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北京，研究北京，不妨从了解北京的街巷胡同开始。本书用文字和照片展示了已经消逝、正在消逝或行将消逝的一些北京老街巷胡同的风貌，记录了在街巷胡同这一个个小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历史人物，以及这些或伟大者或平凡者演绎的一幕幕正剧、喜剧、悲剧、闹剧……

北京老街巷/4

一、标识Landmarks/13

 ㈠皇权至上The Supremacy of Imperial Power/14

1．中轴线上On the Central Axis/14

2．长治久安Prolonged Peace and Stability/20

 ㈡军政衙署Military and Political Government Offices/22

 ㈢仓厂库坊Workshops，Factories and Storehouses/32

 ㈣文化设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s/52

 ㈤寺观祠堂Temples of Buddhism and Taoism，Ancestral Temples/58

 ㈥公共标志Public Infrastructures/7l

二、人物Figures/89

三、商市Markets/103

四、形貌Surroundings/119

 ㈠环境形貌Environment Surroundings/120

 ㈡地势形貌Terrain Appearances/134

后记Postscript/144

街(图58) Fuyou Jie

北起西安门内大街，南至西长安街。明清时此处为皇城内西苑之西墙外，今灵境胡同、黄城根以北是建筑群，有通道称新开路；以南之北段称“灰厂街”(或灰厂夹道)、南段称“石厂街”。大概是在修缮中南海内建筑时曾在此处加工存放石灰、石料，故名“灰厂街”、“石厂街”。清乾隆“京城全图》“灰厂街”段仍标“灰厂街”，南段未标名称，大概是统称灰厂街了。清末，“灰厂街”南段称“邮传部后身”(邮传部即后来的交通部)。民国初元，开辟西苑西门，名“灰厂门”；1917年拆原灵清宫一带皇城墙，称“灰厂豁口”。民国二年(1913年)“灰厂街”和“邮传部后身”统称为府右街。府，清帝逊位后民国政府将中南海作为大总统府；右，西也(坐北朝南，左东右西)。府右街，即大总统府西侧之街。今仍称府右街。西苑(中南海)门外南长街路东，明时称“灰池”，大概是在修缮中南海内建筑时曾在此处挖池淋制灰膏之处，清改称南花园，是养花的暖房。中南海东、西处的名称皆与建筑用材有关。箭厂胡同(图59) Jianchang Hutong

北起五道营胡同，南至国子监街。清称箭厂，以此处曾设习练箭矢场之故；后沿称。1965年将慈悲胡同并入，统称为箭厂胡同。铸钟胡同(图60) Zhuzhong Hutong

此巷平面呈“厂”字形，东口在旧鼓楼大街，南口在鼓楼西大街。明代称铸钟厂，以此地在未形成街巷前为铸钟厂之所，现悬挂于觉生寺的永乐大钟即于此铸造。后厂废巷兴，以“铸钟厂”为巷名。1965年定名为铸钟胡同。P33

老街巷

北京的老街巷，是指明、清及民国时期城墙之内的街巷，历史悠久。这些街巷胡同格局的形成，多始于700余年前兴建的元大都城，以及其后的明清时期。主要特色有三：延续连绵的悠久历史，不间断的帝都性质，以规划为主的城市建役。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几个特点，数百年来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尽管历史上曾有短时期的政治中心转移(明洪武、建文时期及1928年至1949年时期)，但文化中心的优势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这种政治与文化的优势，使北京的人口越来越多，从十余万到数十万，到数百万，以至目前的千余万。因而在北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建筑群体。建筑群体之间有形的联系纽带——街巷胡同也在不断地丰富。随着北京的地位、作用在全国的形成和巩固，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移民(如元初、明初、清初及1949年以后，特别是当前)。这些移民具有各自的文化素质，但在优势的强烈吸引下，无例外地都融人北京的文化氛围；这些移民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特色，又为北京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既“入乡随俗”，又“推波助澜”，使得京味文化总体上有别于各地文化，但各地又能于其中捕捉到些许自家文化的身影。“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特色的组成部分。我们认识北京，研究北京，不妨从了解北京的街巷胡同开始。这种认识与研究，又离不开其悠久的历史、帝都的性质、有规划的城市建设。因为街巷胡同是北京城市卞勾造的基本单元之一，其产生、演变是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渐进过程。研究北京街巷胡同的人很多，这本册子只是尝试展示这种轨迹，即探讨城市中很大一部分街巷胡同名称的溯源、演变何以有别于其他城市的街巷，特别是文化中心的地位，为何至今无可动摇。尝试寻找街巷形成伊始的第一个名称及其缘由，力求复原当仞的城市规划、布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状况和帝都特征。这很难，也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如果若干年后，集社会之力，或许能完成这项工作，那将对城市规划发展史，对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等有所裨益。我只能做点初始的基础性工作。

文献记载和城市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古代都城的格局大致分为如下，即城内的宫殿区(皇室和皇族)、居民区(官僚和平民)、商业区(集市和作坊)和城外的陵寝区。其中，居民区的规划可溯源至周代25户人家为一单元的闾里，里有围墙，有定时启闭的里门可以出入，俨如城中之城。目的是便于控制。其后，由于人口的繁衍，里中户数有所变化，早已不附古制，但规划格局及名称依旧。至唐文献中正式称里为坊，但其封闭性仍依古风。环以坊墙，周没坊门； “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坊中辟干巷，干巷两侧设支巷，支巷则排列居宅。坊和里一样，是管理户籍人口的基层行政组织，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街道办事处兼公安派出所的职能。说句题外话：长城、城垣(乡、村抑或有围墙)、坊墙、院墙，中华民族倾尽最大力量把自己一层层地包裹起来，这种数千年的封闭性造成丁对内的严格管理和对外的消极防范，因而民族性也缺乏沟通交流和积极进取。这种阻碍发展的封闭性至宋时始有所改变。宋白东京汴梁率先撤坊墙，使坊外之街与坊内之巷相连通，但原来的坊制仍延续。金中都、元火都在东京汴梁的基础上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垂至明、清坊制尤存，但也仅仅是一种行政制度，更突出的是形成了北京街巷胡同的格局。但足，这种格局的发展变化却从没有停止过，一条大街按规划设计建成后，又逐渐变成了三条街，如“前¨大街”；一条胡同以固定的格局存在了几百年，但各称可以有若干次改变，如“王府井大街”。总之，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整个宇宙万物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在拆城墙之风尚未达普及时，我去过外地的一些相对北京较小的城，如山西的大同。方方正正一座城，东西南北四个门，两两相对城门问的大街成十字形，称之“大十字”街，“十字”将城市分为四个主要区域，再各自排列街巷胡同。北京城市结构最是指街巷胡同命名的渠道。如果说元大都的街巷胡同的名称多为官定(如成贤街)，那么，明清北京城外城的街巷胡同名称则多为俗成。但也不是绝对如此，在基本是以元大都城范围为基础的明清北京内城，明清及民国时增扩的街巷胡同则既有官定的名称，也有大量是俗称，如：民国时新辟的“北新华街”、“南新华街”、“文津街”等是官定的街名；西直门内有一胡同名“八个门”，亦为民国间始有之，盖因巷内仪有八户之故，此名称乃是俗成，过后上了地图，官方亦认可了；过去，城内有16条以“扁担”命名的胡同，若是官定的名称，不会同时有16条之多；此外，内外城还各有一条名“闷葫芦罐”的胡同，形容该巷尽管同环曲折却只有一个出口，这种俗之又俗却非常形象的名称，亦非是官定，但为社会所认可，官厅亦予以承认。外城史是如此，“棺材尚家胡同”，肯定不是官定的名称；“砖儿胡同”是因其路面由砖头或碎砖块铺成，较之其他胡同的土路面特殊，故以之为名； “平民住宅”，这是一条巷子名称，自清末形成天桥市场后，很多人在天坛西坛恨搭屋聚落，为避免因误会而擅闯的游人，则在屋前巷口张贴“平民住宅”字佯，久而久之，“平民住宅”则成为巷子的名称了，官方也不去干涉。

前面提到所谓的“社会与自然”，是指街巷胡同名称涵盖的内容。任何名称反映的内容都体现为抽象或具象，反映街巷胡同的名称内容也是如此。“长安”(长治久安)就是抽象的名称，“石驸马”、“松树”就是以具象的标志作名称。北京的老街巷胡同有很多是以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文明活动而产生的抽象或具象的标志来命名的，如：“文津街”(文化津梁，属抽象)，“平则门街”(元大都城门，属具象)，“砖塔胡同”(砖塔在胡同东口，属具象)，“东高房胡同”(巷内有明显高于周围屋舍之房，属具象)等。北京的老街巷胡同还有很多是以环境形貌标志为街巷胡同名称的。“罗锅巷”(巷之地势不平，中间高两端低)，“水簸箕胡同”(该处地势低下，为聚水之所)，“下坡胡同”，“后水泡子”(水泡子即死水坑，以地貌为巷名，后填平水坑，改称北新平胡同)，“四根柏胡同”(四棵柏树)等等，属于自然生成的环境形貌；再一种，如：宽街、丁字街、抄手胡同、口袋胡同等等由建筑格局而形成，则属于人为生成的环境形貌。

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部地方志，记述的是元大都的史地等情况，早已亡佚。1983年出版的《析津志辑佚》中记载的大都新城的街巷胡同对后人研究北京的街巷胡同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其后，介绍、研究北京街巷胡同者代有人出，仅举几例，明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当时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明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述当时城西部分的一些街巷胡同，并谈了他认为的“胡同”一词的来由；清时，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于敏中等的“日下旧闻考》，吴长元的《宸垣识略》，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周家楣、缪荃孙等的光绪《顺天府志》；民国时，陈宗藩的《燕都丛考》，李炳卫等的《北平地名典》，马芷庠等的《北平街巷志》，民国时的《旧都文物略》；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翁立的《北京的胡同》，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张洪的《老北京街巷图志》等，都有建树。今人研究北京街巷胡同再可借鉴者，即是历代北京的地图和含详图的书刊了，如：乾隆《京城全图》、徐苹方主编的《明清北京城图》，以及清末以柬历年的北京详图等。

所谓街巷，早先，街是街，巷是巷。坊墙之外的路称街，坊墙以内的路称巷。后来，街，一般指大街；巷，存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一般都理解为小街、狭窄的街；如果对较小、较狭窄的“街”不称“巷”而称“街”，则直乞为“小街”，如朝阳门南小街、北小街，习惯而已。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载大都城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衡通”。“火”与“巷”连缀为“火巷”一词的出现，要比“巷”晚近二千年。《宋史·赵善俊传》载：“以父忧去，服闵，起知鄂州，适南市火，善俊亟往视事，弛竹木税，发粟振民，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开古沟，是循旧制；创火巷，是新举措。古沟与火巷应都是阻遏火势漫延的举措。无火灾时，“火巷”则体现“巷”的功能。“巷”在北方、尤其是北京，很多都以“胡同”所代替。自古人们即如此理解，无甚争议。但·直到目前仍争论不休的是“胡同”一词。何为“胡同”?这是学富五车的专家们讨论的内容，我自然不敢妄加议论，只是以肤浅的思维表示认同某位专家的某种论述。

自元朝起，汉语中的单字“胡”与“同”方连缀成“胡同”一词，j1二以前没有。因此，“胡同”一词与元朝有关，与蒙古族的语言有关。此外，“胡同”也不是北京城的专利，外地也有很多城市内有名“胡同”者，如南京。其实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早已明言：“衡通本方言。”何谓方言?前人早已言明。如：《广韵》、《语言学论丛》等著述，《“方言”和<方言>》、《“方言”的涵义》等文章。在古代传统中，中国境内，汉族的地方话和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归为方言。地方是相对中央而言，方言是相对官话而言，换到今天就是相对普通话而言。这么讲是否妥当?古人有占人的标准，今人有今人的标准；古人不知道今人的标准，今人也只能把古人的标准作为历史来看待。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载：“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前半句说对了，后半句有点望文生义。我同意张清常、照那斯图等诸先生的意见，“胡同源出于蒙古语huddug(水井)”。胡同是huddug(水井)的音译。译写为“胡同”时，若释为“胡人大同之意”，或可自圆其说；那么若是译写为“衡通”、“湖洞”、“胡洞”、“胡筒”、“忽脱”、“忽突”、“合图”及很多其他的写法时，“胡人大同之意”就很难成立了。看来沈榜的话只对了一半。至于大都城的很多巷为什么改称(或新称)huddug(水井)?至于传统的称谓如：“街”、“巷”等为何未全部采用蒙古语的音译读法?抑或有井者称“胡同”?尢井者则廷用“街、巷”?专家们的讨论仍末见划句号，恐怕将来还会讨论的。

还有一个属约定俗成的现象需要提一下，即简称。北京的街巷胡同称谓，有些可以简称，有些不能简称，只能说全称。如你住在西直门附近，某天在家门口碰见一街坊大哥，问：“刚才你去哪儿了?”答日：“到北小街转了一下。”不用说全称，双方心知肚明，这个“北小街”是离你家不远的西直门北小街，如果他刚才去的是朝阳门北小街，回答肯定是全称：“到朝阳门北小街办点事”；如果你是进京的外地人，向人打听“北小街”在哪儿?恐怕很难回答你，因为北京好几个城门都有北小街，不知你问的足朝阳门的北小街，还是西直门的北小街。如果你问“北兵马司”(胡同)在哪儿?肯定告诉你在东城的宽街之北，不会把你支到西城丰盛胡同之北的“兵马司”去；反之你简称“兵马司”在哪儿，回答肯定是：“你问哪个‘兵马刮’?”再有，东城有个“府学胡同”，你偶然碰见一年多不见的老同学，问：“你现在件哪儿?抽功夫我去看你。”笞日：“府学，36号。”简称即可，无疑义。如果是住在“苏州胡同”就绝不能用简称回答，只能说：“住苏州胡同，36号。”否则只简称为“苏州”，人家还要买火车票去苏州看你，岂不是合近求远还末必能见到你。诸如此类，四川营、陕西巷等也无法简称。冉一种现象，即官定的街巷胡同名称也有简称。如景山北边有两条胡同，一今名为“油漆作胡同”，一今名为“大石作胡同”，都是因皇室内官临所掌的作坊于此而得乞。清时前者定名为“油漆作”，而不加胡同二字；而后者则称“石作胡同”，加了“胡同”二字。可见过去的官定名称亦未必完全规范。前者之名肯定是简称，但谁也不会误会；后者苔也简称“石作”，会很别扭，也容易产生歧义。可见约定俗成也要恰如其分。不过细品一下，会发现这种现象多是官从俗定。如果所有的街巷胡同名称，都如同元夫都建成伊始由具高深学问的老夫子定坊名那么运作，肯定会是合规合矩、十分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依然会有不同的简称，初衷与效果未必总是一致。约定俗成产生的效果，往往能为更多的人接受。

元大都及明初北平府的坊名都是官定的极其典雅的名称，雅到久已失传。官定(包括官认、官改)的名称固然重要，也是必需的，但很多俗成的名称也有一定的生命力。白纸坊自明代就有，恐怕是老百姓自己命名的，还派生出纸坊胡同(后改白纸坊胡同)、白纸坊街(东街、两街)、造纸胡同、白纸坊北里(中里、南里)，名实相符，生命力强，流传至今。再如齐化门街，是元代官定的称谓，但历经数朝，700余年，齐化门也早改名为朝阳门，官方称谓几经变革，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仍有老北京人叫“齐化门街”，而且听的人也不会对其地点产生疑义，可见老百姓之喜爱，则其生命力即强。那些由官方颁布、由文人拟定的典稚的坊名、街名至今能流传下几个呢?战国的大思想家荀子说过：“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说得多透彻、多好啊!

专家学者们在依据丰富的系统理论并掌握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行探讨研充，是属于学术方面的。而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喜看书，但庞杂且不求甚解；爱钻胡同逛街，但东游西转亦算不上考察，充其量是野孤参禅、东施效颦。面对当前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的城市改造，很多存在了数百年的街巷胡同不见了，代之以“苑”、“园”、“里”、“广场”。这与历史上以“行省”代替州、道、郡，以“街巷”代替甲坊是一样的道理，是时代变革所需，无庸过分惋惜。我生在京城的某街某胡同，长在京城的某街某胡吲，几十年习惯于斯，自然有一定的恋情。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固然好(最近，有广告词称四合院为：繁华都市中宁静的中式别墅)，但是住“人杂院”就，‘定比住单元楼舒适吗?小胡同就一定比社区更有人情味吗?研究、了解、保留历史轨迹和历史见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此处讨论的议题。怀旧，不过是人的某一部分情结的惯性，斤不是要去拉历史的倒车。我编辑这本册子的目的，就是欲将已经消逝、正在消逝或行将消逝的一些北京老街巷胡同的风貌以文字与照片的形式保存下来，为人们留下点茶余饭后的东西。毕竞在城市建设的变革时期做这项工作是个机会。后悔药无处可寻，只能与时俱进。地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涉及历史、地理、政治、民族、社会、自然、风俗等方面。这本册子，肯定毛病不会少，主观上，因自己读书太杂，且不求甚解，所幸抛出的是块“砖”，或可自我解嘲吧；客观上，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今人的研究方式，所以有难度。这本册子绝不是研究成果，而属归类汇编；收录的内容不是历朝历代北京行政区域的全部，仅是城墙之内的范围；反映的也不是北京老街巷胡同的全貌，既非大全亦非名录，仅是雪泥鸿爪、九牛一毛。

前人命名的数千条街巷胡同并没有统一的时间和统一的规划。我在编辑时作了简易的分类，主要是想方便读者。肯定不很准确(有些也很难归类)，但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吧。 基本原则是： 图片和说明标题均为该街巷口前或拆除时的名称和起止地点，便于今人查阅； 分类是以所能查找到的该街巷最日_命名的起因缘由，而不顾及今名之义，所谓寻踪溯源是也，但所能查到的所谓最早的名称也末必就是真正最原始的名称，比如：元大都很多街巷胡同名称都查不到了，只能从明、甚至清箅起，留待专家指正吧!

街巷说明巾仅列出命名始由，与此关系不大的人、事、物基本不涉及或很少涉及。

傅公钺2004年9月于北京大的特点是由体现“皇权至上”的建筑组成的城市中轴线通贯南北，东西两侧的建筑和街巷基本是对称排列，如建筑：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与西单牌楼、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山川坛(先农坛)、“五府六部”衙署等；如街巷：崇文门至雍和官的通衢与宣武门至新街口的通衢、东长安街与西长安街、户部街与西皮市街等；城内寓意“长治久安”的最宽阔的街道横列在皇城之前，贯穿东西，皇城基本在长安街之北，“五府六部”基本在长安街之南(如刑部在入清以后从旧刑部街迁到西文民巷东口)；长安街与中轴线成十字形在天安门前相交；所有的城门未必都是两两相对，但亦相去不远。北京城与外地的城，有共性也有个性。

北京这块地方历史悠久。从“北京猿人”算起，有50多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从周武王封召公爽算起，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从元大都算起，有700余年的都城史。早时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此地或为城或为部且不去说，西汉武帝时这里是幽州剌史的治所，叫蓟，范围是今北京宣武区的一部分和丰台区的一部分。庸时，这里是范阳郡的治所，仍称蓟(亦称幽州城)；安史之乱时称燕京。辽太宗将这里升为五陪都之一一，称南京，又名燕京；金灭辽不久，海陵王定都于此，称中都。蒙古骑兵灭金，这里遭兵乱火焚，很残败，忽必烈时曾一度恢复燕京之名，旋又改称中都，终因过于颓废，不堪为都，于是在距此地三里之处另建新都，即元代统一的部城——大都城新城。明初将大都城改称北平，以今南京为部，后皇四子在朱元璋死后发动“靖难之役”推翻了他侄子建文帝，继位后定都北平改称京师，又称北京，改原京师称南京，实行南北两都制，一虚一实。清称南京为汀宁，称北京为京师，但这只是官方用浯，非正式场合仍称为北京。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政府定都北京。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特别市，1930年改称北平市。1949年又恢复北京之称。

北京城的帝都性质一般是从大都城的兴建为始。北京这块地方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元大都城应是最早的。在其之前只能说是城市、诸侯国都、地方政权首府。

元大都城是一座南北略长于东西的规整城市。南墙(位于今长安街稍南一线)辟二门，中曰“丽正”、东曰“文明”、西曰“顺成”；北墙(位于今东、西土城一线)辟二门，东日“安贞”、西日“健德”；东墙(位于今东二环路一线)辟三门，北曰“光熙”、中曰“崇仁”、南曰“齐化”；两墙(位于今西二环路一线)辟三门，北曰“肃清”、中日“和义”、南日“平则”。正是这些城门，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带有元大都城门名称的街巷，尽管这些城门的名称在后来已经发生了改变，如：齐化门街(即朝阳门内大街)、平则门街(即阜成门内大街)、哈达门街(即崇文门内大街)、顺承门街(即宣武门内大街)等。我小时仍这么以700年前之名称700年后之街，一说即知是指现在的哪条街。再有，那些××门街、××门×小街、××门×顺城街、××门内×城恨，都是以城门为标志物命名的。

明洪武元年，大将军常遇吞攻占元大都城后，将北城墙向南缩5里另筑新墙(当时元大都北城墙并未废，明洪武四年始废弃)，辟二门，西日“德胜”、尔日“安定”；东、西墙仍用元大都城的东、西墙，废元大都东西墙之北的“光熙”门、“肃清”门；永乐十七年将元大都城的南墙向南推移二里至今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仍辟三门；至此，北京内城范围基本定形，再未有大的调整。正统年间将各城门重新命名，北墙之西曰“德胜”、东曰“安定”，东墙之北曰“东直”、南曰“朝阳”，南墙之东曰“崇文”、中曰“正阳”、西曰“宣武”，西墙之南日“阜成”、北曰“西直”，内城共9门。嘉靖二十_二年在内城南侧包筑外城，使整座城市平面呈“凸”字形，西墒辟一门，日“广宁”；北墙西段辟一门，日“西便”；北墙东段辟一门，曰“东便”；东墙辟一门，曰“广架”；南墙辟二门，东日“左安”、中日“永定”、西曰“右安”。内外城总面积为62平方公里。明时，内城体现帝都特点的街巷名称很多。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生产等。“长安街”，表示“朕之天下长治久安”；“东厂胡同”是御用特务机构“尔厂”的外署衙门所在地；“武功卫胡同”是明代皇帝亲军之一的“武功卫”卫署衙门所在地； “京畿道胡同”因明之“都察院京畿道公署”设于街北而名； “千府大街”乃以“十王府”之故； “李阁老胡同”因内阁人学士李东阳之赐第在胡同路北；西什库、惜薪司等是直接为皇室服务的。  清代的北京城与明时一样，只是在道光年间将外城的广宁门改称广安门，其余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满族以文化基础十开对较浅薄的少数民族统治文化底蕴较深厚的多数民族，总是心有余悸，除了其他统治措施外，强行将世代居住在内城的汉民全部赶至外城居住。这是严格执行的措施，与“剃发”、“圈地”一样都是无理可讲且不容拖延的。汉民若需到内城力、事，仅限于白大，夜晚不得留宿过夜，否则将治罪。内城所有的居所丰人代之以兵民台一的八旗旗人。八旗防区在内城分布如下：正黄旗，德胜门内；镶黄旗，安定门内；正白旗，东直门内；镶白旗，朝阳门内；正红旗，西直门内；镶红旗，阜成门内；正蓝旗，崇文门内；镶蓝旗，宣武门内。由皇帝直接拧制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兵，承担对皇宫的侍卫；镶白、正红、镶红、正监、镶蓝下五旗巾诸王、贝勒统领，担任防守内城及附近的任务。这一举措主观上既解决了进京后旗人的住所，又拱卫了清皇室贵族的安全；客观上对北京老街巷的影响很大。兵民合一的八旗占据了原来的纯粹民居，改变或增加了不少具有“兵民合一”特色的街巷名称，如：××营房、头牛录、二牛录、昂邦章京胡同等；清初禁止汉人在内城居住的同时，也禁止旗人在外城居住，但在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却有崇文门外的“正蓝旗营房”和宣武门外的“镶蓝旗营房”等地名，大概是因为下五旗要担任防守内城及“附近”的任务之故。存街巷胡同的命名上，还有一些是与明朝一样体现了帝都特点的作法，即以衙署命名其所在地的街巷，如：銮仪卫夹道等；以贵戚府第名之的“佟府夹道”等等。明时，北京外城除了靠近“前二三门”(主要是前门外)一带人口较多外，大部分地界是很荒凉的，越往南越空旷，外城内的东两一带也很空旷。内城的汉民‘下涌入外城，增加了大量居宅，也增加了很多街巷，如：明时有很大空地的宣武门外，就增加了“西横街”、“中横街”、“东横街”等街巷，此外白纸坊等处，崇文门外等处亦是如此。  进人民国时期，阜帝推翻了，北京街巷胡同名称中帝都的特点仍存在，继之增添了不少突出民国首都的特点的街巷胡同名称，如这时期命名的“国会街”、“众议院夹道”、“府右街”、“府前街”、“教育部街”、“肮空署街”等就是事例。“国会街”即明代的“象来街”，清代的“宣武门内两城根”，民国参议院设在路北，则改名为“国会街”；民国的教育部设在原“东铁匠胡同”，此街则改名为“教育部街”，后教育部南迁，国民党北半市党部又设于此，则又改称“市党部街”；“噶噶胡同”又名“嘎嘎胡同”，清未时因禁卫军训练处设在街北，改称“禁卫街”，民围时中央航空署设在此街，又改名为“航空署街”；“府右街”原系皇城内宅地，称之“灰厂”，民国二年始辟之为街，因存大总统府之西，故命名为“府右街”。诸如此类。民国时，北京的街巷还有一个特点，推翻了帝制，城墙不冉是帝都的象征，为了便利交通，将很多处城墙扒开，所辟之路多称为“××豁口”，也成为街巷名称。

上述谈了很多，政权的变化带来城市规划的变化，进而造成街巷布局的变化。迄今为止，北京街巷布局最集中、最明显的变化有三个时期。一是，明朝大军攻入北京后至正统时，城市、皇城、紫禁城、衙署，以至河渠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街巷布局、名称都随之变化，这个过程约是几十年。二是，清王朝政权定鼎北京之后，皇城之内、紫禁城之外的大片区域有了很大变化，明时这片区域是皇家禁地，民间不得出入，但到乾降时已有质的变化，《京城全图》记载这片区域已有很多显系民间的街巷名称，全光绪的《京帅坊巷志稿》中的街巷已与今天基本一致；再有就是外城部分扩展式的变化，这个过程约是100年。三是，自20世纪5咩代巾期至今，北京街巷变化尤为巨大，这种巨大的变化又可分为两期，一期主要是城市规划带来的扩展式变化，是从50年代中至80主F代初；二期则是根本性的变化，称为城市改造，具体地说是“危改带房改”，结果是街巷胡同和构成街巷胡同的四合院等大面积地消失，约是从9()年代初至今，目前虽有局部“刹车”，但不过是“蓄势待发”，估计其来势仍会锐不可当；一、二期之间，即8(坪代初至90年代初，是个过渡期，仍是城市扩展式变化的深化，主要体现在旧城以外周围，90年代初才大规模触动IH城以内。

街巷体现在名称的改变，自古有之，今之西兴隆街，从元代至今日几经变名：羊房、羊房草场、草厂胡同、兴隆街、西兴隆街；明代的沙家胡同，清时改为沙井胡同。这种情况虽有，但基本是个例。真正大规模地改名大约有三次。人民国后是第一次，主要以消除封建意识和易俗为雅为原则，如户部街改称公安街、皇城根改黄城根、内官监改为恭俭胡同、牛蹄胡同改留题胡同、渚头胡同改竹头胡同、裤裆胡同改库藏胡同……约有200余条街巷胡同。1965年是第二次，其原则包括：继续消除封建残余、规范名称，如凡以寺庙命名的基本去掉“寺”、“庙”，千佛寺胡同改称千福巷、东观音寺胡同改东冠英胡同，这是成功的范例，也有在今天看来不那么成功的，如白衣庵改名白衣胡同，就很别扭，巷以庵为名好理解，巷内有庵，供白衫观音，但巷仅称白衣，就费解了，巷内有做白衣的?卖白衣的?穿白衣的?欠深思!规范名称主要是解决重名，如十几条“扁担”，仅保留一条“扁担”，其余改名或加前置词来区别；再有就是将过于小的胡同{=F人大街巷，将过于大的街巷分拆为适当的胡同，如将南、北褡裢胡同并人羊肉胡同，将旧帘子胡同析为东、西旧帘子胡同。第i次改名浪潮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了，原则就是破旧立新、“革”字当头、体现“红”色。

历史上北京的街巷胡同无论是规划布局，还是名称的演化，每一次集中、明显变化都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北京老街巷胡同的格局，整体是以规划为主、以自然形成为辅的有机结合。

元大都及其明清时代，北京内城的街巷胡同基本是按规划设计，横平竖直宛如棋盘，但也有特例，如今之鼓楼西大街在元时即是一一条斜街，历经700年至今仍是一条斜街。明清时因人口的增加，沿一些水道、水沟亦形成街巷，故内城的斜街有所增多，如西斜街、东斜街、“沟沿”街、船板胡同等。北京外城的街巷胡同基本是以自然形成为主、以规划设计为辅，更多地体现为无序。除城门所对的主要大街外，很多胡同是顺地势、沿河流而形成，故此外域多斜街、弯街，如：“××河沿”、“××斜街”、“×道湾胡同”、“××上坡”等。自元大都城的修建乃至于今，数百年问， 北京街巷胡同的格局由于世事沧桑、政治风云的影响，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随之变化。兴与消、多与少、宽与窄、长与短、直与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停地变幻。明仞废元大都北城墙、拓南城墙，明嘉靖修建外城，清初驱汉民至外城，民国辟城墙豁口……政局的变幻等，都对北京街巷胡同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即使是短暂的历史的嬗变，也会对街巷胡同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张爵的《京帅五城坊巷胡同集》与沈榜的《宛署杂记》成书间隔30余年，对照二者的记录，仅就共同提到的宛平的坊界就有过改划，而后者也比前者多出一些街巷胡同。

北京老街巷胡同的命名方式与名称的来源，基本是：官定与俗成，社会与自然。

任何时代决定的任何事情(当然包括命名在内)都体现着卡义威的意志，说明街巷胡同的命名是要由权威，即官方来确定，如“长安街”等。元人都城的规划是“太保”刘秉忠根据《周礼·考工记》为蓝本设计的，各城门的名称亦是他根据《周易》等经典代表官方命名的；城内五卜个坊的名称，是元代大学者虞集受命根据经典而命名的。后世有些街巷名称即便不是官方的“点子”，也要由官方认可才行，否则即是“黑名”、“伪名”。你是“北京户口”还是“河南户口”，要由官方给你定或给你改，否则你就是“盲流”，是收容和遣送对象。由此可见，街巷胡同的名称亦是官定或官认、官改，但具体管这件事的“官”不一定是像“太保”刘秉忠和大学者虞集那么权威的“官”了，也不一定有那么高雅的水准，只要是管这事的“官”即可代表官方的权威。官定好理解，那么官认、官改呢?举一例，两直门内过去有条棚匠刘胡同，因为明永乐时巷内外迁来一叫刘富贵的棚匠，技艺高超，远近闻名，其子孙后代都以棚匠为业，一来二去这条胡同就叫棚匠刘胡同了，民也认了，官也认了，一叫就是几百年。民国时，刘富贵的后人刘子明搬家至西单牌楼的报子街升了家德利兴棚铺。后来，棚匠刘胡同的住户以此名不雅且棚匠刘家也搬离此地为申请求市公署予此巷改名。刘子明闻之，以此巷名历年既久且刘家为当地带来荣誉为由，亦上书清求继续保留，官司打了很久。最终的结果是，棚匠刘胡同改称为“朋奖胡同”，对簿双方的面子都照顾到了。以此可见官认、官定、官改的作用。再举一．例：狂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很多老街巷胡同都被改了名，一时间，红日、红旗、遵义、延安、大寨、永革……遍布京城街巷胡同。起初是“红卫兵”(当时并不是官方机构)的动议(当时叫勒令)，按理解这种动议(勒令)应是“俗成”，但不久官方却依此钉上街牌牌了，应该理解是“官认”了。“文革”后，这些街巷胡同名称又陆续恢复成原名，又换成了一种牌牌。这再一次更换街巷胡同的路牌，应该理解是属于“官改”了。“文革”是属于特殊时期，其实历史上街巷胡同名称的变化也是基本如此。“官改”自有改的道理，也有改的方法。重改的理由，肯定是因为局部与整体不协调，或是旧名称不适合新时代，或是原来命名的依据发生了变化等因素。“文革”期间北京街巷胡同改名的道理，就是在“破四旧、立四新”的观念下，旧名称不适合新时代。因此那时对大部分街巷胡同名称“改的方法”不适当不巧妙。东城有条胡同，清时称“下洼子胡同”，以其地势而命名，后为区别重名，改称“南下洼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改称为“学毛著胡同”。这种改法，失去了原有的特点，不考虑任何内在的延续性，也没有任何改名的具体依据。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街巷名称上，很多人改了自己原有的名，甚至姓；“文革”结束后，指导时代的观念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后来大部分街巷胡同的名称又改回来了。

怎么才算是适当、巧妙呢?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这种“官改”的方法多是根据汉字读音的特点采用同音字，或是在原名称上加缀方位、形容、序数等定位词进行限定，或是废止旧称重定新名。

其一，为字变音不变的原则，也就是以同音的吉祥字替代原来不那么吉祥的字，如：猪市口改称珠市口；

其二，是采用谐音雅化的方法，如：屎壳郎胡同改名时刻亮胡同，棺材尚家胡同改称官菜园上街；

其三，是加缀定位词以区别原来重名的街巷胡同，如：对5条以“兵马司”命名的街巷分别加缀北、南……而成为很容易定位的北兵马司、南兵马司……对几个以“堂子”命名的街巷，也如此处理成东堂子胡同、西堂子胡同、南堂子……对若干以“扁担”命名的街巷，则冠以大扁担、小扁担、北扁担、南扁担……

其四，是废旧定新的原则，如：国兴胡同及张旺胡同合并为一条胡同，各取一字而成新胡同的新名，即国旺胡同，乃国家兴旺之意；

其五，是随原来命名所依据标志的变化而改变，如：元之平则门明清时名阜成门，“平则门街”则改称“阜成门街”。 诸如此类，仅列上述几种主要的方式。 前面提到所谓的“官定与俗成”，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阅了数十种古今专著和各种有关北京的地图，如：《析津志辑佚》《南村辍耕录》《故宫遗录》《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天咫偶闻》《藤荫杂记》《天府广记》《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京师坊巷志稿》《顺天府志》《鸿雪因缘图说》《养吉斋丛谈》《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燕都丛考》《北平地名典》《北平街巷志》《旧都文物略》《故都变迁记略》《北京地名志》《北京通史》《北京文史资料丛书》《北京市地名志(城区巷)》《北京的胡同》《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称史话》《老北京街巷图志》《旧北京城》《京城全图》《明清北京城图》等，及历年北京(北平)详图；

编撰过程中，得到了首都图书馆，各城区文化委员会、档案馆、图书馆、地名办等部门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走访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街巷居民的热忱接待，获得了很多有益教诲。

照片的大部分是张洪杰同志、赵秀芬同志拍摄并提供；其余是张肇基、孙戊、麻裕、孙倩、郜逢义、丁幼华，张承志同志拍摄或提供；同时本书还收录了几幅叶华女士于五、六十年代拍摄的珍贵图片。

对于上述，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傅公钺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