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宋代的文人生活作了一番观察，仿照古代笔记体裁，集结典型与非典型的宋代士大夫个人生活的种种侧面，如朝堂内外、名士之饮、士大夫的宅园、红尘与野逸之间等等。语言通俗，内容有趣，可读性很强。

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太祖誓不杀士大夫的律令，使宋朝文臣活得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文职官员都自由、潇洒甚至大胆。宋朝的政治斗争相对温和，大臣触犯律令，绝少遭受杀戮，更多的是被贬官远谪。因此，大臣可以拒见衣装不整的皇帝，可以痴恋雏妓，可以和皇帝比酒量，这显得多少有些不正常。

然而这种不正常，却是现代人多所企慕的。在宽松的环境下，宋朝文臣一方面入世为官，寻求红尘的乐趣；一方面出世做仙，探索野逸的风致，实现儒道互补的人生。科举入仕，士大夫大多是为稻粱谋；而他们真正想过的生活却是一种回归自然的逸趣人生，如鱼儿游水，鸟儿归林，自由散漫、诗意、真实。

第一章 宋朝顶级名士

一、潇洒一世的苏东坡

二、醉翁欧阳修

三、独乐园主人司马光

四、王安石的个性

五、寇准的个性与生活

第二章 朝堂内外

一、宰相与皇帝之间的攻与守

二、朝堂趣事

三、官场趣闻

四、赏花游春

五、诗书生活

六、名士的艳遇

第三章 名士之饮

一、宋朝士大夫与酒

二、宋朝士大夫与茶

三、饮食话题

四、诸公家宴

五、冒死吃河豚

第四章 士大夫的宅园

一、宰相治第

二、无暇消受的华宅

三、陋宅亦风雅

四、苏东坡的住宅梦游春

第五章 红尘与野逸之间

一、士大夫的红尘乐事

二、宋代文士养生及修炼

三、野逸生活

四、晚年乐事

三、独乐园主人司马光

1.从机警少年到庄重的保守主义者

司马光幼时，做过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小司马光和几个同龄人在一起玩，其中一个顽童不慎落入一个大水缸中，此缸极大，注满了水，用不了几分钟落水儿童就会溺水而亡，其他孩子都吓跑了。小司马光急中生智，找来一块石头，奋力把大缸砸破，水流出来，救了缸中小儿一命。这件事就叫“司马光砸缸”，被广泛传播，当时就被画成画流行于东京、洛阳，成为教育儿童灵活应对突发事件的范例。

成年后的司马光，并不是一个灵活好动、经常有新思维、新办法的人，反而是一个过于认真、勤苦的人，也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其实早在七岁，他的神态举止就跟成年人没两样，那时他就开始读成年人也感到沉重的《春秋·左传》，此后就把个人的生命和天下的兴亡联系在了一起。

司马光中等身材，瘦削，但瘦而不弱，一副随时准备为道义捐躯的神态。

司马光的枯瘦一半是天生，一半是意志决定的，但并非所有人的胖瘦都与意志相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著称的范仲淹，乃是一位白白胖胖的先生。史称范肥司马瘦。范仲淹白胖洁泽，不是因为身居高位以后变了节，他就天生的这副模样。

司马光性格方正耿直，反对王安石变法，朝中不少人都以为他迂阔，年轻时的宋神宗也不太赞同他的为人和观点。一天，宋神宗问大臣吕公著：“司马光方直，是不是迂阔?”吕公著说：“孔子是上圣人，他弟子子路仍说他迂，孟子是大贤人，也被人视为迂，何况司马光，能避得了迂名吗?大抵虑事深远者，都看似迂阔。望陛下再作考察。”宋神宗在位的晚期，经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终于确认了司马光的才能，予以重用。

司马光一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编写了一部展示中国历代兴衰的著作《资治通鉴》，他对历史的解读和评论都加进了这部书中。编书期间，司马光殚精竭虑，每天夜里头枕半个圆木做成的特殊枕头，一翻身就得惊醒，一醒就不得再睡，马上继续写作。

司马光方正内敛，有时让人惊异。一天，遇国忌日。他在衙门的大堂上行香。底下一位官员有事要禀告他，匆匆走到桌案前，见司马光神色凝重，便有些紧张，不小心碰倒了烛台。烛台倒在司马光身上，下属更加惊恐，一时手足无措，而司马光神色一丝未变，身体一丝没动，话一句没说。

苏轼平日对朝中大臣都敢调侃一番，唯独对司马光心存敬重，不敢造次。一次在殿廷上，苏轼与司马光议事时发生激烈争论，司马光寸步不让，苏轼忍着气不发作，回到自家宅中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2.淡泊无欲的司马光

司马光这个人缺乏情趣，不像苏东坡、欧阳修那样喜欢欣赏华丽的东西。二十几岁刚中进士时，按照惯例新科进土要簪花，“金榜题名时”乃是人生中最光彩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头戴鲜花参加闻喜宴，唯有司马光感觉很糟，他觉得把花插在头上简直是受罪，不肯戴，旁边的人提醒他：“这是皇帝赐给的，不可违背。”司马光只得插了一小朵。

司马光对于学问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淡然处之，没有其他嗜好，做事循规蹈矩，说话从来没有笑谈妄语。司马光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做事，没有不可对人言者。”司马光的私生活严谨到了不似真人的地步。他年轻时在太原府做通判，他的上司庞颍公见他婚后数年仍未生子，就和夫人商议帮他置一房妾。这等事不必跟当事人商量，因为没有人不乐意。于是庞夫人出面跟司马光的妻子裴氏说通了，裴氏出身大家闺秀，很有修养，予以合作。妾娶进门来，司马光连看都不看一眼。裴氏以为丈夫有所顾忌，就找个借口出门，出门之前嘱咐妾：“等我出去后，你梳妆一番，到相公的书院中。”妾照着夫人说的去做，盛妆来到书房，司马光非常吃惊，说：“夫人出去了，你怎么在这里?”小妾只得委屈地转身走了，很快司马光就把这位小妾送回了原来的地方。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因政务的需要经常往来于陕洛之间。官僚出行都有大量的随从，伍伯喝道，民众看到一队人马喝呼而来，立即躲闪回避；经过州县，州县官得到通知备好厚仪，热情款待迎送。司马光出行只带着两三个必要的随从，他本人跨着一只驴，静静地走在官道上。或从人群中穿过，没有人看得出这位是朝廷要臣，也从不告诉所经过的州县，也就没有望风迎送的排场。

自奉俭约的高官会形成一个思维定式，把他自己的原则加之于其他人。但司马光不这样迂腐。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做宰相时，经常征询士大夫的私计是否足，也就是收入够不够用。很多人不理解，司马光说：“倘若衣食不足，安肯为了朝廷而奔走?”所以司马光是一代名臣贤相而非腐儒。

3.司马光之乐事

司马光长期任职于西京留司御史台，居住在洛阳，于是在洛阳的尊贤坊建了一座园子。园子中央建一座堂，堂中收贮着司马光最值钱的东西——五千卷书，所以此堂名为“读书堂”。这就是司马光治学的地方。堂的周围相当于一个农家园圃，在读书堂读写疲倦了，就像一个老农一样，拿起钓竿去钓鱼，或者穿上采药服采药，或者挖掘水沟、汲水灌花，抑或拿着斧头修整竹子。每当劳作之余，热水洗去尘埃，登上小园的高阜，纵目四方，悠然感慨：天地间还有什么乐事可以代替此乐?于是，司马光命名此园为“独乐园”。司马光对于世间的俗务都不放在心上，弃物我，一穷通，自称为“齐物子”。

一天司马光从外面散步回到园子，忽然发现围墙外暗埋着一排东西，都是削尖的竹子。司马光不理解，问仆从这是什么。答称：用来防盗。司马光很生气，说：“我的箱子里能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况且小偷也是人，岂能用这样的凶器防盗?”命令立即拆掉那排尖竹。

司马光家中确实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独乐园没有享受之乐。司马温公对于人所共乐的舒适、丰腴、华贵的东西非常淡漠，甚至缺乏温情和人际交往的情趣。宋朝一位比较有名的官员张文潜来访，那天非常寒冷，天空铅灰，感觉将要来一场大雪。司马温公在一间小屋中招待他的客人，只是清谈。张文潜环顾室内，连一个小火炉都没有。聊了一个时辰，司马光叫仆人端上一杯栗汤给来客。张文潜告退出来，又冷又饿，便去前任宰相范尧夫的府上拜访，范尧夫一见面就说：“天寒远来不易。”吩咐仆人温酒，与张文潜对饮畅谈。

司马光有一位老仆人，姓吕，头脑有些迟钝，司马光给他取名为吕直。这个老园丁跟司马光颇有几分相似。春日所有的私家园子都对外开放。老园丁得了游人给的茶汤钱十千，他拿来交给主人。司马光不要，说：“你的钱，你自己拿去。”老园丁就是不要，司马光也不要，两人反复推让，最后司马光非常生气，说：“你以为我是谁?”几天后，园子里出现一座新井亭，就是用老园丁的茶汤钱建的。

晚年的司马光丧妻后，生活就更加简单，家中连婢女都省了，偶尔召一些故老聚一聚。更多的时候在读书堂危坐终日。园中草木任其滋长，草长得遮挡了小路就割一下，树枝子下垂得刮人头冠就锯下一些。其他的就让它们生长于天地间，遂其自然。园中一株已经枯死的老树却生出灵芝二十余本，令人惊奇。人问老园丁用什么办法养出这等灵物?老园丁答：“天生灵物，不假人力。”人们叹道：“这真是司马温公才有的仆役。”

P28-34

这篇后记，是在本书写完两年后提笔的。我几乎从不写后记，但是现在，在又一个岁末年终，北风呼啸的夜晚，我特别想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想念那些带走我的零星的欢乐和太多的哀叹的岁月。有时看着公园里光秃秃的树干，恍然以为它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想象它们顶着绿色的头发在风中曼舞的样子，还真有些困难。

这些年很少出门旅行，我想，如果人的心灵不能奔腾向远的话，人的脚走多远都像在牢笼中徘徊。我更诧异于另一种感觉：就是身在别处，却忽然想，其实真正的旅行就是回家，回到内心。我喜欢施蛰存先生的“绕室旅行”。足不出户，心就去了远方。这个远方，有时就是此地，就是足下的方寸之地。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座心灵的秘密花园，但未必每个人都能找到通往它的途径。很遗憾，我自己也一次次迷失在浓雾中，找不到那座属于自己的花园。

我常常在古书中、古诗中看到让我发呆的句子，我想可能这里面暗含着通往花园的密码。比如：

“曲终相顾起，日暮松柏声。”

“何意一去，心如流星。”

“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了冰生砚。”

“坐中人半醉，帘外雪将深。”

“碧桃花下醉相逢，说尽鹏游蝶梦。”

“醉酒曾同凉月舞，寻芳还隔红尘面。”

“山中有此玉川人，相思一夜梅花发。”

“西窗外，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

“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

“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

“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吊古愁浓，怀人日暮，一片心从天外归。”

这些诗句并不是古来公认的诗歌名句，都是平平常常地散落在诗集中，大多是宋人所作。我看来，在唐、宋、明三个朝代中，宋代文人是对天地自然与人的心灵最有感应的一群人，唐代文人的生活环境受太多的马蹄和尘土的影响，不够舒适，对心灵的感受不如宋人细致，因为来不及；明代有太多的禁忌，又要背诵太多前人的优秀篇章，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再者我认为，看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不高，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其中的文化人活得悠闲自在与否。

所以几年前我选择宋代的文人生活作一番观察，仿照古代笔记体裁，集结典型与非典型的宋代士大夫个人生活的种种侧面，书名原为《宋代文人生活》，后来嫌其平淡无趣，改为《宋代士大夫的诗酒生活》，但又觉得书中内容不仅限于诗和酒，故又改为《苏轼同僚笔记》，最后由出版方定为今名。

王镜轮

2006年12月5日于崇文门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苏东坡：《阮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