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析中国古代的“艺味”说，主要以“艺味”说的逻辑发展过程为中心，从“艺味”说的整体角度着眼，考察“味”的概念的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过程。资料详实，立论平稳，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艺味”说的学术专著。

本书分析了中国古代的“艺味”说(以“味”论“艺”的观点和有关范畴)，以“美感”论为中心，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味”论和有关范畴，具体考察了“味”这一审美范畴的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过程，并从这一独特的研究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理想作了阐述。在具体描述和分析“乐味”论、“诗味”论、“词味”论、“曲味”论、“书味”论、“画味”论等历史发展过程时，也对重要的艺术理论家的“味”论，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尽量将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与横向的理论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资料详实，立论平稳，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艺味”说的学术专著。

总 序 (蔡锺翔 陈良运)

绪论

第一章 “艺味”说的发端与儒道思想

第一节 “声亦如味”论的产生

第二节 儒道思想中的“艺味”观念

第三节 《乐记》的“遗音遗味”说

第二章 “艺味”说的形成与玄佛思想

第一节 “艺味”说形成于六朝的原因

第二节 六朝“艺味”说的几种主要观点

第三节 《文心雕龙》中的“味”论

第四节 钟嵘“诗味”论的再检讨

第五节 书法“韵味”论的提出

第三章 “艺味”说的发展与总结(上)

第一节 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论

第二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味”论

第三节 “词味”论及其主要特点

第四节 “奇味”“异味”与小说的审美观

第五节 戏曲理论批评的“趣味”论

第四章 “艺味”说的发展和总结(下)

第一节 书法“韵味”论的发展

第二节 “画味”论及其审美理想

第三节 南宗画与“味外味”论

第五章 “味”与中国古代的美感论

第一节 “羊大为美”说的再思考

第二节 “味”与古代的饮食文化

第三节 “艺境”的构成与“艺味”的产生

结语

附录钱谦益的“鼻观”说

后记

从整体角度说，古人观物取象、直觉认知的方式，是以“味”论“艺”的思维方式，就“艺味”说的发端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古代思想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对审美通感心理的发现与论述，是“艺味”说的重要审美心理基础；古代丰富的饮食文化及其理论观念，是“艺味”说的重要的文化背景和产生土壤；而“艺味”说的主要哲学思想基础，就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以及后来的佛教思想；当然，古代的乐、诗、书、画等各种艺术创作本身，既是“艺味”说的理论研究和批评论述的对象，同时也是其文艺理论批评得以提炼出种种“味”的美范畴的直接的根基，下文各章节的论述也力图与文艺发展史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美感)的起源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美”这个词(字)，暂且撇开这个话题不谈，问题在于：“味”是如何成为一个哲学范畴、美学范畴的?这是研究“味”这一美学范畴、研究中国古代“艺味”说的首要问题。本章将首先从“阴阳五行”说与“声亦如味”论的关系角度，对此问题作出探讨；接着本章还将论述儒家的“和昧”论和道家的“无味”论及其对后代的重大影响问题；最后本章将较为详细地讨论《礼记·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的渊源与发展问题。《乐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儒家及其他各家有关音乐的理论观念，建立起相当完备的儒家音乐思想体系，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音乐艺术及其理论批评的发展。其“遗音遗味”说，成为后代论音乐“雅淡”之味的思想源头；另外，“遗味”说又是后代刘勰提出的“馀味”论的前奏，而“馀味”论可谓是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即“味外味”)论的先导。

P9-10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笔记》)。人类的理论思维，如果不凭借概念、范畴，是无法展开也无从表达的。美学范畴，同哲学范畴一样，是理论思维的结晶和支点。一部美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范畴发展史，新范畴的出现，旧范畴的衰歇，范畴涵义的传承、更新、嬗变，以及范畴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构成了美学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呈现出与西方美学范畴迥然不同的面貌，因而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非常需要吸纳融汇古代美学范畴中凝聚的审美认识的精粹。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余年中，美学范畴日益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古代美学和古代文论的研究重心，在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有逐渐向范畴研究和体系研究转移的趋势，这意味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推进，预期在21世纪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到目前为止，研究美学、文艺学范畴的论文已大量涌现，专著也有多部问世，但严格地说，系统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的前景和开拓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特点是很突出的，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多义性和模糊性。范畴中的大多数，古人从来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或界说，因此，这些范畴就具有多种义项，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如“境”这个范畴，就有好几种涵义。标榜“神韵”说的王士稹，却缺乏对“神韵”一词的任何明晰的解说。不仅对同一范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论者在不同的场合其用意也不尽相同。一个影响很大、出现频率很高的范畴，使用者和接受者也只是仗着神而明之的体悟。

二、传承性和变易性。范畴中的大多数，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从创建以后便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成为历代通行的范畴，但于其传承的同时，范畴的内涵却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后人不断在旧的外壳中注入新义，大凡传承愈久，变易就愈多，范畴的内涵也就变得十分复杂。如“兴”这个范畴，始自孔子，本是属于功能论的范畴，而后来又补充进“感兴”、“兴会”、“兴寄”、“兴托”等涵义，则主要成为创作论的范畴了。

三、通贯性和互渗性。古代美学中有相当数量的范畴是带有通贯性的，即贯通于审美活动的各个环节。如“气”这个范畴，既属本体论，又属创作论；既属作品论，也属作家论，又属批评、鉴赏论。至于各个范畴之间的互渗，如“趣”和“味”的互渗，“清”和“淡”的互渗，包括对立的互转，如“巧”和“拙”的互转，“生”和“熟”的互转，就更加普遍。因而范畴之间千丝万缕、交叉纠缠的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四、直觉性和整体性。许多范畴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其美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典型的例子如“味”这个范畴，什么样的作品是有滋味的，如何赏鉴作品才是品“味”，怎样才是“辨于味”，“味外味”又何所指等等，都是不可能用言语来指实，只能是一种心领神会的直觉解悟。既然是直觉的，即不经过知性分析的，就必然是整体的把握。如风格论中的许多范畴，何谓“雄浑”，何谓“冲淡”，何谓“沉着痛快”，何谓“优游不迫”，都不可条分缕析。直觉性与模糊性无疑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五、灵活性和随意性。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单音词，其组合功能极强，一个单音词和另一个单音词组合便构成一个新的复音词。中国古代美学利用组词的灵活性，创建了许多新的范畴，如“韵”和“气”组合构成“气韵”，“韵”和“神”组成“神韵”，“韵”和“味”组成“韵味”，等等。而这种灵活性可以说达到了随意的程度，一个主干范畴能繁育孳生出一个庞大的范畴群或范畴系列，举其极端的例子而言，如“气”，不仅构成了“气韵”、“气象”、“气势”、“气格”、“气味”、“气脉”、“气骨”，还演化成“元气”、“神气”、“逸气”、“奇气”、“清气”、“静气”、“老气”、“客气”、“孱气”、“伧气”、“山林气”、“官场气”等等，当然这些衍生的名称未必都算得上范畴，但确有一部分上升到了范畴的地位。

上述这些传统美学范畴的特点，也就是研究中的难点，要给予传统美学范畴以现代诠释，而不是以古释古，难度是很大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我们现代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采纳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诠释中很难找到对应的现代语汇，要将传统美学范畴装进现代逻辑的理论框架，便会感到方枘圆凿，扦格难通。中国的传统思维，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即没有同原始思维决裂，相反地却保留了原始思维的若干因素。我们不能同意西方某些人类学家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还停留在原始思维的水平。中国古人的理论思维在先秦时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保留的原始思维的痕迹，有些是合理的，保持了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不以形式逻辑来切割肢解，是符合辩证法的原理的，在传统美学范畴中也表现出这种长处。因此，研究中国美学范畴，必须结合古人的思维方式，联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来考察，庶几能作出比较准确、接近原意的诠释。范畴研究的深入自然会接触到体系问题。中国古代美学家、文论家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者极少，但从范畴的整体来看是否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呢?范畴的层次性是较为明显的，如有些研究者区分为元范畴、核心范畴(或主干范畴)、衍生范畴(或从属范畴)等三个或更多的层次。但范畴之有无逻辑体系，研究者尚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倾向于首肯“潜体系”的说法，即范畴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范畴总体虽然没有显在的体系，却可以探索出潜在的体系。但要将这种“潜体系”转化为“显体系”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转换实际上是重建。有些研究者梳理整合出了一套范畴体系，只能是一家之言，是一种先行的试验。由于对各别范畴还未研究深透，重建整个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条件就没有完全成熟。于是我们萌发了一个构想，就是编辑一套《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每一种(或一对)范畴列一专题，写成一本专著，对其美学内涵作详尽的现代诠释，并尽量收全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代表性用法和代表性阐述，力争通过历史的评析揭示各范畴内涵逻辑地展开的过程。《丛书》选题主要是元范畴和核心范畴，也包括少量重要的衍生范畴，在这些范畴之内涵盖若干相关的次要范畴。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工程是浩大的、艰难的，但确是意义深远的，它将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的史的研究和体系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一工程从1987年开始策划，历时13年，得到许多中青年学者的热烈响应。更有幸的是，在世纪交替之年，获得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丛书》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丛书》共计30本，预定在4年内分三辑出齐，为此组织了力量较强的编委会，投入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力争使《丛书》成为精品图书。我们万分感佩江西出版部门充分估计《丛书》学术价值的识见和积极为文化建设做贡献的热忱。最终的成果也许难以尽惬人意，但我们相信《丛书》的出版，必将在中国美学范畴研究的长途跋涉中留下一串深深的足印。

2001年3月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集中写作，完成了这一小本书稿，现在忍受着由于长期熬夜而双目干涩的痛苦和不断拭去眼泪的麻烦，在电脑中敲打这篇“后记”时，屋外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晚雨，好像也愈来愈大，一时暑热尽消，小院内的一棵枝叶繁茂的老葡萄，洗去尘埃，叶叶向上，正在痛快地享受由天而降的甘露。与去年此时相比，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境本来无比地平静，而忽然难以言尽的各种感念又很快从心底升起来。此时，耳听屋外的雨声，独坐在电脑桌前，我特别想要说一说我的这些感念，一是因为这多少与本书的写作有一些关系；二是恍惚之间，我已经四十岁，四十岁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孔子所谓“不惑”，孟子所谓“不动心”，我虽然仍有许多的困惑，不过，在此回顾一下自己多年来的求学生涯，也可以警醒自己，姑且用这篇稍长的“后记”，为我自己的四十岁留个记念。

我的感念忽然升起，是我现在特别想念和感激我的许多师、友和亲人。予之学也迟，予之思也愚。与同龄人相比，我的学生生涯特别的长。当1998年夏，我终于结束学业，离开师门，来到首都师大后，我就已经离四十岁不远了，算是真正独立走上教研工作的岗位了；不过我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仍然时刻在导师的呵护下，在朋友和亲人的关心下。我时常想，这份深深的关爱，成为我今生不可能偿还的“债”了。我是在安徽天长的农村长大的，在那生活十分艰苦的年代里，父母乃至兄弟姐妹们，为了供给我念书，所付出的辛劳，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比较幸运的是，我上高中那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更幸运的是，我在念高中时，先后遇到两位最好的班主任，一位是语文老师朱泽民先生，一位是地理老师张茂森先生，我能够顺利地考取大学，是与这两位先生的悉心培育分不开的。朱老师现于江苏盱眙中学退休，听说他的身体不太好，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有机会拜见他。张老师由于生活和事业上的种种压力，不幸已撒手人世十多年了，对他突然永远地离去，我和他的许多学生十分悲痛。朱老师和张老师都是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或许正是这个缘故，1980年9月，我也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那个美丽的校园，那个位于长江南岸的美丽城市芜湖，是我学习和工作了十余年的地方，自从我离开那里以后，始终如梦魂牵绕着我，就因为那里有我的许多老师和朋友，是他们一步步把我引导到求学的道路上来。在我上大学的那几年，读书的空气尤为浓厚。每到星期日，天一亮，我就匆匆背着大书包到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图书馆开门后，先用书包占上座位，然后再去食堂吃饭，否则就找不到座位。寒暑假基本也都留在学校里念书。记得大学毕业时，我撰写的毕业论文是自己命题的叫《刘勰的情感论》，指导教师就是尊敬的祖保泉先生，那时他给我们开设《文心雕龙》选修课，梅运生先生给我们讲授古代文论课。毕业后，我到安徽来安县水口中学当了三年中学语文老师。1987年秋，我再次考回母校，攻读古代文论专业的硕士课程，我和我的一位师弟拜在梅运生先生的门下，祖先生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可是那几年学术界已经开始浮躁起来，我自己就是一个正在学步的浮躁分子，其中的标志之一，就是“书”还没有念懂，就开始匆忙地发表论文了。清楚地记得文艺学专业的汪裕雄先生曾多次给我们说，你们要想做学问，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贫寒”；汪老师还批评自己的一个研究生说：“糊涂胆大，胆大糊涂。”这两句话成为流行在我们研究生中的口头禅，我们都把这两句话看作是对自己的批评和鼓励。我的导师梅先生最喜欢说两句话：一句是转述朱东润先生的话：搞研究要开矿采铜；另一句话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应该成为我们读书人的座右铭。祖先生要求更是严格，甚至拒绝看满纸都是新名词的毕业论文。我和我师弟及同学们，就是在这些要求严格有时甚至十分苛刻的导师指导下，算是在老师比较满意的情况下修完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我个人而言，多少洗涤了身上的一些浮躁之气。我迄今仍保留着两本读《庄子》和《文心雕龙》的读书笔记，那是交给梅先生看的作业。接着我毕业后留在母校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主要担任元明清文学的课程，在那几年里，祖先生、梅先生还有王明居先生、赵庆元先生等许多老师，从生活、学习到工作都很关心我，特别是我和朋友们经常到我的师兄也是我的老师朱良志老师家去，每每看书有得，都要向他报告报告，他还几次帮我看论文，每每觉得我的论文经过他修改之后，文理通顺多了，从中我学到的东西很多，现在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总是关心着我。那几年，我的身份是大学教员，可实际上还是一个学生。例如，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念《左传》和《史记》，经常往蒋立甫先生和袁传璋先生家跑，他们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给过我不少指点。1995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拜在我一直景仰的导师张少康先生的门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课程，张先生要求十分严格，对我们也特别关爱。有一次我把自己的论文拿给张先生审阅，记得就在北大中文系那个美丽的庭院的门口，张先生严肃地批评我说：你的论文达到现在的一般发表水平，可是离科学论文的境界还差得远，要拿“干货”出来。我非常能够体会导师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就更加努力地学习。到我撰写张先生命题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传统》(我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出版)时，张先生又反复地给我说到拿“干货”的问题，反复强调要客观、科学的问题，要我采用先考后论、考论结合的方法写，认真研究存在问题，每写一节都要送给他审阅。正是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的“野狐禅”的习气才算是基本根除了。本书的写作方法，可以说，就是采用了考论结合的方法，尽量地拿“干货”。说到这里，我非常地感谢蔡锺翔先生多年来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批评指正。记得有一次，我把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拿给蔡先生审阅发表，他发现引用材料中有几处错字，就给我打电话要我修改，那时间我担任很多课的教学，累得经常站在公共汽车上打瞌睡，就匆忙修改一下，又交给蔡先生。蔡先生看后，发现论文中还有错字没有改正过来，就在电话中非常严厉地责骂我说：你为什么如此马虎?我决定引以为戒，遂痛下功夫，花了一夜和一上午的时间，彻底地将我那篇论文逐字逐句地检查一遍，修改后送去。蔡先生看后赞扬我说：这次你终于改好了。

我的一位好友曾跟我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要敢于自嘲；不过我这里并不是要以自嘲以示自己的成熟。上面我着重把我的老师们对我批评指教的话写出来，除了对我的老师们表示感谢之外，就是想以此时时勉励自己，也希望我自己的学生能够记住我的老师们的话，不要浮躁，少走弯路，顺利地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前几年我出过一本《北“风”与南“骚”》的书，那是我在安徽师大申报并完成的一个课题，谈出版时，我正在北大念书，非常需要钱买一个打印机，就没有仔细修改原稿，匆忙交到出版社，而出版社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没有给我看校样(我曾打电话坚持未果)，结果我发现错讹字句很多，有的是排版造成的(注释的排版也较乱)，有的是原稿错误，而且还有一些论述和材料方面的错误，文字也很幼稚。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训，每每想起，很是汗颜，我希望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本书好好修订出版，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这几年，我除了参加《文心雕龙研究史》的部分稿撰写外，就是今年刚出版了一本《司空图年谱汇考》，该书可谓是祖先生命我与他合撰《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即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副产品，是直接在祖先生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有些材料是祖先生写信提供的；虽然前后经历三年多时间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我自己也仍感有不完备之处(书中仍有几个由于用电脑写作造成的错字)，我准备进一步收集和研究有关资料，考辨有关问题，以便将来能够修订一次。至于本书，是我在十余年前就想写的课题，而且我一直在收集资料和思考有关问题，所以本书能够完成得比较快。因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叫做《画意与乐感——中国古代诗学视听意象论》，答辩主席就是蔡先生；另一位审阅论文者，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罗立乾教授。后来我把硕士毕业论文分成两篇，都在《文艺研究》杂志上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写一本《中国诗学与审美感官论》的研究论著，其后断断续续地写成十多万字，主要就是“味”论部分一直没有写成，因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味”论，内容极为丰富，而我的时间始终没有允许我从容地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现在总算将这个问题写了出来。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创了文化的新局面，同时也产生了种种“怪现状”，假冒伪劣之风也刮进了学术界，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了。我自己觉得，与其“干生气”，还不如从自己做起，严格地要求自己。那种“边耕边读，三年而通一经”的时代早就成为过去，可是做学问必须具有那种从容不迫的心境，需要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其实，我算是刚刚迈上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前面的路还很漫长，我希望四十岁以后的我，能够脱胎换骨，迈进新的学术境界。当尘埃落定，喧嚣成为过去时，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点留得住的东西。以上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篇“四十自述”吧。

本书的部分内容，是我今年在韩国尚志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完成的，师兄朴均雨教授不仅为我提供了必备的研究资料和参考书籍，还在生活和时间上，尽量地照顾我，使我能够从容地研究、写作，这里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我还要向我的妻子表示深深的谢意，十余年来她给我以全力的支持，我的每一点成绩，都是与她的帮助分不开的。本书选题被北京市教委列为去年的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这里也予以说明。最后我向出版社诸位编辑先生，表示真挚的感谢!也再次感谢蔡先生的鼓励和批评，感谢蔡先生审阅这本书稿所付出的我永难忘记的辛劳!本书的玄虚茫昧之处，糊涂胆大之论，恐仍有所存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陶礼天

于北京花园村

二oo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