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编著的这本《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起名《小手术》，主要还是在于自己的自知之明——掂着小片儿刀四处削人玩的。下手可能猛准狠了点，您得有点心理准备。从教科书上消失的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什么时期创作了最受欢迎的作品？谁是伟大的“第三者”？她和鲁迅到底有多少纠葛？“害群之马”是怎样和鲁迅走到一起的……“仁义多情”的“历史顽主”端木赐香2015年新作：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端木赐香编著的这本《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分上、中、下三篇，既相互关联，又可独立成章。

上篇是“许广平的华丽转身：从学生中的‘害群之马’到教师中的训育主任”，试图说明，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和个人的局限，在北京女师大为期一年驱杨风潮中大显身手的学生领袖许广平，在做学生与做老师的角色转换中，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毕业前，她是北京女师大学生领袖，毕业后，她做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做学生，她被杨荫榆斥为“害群之马”，为人师表，她的表现跟杨荫榆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做学生，她骂杨荫榆是恶婆婆，做老师，她又叹自己乃童养媳。观察许广平从学生到教师的心路历程及其角色转换，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篇是“革命与被革命：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鲁迅的身前事与身后名。中心主题是：鲁迅革命吗？如果革命的话，革命成分何在？表现在思想上，他接受了哪些思想？表现在组织上，他是否参加组织，在这些组织活动中，又起了什么作用？更关键的是，鲁迅誓死后，是否有“被革命”的成分？一句话，“鲁迅”还是鲁迅吗？

下篇是“小情书：许广平和鲁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主要是以《两地书》为主线，梳理这对师生是如何恋爱、私奔并且走向同居的。

三盘带辣子的小菜，味道比较足，不知合您口味否？

许广平的华丽转身：从学生中的“害群之马”到教师中的训育主任

 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许广平为什么要反对杨荫榆

驱杨运动的升级

运动进一步扩大

最后的烂摊子

 教师中的训育主任

还没上岗，就对学生看不惯了

开始挑拨学生闹事

实在干不下去了

 革命与被革命：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

 梳理鲁迅之身前事

天上人间：鲁迅的童年与少年

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

伟大的拐点：弃医从文

寻求一圈，还是跌回了故乡

谋上了教育部的公务员饭碗

文学也可革命？

带着亲爱的学生，私奔！

上海有别样的人们？

该说说鲁迅与党派的关系了

“三盟一会”之外的活动

倒计时的生命历程

 解剖鲁迅之身后名

延安，要把鲁迅当高尔基来捧起来？

就这样“被革命”

如果鲁迅还活着

“鲁迅”离鲁迅本人有多远？

最后的总结

小情书：许广平和鲁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从三月到七月：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谁说广平兄不会撒娇？

小女人的心思，你来猜！

“小鬼”署名终于落地

恋爱是一种非正常状态

为小鬼两肋插刀

大师也无聊

周大师也曾暧昧劈腿？

大师怎么就成了“嫩棣棣”

 从私奔到同居：事情就这样弄成了

周大师的公务员饭碗危矣

许广平的以身相报

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许广平守不住，鲁迅也成了怨男

鲁迅惹恼了广平兄

同居就是同居

伟大的第三者？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课程设置及教师聘任，这可以有明确的诉求，更可以和校方商榷；但女校长着何衣服、跟人如何交往、女教职员如何给女校长汇报工作，还真不是你学生能管的。只听说过教授治校，还没听说过学生治校的。只不过那时候新潮，学生就把学生自治扩展为学生治校了，有些学校，校长都是由学生选的。而且光治校还不成，有学生干脆宣布校长制度不合理，需要废除：“我们还要宣言，我们是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

其三，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紧急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37名学生，赞同驱杨的172人，严守中立的65人。21日学生自治会四名代表到教育部状告杨任校长以来的二十四条罪状，同时致函杨，并限六小时内答复，告以“学生等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特请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杨回复日，自治会所述是否出自公意难明，要求自治会签名负责。学生认为此乃陷阱，拒签。教育部派人去学校调查，亦无结果。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力倡整顿学风，自然维护杨荫榆，于是女师大自治会与杨处于相持状态中。

其四，那时的学校条件。据许广平1948年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师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比起现在的读书，那时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还闹，还不好好学习！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许广平信中的教育思想。

第一，她对教育独立是不赞称的，顶多认为部分有理，且用的疑问口气；而对学生干政是完全赞称的，那就是革命有理。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点，所以她对于学生的要求，乃是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所以像校长帮助学生找工作、联系职位这种学校本分内应该做的事，在她眼里就都是买通，而学生想找个工作、职位以图谋生，或者不赞称她的革命言行，在她眼里就是革命性不够，且人格破产。

第三，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和五四以后的青年悲观痛哭。关于五四前后的青年，这里简单说一下。

五四时，学生游行又是殴打又是火烧，已走向暴烈，触及刑法，虽是出于爱国，但无底线无规则，无助于建设；五四之后，这种暴烈行为继续扩展中。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五四前是学生运动，五四后就是运动学生了。用胡适的话说，那就是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所以，五四之前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习，五四之后的学生，学习仅是副业，革命才是主业，学生纷纷走向职业革命的道路，且被政党灌输进“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偏执信条。用吕芳上先生的话来讲：“五四之后，学生的气焰骤然增高……对抗，既然变成无上的道德，于是风潮亦无由止息了。”用当时的报纸评论来讲：“学生对于校长，自由选举，如会议之推选主席；对于教授，任意黜陟，如宿舍之雇用庖丁。甚者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及至年终，且常罢考以作结束”。“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悲剧，愈演愈烈；而爱国运动之变态，亦愈出愈奇。其始也，孤高纯洁；其终也，苍黄反覆。党派之操纵也，外力之诱致也。明目张胆，公为破坏。且复贾其余勇，迫逐校长，驱禁教员，政府既侧目而怀恨，教师亦束手而无策。”

关于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当时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期，所谓的前途从客观上讲是个不确定性的概念，从主观上讲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拿许广平与杨荫榆来讲，既同是妇女解放的先驱性人物，又同时是新旧夹缝中的矛盾型人物。许广平呢，在天津读书就俨然社会革命家了，但后来却做了鲁迅的二夫人，相当于古时的妾，人情伦理及道德法律上，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杨荫榆呢，在学生眼里，不过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做事认真、严于律己又待人严苛的人”，此后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臭名远扬，在整个社会的激进情绪及国共两党对于学生运动及舆论的操控下，被迫辞职，回家乡任教。1937年底，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谴责日寇奸杀行径；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报复，射杀而亡，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一生。

驱杨运动的升级

回过头来我们看学潮。许广平写信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北京各界人士决定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前往参加，但为杨荫榆所拒。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讲，校长不叫干啥，偏要干啥；不叫干啥，就是反动落后无疑。所以学生不但参加了公祭，还公推身为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向杨荫榆提出关于要求她立即去职的决定，驱杨运动升级。

现在的学生若知道，民国时几个学生出面一忽悠，就可以开除校长，他们会多么的神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时代呢？

许广平3月15日致鲁迅的信中，发泄了对于只知道学习的女生的不满：“归结一个题目，就是文凭好看……中国女子的教育，我干脆请它即日关门大吉。她们配谈什么问题？死捧着线装本竟日假在作缮录员，能够在那里面发明了多少新大陆？愈读愈龙钟曲背、老气横秋。什么时事新闻报纸杂志，都以为是无聊的出产品，何尝觉得它是多少照出当时社会形状的一部分。”

鲁迅的回信还比较客观，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在现在，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

鲁迅毕竟做了人师，位置及角色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不同，所以他明确告诉许广平，傻读书的学生还算好的。许广平回信说及自己的个性“天生就一种倔强，落落难与人合”。个性虽则是天生的，但是这个性的嚣张，又何尝未受到时代的怂恿呢？

许广平3月26日致鲁迅的信中有几段话值得注意。

第一段：“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开学后，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

许广平这里所谓的“色彩”当然是指学潮背后的党色彩了。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何况许广平还是持证的“国民党左派”。所以她个人驱杨云云，纯粹是哄“鲁迅吾师左右”的鬼话。P6－9

报告，又有俩人加塞儿！

我这人研究谁，可能都是一时兴起——当然前提是，他们都在我的预备队里，只不过我的预备队一直在扩大中。除了预备队的扩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本来排好的队，却总有一些历史人物不断地加塞儿进来。之前，袁世凯是这样，慈禧太后是这样——本来林则徐排在他们前面的，资料全准备好了，自序与目录也都写成了，结果却被他们两位挤得给排到队尾，我都找不着人家了！

现在，又有两位挤到前面了，一个是许广平，一个是鲁迅！

当然，不是人家自己挤，是我——突然被一个灵感击中，就身不由己要跟着感觉走了。

我首先发现，许广平这个人很有意思。所谓的有意思，就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自打自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学生时，她是学生运动领袖，学校的一切都让她不满——给女生安排手工课她不满，同学专心学习她不满，运动中发现自己被人利用她不满，甚至连女校长杨荫榆女士穿什么衣服、与什么样的女下属谈话，她都不满，自己被学校开除她更不满：可是待她为了人师，做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训育主任，又变成她看不惯学生了，学生不好好上手工课她看不惯，学生不专心学习她看不惯，她亲自挑拨学生并利用学生运动，国民党右派那边的学生她也是镇压加开除，甚至跟鲁迅发牢骚，说学生喜欢给老师起外号，她也不得不注意衣着了……这一切跟她当学生时的诉求，恰恰形成鲜明的反讽。一句话，做学生时，她觉得人家杨荫榆哪里都不对；可是做了老师，她甚至不如人家杨荫榆呢。

许广平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为人师表的生涯很短暂，从1926年9月13日到12月27日，也就一百多天。仅仅通过她致鲁迅的信件，我们就能知道她做教师兼训育主任是多么的失败和不堪了。令人失望和不满的是，她的信中没有片言只语由己及人，进而联想到当年杨荫榆做她们校长时的难处与苦处，当然，更不能指望她能站到鲁迅论敌——“现代评论派”的高度，提倡什么教育独立、学生远离政治漩涡、以学业为重的了；更让人失望和不满的是，许广平晚年回忆录中对杨荫榆的评价，仍然找不到任何反省与悔悟之意。

我辈研究历史，着力点难道不就在此吗？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灵感来了怎么也憋不住，于是跟人吹嘘说，我要写本书，书名都起好了，就是《许广平这个小女人》。没承想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可不敢，许家惹不起，你敢写，出版社还不敢出呢。

我一听，哇，有这么恐怖吗？我写袁世凯，还跟袁家一些后人成了朋友呢。莫不成写了许广平，许家还要揍我一顿吗？我就不信这个邪！于是，在准备挨揍的心理“阴影”下，完成了本书稿的上篇——许广平的华丽转身：从学生中的“害群之马”到教师中的训育主任。敬请读者诸君阅看的过程中，给掂量掂量，我挨揍的可能性到底有几成？

其次，研究许广平的“华丽转身”，肯定要翻《两地书》，翻《两地书》的过程中，第二个灵感又来了——鲁、许两人的恋爱也挺有意思的。

说实话，我对情书本来不感冒的。不只是《两地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名人情书一概不感冒，偶有翻阅，弓＼起的却是反感。比如徐志摩那些情书，我看着它，就会恍然感觉写情书的人是个神经病，得治才行；比如萧军给王德芬的那些情书，看着更不正常了，得加大药量才行……可能是我太理性，或者是后见之明？不管是理性，还是后见之明吧——中国的历史研究，有些人连后见之明也没有，这才是中国历史及中国当下的真正悲剧——好在我的研究宗旨就是客观、理性、中立，所以，笔锋再带感情，落笔还是要站得稳的！

相形之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倒是正常多了，不像徐志摩那样高烧，也不像萧军那样发狂，倒好像中国传统买卖——婚姻市场上的两个对手谈生意似的，有进有退，有拉有扯，有谈价有还价，有试探有怂恿，东嗅嗅西凑凑的才弄到了一起。

我对鲁、许弄到一起的过程有了兴趣。总的来讲，我觉得鲁迅是“保卫战”，而许广平是“攻坚战”，如果鲁迅稍微有点怯战的意思了，那么许广平会鼓励对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典型的女学渣勾搭人家良家男外教嘛！总之，没有小许同学的鼓励与怂恿，就没有鲁、许的在一起。而且许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大气的，认为“同居就是同居”，其他都是扯淡。问题是，还真有人扯淡，把许捧为“伟大的第三者”，看了叫人笑煞！

只不过，我之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那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看一个已婚的中年男人与一个大龄的小女生打情骂俏——我之观察点是，在一起之前，小许同学是个学生运动领袖，鲁老师是个给女生做过“娜拉走后怎样”之演讲的文学革命旗手，那么他俩在一起之后，将是什么情形呢？情形很简单，就是这个学生不再运动，这个“娜拉”也没法出走，鲁老师愣是把一个学生运动中的“害群之马”改造成为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即使许广平同学都不知道这种改造是怎么开始，又怎么结束的，她只知道鲁迅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她“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对于许广平来讲，从鲁迅的学生到鲁迅的同居伴侣，也算是一次“华丽转身”，站在社会的立场，她这是社会进步呢，还是回归妻妾制呢？站在女性的立场，她这是女性解放呢，还是“娜拉”回家呢？这一切思考构成了本书的下篇——小情书：许广平和鲁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最后，我对鲁迅这个革命旗手身上的政治涂料产生了兴趣。

众所周知，“革命”在中国一直是个褒义词，但在欧美，特别是在保守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革命”不但是个贬义词，而且，革命本身更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那，么许广平这样的革命小将（国民党左派）与鲁迅这样的革命元老（光复会会员），对革命及革命的应对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反对许广平上街游行，两人同居后，他更反对她出门参与任何政治，他比许广平老辣的地方在于，他知道革命没有好处，甚至会是“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

结果鲁迅没等他们来了，就先死了。这对鲁迅是幸，还是不幸？至少，不管是文学史，还是革命史，都给我们留下一个话题：如果鲁迅还活着，将会怎么样？

问题是，即使鲁迅死了，也没有被放过。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1935年鲁迅就写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恶心孔子死了之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不但被人戴上“大成至圣文宣王”这种“阔得可怕的头衔”，甚而还有“摩登圣人”的随机使用功能，但终归不过是权势者手中的“敲门砖”。老百姓再傻也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和民众并无关系”。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本人竟然也被扛到神龛中端坐去了，境遇与孔子不差多少。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百姓不知道那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都自作多情地认为是自己的物事！

鲁迅泉下有知，当是何感？特别是当他知道，当年的“害群之马”许广平为了保护他的书稿，给周恩来写求救信，担心措辞与内容，在让友人帮助自己检查信件内容的时候，才心脏病发作不治而亡的，当会何感？要知道，许广平保护鲁迅的书稿，最危险的也就两次，一是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鬼子进了上海的法租界，二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当年。第一次没要命，生死场上走了一圈，第二次却直接要了命了。

对于许广平来讲，之前做学生运动领袖，心里也是懵懂的；后来在鲁迅的指点下，做大发了，直到做出“三一八”惨案才收手；收手后的她，被鲁迅收到了家中；直到鲁迅去世，她才重新走出家门，再次走进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脉她更摸不住了，单说后面的运动，就比她当年参与并领导的那些运动激烈多了。学生运动？归根结底不过是运动学生，结果必然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许广平，这个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就结束了——1968年为保卫鲁迅的手稿，激动过度，心脏病发作，送到北京医院，其医疗权利又与走资派一同被造反派所取消，不治而亡……

所以，“革命”一词及革命本身，直到今天，呈现给我们的还是吊诡与反讽……这一切，构成了本书的中篇——革命与被革命：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  上、中、下三篇合到一起，我给它们起的名是：《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起名“小手术”，主要还是在于自己的自知之明——正如我平时所言，我就是掂着小片儿刀四处削人玩的。下手可能猛、准、狠了点，所以这里也有提醒大家的意思，这是解剖，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当然也用不着多惊惧，毕竟是小手术。

三盘小菜，辣子可能放多了些，读者诸君阅读的时候，如能有一丝快感，外加一分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么我的目标就达到了。谢谢各位赏光，敬请批评指正！

是为序！

端木赐香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