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本书把研究视点上溯到1919年创办的《新社会》旬刊和1920年创办的《人道月刊》，独到地提出文学研究会之所以应时而立，除了承传《新青年》统领五四新文坛的思想和受到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外，还与其核心发起人成熟的办刊经验有关。本著作以论述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为重点，从刊物的发展过程、人事关系、编辑风格、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进行了全面论述。通过论述，提出了“文学研究会精神”一说，认为文学研究会具有一种结合岗位而实践知识分子人文理想的精神，这种精神代表了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成员的文学研究会的精神风貌。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的一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本丛书共有七种，分别是关于《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

001／总序 陈思和

001／前言

001／第一章 文学研究会的发生及几个来源

001／第一节 《新社会》《人道月刊》与文学研究会

011／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与文学研究会

023／第三节 《新青年》的分化与文学研究会

037／第二章 文学研究会会员考

037／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会员考录

047／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及发起经过

057／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部分成员介绍

084／第三章 《小说月报》及其主编

085／第一节 一个隐性的革命文学传统——沈雁冰与《小说月报》

105／第二节 一种学者的研究型风格——郑振铎与《小说月报》

120／第三节 一双伯乐的慧眼——叶圣陶与《小说月报》

141／第四章 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出版物——《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

14l／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

153／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出版物之二：《文学旬刊》

165／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出版物之三：《诗》刊

189／第五章 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与翻译

189／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的创作

207／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的翻译

226／第六章 文学研究会的外围组织——白马湖作家群、立达同人、开明同人

240／结语

250／参考书目文献

259／后记

虽然有一个“为人生”的口号起着统领作用，但文学研究会内部总体风格是多样而丰富的，主要作家们表现出来的无论是文学观还是创作本身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中很多还是游离于“为人生”这一现实主义旗帜的。而其中主要作家的总体创作风格是温文尔雅的，在丰富的个性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会的总体风格倾向。这种风格在文学研究会的一批年轻成员身上继承并延续，以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丰子恺、夏丐尊、俞平伯等江浙文人为代表，在温雅中更添一种清新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稍后被称为“白马湖派”文学风格。这一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30年代文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后人理解文学研究会风格的主要印象所在。

但是文学研究会的创作风格也不仅是温雅，其中也很有一些异端，比如庐隐、王以仁、徐玉诺、朱湘等作家，就是情怀激烈的一类。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岗位型”知识分子不同，这些作家没有固定工作，生活穷愁潦倒，颠沛坎坷，最终都年纪轻轻就夭折。他们属于流浪型知识分子，最接近生活的底层，他们比其他有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更敏锐地感受到了人生残酷的一面，更容易在最痛苦的境遇中发出悲鸣，因而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浪漫激情，字里行间喷发着生命的火焰，是文学研究会里的另类作家，其风格离温雅甚远，而倒与创造社的风格有些接近。

庐隐是很叛逆而不羁的一位女作家。而且，庐隐虽然同样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但是与冰心的大家闺秀风度完全不同，作品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人生苦闷。冰心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爱”和拯救，而庐隐缺少爱的童年使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敌意，而她两次藐视世俗的婚恋则使她更多地体会到女性在那个时代无法逃避的困境。庐隐是“被‘五四’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她叛逆的性格和怀疑的精神，是在离家出走的“五四”女儿中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精神，她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的精神苦难，并不幸地于1934年5月死于难产，她生前的痛苦和难产的结局似乎象征了现代女性生命觉醒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中，郁达夫是第一个大胆直率-地喊出了性爱苦闷的男性作家，那么庐隐则是最早探讨性爱苦闷的女性作家之一。虽然庐隐的小说也被冠之以“问题小说”的名义，称之为探讨“人生是什么”的哲学问题；而且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庐隐是“穿了恋爱的衣裳”的，最好的例子是她的《海滨故人》。但显然，茅盾的这一概括出发点还是指向着“为人生”的论题。放开这个人为假定的创作目的，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楚了看庐隐，其小说的特点是把性爱的苦闷混合在她的“哲学病”里，而人生和恋爱这两者也并不存在谁穿着谁的衣裳的问题，本来生存的苦闷同性的苦闷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性的苦闷是生存的苦闷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庐隐是用一种浪漫抒情和情绪宣泄的方式，写下了一代五四中觉醒的女性的对性的暧昧态度，一种在理智和情感之间无所适从、难以言说的性爱苦闷。代表作品有《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或人的悲哀》等。无论是小说的题材和表达方式，或者作家的经历和结局，庐隐在文学研究会中都属于一个另类作家，她的小说是一种与温雅截然不同的浪漫、颓废、反叛风格，在当时颇为引起争议。

朱湘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奇异，在他的身上乖戾和典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乖戾是指他的生活性格，而典雅是指他的创作风貌，两者是矛盾的却和谐地组合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朱湘性格的狂狷在他的经历中随处彰显，他在清华上学期间，有人接受聘请要到清华任职，他却放出话去说“我来教他还差不多，他来教我?”并最终使那位“教授’，的美差泡汤；朱湘读书当时穷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还自费创办了不定期文艺刊物《新文》，专门刊登自己的翻译和创作，但还是因为经济原因出版了两期以后就停刊了；在清华的学习快毕业的时候，因为食堂有用早餐需点到否则作旷课处理的规定，朱湘非常反感这种刻板矫饰的规章制度，特意违反而终被开除。1927年8月朱湘赴美国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留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孤僻狂狷的性格，使他觉得自己是一只“失群的孤雁”，为了法文教科书里把中国人叫做“猴子”，朱湘就愤怒地离开劳伦斯大学；1928年1月转入芝加哥大学，次年因为一名教授疑心他没有把借用的书归还，不堪其辱而转学俄亥俄大学。1929年9月朱湘为了家人的生活提前回国，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等处任教。因为校方经常欠薪，生计日见窘迫，一个孩子出世不到一岁，便因为没有奶吃而活活饿死了。诗人对生活充满天真的幻想在现实的艰难前全部破碎。1932年因为安徽大学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成“英文学系”，因为一字之差的矛盾，耿直狷介的诗人一气之下辞去教职，而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漂泊各地卖文为生，终因贫病交加和精神颓伤而投江自杀，时年29岁。

朱湘的这种性格中有着传统旧文人的傲骨和浪漫，但与现实社会却格格不入，这使得他的人生成为一场悲剧。而令人奇怪的是，朱湘的诗歌却充满了雍容典雅的美，既不是对现实愤慨偏激的抨击，也不是应和时代的颂扬，而是“离去焦躁，离去情欲，离去略带夸张的眩目光彩””的从容和雅致。比如《小河》，与周作人的包含了对生活的抗争的同题诗歌不同，交织着韵的美丽，文字很从容。而《采莲曲》、《摇篮歌》等作品，可以看出朱湘诗歌汲取了中国旧词韵律的灵魂，形式上有很强的音乐感，内容上柔和温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诗歌的写作，所谓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却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朱湘的诗的特点在此”，“作者的那种安详与细腻，使作者的诗在一个带着古典与奢华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去整个的文学兴味离远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审美，使朱湘的诗歌在当时年代中略显寂寞，但是重新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秀丽清雅的诗歌中，散发的悠远魅力。而他对诗歌格律和音韵上的探索，在新诗发展史作出了再要的贡献。P201-203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一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一现代一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一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鸣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论文写完了，也就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毕业了。我将要离开学校，将要离开上海，离开中国。我的心里充满了留恋，我是多么热爱这里的一切啊，那些梧桐树掩映中的教学楼，那些夜幕中匆匆走过的年轻身影，那些玻璃窗后面明亮的灯光，甚至复旦校园里清洁的空气。也正是因为这种留恋和热爱，使我的论文写作过程充满了快乐和充实。

由于资质浅陋，且出于家庭和孩子的关系，我不能花费全部的精力在论文上，所以当回头看论文的时候，我对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充满了歉意，因为如果换别的一个人来写的话，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惟一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是由于延期一年，才幸运地进入了这个课题组，才幸运地有机会得到导师陈思和先生更多时间的指点和辅导。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会面临山穷水尽的处境，面对一堆材料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来进行论述。很多次愁眉不展的时候向导师求救，导师每次都如春风细雨般地和我讨论，经常让我有茅塞顿开的豁然。写论文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导师一起谈论文的时候，而且是导师请我们一起边吃饭、或边喝茶谈论文的时候。我想我会记得复旦步行街的泰晤士西餐厅。就是在那里，陈老师第一次跟我们十几个同学谈了这个课题研究的大致事项，那个时候我刚生完孩子从新加坡回来，对学校和书本有了很多的陌生，但同时也对家庭主妇的生活深感痛恶，对能够有重新读书的机会充满了珍惜，我接受了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的研究工作。后来，断断续续地，有很多次在泰晤士(也有偶然在别的餐厅)，老师把我们不定期地集合起来，讨论论文进行中的问题。穷学生能够借老师请客的机会改善伙食，当然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读书写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很难得有机会与别人见面交流，这样的聚会和讨论无疑是单调生活中的亮色；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聚会讨论对我来说太珍贵了，因为以后也许再也没有这么奢侈的机会可以聆听老师的教诲了。

在文学研究会研究的写作中，我提到了文学研究会的精神和岗位型知识分子的问题，而在陈老师身上，我就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岗位型知识分子。陈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他曾经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教书、写书和出书三件事情，现在还多了一个编书(编辑《上海文学》杂志)。在这些岗位上，陈老师做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工作。在讲台上陈老师总是充满感情地讲述文学史和作品，在无形中熏陶并深深影响了底下众多学生，我就无数次地被老师的讲述打动过。比如他在讲评作品中说到：“不要讲身不由己，这只能说明你个人意志不坚定。你可以自我选择。”是讲课，却像针一样刺激着我。又比如讲到胡适和鲁迅，老师说，有些人的生命一直都那么卑琐，一生都没有灿烂开花，有些人虽然知道花开以后是凋零，却一直在开花，一次又一次地开花!他们生命虽然短暂，却灿烂无比!——这些话也一直响在我的耳边，鼓励我勇敢地去做一些事情，让生命尽可能大地爆发出能量来。而老师自己，以教书、写书、出书为工作，日以继夜，不辞辛苦。每每看到老师的操劳，尤其看到下课后无数学生围着他，疲惫的老师微笑着解决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问题，正如他自己在《犬耕集》里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样：“……学生有什么事，我都尽力去做，视之为本份……”我就感觉，老师的生命就是每天每天都在灿烂地开花，在尽可能地给周围留下美好的东西。

我也还记得，五年前我硕士导师王光东先生经常带我来复旦旁听，一起和老师吃饭时谈到竹林的小说，愚笨的我竟然说竹林小说里的女性意识体现得不是很明显。想不到陈老师听了非常激动，口气严厉地说了一长段话，他认为竹林的知青小说是女性意识非常强烈的小说，他于是谈到了竹林的身世，女知青的普遍遭遇，谈到了周作人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很多很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那么严肃和较真，我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却是百感交集。陈老师总是说现当代文学是和我们的生活、生命紧密相关的，他不仅把现当代文学史还原成活生生的生活史讲授给我们听，让人感觉仿佛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真切地发生，并且总是在研究中投入了自己很多的感情来理解历史，并且帮助我们理解生活。三年前我结婚后意外怀孕，本来在读书阶段想不要这个孩子了。可是陈老师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感觉到父亲一般的温暖，也使我最终没有去做傻事，让我的博士生涯没有留下一点遗憾。也许这也是老师所说的对妇女和儿童的爱护吧。现在我的孩子已经两岁，如天使般可爱，我的心中对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样，我对陈师母也充满了感激，她用无比温柔的心灵，和陈老师一起关心和爱护我。

我还要深深感谢贾植芳先生。我的硕士导师王光东老师曾经说过，去先生的书斋里听一天先生闲聊，胜过自己读一年的书。要是听三年的话，学问就不得了了。我不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只是偶尔地去先生那里坐坐。先生言谈之间给我很多的知识和启示，但给我巨大震撼的却是他的人格魅力。那些狱里狱外的往事，那些解冻时节的故事，那些他和师母相依为命的感情，那些老人辛酸中的幽默，挫折中的顽强……先生每日就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点一支烟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和我们聊。先生的人格魅力给我许许多多面对困难的勇气。对陈老师我更多的是敬畏，可是对贾先生我就觉得他像我家里的爷爷一样可亲，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想起复旦第九宿舍的那幢小楼，我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每每我很彷徨的时候，就想着去请教先生究竟应该怎么办。可是一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下，在瘦小却正直顽强的先生面前，我觉得一切困惑都自动消散了，甚至根本不值一提了。

先生年纪大了，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充满了关心，甚至还经常为我们写推荐信，推荐发表和出版学生的论文和作品。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写过十几万字的散文，本来只是拿给先生翻翻。先生看了以后却直接打电话到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我联系出版的事项。后来因为现在的出版社都要保证盈利，需要我自己出两万元钱买书号，结果我就放弃了出版。先生知道后，感叹今非昔比了，以前是作家养活出版社，现在反过来了。先生安慰我并亲自为我给另外一家杂志社写信联系发表……先生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引以为自己的责任，我的心里满是不安和感动。而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先生家里也成了我的私人资料库之一。每次在图书馆找不到所需要的资料时，我总是跑到先生家里查询。先生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清楚地知道几乎每一本书在家里书架上的位置，桂芙大姐就会帮助我找出来。即使没有我所需要的资料，先生也会仔细地告诉我到哪里可以找到，或者哪位老师家里可能会有。

老师对学生甘为人梯尽力提携的爱，贾先生和师母之间生死相许几十年的爱，陈思和老师和师母之间“举案齐眉”的爱，还有我们学生对师长敬仰之爱，感受并沐浴着这些爱，是我在复旦几年里最大的收获。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里，在人与人之间借太多隔阂和虚假的东西以保护自己的时代里，在羞涩保守的中华文化传统里，我来写下这样一些话语可能显得很不合适。可是能够守着这么纯真的爱，在这样一个时代真的是无比的宝贵。而我的心里也将永远怀着一种深深的感动，并且会随身携带着这种感动和爱去面对我以后的人生。

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王光东先生，他是一个豪爽浪漫的山东大汉，六年前他从半路接过我这个学生，针对我性格上的拘谨内向，经常带我来复旦听课，让我有机会听到许多老师美好的讲课，并且请许多博士给我“开小灶”，代价是讲完课以后王老师掏钱请一起喝酒。我记得刘志荣师伯给我讲食指的诗，讲白洋淀诗人；记得刘起林老师给我讲知青小说；还有姚晓雷，非常聪明的一位师兄，跟我谈河南的小说以及我的习作，给我很多很多的启发。我又要说起吃饭的快乐了，那些日子可惜我太拘谨了，还不敢和王老师以及他的朋友们高声说话，王老师是宣称喝酒就是上课的浪漫主义文人，看起来好像对我很放松的样子，可是吃饭的中间突然地就会很严肃地教育起我来，可能也有酒精的作用，翻来覆去告诉我一定要把一种精神的东西传下去。可见他的心里对我要求是很严格的。我每每被说得很紧张，总是柳珊师姐帮我解围，让王老师另外找时间再给我“上课”。这样的“小灶”和“上课”给了我好多好多东西，而这中间包含着王老师对我的一片苦心。无论何时回想起来，对王老师我都是充满了感恩之情。我也要深深感谢热情爽朗的王师母，她也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学习，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和帮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苏兴良老师无私而热情地为我提供许多珍贵的资料，感谢平和沉静的袁进老师对我的耐心指点和无私帮助，感谢陈子善老师、范伯群老师对我在史料方面的重要指导，感谢陈福康老师、高旭东老师的热情答疑，感谢严家炎教授、王晓明教授、陈子善教授、王光东教授、张新颖教授、栾梅健教授、郜元宝教授在论文答辩中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陈离同学、周立民同学、吴敏同学在资料搜集上对我的帮助。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另一个硕士导师邹平先生，他引领我一点点走进文学的大门，非常热心而实在地给我很多生活上、学习上的帮助；感谢王运熙老先生、曹旭先生，他们帮助介绍我考硕士研究生，并且这么多年一直关心和鼓励我的学习，而我总是以尘事纷扰为借口而很少有机会去看望他们。感谢吴欢章老师、邓牛顿老师对我的关心，感谢刘志荣师伯、柳珊师姐、姚晓雷师兄、聂伟师兄、文贵良师兄、陈晓兰师姐、刘起林老师、刘存玲老师对我的帮助，感谢徐闰祯、木村泰枝、孙燕华、陈离、成立强、陈润华、郑坚、李娜等同学给我的美好友谊。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我最多的支持和爱，并且告诉我女性要独立，并无私地放我像风筝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倪建炬先生，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我一定无法完成复旦的学业。感谢他帮助我从台湾找论文的资料，感谢他每天一个或两个越洋电话给我巨大的精神支持；感谢他提供我物质生活，让我在学生时代也能过着有尊严和美丽的生活；感谢他给我们的孩子双倍的爱和关怀。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宽厚善良的家婆家翁，感谢他们对我学业的支持，感谢他们帮助我照顾孩子，让我可以没有顾虑地专心读书。另外，还要感谢我在新加坡的朋友Emily，以及她的70多岁且患病的母亲老安蒂，感谢她们一直给我打电话，给我很多很多的爱和鼓励。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乖宝贝嘉炎，你让妈咪的生活充满了美好、快乐和希望。

2005年4月18日于上海复旦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