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尘封往事的，展现真实较量的；还原清晰真实的，展现鲜为人知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先生亲自为本书作序，第一手的图片（全部照片均由红墙摄影师杜修贤先生提供）和资料展现了共和国政要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与政治风云。

岁月如梭，转眼又要迎来一个又一个凝重且难忘的纪念日——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所以说，一个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生的特殊命运。这部书里描写了多位政治人物的命运故事，不仅真实记录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建党、建国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同时也记录了一批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第一章 外交风云中的毛泽东

 第一节 不亢不卑的较量

 第二节 同志加兄弟

第二章 周恩来修睦四邻

 第一节 “远亲不如近邻”

 第二节 往来亲切的邻国

第三章 “法国通”与法国

 第一节 中法建交前后

 第二节 特殊的法国情结

第四章 中美悠悠往事

 第一节 斯诺再踏中国之行

 第二节 向美国发出的三次信号

第五章 留在大地足迹

 第一节 周恩来与《东方红》

 第二节 心里装着百姓冷暖

 第三节 两次特殊的视察

 第四节 开国总理的最后使命

第六章 风起云涌

 第一节 庐山会议真相

 第二节 日出日落天安门

 第三节 惊心动魄的日子

 第四节 中南海的秘密行动

第七章 安魂红土地

 第一节 安葬胡耀邦

 第二节 走进浏阳河

毛泽东曾说过：“赫鲁晓夫有胆量，不过这个人也能捅娄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毛泽东的分析和预见十分准确，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作为中苏两个大国的元首，他们有过多次的交往，在交往中由于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政治追求，不同的民族利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在处理这些冲突中，毛泽东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和不畏大国霸权的中华民族气节。

1954年10月1日是我国5周年国庆节。这年的国庆节举国上下洋溢着和平安定、颂团结赞友谊的欢乐气氛。北京的车站、机场、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摆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外宾看到中国团结、和平、安定、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前途也增加了希望和信心。

9月1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块伟大而神秘的土地。这次访华，主要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庆祝活动，还有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当时的中国人对赫鲁晓夫还有点陌生，后来才对他有所了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由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11天之后，马林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的职务，实际上就由赫鲁晓夫负责党中央的工作。

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泽东小一岁，俄罗斯族。他是一个矿工的后代，自己也曾在乌克兰顿巴斯当过矿工，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人布尔什维克党，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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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出中南海红墙内中国政要秘闻

我和顾保孜女士合作写书多年，也出版作品多部，然而为她的作品写序言却是第一次。认识保孜是在1981年，那时她才20出头。因为她和我爱人是亲戚，来我家的时间比较多。那时我就发觉，她对领袖的照片很感兴趣，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多讲讲中南海里的故事。时间一长，她对我的经历和照片就熟悉了。1991年，尽管她还很年轻，我考虑再三，还是将我的第一部书交给她写。结果她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来了，那就是在1992年畅销中国大地的《红墙里的瞬间》。因为那个年代还不时兴在书里配图，所以那本书只有文字没有照片。

写镜头内外的故事却没有照片插图，这让顾保孜耿耿于怀。直到1998年初出版了《红镜头》，遗憾才得以补偿。

经历写成书，更使我对往事历历在目，无法忘怀。我常常想起当摄影记者跟随领袖的岁月。我从1960年元旦起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负责拍摄总理各项活动的新闻照片。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排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我也随着被编为3号组，并且将“3”这个数字标在相机镜头的左上角，底片一出来，就知道出自谁的手。

莫不是和“3”有缘?一次出访，我在异国他乡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杜三(后来为使书面文字有严肃感，就更名为杜山)。这个拾来的名字，在中南海里竟然比我的真名叫得还响亮。

说出来没人相信，这个名字是周恩来总理幽默的结果。

196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外长陪同出访亚非欧14国，我随同拍摄采访。几内亚是最后访问的一个国家，到达时已经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可是位于赤道的几内亚却是另一个世界。太阳对这片土地格外厚爱，一年四季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白天热了一天，到了傍晚，周总理提议大家散散步。我提着相机，跟着总理走出宾馆。我们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感受阵阵扑面的热风……这独特的热带风光，只有在静静的傍晚才能充分地领略。

走着走着，周总理止住脚步，望望陈毅的秘书杜易，又看看正在一边抢镜头的我，说：“陈老总，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时周总理很少开玩笑，陈老总没注意总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就是嘛!这么多天在非洲转，硬是把人都晒黑喽!”

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过来，过来!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你嘛——叫杜三……”

总理话没说完，陈老总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家族。”

大家被陈老总滑稽的川腔逗得直乐。

“我有那么黑吗?”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脸，也跟着笑了起来。

回国后，“杜三”这个名字也带回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找“杜三”，家人愣了，谁叫“杜三”啊?我只好指指自己：“杜三就是我!”

不过，周恩来和我们说话并不全是和风细雨、妙趣横生的轻松话题。有时也十分严厉，甚至近至苛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理解，总理之所以这样严厉、这样严格，完全因为他所肩负的重任和面临的场合，他自己不能出差错，同时也不能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出差错。

1972年是我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繁忙的一年。

记者们最喜欢重大新闻层出不穷，外交活动一多，记者就活跃了，搞得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大伤脑筋，每次活动各家媒体都派记者，拍摄现场往往是乱糟糟的。周总理见记者一窝蜂似的采访外宾，直皱眉头，多次指示警卫局要想尽办法维持好秩序，但收效不大。后来，周总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让我担任组长，将电影、电视、摄影统一管理起来。各报社统一用协作小组提供的新闻资料，其他记者就不能随便出入现场采访了。  我记得协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出师不利，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那是一次欢送宴会，周总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他发现没有记者拍照，就叫我们的一个记者过来照一张。周总理在国际交往中特别讲究细节，注意平等待人，哪怕是不易察觉的小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可是周总理叫了几次，记者也没有过来。总理立即叫宴会厅的服务员把我找来。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朝周总理坐的主桌跑去，还没有站稳脚，周总理劈头就说：“你关键时刻不起作用!”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问个明白，可一看总理异常严肃的模样又不敢往下问了。别看我们平时在总理跟前无拘无束，总理真的一生气，给着谁都害怕。我站在那儿暗暗思忖：总理发火肯定有原因。果然，总理把事情一说，我也吓了一跳：会有这事?

我终于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找到了那个记者。记者知道自己闯了祸，见我来了，满脸委屈地说：“不是不照，是礼宾司的人交代，让我只照周总理和叙利亚大使握手的镜头，没想到周总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也要照相，恰巧机子里又没有胶卷了。”

我听了哭笑不得，摄影记者有照相机没胶卷，不是和士兵打仗带枪不带子弹一样吗?再说，周总理和谁握手都要照，活动结束，照片要作为礼品赠送大使们的，这是多年的规矩了，漏一个镜头都不好办。

我们在一边说话，周总理的注意力也跟了过来，他一会儿扭过头来朝我们这边望望，那严肃的目光，望得我心里乱跳。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招手叫我过去，我紧张地回到总理身边。

“怎么?还不服气吗?”

“不是不服气，他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

总理一听提高了声调：“什——么?这不是奇闻?摄影记者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这样能当记者吗?能工作吗?”

“是的，他知道错了，正在作检讨!”我赶紧为记者开脱。

“回去检查!还有你，也要检查。在资本主义国家，记者是争先恐后抢镜头，你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记者这碗饭好吃，是不是?我要你检查，是要你把记者都管起来。”

还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要拍摄一张主宾合影。他曾经要求我们在进行外事拍摄前要用英语讲一句“请注意”，我们都学会了这句英语，周总理也挺满意。可是这次不知那个记者是忘了还是没有重视，按快门时用汉语说了声“请注意”，就拍照了。

周总理气坏了。外宾一走，总理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孤：“你们要练兵到八达岭练去!这里是国际场合，不是练兵的地方!”

无论大场合还是小活动，周总理总是心细如发，时时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摄影记者的关心更是令人感动。

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领导人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常常走到城楼栏杆前，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时，镜头就无法拍摄他们的正面像，我们只好将一半身子悬到栏杆外面。有一次，我悬着身子刚对好焦距，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我的衣角，我怕按快门时手动，就直叫：“别拽别拽，再拽镜头就虚了。”可是身后的手却越拽越紧。我还以为是警卫的同志，站直身子正想叫唤，话到嘴边僵住了——不是别人，是周总理!

“要镜头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办?”周总理轻声却十分严厉地责备我。

我也算是个硬汉子，经历过很多坎坷，都没有落过泪，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周总理充满爱意的责备，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城楼上照相，周总理多少次拽过我，我已经无法说清楚，但我知道，周总理的手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为我的生命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岁月。

前不久，我又登上天安门城楼，站立在栏杆前，双手在滑滑的栏杆上抚摸良久……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来这是在写序，不是在写回忆，说得太远了。在此希望顾保孜女士的新书能给读者带来美好的回忆，并从中得到乐趣。

                          杜修贤

                          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