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文帝，力主改革，被贬。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对贾谊生平事迹及著作真伪、写作年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辨，对其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还对陆贾、晁错的生平、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

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及著作真伪、写作年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辨，对其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作者对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本书还对陆贾、晁错的生平、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亦不乏新意。

正篇 贾谊评传

第一章 生平及其事业

 一、年少好学，通诸家之书

(一)与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二、初出茅庐，议论风发

(一)任朝官的背景

(二)在朝廷的主要建树

(三)文帝疏远贾谊的原因及教训

 三、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一)出傅长沙之心态

(二)长沙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三)《鹏鸟赋》所反映的心态

(四)宣室谈鬼神

(五)梁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第二章 著作的真伪与系年

 一、著作真伪，聚讼纷纭

(一)关于贾赋真伪的考辨

(二)对《新书》“事势”文真伪的主要分歧

(三)余嘉锡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四)魏建功等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二、著作编年

(一)早期著作

(二)在朝廷任职时期的著作

(三)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著作

(四)在梁王太傅任内的著作

第三章 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礼治思想

 一、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突出地强调实行礼治

(一)历史教训的总结

(二)现实矛盾的反思

 二、礼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关于礼治的重要性

(二)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

(三)关于礼的具体制度

 三、不废法治

(一)论法的必要性

(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

第四章 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

 一、仁政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关系

(一)仁为内容，礼为形式

(二)仁政思想的要点

(三)士、吏与民之关系

 二、民本思想的基本点

(一)论民之重要性

(二)民何以为本

(三)如何以民为本

 三、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一)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二)贾谊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三)对民本思想的评价

第五章 维护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一、汉初两个突出的社会矛盾

(一)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扩展

(二)汉初匈奴势力的扩张

 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一)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制

(二)定地制的思想实质

(三)定地制主张的自相矛盾处

 三、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

(一)传统的夷夏之辨

(二)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

第六章 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

 一、从以民为本到以农为本

(一)汉初社会背本趋末现象的发展

(二)重本抑末的原因

(三)抑末以强本

 二、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积蓄

(一)论粮食积贮的重要性

(二)积贮寡少的原因分析

(三)增加积贮的措施

 三、反对私人铸钱，力图抑制末业

(一)抑末的原因

(二)文帝除盗铸令之背景

(三)贾谊对除盗铸令的批评

(四)解决盗铸的根本途径

第七章 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一、道论

(一)“道”是一种统治方法

(二)“道”是一种认识方法

(三)“道”是一种宇宙本体

(四)“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五)“道”是指伦理道德

 二、朴素辩证法思想

(一)关于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二)运动的原因在矛盾

(三)对汉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分析

(四)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

(五)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

 三、社会史观

(一)重势

(二)重民

(三)消极因素

第八章 伦理和教育思想

 一、伦理和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对人性作了理论化的诠释

(二)人性有善有恶

(三)教育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二、伦理思想的要点

(一)最早提出和使用“伦理”概念

(二)论道德产生的根源及社会作用

(三)对一些重要伦理范畴的分析

 三、教育思想的要点

(一)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论述

(二)论不同时期的教育

(三)论教学的内容

(四)论师道

第九章 文艺思想和文学成就

 一、“广道显德”的文艺观

(一)关于艺术的产生

(二)关于文艺的社会作用

(三)关于文学艺术与礼的关系

 二、赋步屈原之后

(一)贾谊的骚体赋

(二)贾谊的文赋

(三)贾赋的历史地位

 三、文为后世楷模

(一)思想特色

(二)艺术特色

第十章 后人的怀念与评论

 一、后人对贾谊的怀念

(一)贾谊故宅的变迁

(二)后人对贾谊及其故迹之歌咏

 二、后人对贾谊的评论

(一)对贾谊遭遇的不同看法

(二)对贾谊思想属性的不同看法

 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对汉代的影响

(二)对后世的影响

副篇 陆贾晁错评传

第十一章 陆贾与晁错的生平事业

 一、陆贾的生平及事业

(一)前期的生平活动

(二)第一次出使南越

(三)建议刘邦改变统治策略

(四)为诛诸吕预筹方策

(五)第二次出使南越

(六)功成身退的原因

(七)陆贾的著作

 二、晁错的生平及事业

(一)学术渊源

(二)在文帝时期的活动

(三)在景帝时期的活动

 三、陆贾、贾谊、晁错不同遭遇的思想史意义

(一)思想必须符合时代需要

(二)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终有实现的一天

(三)改革者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策略

第十二章 陆贾和晁错的政治思想

 一、从无为到有为

(一)陆贾主无为，不废有为

(二)晁错主有为，不谈无为

(三)从无为到有为的变化与西汉前期政治

 二、从“以仁义为本”到皇太子应“知术数”

(一)陆贾的“以仁义为本”

(二)晁错的法术思想

(三)关于汉初的儒法和儒道之争

 三、尚贤的人才思想

(一)论任贤的重要性

(二)选择人才的标准及方法

(三)陆、晁任贤思想的历史渊源

第十三章 陆贾、晁错的哲学思想

 一、陆贾的道论

(一)关于道与术

(二)关于道与器

(三)关于天道与人道

(四)关于道与德

 二、陆贾和晁错的辩证法思想

(一)陆贾论通与塞

(二)陆贾论古与今

(三)陆贾的矛盾观

(四)晁错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三、陆贾和晁错的社会史观

(一)进化史观

(二)民本思想

(三)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第十四章 晁错之具体政见及后人对陆、晁之评论

 一、晁错的几项具体政见

(一)绝匈奴不与和亲

(二)重农贵粟，务民于农桑

(三)坚定的削藩主张

 二、后人对陆贾的评论

(一)儒家说

(二)杂家或道家说

(三)评论

 三、后人对晁错的评论

(一)不要公报私仇

(二)临大难不能只求自全

(三)用术不可不慎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参考书目

后记

(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贾谊早年不仅深受法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受过道家黄老之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固然在贾谊的著作中有迹可寻，如有的学者认为其《道德说》、《道术》、《六术》就集中地反映了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他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史实根据，这就是《史记·日者列传》。过去研究贾谊的论著很少涉及此文，但我认为此篇是研究贾谊受黄老思想影响的一件重要材料。此文记述了贾谊与中大夫宋忠一道访问长安卜者司马季主的全过程。访问时间，是贾谊任博士时，即公元前179年，贾谊年22岁。据褚少孙说：“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史记·日者列传》)可见，司马季主为黄老学者是无疑的了。关于这次访问的起因，《日者列传》是这样介绍的：“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日：‘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其时，贾谊任博士还只有几个月，就说出“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刘歆的话：“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正是因为贾谊觉得同僚之中缺乏真正懂得“道术”之人，所以他才邀宋忠同赴民间访问。于是，“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和贾谊听了司马季主这一套议论，为之折服，于是“矍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宋忠、贾谊对司马季主讲的这段话，与李斯当年在荀卿处学成之后，准备去秦国之前向老师辞行时所说的一段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和贾谊的这些话，都反映了那种主张积极出世和奋发有为的世界观。这种思想上的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谊对李斯思想的继承关系。可是，司马季主对这种观点却很不_以为然，他听了宋忠和贾谊的话便“捧腹大笑”，且日：“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接着，他针对宋忠、贾谊所引“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的说法，系统地进行了反驳。

首先，司马季主认为，宋、贾所谓的“高者”、“贤者”并非真正的高贤之人。他说：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谶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司马季主把那些贪官、昏官们比作“操白刃劫人者”、“为盗不操矛弧者”，对揭露官场黑暗现象，如虚伪欺诈、假公济私、背主枉法等等，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司马季主引用老、庄的言论，力图证明自己行为的高洁：  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司马季主的这些言论，受老、庄思想影响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他对“贤者”的批判，实际上是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老子》五十三章)观点的引伸；他对卜者行为的赞美，则是老子“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思想的发挥。至于司马季主的最后结论：“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则不过是老子的“圣人被褐怀玉”(《老子》七十章)、“自知不自见”(《老子》七十二章)主张的实践。但是，司马季主的思想显然也有某些儒家的影响，这又是与老子的观点相对立的。例如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这显然是把“道”与“仁义”和“礼”对立起来。司马季主则不然，他既讲道，又讲礼和仁义，如“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又如老庄是主张避世主义的，认为“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以达到“独善其身”的目的；而儒家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司马季主虽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但并不完全否定人世，不过认为要有条件：“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这些显然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又如，老子主张“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十五章)的蒙昧主义，所以他认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而司马季主则主张“导惑教愚”，他说：“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这一切都表明，司马季主改造和发展了老庄思想，推动了汉初的儒道结合的思潮。

宋忠、贾谊与司马季主的讨论，据《日者列传》的记载，以宋、贾的完全折服而告终：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日：“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原注：徐广日：“曾，一作庄”。)之义未有以异也。”

《日者列传》对宋忠、贾谊当时表情的描述，也许过于夸大，但贾谊受了黄老道家思想影响这一事实，却是无可否认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往后的文章中还要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贾谊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已遍究诸家之书，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主要思想流派，均有较系统的了解，这就为他往后从政和发表政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P6-11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初稿成于1989年秋，中心约请的专家对书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具体修改意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已故研究员邓潭洲同志，审读了本书第九章初稿，也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根据上述意见，我于1990年秋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文稿经主编审定通过后，交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艰巨劳动。长沙市博物馆提供了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塑造的传主像。由于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使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对此，本人深表谢意!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本人力图在充分占有原始材料和运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自认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但由于个人学识水平有限，这些见解是否能成立，尚希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