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文化是普通百姓最朴实的原生态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反映。张文军编著的这本《当代民谣中的那些事》系统整理了1949年以来流传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民谣，从这些民谣中可以看到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如“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反映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吃荤菜怕激素，吃素菜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民谣是“中下层群众的专用语言，反映民众的心曲和群众的智慧，是一种无矫无饰、自然而然的天籁之声”。

“上山下海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张文军编著的这本《当代民谣中的那些事》通过对当代（新中国成立至今）民谣的整理与解读，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如“全民炼钢，树木砍光；以粮为纲，心里发慌”（反映全民炼钢的情况），“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反映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吃荤菜怕激素，吃素菜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反映食品安全问题），“正儿八经难办事，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歪门邪道好办事”（反映官场办事“潜规则”）……

小民谣蕴含大道理，本书将带你走进这一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人们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民谣文化。

第1部 激进年代

第2部 动乱年代

第3部 变革年代

第4部 流年似水

第5部 反腐倡廉

第6部 社会万象

第7部 人间百态

第8部 民生多艰

后记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有三个事件成为推波助澜的因素。

一是对民主人士梁漱溟的批判。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提出，农民是中共取得执政地位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农民的地位与工人的地位相差太大，有“九天之上”和“九地之下”之别，要求中央调整这方面的政策，善待农民。结果遭到了一些与会人员特别是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首先梁漱溟发表意见的渠道和形式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其次他所讲的问题是“真问题”。对这一事件打压的不仅仅是梁漱溟本人的思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表达真实意见的渠道和欲望，这在客观上无形中助长了后来的弄虚作假、浮夸之风，或者说为弄虚作假、浮夸埋下了种子。那些弄虚作假、浮夸所形成的信息往往又成为最高领导者决策的依据，从而出现浮夸和决策的恶性循环，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历史的悲剧。

二是对邓子恢的批判。邓子恢于1953年2月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3年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后，他曾主持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过一次整顿，结果导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是“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牲畜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邓子恢认为，农业合作化不应当像战争动员那样，一切服从命令，限期完成任务，而应该采取稳步前进的办法；互助合作是农民内部的关系，也不能像土地改革那样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农村政策要适应小私有者、小生产者的现状和要求，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要坚持稳步地循序渐进的方针，反对急躁冒进。他还主张雇工自由、贷款自由、租佃自由和贸易自由等等。这些观点今天看来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受各种表面的虚假信息的影响，毛泽东不但没有接受邓子恢的意见，而且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邓子恢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由此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同年10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次对邓子恢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邓子恢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反而被认为是“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甚至把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意见说成是“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两条路线的分歧”等等。可以设想，当时这种无端上纲上线，类似“打棍子”“扣帽子”的斗争方式，会给邓子恢以及全国各级干部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和后果。这样一来，中国当时的农村政策就势必沿着“左”的道路越走越远。

三是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庐山会议前，彭德怀通过一段实践考察学习之后，写成了5万多字的读书笔记，里面用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大跃进的错误和影响，预言“宁左勿右”的方针必将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上去。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不但罢了彭德怀的官，而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彭德怀的斗争，株连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据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对梁漱溟、邓子恢、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以及1957年的“反右”斗争运动，导致了国家的政策向“左”、向“左”、再向“左”，以致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它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伴随着那些对领袖不吹捧、不盲从、不迷信，勇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原则的刚正直言之士的被打压，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盛行，拍马奉迎者得宠，说假话、办假事等弄虚作假的行为大行其道，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滋长蔓延。

P8－11

俗语云：上山下海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民谣文化自古以来就是普通百姓用最朴实的原生态语言、最真挚的情感反映社风民情的艺术形式，通过民谣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具有独特的视角和价值。民谣最初以比较押韵的歌谣形式在民间心口相传，后经过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加工整理，便成为比较完整系统的民谣。古文中把没有音乐只是唱歌叫做谣，《康熙字典》中解释为：“曲合乐日歌，徒歌曰谣。”但当代民谣以“歌”的形式出现的很少，一般是指广泛流传在民间通俗易懂又比较押韵的语词，俗称“顺口溜”。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风”就是用民谣反映民风民情的艺术形式，如《关雎》《硕鼠》《伐檀》等。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中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等，都是经典之作。

我国古代民谣最经典的内容，其实也就是我国最早的“顺口溜”。如果没有后来的加工整理，相信它的最初表达形式肯定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更加通俗易懂。当然，后人的这种加工整理对于民谣的精炼、规范、保存、传播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民谣是“中下层群众的专用语言”，“反映民众的心曲和群众的智慧，是一种无矫无饰、自然而然的天籁之声”。“当今社会那些形形色色的新民谣，更可称得上珍贵的世相记录，呈现出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真正本相与原生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些民谣就是原生态的诗，而某些诗就是精华版的民谣。

民谣是社会文化现象最直接的反应，对社会文化现象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始终采取独立的民间姿态，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民间普遍的社会情绪。由于民谣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讽刺性，最能生动及时地表达民情民意，并且因其语词朴实精炼，朗朗上口，易于传播，便于接受，所以最为底层民众所喜闻乐见。其受众之广、传播之快、感染之强，是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可以这样说，如果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民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本书名为《当代民谣中的那些事》，旨在通过对当代民谣文化的解读，透视解剖中国社会现状，以期引起社会民众特别是执政者的警醒和反思。“现代”“当代”两个词语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划分方法不同，导致学者们在运用这两个概念时存在模糊的现象，而民谣也存在“当代民谣”“现代民谣”和“新民谣”等不同概念的使用。就当代民谣而言，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划分：一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今的时期。如有的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民谣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妨把这个时期以来的民谣称之为当代民谣”。也有学者认为，“当代民谣，特指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新时期社会面貌的民间韵说体口头文学”。还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凸显，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产生，加上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舆论相对宽松，民谣开始大量涌现。我们把这一时期产生的民谣称之为现代民谣”。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就60多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时代来说其实并不算久远，当代民谣完全可以涵盖现代民谣、新民谣等概念，从研究的角度没有必要把它们进行分割。所以本书关于“当代”的界定，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这段时间。

……

本书的立足点在于对当代民谣的解读中分析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其主要侧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社情民意关联度比较高的内容。此类民谣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或党风、官风、社风，或民风、民情、民意，使人们通过它能窥见社会整体或某个侧面的基本状态。因此，那些与社情民意关联度不是太高的民谣不在本书研究之列。

第二，以讽刺批判为主的内容。笔者认为，讽刺批判性是民谣的灵魂，尤其是一些政治性民谣，更是具有鲜明的讽刺批判性特点。有学者研究认为，“政治性民谣的内容基本就是对政府不良作风的否定性评价。”在他们收集到的129条社会上较为流行的民谣中竟没有一条是纯粹的肯定性评价，基本都是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对不良风气进行揭露、批判。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有生命力，从而也才能够得以流传下来。本着这一原则，那些吟风颂月之作，将不在本书研究范围。

当然，民谣在针砭时弊、鞭挞社会不良现象方面往往比较夸张，有的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我们不能用纯学术的眼光来审视和挑剔民谣，只要它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有某种程度的存在而非无中生有，就不应当求全责备、视为异端，一概作为“灰色民谣”而加以排斥。应当谨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吸收借鉴其中积极合理的东西，并以此来审视、反思、修正我们的社会和人生缺陷，从而把各个方面做得更好。

第三，有一定韵律性的作品。民谣来自民间，具有鲜明的平民化特点，它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老百姓最朴素、最真实的诉求和意志，反映社情民意。而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就是鲜活、直白，易于上口，悦耳响亮，好念好记，且幽默诙谐，生动形象。这些都要求民谣具有一定的韵律，虽然不一定像诗词那样押韵合仄，对仗工整，但一定要朗朗上口，精炼生动，读来十分轻松。否则，很难被人们记住并流传开来。

本书引用的素材和资料，有些是笔者自己收集的从未公之于世的作品，有些是收集后整理和加工的作品，有些来自报刊图书，有些来自互联网络。对于书中所引材料的作者，特别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原创者，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国当代民谣浩如烟海，精彩纷呈，尽管笔者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也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

2015年2月

收集、整理、研究当代民谣文化，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大约在青少年时期，家乡农民群众的所愿所想、所喜所忧、所爱所恨，常常通过凝练的民谣形式反映出来，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心灵震撼。从20世纪80年代，我便开始收集有关资料，其中有的不断强化保留在记忆中，有的写在笔记中。但是由于日常事务繁杂，一直没有动笔进行系统的归类和述评。现在终于把这样一个东西呈献给大家，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之所以对当代民谣文化产生兴趣，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它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状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观察审视这段历史和现状的一个视角。

其次，当代民谣文化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土壤之中，十分“接地气”。基层民众是其创作的主体，它的内容大多反映基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再次，当代民谣大都短小精炼、形式活泼、押韵上口、易于传播，因而也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小民谣往往蕴含大道理，它比那些高深、晦涩、玄奥的学术著作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我更喜欢这样一种文化艺术形式。

当代民谣文化浩如烟海、纷繁复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在其中披沙淘金、归类整合并作出得当的评价，我感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有些民谣虽然从艺术形式上看属于上乘之作，但由于其内容与当代社会关系不是太大而没有收录；有些民谣虽然传播甚广但因其过于情绪化、极端化或者格调不太高雅而没有收录；有些民谣十分犀利但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没有收录。尽管笔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我知道仍然难免有遗珠之憾。这一点，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行调整和补充了。

本书从选定稿子到编辑修改，期间反复沟通、数易其稿，出版社的编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