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上海旧影的书。本书的题材主要集中于文博方面，反映的是斗虫的风云变幻和收藏的波诡涛谲，从斗虫、碑帖、紫砂到印章、青铜、名画，这里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的行规与法则，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对应、反差和碰撞，展示了收藏家或艺术家坎坷的遭遇、尖锐的冲突及生死的较量，从而在作品中回荡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命运感。

本书收录了《斗虫记》、《碑帖记》、《紫砂记》、《青铜记》、《名画记》、《印人记》等六记。本书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角度，弥漫着典型的海上风情、郁勃的人文精神，其故事生动、细节真实、人物传神，有较强的可读性。

上海民谚“菊花黄，斗虫忙”。上海旧著《淞南乐府》中曾写道：“淞南好，秋兴接冬春”。秋兴，即是斗蟋蟀的雅称。上海竹枝词也唱道：“轻斗蟋蟀重斗银，结伴登场秋兴新。”今年的虫事，看来要风云际会、群英争雄了。

——《斗虫记》

藏青铜器历来有二忌，一是犯天忌，即青铜器乃重器，故民间是不玩青铜器的，命不相压要折寿。秦贵为封疆大吏，也算是朝廷重臣，命相是可压，但青铜器阴气盛，可能会影响到秦家后代阴气压阳，难有子嗣。二是犯皇忌，青铜器乃是天子之物，何人敢随便“问鼎”?

——《青铜记》

按照20世纪30年代上海紫砂界不成文的规矩，凡得到一把名壶都要在壶艺界定期雅集时共同赏析。作为上海紫砂壶艺界的掌门人古镜愚一掷万金买名壶，在上海各大小报纸的版面上已被渲染得沸沸扬扬。4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赏壶雅集在古镜愚的“紫瓯轩”举行。

——《紫砂记》

临行前，原田秀夫的父亲原田春木赶到码头，他望着身着黄军装的儿子，忧心忡忡地说：“据闻李汉石收藏了此方汉金印，汉石既是我的朋友，又是你的先生，而追缴的任务又落到了你的身上，这可怎么办呢?”望着父亲苍老而焦虑的面容，秀夫想了想，宽慰道：“追缴汉金印，是‘天皇计划’，军部总要派人去上海的。如今派我去，我想我会尽可能把这件事办妥。”春木听后，点了点头，特意提醒道：“你先生当年送你的一把刻刀带上了吗?”“我带上了。”

——《印人记》

当时的南浔商人身价在一千万两银子以上的属“象级”，在五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属“骆驼级”，三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属“狗级”，一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属“猫级”。从而形成了“四象”、“四骆驼”、“四狗”、“四猫”的富豪排行榜。

——《碑帖记》

收藏，在正常的年月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财富。然而在非正常年月，却是一种隐患，一种祸害。凡是有品德、有骨气的收藏家要有‘血祭’和‘死拼’的准备。

——《名画记》

我看《上海六记》／1

怀旧的人文价值和历史语境(自序)／3

斗虫记／7

一、夜留乞丐

二、选虫精要

三、养虫秘技

四、上栅初斗

五、寒露败北

六、天人合一

七、最后决战

碑帖记／35

一、焚帖殉情

二、临终托孤

三、斥资买帖

四、胁迫逼债

五、柳暗花明

六、真赝难辨

七、火烧印显

紫砂记／67

一、赏壶雅集

二、中村逼仿

三、大亨传奇

四、贺寿献壶

五、绑架索宝

六、神壶惊显

七、智擒绑匪

印人记／99

引子

一、受命征印

二、拜师汉石

三、秀夫来访

四、秘密收藏

五、敲山震虎

六、人在印在

七、阶下囚困

八、我是印人

尾声

青铜记／127

一、青铜二忌

二、身陷囹圄

三、内忧外患

四、横田探访

五、兵闯公馆

六、夜半失火

七、有人告密

八、以身护宝

九、别有洞天

名画记／155

一、相邀掌眼

二、家宴试探

三、诬陷汉奸

四、择日宣判

五、峰回路转

尾声

后记／187

三、养虫秘技

老赵头和卢小开将买来的虫给卢老爷过目，顿时使卢老爷眼睛一亮：真是皇家养虫师出身，眼光准，虫品好，挑选精。然而老赵头却很实在地讲：“七分虫种，三分靠养。而且每一只好虫，也都是有不足之处，就要靠后天的养功来调整。”卢小开问老赵头：“在选虫时，讲出每一只好虫的不足之处，是不是为了压价?”“不全是。这些虫贩仗着手中有几只大将军虫，看到买家又买虫心切，会漫天要价，讲出虫的不足，可使虫贩不敢乱开价，我们压价也显得有理有据。但讲出每只将军虫的不足，是为了后天的调养。”老赵头接着又告诉卢小开：选虫，除了看前三路，即头形、颈项、胸部，还要看色相、肉身、牙板、六爪，更重要的是能对每只将军虫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因虫施食；如昨天选的黄花头，的确是只好虫，但斗线不长，影响其爆发力，这就要用食来调养。如茄皮紫黄，紫翅中隐红光，说明此虫隐有内热，需用药驱热散火，才能调教出一员将才。墨牙黄要贴铃后才能见分晓，因此墨牙黄又称“色虫”，贴铃到火候，威力无穷，但一旦贴铃过火，则萎靡不振。听了老赵头的，一番虫经，卢老爷又问，虫有南北之分，那南北虫有无优劣之分?老赵头呷了一口茶后说，北虫较硬气，爆发力强，会猛斗，但不机敏，缺韧劲；北虫主要在山东德州、宁津、乐阳、河北沧州、保定等地。南虫则傲气，有韧劲，能巧斗，但冲击力不如北虫；南虫主要在上海七宝、浙江杭州、余杭，江苏无锡、扬州等地。

卢小开家聘蟋蟀养师一事，上海玩虫圈内竞相闻知。当时在上海聘养虫师的人家屈指可数，于是，虫友们不时前来卢府品茗谈虫。老赵头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不卑不亢，回答有关养虫斗虫问题时，点到为止。同时，下帖子来邀斗虫的也很多。老对手金少爷就特地来卢府观虫并相约上栅，卢小开因觅到好虫而有些跃跃欲试，但老赵头却婉言拒绝了。“听闻金少爷斗虫必赢，想必有名师指点，我们虽觅得几只稍好些的虫，但须静心调养，金少爷还是另约斗家吧。”“姜还是老的辣，我知道老虫师是韬光养晦，如想上栅时，我随时恭候。”金少爷显得有些趾高气扬。

P16-17

我看《上海六记》

邓伟志

近日，琪森将他所写的《上海六记》拿来请我作序，在翻阅了他的这本书后，我感到在反映老上海的著作中，《上海六记》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角度，弥漫着典型的海上风情、郁勃的人文精神，其故事生动、细节真实、人物传神，有较强的可读性。

《上海六记》的题材主要集中于文博方面，反映的是斗虫的风云变幻和收藏的波诡涛谲，从斗虫、碑帖、紫砂到印章、青铜、名画，这里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的行规与法则，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对应、反差和碰撞，展示了收藏家或艺术家坎坷的遭遇、尖锐的冲突及生死的较量，从而在作品中回荡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命运感。特别是当这些精品国宝面临异族的窥视及掠夺时，更是对收藏家人格品德的严峻考验，就像《青铜记》中秦天明的父亲秦关山临终所言：“我们秦家的这些祖传青铜器，可以讲是富可敌国，也可以讲是命悬其上。这些国宝是国脉，要保存好，责任重，必要时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上海六记》着力体现的正是这些收藏家的人格和情操。

琪森出生于上海，自小受到长辈的影响和环境的熏染，对老上海的生活习俗和人文情况颇多了解，特别是他的父母亲对他进行了较好的传统教育。及长后，又求教于上海不少著名的书画家、收藏家及学者的门下，耳濡目染，得益甚多。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善于钻研，这就使他在这方面有一种得天独厚的积累。琪森对我说过，有位老先生曾对他说：艺术家的气质秉性课堂上是教不出来的，是在生活中培育熏染出的。同理，仅仅是翻查资料很难活现出老上海的风情。而琪森在《上海六记》中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生活场景及都市风俗的描写是很有历史价值、社会意义及人文底蕴的。如他对斗虫上栅程序的描写，对名碑帖纸式墨韵断代本的介绍，对紫砂壶流派风格演变的叙述，对历代名画真赝的评判，对青铜器收藏中禁忌的记录等，都是相当生动而精彩的。特别是一些生活细节，很有原汁原味的海派风韵，如收藏名家雅兴联谊的茶会、午后吃西区老大房爆鱼头的习俗、浴德池洗浴的相聚议事、老正兴菜馆的本帮招牌菜肴、杏花楼的广式早茶等，这些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元素。琪森以小说文体的形式将其写出来，应当说是有文化责任和人文意识的，这些宝贵的海派文化资源，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

数年前，琪森在上海电台主持一档读书节目，我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访谈，我们就此相识。后来，又时在各种会议上相逢，特别是有两次一起参加上海作协散文杂文组的笔会，从风景优美的西子湖边的宾馆到山路崎岖的大别山深处的农家小楼，我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从而使我对琪森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位勤于思考、勤于钻研、勤于笔耕、勤于艺事的人。他历时八年，大改五次，参阅了数千部古籍史料，考察了几十处文化艺术遗址所写出的《中国艺术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艺术史，亦系上海成人高校的教材，受到了学术界、艺术界的好评。他写的《董其昌南北宗新论及新考》、《论赵之谦的艺术中介精神和文化缔造意义》等论文均入选国际学术会议。他在《文汇时评》、《学林》、《解放论坛》上所发表的理论文章《一个紧迫的课题——加强生命美育》、《提倡高贵》、《怀旧应有人文自觉》、《从(古文字诂林)谈学术文化建设》、《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及从艺方式》等，观点独到、立论精微、思辨宏观。我还时常在报刊杂志上读到他写的散文，如《长崎的雨》、《夕阳下的排箫》、《享太平》、《巴老的眼神》等，文笔细腻，构思严谨，颇有诗情哲理。琪森在书画篆刻上亦很有造诣，时常参加国内外的书画展，并到日本、新加坡举办过个展和讲学，出版过《怎样学篆刻》、《书法艺术初步》、《福禄寿字帖》等。程十发老曾称他是位“学者型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同龄人中是不多见的，正是凭借着这种综合优势，他将《上海六记》写得精彩好看而又意蕴丰盈。

我是上海的土著，老家在浦东北蔡，俗称“本地人”，对于老上海的生活场景和往事传说颇为熟悉。长久以来，我一直有心想写一本有关上海旧影的书，但一直忙于其他事务而未果，最终促使我提笔的动因却萌发于椰风蕉雨的南洋。

那是1992年的10月，我在赴新加坡举办书画篆刻壶艺展期间，有一天晚上，嘉艺画廊老板江先生带我去拜望一位老中医。此位喜好书画的沈姓老中医已年近八十，当他得悉我来自上海，随即用十分道地的上海话和我交谈。那雅致醇厚的沪语乡音，使我犹如聆听三十年代版电影中的上海话。从庐春阁的生煎馒头到王家沙的两面黄，从鹤鸣鞋帽到博步皮鞋，从老正兴的黄鱼羹到莫有财厨房的五味腰片，从沙利文饼干到凯司令的奶油蛋糕，从天蟾舞台的京戏到卡尔登影院的电影，从九华堂书画笺扇庄到五马路的古玩市场等，那天我们原本是想去看看沈老的书画藏品，但一接触老上海这个话题，我们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而无法自拔。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月明星稀、花香拂郁的南洋之夜，一位去国多年的老人对老上海的眷恋与怀缅是那么的真切而浓烈，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魅力与人文遗韵呵。

临别时，老人动情地拉着我的手：“我已老矣，也不会写作，而你应当把这些有关老上海的记忆写出来，这是我们不应遗忘的家底。”在后来的几天中，我又相继拜访了德高望重、有“新加坡国宝”之称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潘受，被称为狮城美术泰斗、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刘抗，二位老人都八十开外，他们情系上海，思牵申城，当年黄浦江畔人文荟萃、艺事鼎盛、才俊风流的往事给他们晚年的海外生活增添了岁月的温馨和人生的抚慰。这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丰厚底蕴和宝贵资源，应当用文本的形式记录下来。

回上海后，我即开始做前期准备工作，收集有关资料，查阅旧时报刊，写些案头笔记等，但当时我正致力于《中国艺术通史》的写作和修改，直到2000年，我才正式开笔写第一篇《斗虫记》。因我从事的媒体工作很忙，故写得很慢，要不是责任编辑俞雷庆女士的多次催促，真不知还要拖多长时间。

写得很慢，固然是有工作关系，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我对这些老上海的题材很在意很珍惜，对有些往事都作了查考，花了很大工夫。如上海收藏热的三次高潮，上海开埠后从任伯年、吴昌硕到“三吴一冯”三代海派书画家的崛起及成就，上海书画庄的经营特色及推介方法，上海书画碑帖、铜器茗壶、养虫斗虫的传统做法和行业规矩，乃至当时书画润格大洋和白银比价换算等，为此到图书馆、藏书楼及走访老先生，耗费了不少时问和精力。二是这些老上海的往事用小说的形式来写，需要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矛盾冲突乃至场景细节上花大力气来推敲构思、布局谋篇，重在表现主人翁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貌，从而营造出惊心动魄的氛围，突出一种命运感和抉择的悲壮性，折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城市精神和人格范式，做到让人物“入戏”，让情节“好看”，让故事“动人”，让内蕴“丰富”。为此，想一个结构框架或人物设置常常要花去很长时间，反复斟酌，有时写到一半再推倒重来。因此，这本书的每一篇至少修改了四五遍。当时我也曾想过如果将这些老上海的往事用纪实或笔记式的文本来写，只要在选材的准确性上下些工夫就可以了，在故事构思及人物塑造上就不必花这样大的精力，但那样的话，书的好看性就会大大削弱，也无法突现那些收藏家面对危难处境及生死考验所展现的高风亮节。

我出生于上海，我的外公曾是工商业者，爱好艺术收藏，也算是一个儒商。我的父亲喜好京剧、评弹，母亲亦知书达理，是我最初的启蒙老师。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族群，都是典型的上海本土化的。父亲时常带我到朵云轩、美术馆看书画展，到天蟾舞台看京戏，到玉茗楼听书，到老城隍庙游玩。母亲常在晚饭后给我讲老上海的趣闻轶事等，并有时带我到庐春阁吃生煎馒头，到王家沙吃两面黄，到德大吃西餐等，尽管这些东西当时并不贵，仅几毛钱至一元多，但母亲常常是只买一份，让我吃，母亲的苦心是在培养我的一种感受和品位。那个时候老上海的许多东西还留存着，如经过南京路黄河路的长江剧场时，母亲会告诉说这里过去叫卡尔登影院，放电影时常常是用乐队伴奏的；经过苏州河边的曙光剧场时，母亲会告诉我说这里是上海最早的剧场等。这也就是我在童年、少年时所接受的有关老上海的影响与记忆。

我幼时就临帖学书法，后又开始学篆刻和国画，及长后开始拜访请教上海的一些老先生，如程十发、唐云、田桓、朱屺瞻、王遽常、叶露园、朱复戡、陆俨少、苏渊雷、马承源、王个移、钱君句、单晓天、赵冷月、胡问遂、任政等，他们不仅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而且有些是学者、教授、考古学家、收藏家、鉴定家等，正是通过与这些老先生的接触，使我对老上海的书画往事及文博传统有了相当的了解。其中特别是程十发、唐云、朱复戡、钱君句诸老给我讲了大量的艺坛轶事旧闻，如发老所讲的老上海书画家办展之事；唐云老所讲的他的八把曼生壶的收藏经过，九华堂笺扇庄的旧事；复戡老所讲的民间印人帮他刻玉印之事；君句老所讲的名画收藏之事，并给我看了大量的老照片等；承源老专门给我讲了不少有关青铜器文饰、分期、辨赝等方面的知识。这一切都使我对老上海有了感性而具体的认识，在这些老先生的身上，我特别地感悟和体验到了老一辈书画家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风骨，他们所具有的人文精神是一座城市文化品位的底蕴，他们是海派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在那个令人缅怀的岁月时段中，我能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是十分幸运的。

我对老上海往事旧闻的了解，还有相当一部分得益于我所交往的师友们，如著名书画篆刻家、文物鉴赏家韩天衡，著名壶具收藏家、紫砂壶艺家许四海及书画家韩敏、作家褚水敖、书法家张森、瓷器收藏家金晓东、书画篆刻家汤兆基、陶瓷考古学家钱汉东、书画家苏春生、剧作家姚扣根、文物收藏家张大成等，有关老上海的文史掌故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项目和话题，我们时常就此研讨切磋，弥补了我许多常识上的不足和史料上的盲点。我乃一介布衣书生，无权无势，所以能写一些作品，搞一些书画篆刻，得自老先生们的指教提携与师友们的帮助扶植，对此我是心存感激的。

最后我要讲的是社会学家、作家邓伟志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作家沈善增兄在认真阅读了初稿后，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本书的策划编辑俞雷庆在阅读了第一篇《斗虫记》后，马上就肯定这本书的人文价值，积极地督促我把另外五篇写出。而本书的美术编辑王志伟在版式设计及图片资料上花了很大的工夫。我太太朱敏在帮我建立史料档案、打印文稿等事务方面亦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6年3月11日写于上海禅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