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由当年的亲历者讲述了一段血泪历史。
这套五卷本250余万字的史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的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中国劳工为 对象选录的。在近十年间,编者走访了国内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文献部门,收集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了20多个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走访战俘劳工1000多人,整理访谈口述资料400多万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从中选取了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编辑成书。
此书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种种残酷、卑鄙手段对中国物资和人力的疯狂掠夺。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强掳劳工上千万,驱赶中国民众强制劳动达数千万,先后将4万名中国人强行抓到日本当劳工,并施以非人待遇。这部口述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
本书为第四卷冤魂遍东瀛。
这套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劳工为对象选录的。第一卷《雪没北海道》是掳往北海道煤矿24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二卷《血洒九州岛》是掳往九州岛煤矿1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三卷《矿山血泪史》是掳往日本本州金属矿业2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四卷《冤魂遍东瀛》是掳往日本各地土木建筑36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五卷《港湾当牛马》是掳往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29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在每卷前面有个“卷首语”,在每卷后面有反映本卷各作业场劳工数字的附表,对本卷收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血泪洒长野
七天七夜到日本下关。下船后洗澡、消毒,坐船去九州。日本人带着我们300多人去的。下船后坐火车,到了车站,也不让下车,该吃饭时间就把饭端上来,每人一盒大米饭。我记得坐了两天两夜下火车又上汽车,最后把我们送到长野县XX村,那是1944年的九月份。
我们到那里时,那里已有100多中国人,他们把饭给我们送下来了。他们比我们去得早,住在半山上。吃了饭,我们就睡觉。第二天,日本人让我们上工。
去日本时已经是农历九月、十月,我们向日本人要了一个坎肩,和一身树皮做的单衣服,像麻袋片一样。冷得不行,我们就弄洋灰袋子做衣服穿。睡觉时四个人挤着睡。四床被子,铺一个,两个人盖一个,最后再往上盖一个。没有褥子,没有炉子。
山底下有一条干河,我们住的都是木头房子,就在河边上。每天上半山腰干活。也是干杂活,这儿要一个班,那儿要两个班,哪里要人就去哪里干。有的在洞里干活,有的在破碎机那里干活,不一样的。日本人领着我们干活。来一个日本人,要多少人就带走多少人。工地上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各干各的。他们干得都是轻活,是技术活。中国人干得都是重活。
我是2班的。起初,我们1班、2班总共40人,都不上工,只管烧死人。背柴火到山顶上烧。烧一个人都得用20个人,几个人抬着,十几个人背柴火,两个人取油。还要送到好几里地远的山顶上烧。我跟着班长去弄柴火,我背了四五根柴火,往山上背。我背不上去。让班长给我背上去的。山上的水流哗哗的,有很多冻的冰溜子。我想吃冰,班长不让我吃。结果回来后,我就病了。一病就是三四个月,睡在病号房里没有动过,日本人也不给看,看了也不管事。其他人也有生病的,大部分都是伤寒病或者水土不服。每天都有死的人。我病了,也不去烧死人了。每天都在屋里睡着,死活也不知道。家村和赵康的两个老乡给我送饭吃,我说我不吃,还说我母亲来了,那时病得发烧,烧得糊涂。他们都比我大,哄着我让我吃:“你吃吧,吃好了就能回去。”每天吃饭、尿尿都用同一个碗,因为我上不了厕所,尿在碗里,再把尿倒在墙根。
就这样,我一直睡了好几个月病才好了。班长说:“你上工吧!”于是我就去上工,由于雪多,爬山特别困难。但是,我硬是爬上去了。上去以后,班长也不让我干活:“你在这儿给咱们烧火吧。”于是我就烧火,烧点木炭,以供中午大家烤馒头吃。到晚上,下山又难了。一边是沟,一边是山,只有一条小路,路上都是雪。我弄点草绳把鞋底缠上,又劈了一块板子慢慢滑着往下走。干了几天,我又到河沟里抬石头,送到破碎机里。后来日本不让我们干了。把我们调到山沟里的小火车里住了7天,在那里没活干。
长野县有1000多名中国劳工,都受大队长领导。大队长姓张,西安人,还有三个中队长,其中一个中队长姓刘。他们四个人都让日本人扣走了。听说二队的200人都是共产党员,左权县的张子清就在那些人里面。我们这批130人都是山西军,属中央军。大队长和三个中队长被抓走时我正病着,什么也不知道,后来病好了,听别人说的。张队长领导我们1000多人。当时日本铁皮多,张大队长让每人都砸一根铁杠子。每人准备一根杠子,和一根5尺长的铁棍,再准备几篮子草绳,准备造反。但是,还没有行动,就有人报告了日本警察,于是日本警察把大队长和三个中队长都抓走了,关在监狱里呆了大半年,到日本投降时才把他们放出来。 P6-8
2002年5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签订合作协定,对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进行采访、录像、资料整理和光盘制作。2003年4月,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参加合作计划。由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资助经费,何天义研究室组织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何天义先生所建立的这个项目。这套口述史书就是三方合作的成果。
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是美国华裔人士成立的民间团体,与何天义先生分处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素不相识,能够这样进行合作的唯一共同基础就是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抗战史的关心和兴趣。何天义先生在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中对实际工作的缘起和经过有详细的说明,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则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参与和支持这一工作的动机和背景。
参加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的成员,多半是二战之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业、定居的华人,我们的童年或青少年生活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或者做过难民,或者成为流亡学生,或者逃避过日本人的轰炸炮击,或者家庭的房屋财产毁于战火,或者亲戚朋友遭到日本人杀害。年幼时的颠沛流离、挣扎奋斗深深铭刻在记忆之中,难以磨灭。因此,虽然我们多半已经取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籍,但对所来自的母国或出生地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更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注。
不过,由于我们身居海外,比较能够接触到不同观点的信息和报道,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往往希望能够超越党、摆脱政治或民族情绪,采取较为客观理性的立场。不幸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世界局势下,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的状态。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战史的整理、撰写和保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使人们难以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认识。
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也帮助我们认识现在,并决定未来的走向。多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不时出现纠纷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近代史的解释和认识有极大的差异。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如日军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活人做实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暴行,以及日本在战后不承认侵略暴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占领钓鱼岛和拒不赔偿等问题,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政治保守势力固然是他们要淡化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因,但中国方面也应该对抗日战争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更为详细充实、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数据,才能在交涉谈判之中,居于不败之地。
何天义先生和他的同事在调查研究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方面做出了最具体的贡献,我们深感荣幸能够参与推动这项工作。
唐德刚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开拓口述史的园地,誉满海内外。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计划,先后访问了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唐教授撰写的口述史著,不但文采飞扬,而且勤查史料,甚至置疑口述者的主观说法,力求符合史实。在跟张学良商讨做口述史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说你写就行”。唐先生说,“那不是口述史”。口述史是历史学者的研究项目,必须对历史和对读者负责,绝不是抄写口述者的自传。
唐教授在80年代邀集好友和学生在纽约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事关于抗战时期的口述史工作。以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官兵为访问对象,以求保存那个大时代的普通大众的第一手史料。
被掳去日本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是华北平民,他们在敌人的枪刺棍棒下,在暗无天日的矿场中泪洒扶桑。这许多惨痛的真实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控诉,也正是唐教授要记录而保留的抗战血泪史的范畴。因此,我们敬以此书作为他八十五华诞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