑与上海相对迟缓的文化生活形成了不小的反差。不论是绘画、音乐、电影或文学，上海都没有像北京那样群英荟萃。也许是对国际艺术潮流的开放，上海比北京晚了十年，或者是常常被指责为傲慢的地方本位主义使她比较喜欢资本的国际性而不太喜欢外地人的乡土气。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满“海派观念”的人强调海派太过商业化和屈从大众趣味，的确，“海派”之风还体现在其他领域，例如色情文学。畅销书《上海宝贝》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经常与外国人交往的上海放荡女子，从酒吧到迪斯科舞厅，过着乱性与吸毒的生活。2000年，该书遭到禁止，作者周卫慧还被指控涉嫌抄袭。这位27岁的漂亮姑娘只是要增加轰动效应和成功。周卫慧是否真的抄袭了另一部内容相近的作品《啦、啦、啦》呢?在中国的网站上，一直争论不休。不过，她大概是从二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尽管她叫不出这些作家的名字。作者以描写都市、灯光、喧嚣和人群来烘托色情场景，令人想起了1930年代的作家刘呐鸥或穆时英的作品，但与他们强烈的形象思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作者刻意参考上海的租界和那个年代的背景，或许是想在作品中融人海派文学的传统，但看来还是种托词，这种在文中加些体面的文学修辞的方式，是色情作品经常使用的手法。

上海的复兴蔚为壮观。十年中，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老上海的痕迹大都已在城市景观中消失。尽管上海的历史在前40年中被逐渐淡忘，可到了今天则正好相反，人们不断地谈到上海的历史，不断地进行渲染，用来验证中国现领导人为上海的角色所做出的正确选择：即。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金融大都市的角色。在科技不断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上海能胜任这种角色吗?她能否重新找回上海在蒸汽船航行时代和殖民帝国时期曾经有过的优势呢?迈人21世纪，人们将拭目以待。P.389-391

版序：从远方遥望上海

向中国的民众尤其是上海的读者叙述描绘上海的今昔，对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大胆，甚至有些可笑。谁还能比那些从父辈、祖父辈起就和这块土地存亡与共的市民更熟悉和理解这个美丽的大都会呢?我在远方由衷地热爱着她，曾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进行短促的参观访问：我在繁冗的档案中寻觅她的足迹，探讨她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到间接的经验和感受：一个研究员的结论，而不是目击者的见证。相比那些缔造与分享这个城市和她的居民的共同命运的参与者的体验，一切来自于外部的关注点都可能显得不太恰当。由此，投向一个中国都市发展过程的所有的非中国人的目光，也同样可能被设想为是看不到问题的关键，即演变中的巨大的文化活力和适应力。因此．我必须接受一些读者的批评，因为在本书中找不到与他们的经验相应的共鸣．也找不到与他们心目深处保存的上海的印象相符的重影。

然而。所有的过错都有权申辩。在这里，我试图说明的是，排除了感情色彩的目光，可以对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人们有直觉认识；把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她的研究目标隔开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距离，允许她对上海的现实和真实性有另外一种视觉，即与具体事实给予的即时感知有所相异的看法。当然，不是说更好，仅仅是不同而已。

本书最初的写作对象是那些不太了解上海史的西方读者，所以对于部分熟知上海的中国读者来说，有些章节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是，不寻常的视角还是可以充实或改变他们的观点，使他们看到一些没有提出过质疑的部分。

以帝国主义为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海历史上，条约制度和外国租界的存在烙下了深深的痕迹。除了对帝国主义应负的责任所作的历史和道德的判断外。上海人和外国人对这事实本身的认识似乎彼此分歧。

对上海人来说．外国租界是受制于非中国人的权力机构管理和影响的居住区，它们被排斥在中国人的城市社团之外，或者被摈弃在城市和社会的边缘。这些地区从这种社会遗弃中汲取了他们的特异性和统一性。尽管租界在城市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当地的中外精英在那里接触和联系，然而对于全体居民来说，租界就像是大陆上的一块未知空间，其特征类同。对租界的认同是否定的：它们不是中国人的居住区。它们的作用是帝国主义的服务工具和帝国主义的象征。

正是在租界这种表面的相似下，反差无所不在，例如在公共租界的商人寡头势力和法租界雅各宾派的官僚主义之间。前者与他们企业的繁荣休戚相关，后者注重宣布他们的重大原则，并时而付诸实施。至于外国人社团内部的不协调，表现在天主教徒对抗耶稣教徒，深谋远虑的领事反对急功近利的商人。谨慎强制的外交官抑制时刻准备要求宗主国军事干预的侨民。

所有这一切，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关心。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蛮夷”之间的争端和纠纷，与他们的社会无关。而当代的历史学家则不能不在意。因为这些争论对决定城市的命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1854年，海关外国税务司在上海的开设使英国领事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因为一些商人和别国的领事都想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来取消海关税的缴付。同样，1927年4月，与英国领事借助武力的立场背道而驰，法国领事采用了极为灵活的外交手段，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提供了便利。

请不要误解。我丝毫不想把上海史纳人租界史，犹如西方历史文献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我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半殖民飞地的历史归并到它们宗主国的历史中，恰恰相反，我想使它们重新融入当地的历史。目前，上海利用她继承的丰富遗产，从当年在她土地上风行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影响中吸取精华。今天上海的现代性赋予她许多特征，她的效率和魅力——Z科学技术发明的志趣、经营管理的能力、优美精致的建筑和服装设计意识——在前租界提供的范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仍然是“非中国”模式，但已经面目全非，与原型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例子，比如精神和道德的西方化。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民族主义者为此感到如此的痛苦，它和作为他们的根源甚至他们的身份认同的传统文化的防卫联系在一起。这场争论仍保留在议事日程中．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它渴望一种新的衡量尺度。相互作用的文化观念逐渐趋于取代文化适应。这意味着基于文化原型上的相互影响和设置新的形式。从这个角度考虑，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海派，没有成为纯商业文化。为了成为独特的组合和中西文化的革新者．她被同时代人所蔑视，认为她既不忠实于她的中国起源又低劣于她的西方典范。

本书还试图采取另一种观察角度，即着眼于漫长的时间跨度中的变化。本书的记叙涉及到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力图在短短几百页中，汇集概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其他中外大专院校持续20多年的研究成果。因此。与作为研究基础资料的专著相比，书中的分析难免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但是我的目的是要强调在城市演变过程中，导致这种持续性和统一性的重要因素。沉浸在当地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多方面研究的综合目标集中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经济、社会、文化或政治——上海史显得极其复杂。它经历了激烈的和对立的历史插曲和片断：被迫开埠、太平天国起义、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以及革命运动、国民党独裁、日本占领，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然而，从远处观察，在异地遥望．这部剧烈动荡的历史似乎由一种定式操纵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寻觅．即追求现代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自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投入了现代化进程，而上海的先进使她很早就走向现代性。从19世纪末起，上海的精英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产生了进行适当的变革的观念。随着这种改革的逐步实现，城市居民中的大量民众被所获得的成果和开阔的前景所吸引，集聚到它的周围。上海没有等待现代化的强行降临，她从一开始就被其中的现代性所吸引。随后，她在革命运动和内外战争中，以及从外国人那里继续学习。虽然她对外国各种影响开放，然而并没有抛弃置身于其中的传统，相反，利用传统为新的目标服务，使之与改革中的新事物取得和谐。自19世纪以来，上海的现代性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往往与国家机器无关，偶尔与它对抗，难得与它和解。她位于长江出口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者说她在南方的“原始”资本主义和北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充当的中间人和协调者的角色，是当今上海的优势；而上海优势的奠定，应归功于她创造的中国式现代性。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2005年5月于法国巴黎

好几年前就听说白吉尔夫人在写上海史，我非常敬佩她的勇气。编写通史是项不敢领教的工作，既艰难又苦涩。当时只盼着一睹为快，从没想过居然有一天会翻译这本书。日后，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日子里，时而抽空协助同学李天纲先生一起整理外国汉学家的著作目录。由于工作需要，常常参照外文原版核对一些中译本的有关部分。渐渐地，我发现法国汉学家作品的翻译存在着很多问题，经常读不通，更别提内容是否属实了。有一天，对着一篇不知所云的译文大发感慨后，李天纲诚心诚意地劝我，你抽空翻译些法国汉学家的专著吧。事实上，现在国内英语天才层出不穷，英语国家汉学家的著作的中译本出得又多又好；相比之下，法语专著的中译本确实不多，而且质量反差极大。傅雷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命运使我再次返回巴黎。数月后，白吉尔夫人的《上海史》出版了。手捧新书匆匆一阅，耳边突然响起了李天纲的声音，遂萌生了翻译此书的念头。从来没有翻译过通史的我，竟然敢信誓旦旦：译文要做到“信达雅”，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现在想来，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工作开始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汉语词汇是如此的贫乏，历史知识是如此的浅薄。由于长期的侨居生活，从幼时就学习古汉语的我，居然常常因找不到合适的修辞而苦恼。再者，翻译通史的艰巨程度并不亚于编写．我面对的是一个半世纪的上海历史。无论我对上海史的研究有多深有多广。研究范围都不可能覆盖150年的时空。况且，白吉尔夫人的法语写作偏向于古典风格，她和所有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这所精英大学毕业的学生一样，文风独具一格，遣词造句精雕细琢。

无疑，翻译的首要是忠实于原著，而作为历史专著，还要忠实于史实。且不谈准确翻译法语这个基本问题，而为了使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等翻译得尽可能没有误差，我把白吉尔夫人使用的主要参考资料翻阅了一遍，以便核实书中所涉及的上海从开埠到2000年的历史事件。白吉尔夫人基本上用的是外文资料，所以书中引用到的中文著作部分，还得尽力寻找中文原文。鉴于工作量之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的赵念国先生也应邀参加了翻译工作。

忠实于原著，还牵涉到要忠实于作者的观点。我必须要在充分理解白吉尔夫人观点的前提下，才能精确地表达原意。不料，一开头就在前言中遇到了“现代性”这个中国人几乎不用的词汇。什么是现代性?为什么要用现代性而不用现代化?为此，我除了与法国同事商量讨论外，还同中国朋友一起进行研究，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直到把现代性的词义、词源和使用该词的起因、过程完全消化为止。简而言之，从现代化到现代性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代性是指本质上的现代化。在法国，1969年上任的蓬皮杜总统被称为现代性的积极提倡者。在他的任期内，法国人的精神状况大振，以致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6％的速度发展，生活水平追上了德国，并超过了英国。由此可见现代性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这个问题，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主题。

白吉尔夫人认为，上海之所以比中国别的开放城市先进发达，就是因为上海很早就从现代化进入了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植入了上海和她的居民的本质中。她最初给这本书题的书名是：上海与中国的现代化。由于出版法文原著的法雅出版社把这本书编人一套世界各大城市历史的丛书中，因而改名为《上海史》。她的精僻论点帮助我解读了长期以来使我迷惑的一系列现象，尤其是为什么上海在南北文化冲突的焦点上，却能够协调两者的关系?为什么上海在一百多年前就能够超越比她早开埠的南方，一百多年后再次超过比她早开放的南方?

翻译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而且是异常艰苦的学习，因为我无权选择学习的内容。促使白吉尔夫人撰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近五十年来，她锲而不舍地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等问题作了许多研究，她想汇集这些研究结果并刻画出上海历史的全貌：其二，上海成了世界性的话题。西方人说到中国时，必定讲到上海。为了向广大的专家、读者介绍一个更加真实的上海，最可取的方式就是写本专著。白吉尔夫人在书中集中了她长年累月的研究结晶，也概括总结了外国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历年来的研究结果。极其丰富的内容，极为广阔的视野，我跟随着她从《南京条约》一直走到“改革开放”，累得精疲力尽。我从来没有在两年半的时间内看过这么多的中外著作，而且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当我看着这堆成“小山”的资料时，很难设想白吉尔夫人前面的“大山”有多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完成了夙愿，而我也精通了书中的内容，甚至能够背下一些最精彩的片断，其中有法文的绝妙之笔，也有闪光的精彩论点。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白吉尔夫人始终是最忠实的合作者。她在研究过程中。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沉浸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卷宗中，熟知不少法国历史事件的起源和背景。她给我详细解释书中涉及到的法国人物和事件，并协助我核实资料，真可谓不厌其烦。每次和她一起工作，都要持续很长时间，不完成预定的工作计划，她绝不收工。当我终于把全书核实完毕时，她和我一样兴奋。谢谢您，白吉尔夫人。

本书的正文共有十四章，分成四部分，还包括前言和尾声。赵念国先生承担了第二和第四部分共六章以及尾声的翻译，其余的部分(包括各章注释、参考资料、大事记等)均由我翻译。全书的法文校对和史实核查工作也由我承担。我曾竭尽全力地工作，期望译文能够完美无缺。但众所周知，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译文。因此，我真心诚意地等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帮助，使本书更臻完美。

本书的翻译还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慕然先生。近两年来，他不辞辛苦地帮助我翻译、校对、核实，还一起研究法文内容，推敲译文措辞。感谢莫尼克女士，每当我遇到法文语法问题时，她总是耐心地为我解释。感谢傅兰思女士，经常抽空帮助赵念国先生分析和理解原著中的片断。感谢我所服务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莎白女士和蓝克利先生，千方百计地帮助我摆脱繁忙的日常事务，前往上海协助出版工作。还有那些时时惦记着我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仁们，尤其是倪娃儿夫人和阮桂雅女士，她们真情地关注着本书的翻译进程。

我还想感谢法国驻华大使馆和法国人文科学院对本书的支持和资助，以及协助本书出版的诸位。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承载先生，两年多前他断然决定出版这本中译本。他拨冗仔细阅读了译文，并且精心选择与之相配的照片和插图；感谢社长朱金元先生的协助；感谢钱宗灏先生，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积极配合，尽力相助。

谢谢大家。

王 菊

2005年5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