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找回大学精神》一书以其独特犀利的视角和充满激情的解析话语赢得了学术界和高校师生甚至是社会其他行业人士的广泛认同。本书初版于1998年,修订再版于2001年,发行后在社会各界及学科学术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最近,应我社之约,作者增补了一系列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思辨文字,大幅度删节了第二版中一般化的内容,使得全书风格更具个性,内容更为精粹。2005年10月,由出版社全面改版、重新设计、精心制作、隆重推出的《找回大学精神》第三版,不失为一部充满人文思想气息的精品之作。
这本书的可读性首先在于作者说的是真话,是心里话,不是套话。我常讲,说套话太没有意思了,不如不说。这本书的可读性还在于它的学风和文风,作者不是凭空议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理论联系实际,有感而发,文字既泼辣,又朴实。这种品格太可贵了,我们应当予以鼓励,特别是对待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本书的可读性更在于它的闯劲和创见。不论作者提出的“找回大学精神”、“德育目标回归”,还是“高等教育个性化”、“高校自创特区”,都显示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敢于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
三生万物
今天的教育违背了“三”的自然法则。今天的科技是要将机器赋予智能,而今天的教育却是将人变成机器。我们要么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对,要么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对,要么将道德教育与智能教育相对,要么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对,要么将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相对……忽而强调这一头,忽而重视另一头,跟风追潮,缺少主见,漫无目标。如涂又光先生所喻,就一棵果树而言,政治向它要果实,经济向它求木材,教育则应关注“树本身”。教育的悲剧在于,跟着政治喊果实,跟着经济嚷木材,偏偏不管“怎样种树”而荒了自己的田。唯有“种树”才是教育本身应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提出使人入德成善的三要素,即人的天性、习惯和理性,这与柏拉图“情欲、意志、理性”的方法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三者都是通向美德的途径,理性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但并不扼杀其他二者。“三要素”论为后人提出“遗传、环境、教育”三者关系问题孕育了萌芽。
涂又光先生认为,“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智德体各方面得到发展”。这段表述中对“知情意”三要素于身心,“智德体”三方面于发展之概括是独具匠心的。不仅如此,他对社会生活层面的解析也与“三”密不可分。如政治之原子是权力,经济之原子是利润,文化之原子是真理。一切社会组织均不可缺少这三“li”,只是主次关系、从属关系不能颠倒而已。教育是文化活动,学校是教育活动的场所,学校由文化、政治和经济三者有机构成,但教育却只能是教育本身,绝不能把教育当作政治来办,亦不能把教育当作经济治理,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学校就是教育。无疑,学校促进了教育的专门化,但它仍可以使教育本身异化。文化大革命之教育革命就是一例,其本质上就是教育机构对教育本身的扼杀。上述道理,远非二分法所能解释,必需三维思辨才能得以清晰。
今天的园丁大多成了揠苗助长的园丁,其所作所为是善意的,但多属“不自然”之事。有学者称:“目前在许多教育者的心目中,教育可能只是为了堆满人类大脑而发明的符号灌输系统。”好园丁能顺应植物之自然,其职责是施肥、浇水,再就是修枝、嫁接,而不是帮花生花、替树长树。故伽利略称:“人不可能被教,只能帮助他发现自己”。据考证,在西方,英、法、德文的“教育”一词概由拉丁语Eduiere而来,拉丁语的Eduiere又是从动词E-ducere变成的,“E”在拉丁语中有“出”的意思,ducere有“引”的意思,因而“教育”一词含有“引出”之意。
说到底,教育之第三境界就是自然。教育就是要适应人的自然,继而促进人的成长。犹如苏格拉底之助产术——有胎方能助,无孕则无助。
P84-85
这是一本可读的书。其所以用“可读”二字,是因为今天我们见到的书太多了,其中缺乏可读价值的书也太多了。
这本书的可读性首先在于作者说的是真话,是心里话,不是套话。我常讲,说套话太没有意思了,不如不说。
这本书的可读性还在于它的学风和文风,作者不是凭空议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理论联系实际,有感而发,文字既泼辣,又朴实。这种品格太可贵了,我们应当予以鼓励,特别是对待比较年轻的同志。
这本书的可读性更在于它的闯劲和创见。不论作者提出的“找回大学精神”、“德育目标回归”,还是“高等教育个性化”、“高校自创特区”,都显示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敢于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或许正是由于上面的优点,也反衬出某些方面的不够成熟。这是不可苛求的。也许当你感觉一件事物或一个人成熟了的时候,也就显得老成了,容易缺乏生机或创见。
董云川同志在云南财贸学院教务处工作多年,于1992年至1994年在我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全部硕士学位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我多次与之接触,看得出他思维敏捷、学业出众,是一位很有研究能力的教育工作者。书中不少观点早在这里学习时的学术活动中就报告过。因此,我对他比较了解,乐意为这本书作序,并向读者推荐。对于他和他的这本著作,可以这样来概括: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最后要说的是,人要有一点精神,大学也要有一点精神,这本书以《找回大学精神》命名,很好。可以说,今天我们的一些大学还是少了一点精神。要面向21世纪,要迎接信息时代,大学既需要保留我们传统大学的理想,又需要有体现新的时代发展的大学精神。
朱九思
1998年8月5日
好歹还有人看,所以本书自1998年10月初版后不到半年即购赠一空。随即不少朋友就怂恿着再出一版,当时本人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并以没有库存积压而沾沾自喜。直至三年后的今天,有三个原因点燃了再版的“虚荣心”:其一,不断有人要索取去作批判之用而不得不动用到收藏本;其二,出版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又炮制了几篇可以辑入能够自我陶醉的文章;第三,专家的勉励、朋友的鼓励和出版社的支持。
本人固执地认为,批判思维是积极思维;批判的话语本源自感情。再版后所思、所行、所写内容的跨度大体覆盖了十年,主要记载了自1990年到2000年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心得之中有特点的一部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值得人们永远评说。为了保存在此期间思维的原貌和纯粹“当时”的想法,现在有意不对原文作修改。有学者指出,少年文章截然不同于老年文章。成熟文章绝不犯幼稚的毛病,同时也难以留存下率真的激情。
以后的人看到这本书后会感叹:“噢,原来对于当时大学中发生的事,这个年轻人是如此这般想的。未免天真!真不识时务!”
董云川
2001年7月26日
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结识了董云川……他为人很是真诚,一切皆率性而为,做事时最为认真,玩笑时又闹得最凶,说话时发人深省,交友时直言以告。因其笑声很有感染力,朋友既多又广,颇有“大隐隐于市”之风范。
——清泉:《一个真诚的人和他的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