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书改编拍摄而成的好莱坞大片《黄石的孩子》全力角逐奥斯卡金像奖！著名影星周润发、杨紫琼等倾情演绎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传递爱与责任……中国、德国、澳大利亚三国艺术家全力打造鸿篇巨制，掀起历史题材热潮，本书为作者正式授权的中国大陆唯一合法版本全球首发。

乔治·霍格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他找到想要的东西后，他又有能力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样献身于他一手创建的学校，而且他乐在其中。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一切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本书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霍格来到中国，被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等一些列暴行震动，为了让世界了解战争的真相，留在中国担任记者，他在战争中四处奔波，最终肩负起一所战争孤儿学校校长的责任，为了躲避战争，他带着学校的60多个中国孩子长途跋涉千余公里，历经艰险，越过雪山来到安全地区，上演了一幕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感人故事。

本书为作者正式授权的中国大陆唯一合法版本，全球首发。这部小说堪称中国的《辛德勒的名单》，是近期历史题材热潮中极为有力的一波，相信唤醒国人强烈的历史反思和民族情结，可以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最好的纪念之作。

通往中国之路

上海

汉口

汉口的陷落

同心协力

洋秘书

在路上

校长

翻山越岭

山丹

尾声

致谢

通往中国之路

1915年2月26日，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罗伯特经营着一家名为“霍格和他的孩子们”的裁缝店，坐落在伦敦西端中心地带的汉诺威广场，这家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乔治的中间名为艾尔文，家里的人有时候会这么叫他。

乔治的家中共有6个孩子，由大到小分别是加里、芭芭拉和丹尼尔，这3个孩子年龄相仿。接下来是斯蒂芬、罗斯玛丽和乔治，家里人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树桩、树皮和鳕鱼”，他们3个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几岁。无论怎么样，这6个孩子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家里，他们有保姆；几个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男孩儿们去了牛津的瓦德汉学院。全家人会在德文郡的萨尔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则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过着爱德华七世晚期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同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又有些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有三个主要信仰：君主制、英国国教1和帝国。可是霍格一家并不是忠实的国教教徒，整个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亲凯瑟琳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里尔·莱斯特的影响，穆里尔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且一生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的帝国形式。她还因此在伦敦的霍洛维监狱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也曾因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关押在特立尼达岛的监狱里。她是甘地的朋友，并组建了金斯利·霍尔传教团，这个组织现在作为一个社区中心仍存在于英国东部的中心地区。

穆里尔·莱斯特和她姐姐凯瑟琳的关系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小外甥。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平主义是左派的主要口号，而这一思想也在乔治的家里被宣扬和灌输。在乔治家里，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都会开心地说笑，但是母亲凯瑟琳也不会忘了引导全家人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每当穆里尔阿姨来访，就更是全家人讨论严肃问题的大好时机。对于穆里尔和凯瑟琳来说，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末期看到的伦敦东部一些百姓的贫苦生活影响了她们的政治态度。这对姐妹，和另外一个姐姐多丽丝生于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东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顿。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造船业，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会的教徒。举家迁往洛夫顿是因为当地浓郁的新教氛围，还有一座建于1813年的浸信会教堂。在这样的氛围下，3个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礼。

铁路的建成通车为洛夫顿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移民，这里很快就因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称作“长虱子的洛夫顿”，当地居民认为这都是那些穷移民蜂拥而至的后果。

穆里尔年少时，偶尔会在乘火车从伦敦回家的路上穿过贫民窟。从她乘坐的头等舱的车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孩子，在只能被称作是家畜住着的小屋前玩耍（车里的其他乘客则对此毫无同情之心）。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她心中，并由此决定投身于英国东部的社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心中》，这本书对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而言，是仅次于《圣经》的重要文献。穆里尔后来回忆道：“这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一接触和平主义，就无法抽身了。”

1914年12月，和平联谊会（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成立了，这为穆里尔的和平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谓机缘巧合。那年7月份，英国教友派的亨利·霍德金和德国路德教徒弗里德里奇·西格蒙德-舒尔茨在德国科隆的火车站等候晚点的火车时相遇，二人一段谈话过后，发现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感。他们临别时许下“基督教徒永远不要战争”的诺言。等到战争结束时，调解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莱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这个组织的热心支持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组织宣扬的团体精神和和平主义道义就深深植根于幼小的乔治心中。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红色尖顶屋’，乔治就出生在那里。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战争岁月，随着乔治一天天地长大，哈彭登的变化却不大，仍然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从伦敦乘火车只需要35分钟就可以到达。乔治的父亲，和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每天乘坐头班火车去伦敦工作，母亲凯瑟琳则在家照看孩子们。哈彭登作为一个只有上万人口的小镇，在乔治小时候还只被看作一个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绿地所替代。如果不是当地一所名为“圣乔治”的学校，哈彭登几乎不被世人所注意。

和霍格一家拥有同样基督教信仰的邻居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朋友圈。亨特、纳尔逊和普鲁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邻，这三个家庭里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乔治小时候的伙伴。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游戏。大卫·普鲁克特、罗伯特·纳尔逊和罗杰·亨特都是这个年纪里面十分淘气的孩子。整个孩子团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罗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玛芙”的威妮弗蕾德，则成为乔治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小乔治有时候会因为其父母的政治观点而被某些同伴所耻笑，这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经常让他很尴尬。据他回忆，当同伴找他玩耍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家里订的报纸，当时被认为是左翼的《先驱导报》藏起来。

凯瑟琳·霍格对待家庭可谓一丝不苟，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严格的有点儿过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经回忆说，凯瑟琳是个有点难相处、行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贯坚持严肃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而一周其余的日子里，他们还必须阅读《圣经》，或者其他著名传教士的书籍。除此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用棕色的纸包好，并妥善保管。除了参加宗教活动，星期天还意味着做家务和练习弹奏钢琴。凯瑟琳的孩子以及孙子孙女们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凯瑟琳坐在台阶上，一边梳着头，一边听孩子们练琴，并不时地批评他们。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凯瑟琳却并没有过多地显露她的母爱。在家里，她很少亲吻孩子，也不经常拥抱他们。乔治的侄孙女希拉里·贾维斯曾说：“当时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没有人过多地表露他们对家人的感情。礼节更重要，因此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冷酷。”

乔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亲的，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宠爱。这点从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出来。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紫色的天鹅绒小西服，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间。乔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对付母亲那些严格的规定。乔治似乎天生就带有几分幽默，在别人看来的黑色星期天，他却总能蒙混过关。所有的兄妹中，乔治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罗斯玛丽最要好，他们两个经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时，一起溜到邻居家玩儿。在家里准备午饭的母亲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就会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因为在母亲看来，说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乔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去教堂做礼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乔治和罗斯玛丽就经常说服他帮助两个人说谎话，老实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霍格家教很严，但乔治还是有个非常开心快乐的童年。他曾对姐姐罗斯玛丽说：“如果天堂没有人间好，我就希望上帝还同意我回来。”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忆道，乔治是家里的“金童”，父母从小就认为他会有所成就。当然，这可能只是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据他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院长莫里斯·博瓦拉观察，年轻的霍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乔治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罗斯玛丽上学的第二年回到家时，要求带她的弟弟乔治一起上学。那所学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龄、性别、阶层和国籍的障碍，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起劳动。

瑞士的教育带给乔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他从严格的家庭礼节中解放出来。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学一起去徒步旅行、骑车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却只能在家洗涤和修补衣服。曾经有一个周末，学校召开会议准许学生公开批评教工，甚至是校长，来表达他们心中藏有的不满。对乔治来说，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当日后乔治自己担任校长职务时，也经常召开类似的大会。

这段惬意的日子随着乔治结束学习回到伦敦而告终，随后，他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圣乔治学校继续学习。那里的校长，赛西尔·格兰特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学校里实行想象力教育，力求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乔治在为校刊投稿时逐渐显露出其写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认为他具有驾驭语言的天赋。当乔治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朗读了坦尼森的《鹰》一书，并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老鹰。乔治思考片刻后马上回答道：“一个发出呼呼叫声的凶猛的战士。”

乔治在圣乔治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别看他年纪小，却很有能力。在学校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猪”——并不是因为他的姓2，而是因为他患有鼻窦炎。和他一起打橄榄球的队友则称他为“头牌”，含义不言自明：不论场上场下乔治都证明了自己是个天生的领袖。乔治六年级的班主任曾经在多年后这样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体内的巨大能量和坚定的意志。他很谦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谦卑。他还是个安静、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人群中并不是主导者。看到他离开后的几年间，同伴都成长为各领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为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乔治的一些特质，所以说，他的影响一直存在着。这点在他作为一名橄榄球队长时也深有体现，当比赛呈现白热化时，他总能爆发出一股潜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险为夷。P3-9

2007年春天，在北京一家拥挤的餐馆内，一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子站起来，哼唱他儿时学过的歌曲，在场的人静静地聆听着。

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

看看它们怎么跑，看看它们怎么跑，

它们跟着农妇跑，

农妇就用刀砍断它们的尾巴，

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

聂广涵今年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歌喉仍然像男高音一样洪亮，这让在场的人大为惊讶。一连几首英文儿歌后，他在一首斗志昂扬的歌曲中结束了表演：

伦敦的战火，伦敦的战火，

开火！开火！

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从儿时起，就将这些歌曲深深地记在心中。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追忆那些教会他们唱这些英文儿歌的人。那是一名英国人，在抗日战争持续的20世纪40年代，那个人曾经既是学校的校长，又是他们的继父，他给予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不仅仅是生命。

这名英国男子名叫霍格乔治·艾尔文·霍格，在那段艰难的战争岁月中，他是中国大西北的传奇人物。在霍格的祖国，人们并不熟悉他，然而，在1945年7月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些认识并接受过他帮助的中国百姓心中，他是永远被铭记和敬爱的人。

1984年，我第一次知道了霍格的故事。我当时是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在经过几天没有头绪的搜集稿件线索后，我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俱乐部喝点酒。在那里，我从一名英国外交官的抱怨中得知他将飞往中国西北部偏远的山丹镇参加一座雕像的落成仪式，而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一名英国人而建立。

那个时候的北京，可谓经历了太多。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征程。北京的第一家麦当劳开业了。马路上涌现的小轿车也开始和自行车争抢道路。北京国际机场迎来一批批外国商人。然而，中国人为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人立像的事情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的确是真的。那年的8月，一些80多岁高龄的老人齐聚山丹，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贵宾也参加了当地一所学校及图书馆的翻修落成仪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破坏的坟墓前，摆满了鲜花和花罔，到场的来宾也做了精彩的发言。老人们潸然泪下。

从人们认识这名英国男子到他在1945年离开人世，那个偏远村镇的人民一直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霍格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工作的，随后成为了当地战争孤儿学校的校长，进而在中国成为了英雄。出席雕像落成仪式的那些高龄老人们就是霍格当年的“孩子”。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航班，没来得及到墓地参加落成仪式。由于工作，我不得不赶往香港。在去机场前，我只是就雕像落成仪式写了个简短的新闻，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不知名英国男子的尊敬。

回到伦敦后，我仔细查阅了霍格的事迹，发现他不仅仅是中国战争年代的一位校长、英雄。他撰写的书籍和报道的新闻都是中国1938年到1945年战争岁月的完全记录，他通过百姓——农民、教师、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村里的妇女和儿童——的眼睛写出了战争的残酷。

没有人逼迫霍格来到中国，一次巧合让他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来到了上海。随后的整整八年里，他战胜疾病、穿过枪林弹雨，转战于中国西部的平山大川。凭借着年轻、自信和勇气，除了乘坐破旧的卡车在冰天雪地的山间穿行和夜晚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外，他藐视所有的危险。

他定期发回的新闻报道和寄回家的书信记载了一名年轻人勇闯这个充满战争的国度的故事，从1937年到1945年的那段日子，一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丢掉了性命。他目睹了一次次的战争是如何蹂躏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在1937—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人死于日本侵略军的手中，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敌人极端残暴的行径下，半壁江山沦陷。

霍格偶尔也会渴望回到牛津享受英国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但他从来没有丧失在中国工作的热情。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到祖国。

在为一家通讯社工作的时候，他利用空余时间完成一本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的书。这本书于1944年由纽约的小布朗出版社发行，第二年又被伦敦的戈兰茨出版社出版。虽然有些读者批评他在描写抗日战争的曲折时有些“稚嫩的笔触”，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畅销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国家。

这其实正是乔治·霍格的特征所在。他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在结束了牛津大学三年的学习后，已经成为一名充满自信的22岁男子。他从小接受教育就是要以积极的角度看待每个人，并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生活的整整八年，他所有的书信都充满积极乐观的色彩，相信人性的善良，并用种种事例证明他的观点。

他从来都是轻装上阵，穿梭在中国西北部，从一个战区到另外一个战区；但是无论是徒步、骑马还是搭乘破旧的卡车，他都带着他心爱的打字机。霍格从未停止过写作：书信、短文、新闻和特写。1941年，他参与了报道当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工作，这改变了他的命运。随后，他以“洋秘书”的身份加入了这个运动。“洋”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有独特的含意，‘即任何外国的物品或者外国人都有“洋味儿”。这项工作还使得他在1942年成为了陕西省中北部一个名为双石铺镇的一所工业合作学校的校长。也正是在那里，霍格找到了他的真正使命。

当我在2007年来到中国，和霍格曾经的孩子以及他曾经深爱的女人聊天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在他担任校长的那段日子里曾经承受的一切。在北京和西安，有四名曾经接受过霍格父亲般慈爱的孩子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继父”和校长。当他们回首过去，就会发现曾经是多么的机缘巧合让这位英国男子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因为霍格在普通话中不太好发音，当年的孩子们都习惯称呼他为“何克”。聂广淳是霍格所有孩子里年龄最大的，我和他认识时，他已经79岁了。他这样对我说：“何克人很好。我们的学校历届校长都是中国人，他们会惩罚我们，可是何克从来不会。他对我们很严格但是却和我们成为了朋友，每件事他都和我们一起做。他喜欢唱歌，闲时他也会教我们唱英文歌、中国的解放歌曲，甚至传统歌曲。当我们一起翻山越岭的时候，由于那时太小，我们通常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却一定会跟着他。我们从未碰上过像他一样的人，也许今后也不会了。”

霍格的工作和事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被诋毁。红卫兵破坏了他的坟墓，他曾经的学生也被迫辱骂这位他们曾经的校长。幸运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为霍格恢复了名誉，并赞扬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国际战士”。《人民日报》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听到这个喜讯，在他被埋葬的山丹地区，人们满心欢喜，开始大力赞扬他的光辉事迹。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霍格的生命并不在他安葬的偏远山村停止，而是永远延续在他拯救和保护过的孩子的心里。

聂广涵，我们团聚会上最棒的男高音说：“霍格救了我们的命，我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记住他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就不会团聚在这里。”

这名赢得如此多热爱和尊敬的、在40年代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教书的英国男子到底是谁？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在毛泽东时代的起起伏伏中念念不忘？

首先我想感谢以下几位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

马克·托马斯，乔治·霍格的侄子。他和他的夫人海伦娜非常热情地带领我去看了他们的家族信件。在我去芬兰拜访他时，他们慷慨地款待了我。霍格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我特别要感谢朱利安·霍格、瓦内萨·丁利、吉莉安·纽厄尔和希拉里·贾维斯。

在北京，肖立志、聂广淳和聂广涵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与霍格一起生活时的情形。在我在中国旅行期间，特丽萨黄薇作为译者和研究员为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西安，霍格曾经的学生们和我一起共进了午餐，向我讲述他们校长的故事。我要感谢戚冉梅、刘世忠、于晋忠、杨春林、陈发兴、梁柏然。在山丹，理查德·梅赫德给我提供了山丹镇和培黎学校珍贵的背景资料。

丹·史密斯是一位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研究员。我还要感谢詹姆士·桑德士，他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查阅。威妮弗蕾德‘纳尔逊的儿子安德鲁·亨特在研究与她母亲有关的家族信件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伦敦《国际新闻》的执行主席在我写书期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帕姆·韦瑟利小姐——圣乔治学校的前护士，现在的案卷保管人查阅了上百张橄榄球队的旧照片和好几百份的学校报告。伦敦诺丁山的马丁·斯卡尔博士提供了乔治·霍格的病历，包括关于他最后致死的破伤风的病历。阿比盖尔-米切尔将参考书目仔细地分了类。雷·迈克格里格尔、传记作者凯瑟琳·霍尔以及路易·艾黎传记的作者安玛丽·布蕾迪博士认真地阅读了我的研究结果，并向我展示了她们的优秀作品。

在瓦德汉学院我特别要感谢曾经鼓励过我、帮助过我的发展主任杰西卡·曼尼克斯。她向我提供了乔治·霍格大学期间的资料。我还要感谢认真阅读了我的手稿的东方学院导师刘涛涛博士，以及学院的档案保管员克利福德·戴维斯先生。

我在《卫报》工作时的同事约翰·基廷斯——他也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也阅读了这本书的部分，同时给了我宝贵的建议。莱斯·辛顿——伦敦国际新闻的执行主席在我写书期间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的私人助理卡罗琳·约翰斯顿非常耐心地协助我的研究工作，并给我冲了无数杯的茶。我的剧本代理兼朋友琳达·塞弗特那么多年看着我创作根据乔治·霍格生平写成的电影剧本，而没有这个剧本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琳达将我介绍给了艾德·维克多公司的索菲·希克斯。索菲对这本书的热情让我度过了低谷。哈珀柯林斯公司的理查德·约翰逊给予了我相当大的帮助。罗伯特·莱西认真仔细地对原稿进行了编辑，这对终稿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阿曼达，还有尼古拉斯和伊丽莎白。他们在我写作期间忍耐了很多。

感谢以上所有的人，这本书的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生活是光，是热，是色彩，让人为之奋斗，不曾倦怠，死去的人已不再战斗，而会有更多的人为战斗献出生命。

——霍格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