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战争也许不为宗教、民族或是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书作者以"地球环境经济人"作为新理性时代的切入点，把地球生命纳入一个开放、稳定的复杂系统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和谐社会--一个伟大的命题进行路径探寻。

序 言 1

前言 l

第一篇 地球环境经济人

第一章文明是动力的经济5

一、由风、木引起的动力源危机5

二、煤、石油——动力源转换6

三、20世纪动力源危机——地球温暖化12

四、中国的动力源危机 14

第二章开发与“废热·废物增大法则”19

一、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种“永动机”模式并不存在 19

二、动力源的逆转：“废热·废物”与人类生产活动同步增长21

三、文明社会的“废热·废物” 23

四、农业与工业：一种非连续的更新与连续的消耗 29

第三章水与土——开放、稳定系统中的地球生命32

一、地球——一个开放、稳定的系统32

二、地球——“废热·废物”的出口与进口 34

三、水与土——地球的生命与人类的权利 40

第四章经济学的光和影55

一、《煤炭问题》——捷沃斯、马克思和凯恩斯55

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学危机”60

三、国际分工视野中的生态环境 64

四、转基因作物的“新经济”困境69

第五章《京都议定书》——地球环境经济人的全球博弈73

一、一份关于2010年全球气候变化预测的重要报告 73

二、从丹佛会议到京都会议：地球科学与国际政治融合的

新时期 75

三、美国电力危机冲击《京都议定书》8l

四、《京都议定书》挑战中国 87

第二篇 开发与幸福

第六章开发——从自组织到他组织96

一、开发——市民社会的自我组织化 96

二、复杂性科学视野中的开发与自组织 99  

三、亚当·斯密对“富”的二重性解释 10l 

四、“浮士德”式的开发——从自组织到他组织 104

五、被扭曲的开发106

六、21世纪的开发：走出“人的贫困”109

第七章现代化——沉重的翅膀114

一、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一来自淮河的报告 114

二、大坝经济——地球生命的哀歌 120

三、大坝与GDP：中国地方官员又一兴奋点 128

第八章政绩与开发138

一、玛多的盛衰与开发的生态危机 138

二、“业绩经济”奇迹般地唤醒了沉睡中的日本钢铁业 141

三、中国城市建设的投入与产出：一个沉重的话题 144

四、城市排行榜——政绩的又一种解读 147

五、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充分就业”150

六、环境保护问责制与绿色GDP——官员政绩评估的

全新视角 154

第九章开发与幸福161

一、开发与灾害 161

二、矿难——贫困的开发与开发的贫困 171

三、食品安全与幸福指数176

第十章土地使用权与小康社会 183

一、“公”与“私”：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问题183

二、土地使用权中的“私权”185

三、私有财产的悲剧——剥夺的不仅仅是富人的利益 188

四、公共财产悲剧——经济社会的无序扩张与小康社会

困境 192

五、制度国富论196

第三篇 收缩社会

第十一章收缩社会——从经济增长主义中走出 205

一、“收缩的增长”——收缩社会的发展模式 205

二、收缩社会——公共空间的最大化209

三、收缩社会——社会成本的最小化212

四、收缩社会——一种价值理念的转换 215

五、收缩社会与社会开发217

第十二章内发式与外发式：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220、

一、外发式发展：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开发体制 220

二、内发式发展：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的开发

体制 223

三、内发式发展：从国家到社会226

四、内发式发展：一种全新的开发模式 229

第十三章 内发式发展的实践237

一、非洲动乱与市民社会的作用 237

二、一种内发的波隆那模式和拉文纳模式 240

三、从“物的开发”到“心的开发”——泰国的实践 242

四、斯里兰卡的觉醒运动与内发式发展246

五、城市贫民窟的自立运动——NGO的作用 249

第十四章企业公民——社会成本的最小化 256

一、从“理性经济人”到“地球环境经济人”256

二、企业公民——“地球环境经济人”的又一解读 258

三、企业的社会责任264

四、日本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与企业公民实践 266

五、中国的循环型经济与企业责任272

第十五章 地域货币——循环型社会的地域开发与自组织

实践277

一、地域货币理论与实践的演进278

二、“恩德的遗言”：“时间的战争”280

三、地域货币：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282

四、地域货币——一种循环的、生态的社区治理 284

五、两种货币并行流通：走出通货紧缩的地域货币路径 287

六、时间银行——中国的自组织实践 289

第十六章城市公共物品开发的PFI模式——以公路建设

为例293

一、PFI：公共部门治理的理论演进 294．

二、PFI：“协同”模式下的重理 296

三、PFI的激励机制 299

四、对上海公路建设BOT模式的反思301

五、从BOT到PFI——自下而上的开发体制 305

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3

(一)《京都议定书》生效 1997年以来，《京都议定书》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 9／6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而温室气体排放占世界排放总量l／4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另一个排放大国俄罗斯立场也摇摆不定，国际社会由此一直对其能否生效表示担忧。直到2004年9月底，俄罗斯政府最终通过了有关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草案，才为《京都议定书》的最终生效打下了坚实基础。2005年2月16日，全球瞩目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生效，并成为国际法。《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意味着人类对过去几百年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标志着一个不确定时代的结束，一个有法可依的时代来临。同时，《京都议定书》被公认为是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生效后的《京都议定书》将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抑制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后，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纷纷表示，作为国际环境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一个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可是，《京都议定书》本身并不能消除气候变化的威胁，人类需要真正地执行它，并且要马上行动起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气候变化是人类2 l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如果不妥善应对，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公约生效之日再次敦促美国重新加入《京都议定书》，因为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约1／4，而全球气候只有在减少6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保持稳定。

美国政府表示2005年将拨款58亿美元用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但拒绝《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依旧不变。如果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1／4的美国按《京都议定书》要求履行减排义务，美国发达的石油和汽车工业将付出代价，布什政府坚持说“不”，明显是出于对石油、汽车等工业集团利益的保护。此外，美国政府近年来单边主义思潮占了上风，不愿意接受国际组织或协议的约束，也是它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原因之一。

欧盟是《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在《京都议定书》即将正式生效之际，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环境大臣吕西安·卢克斯于2月14日代表欧盟发表声明，呼吁至今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所有发达国家尽快作出相应努力，与全世界一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战胜气候升温这一严峻挑战。卢克斯说，根据专家建议，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于2004年12月制订了新的预防气候升温目标，即争取将世界的平均气温控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平均气温2摄氏度的水平。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在205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15％，甚至减少50％。

《京都议定书》规定，日本在20()8～2012年期间应将导致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6％。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最近汇总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石油、化学、铝、水泥、平板玻璃以及玻璃瓶等13个行业已经达到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而钢铁、电力、造纸、机床、产业机械、电子电机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等11个行业难以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 P(87-88)

王邦佐

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发、发展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它的自由空间的开发与拓展的进程。然而需要心中有数的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开发不只是一代人的事业，一个真正能够崛起的现代国家，恐怕每时每刻都得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给子孙后代开辟多大的生存空问。这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今天，我们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然而，对同一个问题是否有自己的研究角度，那是最重要的。本书作者以“地球环境经济人”作为新理性时代的切入点，把地球生命纳入一个开放、稳定的复杂系统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和谐社会——一个伟大的命题进行路径探寻。这一选题角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论题所能达到的研究深度。作者的创新，在于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全新的路径进入一个今天我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本来就是政治学所关注的问题。把产业革命时期的公害作为社会问题提出来的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把环境恶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把公害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作为社会指挥者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居住环境恶化与资本积累所产生的贫困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经济现象局限于狭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而是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对环境问题进行了考察。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并没有预见的现代社会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更没有想到环境问题会在全球范围内如此恶化，而且这种恶化将呈现出难以逆转之势。

本书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开发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路径探寻。作为一位政治学者，作者在努力关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学命题，寻求一个公共空间理论的展现平台，实现将权力和营利剥离的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的开发体制的转换……这既是一个经济体系的问题，同时也是需要由政治学来面对的。

现代文明转换的推动，需要的是一种合力，一种多学科研究的跨越，正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本书的写作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它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热力学等多个学科，并融合于专著的三大层面，这是一种具有前沿意义的尝试。可以说，作者的努力是颇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是为序。

每当我乘坐校车去奉贤校区上课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城市开发：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一望无际的肥沃田野变成了宽敞的住宅，想寻找一块完整的绿地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哥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场景，浮土德式的开发把所有的森林、丘陵、田野、牧场都改造成了住宅、庭园、娱乐场馆和企业工厂。

据有关资料披露，全世界共有五个雨林，已经消灭了两个，还有三个也危在旦夕。没有了森林和绿地，我们的氧气从何而来?今后20年地球能否支撑不断增长的60多亿人口?今后的战争也许不为宗教、民族或是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生存。现在的生态恶化，都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一个决策，一种无知，也许会引发自然毁灭，人类灭绝。人类的毁灭只能是自己的原因，挽救生态还是要靠人类自己。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决定这一主题已经酝酿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类似的课题已经出了很多成果，所以，怎么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选择一个研究题目，是对自己学术领域的一次新的开拓，拓展一个值得持续去思考的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领域并不是我所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公共管理学科所能完成的。所以，本书的写作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它横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热力学等多个学科。

本书从主题设计到出版的各个环节，曾得到了许多前辈和朋友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王邦佐教授对本书撰写的指导，并热情为本书作序。其次，我要感谢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西川润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对我来说，似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再次，我要感谢学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没有该社的支持和配合，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推迟很多时间。最后，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没有这些成果，就不可能有本书的问世。在此，对我在写作中引用或参考过其成果的所有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甘峰

2005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