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饱受屈辱与压迫，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屡遭重创；然而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却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乃至抗日救国等方面都成就卓著，泽被后世。在这令人赞叹的成就背后活跃着一批至今仍然令人耳熟能详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胡适、竺可桢、茅以升、严复……本书收录了50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评述了他们的办学业绩、教育思想以及他们的品格特征。

本书收录了50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此较真实、典型、生动地记叙了他们的办学主张和办学业绩，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及教训，并反映出了他们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风貌。本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曲折历程，为我们深入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而有说服力的线索和证据。

马相伯

唐文治

陈宝泉

严复

蒋百里

刘海粟

李登辉

蔡元培

陈时

郑辟疆

郭秉文

张伯苓

吴玉章

许寿裳

蒋梦麟

邹鲁

马君武

刘仙洲

钟荣光

张寿镛

张澜

陈垣

郑洪年

陈裕光

胡适

刘湛恩

吴贻芳

罗家伦

茅以升

胡庶华

肖友梅

许崇清

梅贻琦

王星拱

陆志韦

任鸿隽

何炳松

竺可桢

林砺儒

萨本栋

潘序伦

熊庆来

张孝骞

廖世承

雷沛鸿

田培林

吴有训

周鲠生

徐悲鸿

傅斯年

后记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句话是马相伯1907年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集中反映了马相伯办学的指导思想。马相伯虽然信奉天主教，可是他对于某些外国传教士利用帝国主义特权，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十分愤慨。他站在维护祖国利益的立场上，明确地提出：办学、读书，是为了救国，而救国又必须办学、读书，传播和学习科学知识。这就比较正确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问题。

马相伯曾经说：“我幼时便因国家忧患而感受痛苦。记得法文通史课本中，有对我国所下评语，讥刺我们这种民族，是无功来呼吸天地间的空气。”这种刺激，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屈辱的记忆。当他从徐汇公学毕业，法国领事署来聘他做法文秘书时，他断然拒绝道：“我学法语，为中国用的!”这种爱国报国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思想的成熟，以及对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切的认识，变得更为坚定了。

震旦初创时，正值民国前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呼声日益高涨之际，马相伯慨然宣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把学院定名为“震旦”，“盖兼取东方光明及前途无量之意焉。”爱国之情，救国之心皆溢于言表。学院成立后，广收“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源于为反抗封建压迫而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及解散了的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因此学生中的爱国精神和民主意识特别强烈。学院院章上规定：“教师上课，不谈宗教；学生在院，不谈政治。”前者严格执行，后者形同虚设。马相伯不仅对当时在校学生中的著名革命党人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等人十分爱护、器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主动将因诗稿《半哭半笑楼》讥讽时政、倡言革命而被清廷通缉逃到上海的青年举人于右任招入震旦，以“刘学裕”之化名注籍并特免其学费。当于右任表示恐累及学院及马相伯本人时，马相伯坦然道：“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当时的震旦，马相伯为救国而办学教书，学生为救国而学习读书。后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全体罢学离校，虽属创举，实非偶然。复旦成立后，校园内更是革命精神弥漫。同学多富于革命精神，关心时事，每周的中文作文，较多论及当时时局政治、实业问题。于右任在办民呼、民吁报时，往往择其优秀者，作为该报社论发表。读书与救国，成为复旦师生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两大责任。当时舆论认为复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

P5-6

潘懋元

本书收录了50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评述了他们的办学业绩、教育思想以及他们的品格特征。

书名冠以“百年之功”，其含义：一是书中所收录的大学校长主要活动于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之间；即使有一些校长的办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本书所记载的也仅限于1949年以前的事迹。二是大学校长所从事的是“百年树人”的宏伟事业，在他们执掌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批高级人才，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与文化发展与变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时至今日，活跃于社会各领域的许多老一辈的栋梁之材，大多是那个时代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何况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影响到我们的今天而且还将惠及我们的后代。因此，说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从事的事业“功在百年”，是不为过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西汉有“太学”，晋代有“国子学”，唐代有“六学二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古代具有某些高等教育特点的学校。但是，真正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分科类传授高深而专门的科学与文化知识的高等学校，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当时，中国先进的人物，面对着内忧外患，认识到了在当时顺应世界潮流振兴图强之道，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于是，以学习西语、西艺、西政、西学为主要目的的高等学校也就应运而生。1862年创办了京师同文馆，1895年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1898年创办了京师大学堂。随着国内外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清末民初之际，创办新大学成了一种颇为时髦的举动，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批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大学校长的“近代”一词，不只是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教育人物，而且包含着这个群体的基本政治属性——新兴资产阶级教育家。“近代”一词，把他们与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范畴的“古代”教育家以及与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现代”大学校长区分开来，同时也指明了他们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作为开拓者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他们中的大多数生长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走向崩溃、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兴起的社会大动荡时期，目睹清朝统治下的腐败和感受革命的澎湃浪潮；他们大都曾留学海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心怀不满与痛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有着热情的憧憬。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早期都有过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经历。反映在他们的办学上，大多数反对尊孔读经、封建礼教，主张教育独立，倡导实利主义教育，提倡科学民主，思想自由，要求发展“活泼的个人”、培养“完全之人格”。这些主张与资产阶级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

当然，这个大学校长群体是很复杂的，从个人经历看，原先他们有的从政、有的从军、有的从商，更多的则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后来他们在政治上有的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有的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有的转向了共产主义阵营。但是，他们在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大多是以科学、民主和爱国主义精神办学，集中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救国”的信念与理想。他们企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作，培植新人、开启民智，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救国的理想虽然行不通，但他们的良好愿望，却是他们对教育事业怀有无限忠诚和做出重要贡献的精神支柱。正是靠着“教育救国”的这种理想，他们有的节衣缩食，惨淡经营，排除外界干扰，矢志不渝，于窄缝之中求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有的奔波于动荡的社会和连绵的战火之中，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那样复杂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取得的办学实绩、办学经验和他们所表现的办学精神乃至人格力量，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这既是他们的“教育家精神”之所在，也正是我们今天来研究它的意义之所在。

“论从史出”，高等教育历史是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例如，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离开了大学校长们丰富的、具体的办学经验，只是从一般管理原则推论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从一时的得失论述管理的成败，就很难写出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专著。尤其是涉及到高等教育一些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往往非一时所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有局限性的实验或实践所能解决，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本书选取了中国近代这一历史时期，选取了大学校长这一教育家群体，记载了他们的办学主张、办学业绩和办学经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曲折历程，为我们深入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而有说服力的线索和证据。“观今宜鉴古”。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我们就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的今天和明天，也就很难深入理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走自己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道路。

本书选入的大学校长，大体体现了这样四个特点。第一，以学者出身的为多，许多政治色彩过浓的未收入；第二，任职期间是以校长为其主要职务的，挂名兼职的校长均未收入；第三，办学上有成就或是富有特色的，虽守业兢兢业业而少成就、无特色者不收；第四，任职时间较长的。当然，符合上述特点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远远不止本书收录的这些，有些甚至还是相当突出的，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李蒸、北京农业大学许璇、交通大学的凌鸿勋、圣约翰大学的涂羽卿等等，本书未能收入，想必是篇幅所限，或者是由于查找资料的困难。

本书目录按照校长就职先后为序排列，颇有用心。通阅全书，有助予我们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貌，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此外，每篇附录的校长“教育言论要目”，为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便利。

本书的作者都是高等教育学领域的青年人，其中有几位曾是我的学生。他们出于“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做一点实证性、资料性工作”的愿望，选定了本书这样一个课题，是很有眼光的。两位主编在酝酿本书收入人物、编写提纲及写作的过程中多次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他们的这个计划，始终是鼓励和支持的。

作者们大量查阅了校长本人的著作、传记以及有关学校的校史档案，也旁稽参校了校长亲朋、故旧和学生的回忆及纪念文毒，推情酌理、评价公允，是可以当作信史来读的。当然，个别篇幅由于侧重点的不同，或者是由于资料的不足，叙述不够细致深入，稍嫌简略，这是需要通过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或者是在再版时加以改进的。

1993年4月于厦门大学

我们是高等教育学领域的一群初生牛犊。我们既为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突飞猛进感到欢欣鼓舞，又很不知天高地厚地自以为对拓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加之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真诚的风愿，要为今日的大学领导人们奉献一点可资参照的材料，因此，我们在“高教求来”之歌高唱入云的今天，颇不合时宜地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过去并投射在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这些古人身上，选定了本书这样一个题目。

这项计划是在1990年夏开始酝酿的。两位主编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并通过广泛征求高等教育界前辈学者的意见，初步拟定了所要收入的校长人选以及编写提纲。1991年初，各位作者进入艰苦的收集资料和研究写作阶段，历时一年陆续完成了各篇初稿。主编在初审后又将稿件返回作者修改加工，1993年春主编再次统稿并最后定稿。

全书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既定的设想，此较真实、典型、生动地记叙了近代大学校长的办学主张和办学业绩，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及教训，并反映出了他们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风貌。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加之有些校长的原始资料散失不全且我们的研究经费十分可怜，再加之各位作者风格各异且又分散在各地，因此各篇的重轻、详略、侧重点以及体例也不尽一致。尽管主编在两次统稿时竭尽心力作了最大限度的弥补，依然不无遗憾之处。在此，我们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并热盼有关专家为我们介绍推存新的资料，以便我们在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中加以修改和充实。

客观与公允，是我们编写这本书贯彻始终的原则。我们只想真实地把这些校长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记载下来，介绍给读者。我们无意对这些校长的功过是非作过多的减否和评论，每位读者读完本书肯定会有自己的评价；我们更无意从这些校长的身上概括出大学校长的理恕模型，事实上这些校长寒木春华各具特色，很难抽取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怀着激动和敬佩的心情完成这本书的，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写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推进的时候，这种心情更是与日俱增、难以自己：为他们的曲折经历而瑰孛梦萦，为他们的艰难与挫折而扼腕兴嗟，为他们的奋斗和成功而击节赞叹，为他们的警言妙语而拍案叫绝，更为他们的高尚人格而肃然起敬。当然，这些校长自有其历史的局限，也有失误和失败。但是，他们在办学方面的嘉言善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他们不愧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功臣，不愧为一代师表。先人风范，山高水长，平生仰止，发自五中。我们深为自己能在这项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与他们神交三年而感到庆幸，我们还将继续与他们神交下去。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诚挚合作的成果。我们本来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学或同事，通过本书的写作，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加深了友谊。我们将更好地进行合作，共同为繁荣高等教育理论而进行新的探索。

本书由周川、黄旭主编，负责全书的策划、组织、统稿、定稿等工作。

各作者执笔撰写的篇目为：

苏州大学助理研究员洪芳：唐文治、刘海粟、郑辟疆、张寿镛、吴贻芳、肖友梅、潘序伦、廖世承、徐悲鸿；

厦门大学博士生秦国柱：严复、蒋百里、邹鲁、钟荣光、郑洪年、许崇清、何炳松、田培林、傅斯年；

华中师大讲师柯佑祥：陈时、吴玉章、胡庶华、王星拱、熊庆来、雷沛鸿、周鲠生；

苏州大学副研完员周川：蔡元培、陈裕光、梅贻琦、任鸿隽；

苏州大学助理研究员许庆豫：许寿裳、张澜、陆志韦、张孝骞；

南京大学讲师任利剑：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胡适；

苏州大学讲师宋维红：马相伯、李登辉、蒋梦麟、陈垣；

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黄旭：陈宝泉、张伯苓、刘湛恩、茅以升；  厦门大学讲师李泽或：马君武、林砺儒、萨本栋；

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王亿钦：竺可桢；

闽江大学讲师黄鸿鸿：刘仙洲。

我们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中，曾得到许多师友的指导和帮助。值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不能不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谢意。首先，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领导丘幼宣和阈国虬先生，如果不是他们对中青年学者厚爱有加、鼎力扶持，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本书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们见面。感谢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苏州大学储培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杨汉清教授、南京大学龚放副研究员给予的诸多指教和帮助，没有他们的教益和帮助，我们难免要经历更多的曲折、走更多的弯路。尤其要感谢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匡老已是米寿老人，奖掖后学却一如既往，令我们全体作者感激莫名。同时还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导师潘懋元教授自始至终对本书给予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并拨冗为本书作序。这篇序言有画龙点睛之功，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篇普通的序言，实际上还起到了代前言的作用。最后，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师长和朋友们。

作者

1993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