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本书正是“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

本书是作者在鲁迅的学生、朋友，被许广平称为鲁迅研究“通人”的冯雪峰的指导和帮助下写成的。1979年出版后，为学术界所瞩目，书中的一些结论被鲁迅的传记作者们普遍接受。胡乔木认为此书可以作为编辑学教材的参考书。现在作者又根据成书后发现的新资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内容更加充实。

冯雪峰致朱正的信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错怪了介孚公

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

鲁迅1916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

关于王敬轩

鲁迅和盐谷

关于未名社的被封

《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

[附录]《呐喊》中各篇的写作日期

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

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

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

关于“北平五讲”

关于《文学杂志》的几件事

《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

芸生是谁?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

关于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情况

也战斗，也休息

怎样解释鲁迅给黄源的四封信?

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附录]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

用火腿夹带过书信吗?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鲁迅懂得法文吗?

编完写起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后记

后记

错怪了介孚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祖父在很早的时候，就让他抄写许应骥驳康梁变法的奏折。康梁变法在我们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毫不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新”运动，但许应骙即使对这个“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都要反对，可见其思想之保守与反动之甚了。而鲁迅的祖父又拿这个奏折来让他抄写，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这不是要从小制服这个在他们眼里桀骜不驯的人吗?(专著下册，第1089页)

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确是有人拿了《申报》上刊登的许应马癸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叫鲁迅抄下来看。关于这事，鲁迅在自己的回忆文《朝花夕拾·琐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骥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这里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让他抄这份奏折的，是“一位本家的老辈”。“本家的老辈”就是旁系尊亲属，祖父是直系尊亲属，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本家的老辈”可以用来称呼比方玉田、花塍、子京、椒生……或者别的谁谁谁都行，唯独不能用来称呼自己的祖父介孚公。用字一贯严谨准确的鲁迅，决不会把自己的祖父称为“一位本家的老辈”的。既然他自己写的是“一位本家的老辈”，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人必定不是他的祖父介孚公了。

其实也不必这样咬文嚼字。就事论事，即使介孚公当真“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当时他也没有可能来做这一件事。道理很简单：介孚公因科场案于1893年关进杭州府狱中，直到1901年才出狱。《申报》是戊戌年五月二十四日(1898年7月12日)刊登许应骥奏折的，这时介孚公正关在狱中，没有行动的自由，怎么可能拿这份奏折让鲁迅去抄呢?

介孚公在狱中的时候，是有亲属随侍的。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正好碰上鲁迅随侍的时候，介孚公让他抄写了这份奏折呢?

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周作人的《知堂乙酉文编》中有一篇《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颇为详细地记载了介孚公的狱中生活。开始前去随侍的，是潘姨太太和亡妾章姨太太所生的幼子伯升。后来伯升到南京进了水师学堂，就由周作人接着前去随侍，鲁迅一直没有长住杭州随侍过。但是，鲁迅是曾经前去探监的，这有没有可能是在他探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不可能。因为鲁迅到杭州府狱去探监的日期，据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附录《旧日记里的鲁迅》一文中的记载，1898年有2月19日、20日、21日和5月2日这四天。时间都在7月12日《申报》发表这一奏折之前。1900年1月鲁迅从南京学堂回家过春节，路过杭州，也曾经去探望祖父，这又在那奏折发表以后很久，时间都不合，所以叫他抄奏折的事也不可能发生在他去探监的时候。何况《琐记》一文说得很清楚，这是在南京学堂里的事。一在杭州，一在南京，地点也不符。由此可以知道这事断然和介孚公无关。

不是祖父，那么这人又是谁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在南京的“本家的老辈”中去寻找。考当时鲁迅在南京的本家的老辈，共有三人。一个是同在水师学堂学习的庶出的叔父伯升，辈分虽长而年龄反到比鲁迅小一岁，这人自己喜欢看一点戏，而不喜欢去管别人的这些闲事。一个是诚房的鸣山，也在水师学堂学习，比鲁迅才大五岁，虽是叔侄，却也是小朋友。另一个就是当时在江南水师学堂担任监督的从叔祖周庆蕃(椒生)了。鲁迅本人以及他们家族另外几个人到南京进水师学堂，都是因为他的关系。我们只要看看他的思想作风，就可以断定当时让鲁迅抄奏折的必定是他无疑了。

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中，是这样介绍椒生的情况的：  他……根本上是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信奉三纲主义，附带的相信道士教……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也要在净室去朗诵《感应篇》若干遍……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专著中册，第958—959页)周庆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事不是他还能是谁干的呢!《华盖集·忽然想到(五)》中说：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③44)

显然，这里说的“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指的必定也就是这个周庆蕃，这就不用多说了。

上面，我们已经从时间和地点的无一相合证明了这事不可能是介孚公做的，如果我们仅仅说了这一方面，那么，对于介孚公依然是不公平的。我们说，错怪了介孚公，不仅是指他没有干这件事，而且现有的材料还可以证明：他不会干这种事。

P25-28

今年是冯雪峰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写这书，向他讨教，就更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三十年间，同我讨论过这书稿的，孙用先生、林辰先生、黄源先生、唐弢先生、蒋锡金先生、王仰晨先生各位前辈学人，以及年纪比我还小的陈琼芝，都先后作了古人，我在整理这个增订本的时候，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他们，想起他们对我写这书的鼓励和帮助。

三十年间，出现了不少新的资料，使我能够对书中的几篇作了修订和增补，还增写了几篇新稿。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后，又据新版《全集》校改了全部引文，出处也改注新版页码，以便利读者。

这个增订本将要面对新一代的读者了。他们以新的眼光看这本旧书。我期待他们的批评。

2006年5月31日朱正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