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一出出，一幕幕，皆烟消云散。历史虽在远去，记忆却不会随时间湮灭。一段城墙，一节墓碑，一方牌楼，无不见证了社会变迁，沧桑世事。本卷选取了清朝后期有历史遗迹留存下来的名人，通过一张张精美的图片，一段段史海勾沉的往事，告诉人们，历史曾这样走过……

守成创业文治武功 励精图治安邦有道

英俊天子痴情君 顺治帝

下笔谁教泣鬼神 二千余载只斯僧

明清最富创造性的画家 石涛

一曲《桃花扇》用尽一生心

登上清代剧坛高峰的作家 孔尚任

文韬武略经邦纬国 一生勤政帝王楷模 康熙帝

羡慕冷处轻模样 不是人间富贵花

清朝第一词人 纳兰性德

铁腕治国安邦 中继康乾盛世 雍正帝

阔笔放纵 个性鲜明

开创一代新画风的扬州八怪

创新流派 独树小写意花鸟画风 华喦

疏狂放逸 生涩拙拗的特殊画风　高凤翰

一缕清香 啜茶日日写梅花　汪士慎

奔放怪诞 纵横驰骋的放画风 　

百年布衣 18世纪中国伟大的画家 金农

画到精神飘没处 更无真相有真魂

风情万种 独立一枝的画梅高手

独占人间第一春 冰霜气骨玉精神

终生布衣 “八怪”殿军鬼世界

一肩明月 两袖清风 三绝诗书画

扬州八怪之一 郑板桥

家财散尽洞察世人面目 讽谐寓真尽描儒林百态

达到古典讽刺小说顶峰的文学家 吴敬梓

古代文明最后绝唱 封建王朝盛极而衰 乾隆帝

字字皆血泪一曲悲伤歌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兀立小说史巅峰的文学家 曹雪芹

清官智多星一身传奇色彩 书家幽默客满筐戏谑故事

亦庄亦谐说 刘墉

风流才子 诙谐大师

一代文宗 纪晓岚

贪鄙性成 怙势营私 狂妄专擅

大喜大悲的大奸大佞　　和珅

后记：说不尽的故事——我和“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

鸣谢

正当少年天子困惑苦恼坐卧不安之际，突然传来了令他万分欢欣的佳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卒于边外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他虽然不得不装出十分悲痛的表情，但暗中却无比高兴。

摄政王虽已去世，但福临充龄登基，少年亲政，却值国家多事之秋，守成又兼创业之日，困难重重，皇帝的宝座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首先，朝廷上存在不少威胁皇上的危险因素。多尔衮虽死，但经过他多年的苦心经营，睿王府仍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多尔衮生前一人亲领3旗，睿王之党羽人多势大，正白、镶白、正蓝3旗是威胁福临的心腹大患。多尔衮之亲兄英亲王阿济格，领有精兵数千，野心勃勃，力图执掌军政大权。

旗主制的存在，诸王统军议政，几十年来尤其是入关以来的南征，使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掠夺了大量人口、马匹、银帛，计丁授田，占有辽阔庄地，因而兵丁众多，仆婢如云，战马上千，兵力、人力、财力都很雄厚。诸王势大，满臣守旧，力排贤能汉官，君威不振，新政难行，治国缺才少计，严重威胁了君权的尊严和巩固。

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推行以圈地、投充、逃人等弊政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清军的征剿及血腥屠杀，更激起以汉民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大西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国姓爷”围攻江宁，“东南大震”，反清烽火延绵多年。此时，云、贵、川、闽、湘、粤、桂等省仍基本上为反清武装占据。

另一大难题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赋役繁重，以及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田园荒芜，人丁稀少，百业凋敝，城镇残破，物价腾涌。国库空虚，岁缺巨万兵饷，财政异常困难，计臣束手无策。征调繁兴，水旱连年，兵民穷苦至极。

再一个大难题是，军费开支浩大，入不敷出，清帝一向视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为国之根本。清帝所赖以存在的八旗人员，特别是满洲八旗，总共约为118400丁。这个数字本来就已经太少了，可是，经过入关以来的长期征战，顺治五年(1648年)满洲八旗只有男丁55330丁，且多疲弱伤残。5万满丁，对付亿万汉人，多寡悬殊，这怎么能肩负起“拱卫宸极”、“绥靖疆域”的重大任务!

摆在少年天子面前的形势，就如大海上汹涌的波涛，冲击着福临的一叶扁舟，随时有覆没的危险。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还差18天才l3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按当时习惯算法已经l4岁了。这一天的上午，他在皇极门(今太和殿)设御幄，举行亲政大典(当时，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白成焚毁)。

这位少年天子并未被困难吓倒，相反却是胸怀壮志勇创伟业。要励精图治，首先就要掌握军政大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至尊无上的天子。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的柩车至京时，福临一方面表示万分悲痛，隆重办理丧事，且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父”，庙号成宗，把他当皇帝供起来，将其夫妇同附于太庙，大赦天下，但同时即遣臣将摄政王府所有信符及赏功册，收贮大内，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集议政王议政大臣开会，下达口谕。

这是福临第一次亲理朝政，也是这位此时才13岁的天子第一次显示了他的治国之才。他的口谕表明，他很谦逊，大有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明君风度，对诸位议政王、议政大臣十分信任和依赖，尊重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委授治国重任于他们，比之10几天以前逝世的独裁皇父多尔衮迥若两人。福临也表明，他虽彬彬有礼，尊重诸王诸大臣，但他并不糊涂，他以文雅温和的口气和简短的话讲明了现在重大事情、重要员缺最后决定权由皇帝掌握。

经过福临的几番较量，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少年天子乾纲独断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少年天子为首，郑王济尔哈朗相辅，聚集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战线。  随后，少年天子赢得了八旗大多数大臣的拥护，组成了以索尼、鳌拜、遏必隆、巴哈、哈什屯等两黄旗大臣为核心的上三旗嫡系部队，为他独揽军政大权、乾纲独断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P2-3

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给全人类留下了自成体系，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名哲先贤、科学巨擘、文化大家、骚人墨客、政治豪杰、军事奇才、民族英雄、革命先驱层出不穷，光芒四射。他们不仅给后世留下永不泯灭的精神财富，而且在中华大地的青山绿水、乡镇市井间到处留下令人缅怀的名胜古迹。我们在享受着如此文明的同时，也渴望与他们近距离的接触，奈何时光是不可跨越的长河，我们只能追忆历史，探询历史的足迹，《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与历史创造者对话的机会。

出于对祖国悠久历史的热爱，出于对历史创造者的崇敬，作者不辞辛劳，历经20余年的时间，踏遍祖国大江南北，遍访各地风土人情，用笔和相机记录那些尚存于世的名胜古迹，其资料惧令海内外业者惊奇。为了编篡这套书，作者和夫人还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对一丝不毫的史料都不肯放过，力求尊重史实，还历史原貌，最终打造出这套凝结作者多年心血的《华夏五千年名胜迹》。本套书以中国历史名人为线索，以名胜古迹为对象，展现中华文化传统。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构思奇特，融历史于趣味之中，便于读者学习阅读。

为了使这套书更好地呈现给读者，我们与作者多次研讨，最终确立了写作风格和体例。作者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让我们倍感钦佩。我们尊重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是与作者几经斟酌，获得首肯后，方去修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此方面的书籍汗牛充栋，本书仅是其中之一。作者博学多闻，见解独树一帜，我社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度，允许各有识之士存有不同的见解。这也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为后世子孙留下更为详尽、全面的史实资料。因编辑水平有限，书中有不到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后记：说不尽的故事——我和“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

有些话是“老调”的重弹。

“人生路漫漫，一步复一坷；但得不停滞，回首笑自多!”当我放下手中完成了“中华名人名胜”的稿件时，不禁想起了1992年春天外出拍照时写的这首小诗，它是我写作的写照，也是我人生的写照。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的蓬莱仙境；也许是因为成长在有着全国最著名的风景古迹的五朝古都；也许是因为有过在北京四中教地理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有个“王行国”的名字——意味着对祖国的山河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我就像命里注定了似的，不但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要探访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为中华山河立传，为炎黄风流讴歌”，成了我人生的志向。

为“立传”，为“讴歌”，我选择了“中华名人名胜”为研究课题，提出了“名人名胜”的学术概念，赋予了它科学的内涵，在《地理知识》、《地球》杂志上和中国旅游地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我这人有个特点，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干到底，山东人嘛，说好听了是“执着”，说不好听了是“固执”，说什么都行，反正我认准了的事就非干不可，要干就非干得有点模样不可。

于是，我从“见铅字”到有了30多部著作，我有生之年最钟情的还是这部“中华名人名胜”的书。

它纵向串连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横向串连了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表现中华文化的辉煌，中华山河的壮丽。

这么大部头的书，要拍照片，要搜集和研究资料，要发掘名人和名胜的关联，要撰写和进行编辑加工，无疑是一项大工程，个人搞起来很不容易，超出想像的艰苦。

近50年的时间里，我收存了卡片44万多张，分成了1000多种类别，装在了3个高高的卡片柜里。这些资料是我的宝贵财富，也是我能撰写出这本书的基础之一。

再有是照片，我这本书是以照片为基础，而这些照片都是我从1981年以来亲自拍摄的。

我拍了多少照片?20多年来共有5万多张胶卷片(近年拍的数码片未计)，也是满满的3柜子。

拍照片首先遇到是花钱的问题，我是个靠微薄工资吃饭的人，

于是，常常遭遇尴尬。

我不能忘，80年代初，虽然涨了几次工资，经济上好了一点，但还没钱买相机。一次要出差，心想借这机会照点照片吧，就在出差的前一天晚上，壮了壮胆到了个亲戚家，想借他的傻瓜照相机用用，谁知碰了一鼻子灰，人家不借，那滋味就不用说了。后来还是一个老同学救了急。现在想起来，那傻瓜照相机不过才200元钱，跟我现在的“尼康”没法比，可当时都穷，宝贝着呢。

照相都是自费，从未沾过公家一分钱，总得算计着花钱。出去不能像别人那样遍尝当地的名特产品不说，一个景点常常是照个一二张“代表”片就得打住了，然而，有的地方这一生再没有机会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懊悔不已。后来有了稿费做摄影“基金”，才有了点“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再有，拍照片有很多难处。

对于那些著名的景点，我自然不会放过，那些一般不为人知的叽哩旮旯的地方我更是要追踪寻觅，但往往是大失所望，徒劳往返。有的因为资料上的一字之差，枉费了不知多少宝贵时间。

岳阳的小乔墓，载有多少风流佳话，多少书上都写得活灵活现，地址也写得确确凿凿，然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遍寻不见，最后是一位中学教师带我来到校园里，指着面前的菜地说：“那就是!”(报载近年已复建)

长沙的贾谊故宅，在旅游交通图上占了好大一块，该是有丰富内涵了，结果乃是幻觉一片，那一带只有一口水井，算是早年间留下来的。

北京的于谦祠、康有为故居，都在门墙上有文物保护标志，然而也仅此而已，两处院落里加盖的小房如迷魂阵似的到处“曲径通幽”。

南京的颜鲁公祠、林则徐故居，我当年费尽周折找到的时候，是连标志也没有的大杂院(近年有修复)。

陕西宝鸡市的神农祠，《中国名胜词典》上明明写着是在渭河南岸的峪家村，我们顺着渭河南岸从上午转到下午，转了好几个来回，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找不到那个“峪家村”，真让人丧气。最后好容易搞明白了，那是“峪泉村”，是不是编资料的人误把“泉”字写成了“家”?你说上哪儿说理去!而找到的神农祠，只是遍地垃圾中的一问简陋的红砖小房，让人怎么也无法和书上介绍的建筑，和心目中的伟大的先人挂上号。

如今出门常常令人神经紧张，小偷是防不胜防，不免给我制造点麻烦。在北京，放在车后架上的书包不翼而飞，里面装有一架不错的相机。

在成都，我两次受到了小偷的青睐。第一次还算幸运，在通往火车站的16路车上，我上衣兜里的记者证和几十元钱便宜了小偷。两年后的1987年，再次经过成都，我备加小心，川少出版社的朋友特意嘱咐我：“王老师，这回可小心点!”结果更惨。还是在16路车上，只坐了4站地，我紧紧夹在腋下的摄影包，被人从后面割了个大口子，包里的75毫米～200毫米的长变焦镜头没了。我都快晕了。这是我出门前刚刚跟别人借的啊!回家后夫人笑我：“小偷回去后准得乐坏了，说这个王行国真好，不远千里又给我送个长变焦镜头来!”

尴尬。

平头百姓，要想做点事情，完成点事业，没有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行的。好在有从小练就的吃苦本事。(当然，我也得到了许多好人的帮助。只是今天说的不是这个话题，那要说起来比这篇文章还长。)

诸如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日，经常晚上是1点半上床睡觉，等等，等等，我已经没意识到这是困苦，更说不上是牺牲了。

有时是租自行车跑路的，在豫北内黄的沙荒地上，车子不仅不能骑，连推都不行，就只能是车骑人。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赶上什么样的地方就住什么样的地方，有一次，晚上，赶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幸好还有个临公路的小饭铺，老板给安排了个“单间”，床铺像摇篮，房门得用木棍顶着，倒是省了钱，4元。

过去买票难，乘车难，一次登车一次拼搏，场面紧张激烈，令人心惊胆战。

武则天的广元，李白的江油，我是从西安赴成都的中途采访的。这种时候总是要付出合弃卧铺的代价，再上车是连座位也没有的，能有立足之处就算不错。

采访李白墓，是从南京去的，要先到马鞍山，再转当涂，再转青山。归来已无车，只好迈开双脚量地球，同时不断地伸手想拦过路的卡车捎脚。谁理你?天色不容，便急不可耐地截起自行车来。

“同志，我赶车晚了，劳驾用一下你的车，我带你一段路!”

天无绝人之路，真遇上了一个好心的小伙子：“您岁数大，我带您吧!”

还有“血的代价”。

1988年，在西安开完会，回程想就道在洛阳作点采访，便没买回京的卧铺。时近中午，火车行驶到陕西、河南交界一带，我正低头看书，突然一声巨响，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见一滴滴的鲜血滴在了我的脚下。

啊，是从我头上流下来的，当时我还没觉得痛，但是不一会儿血就流成了片，脸上也“花”了。

顿时全车厢都惊呆了，不知什么时候，乘警、车长也都来了。原来是有人在外面砸火车，让我赶上了，2寸见方的石块破窗而入，正砸在我的脑门上，没砸在眼睛上，是不幸中的万幸。

熬到了洛阳的医院。大夫告诉我，我的伤口比较大，要缝合，但头上不能打麻药，叫我“克服着点”。我躺在手术台上，“克服”着剧痛，觉得大夫大约是在练纳鞋底子的手艺。

我的头本来大，平时就难得买到62号的帽子，现在缠上了纱布，头更大了，找来一大堆帽子也没一顶能戴的，最后只好把医生戴的白帽子撕个口子罩在头上。我在洛阳坚持按原计划拍了照片，顶着白帽子回到北京，大家笑我：“整个一个‘穆斯林’!”

那年，在青海，我去孟达天池。顺着黄河河谷，山路窄小，起伏崎岖，天公也不给脸，下着蒙蒙细雨。突然，在一个急转弯处，车一下子撞到了左边的悬崖上。我没有思想准备，头撞到了前座上，满脸是血，瘫成了一团动弹不得。眼镜坏了，相机头也变了形。突然的变化把陪同的青海省政府秘书吓得不轻，连忙下到黄河深谷里弄来水给擦洗。还好，是伤了鼻子。再看车，是刹车折了。亏得是撞在了左边山崖，要是右边，黄河深涧就会把我们永远留在那里了。

回到西宁，邀请我考察的副省长一听到这情况，马上从开着会的会场上赶了来，对躺在床上双臂还在疼痛的我说：“王老师，还去吗?不去了吧!”我毫不犹豫地说：“还去。”最后，这位副省长亲自找了一辆车，点名要了一位交通局的经常跑野外的老司机，总算一路顺风。

在北京，一个大雪天气，刚拍完黄花城归来的路上，由于司机对道路不熟，碰上一个拐弯加下坡的地方，司机刚说：“不好!”车就往旁边滑了下去，撞在一棵树上了，车头凹进去了一大块。还好，这棵树帮了忙，要没它，车就翻到沟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人没受伤，但车是罢工了。天寒地冻，冷风嗖嗖，放眼四顾，一片茫茫，谁来救我们?  走了好远，终于找到了电话。儿子和一个亲戚开来了车，把我们搭救了出去，这时，天已经是全黑了。

从天而降的惊险。在司马迁的韩城，拍摄明清民居党家村时，一辆车闸失灵了的手扶拖拉机像脱缰的野马，从高坡上飞驰而来，撞进了迎村口大门旁的围墙里。拖拉机从老伴旁边擦身而过，老天爷保佑，我们安然无恙，却留下骇人的“后怕”。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走几个景点，多拍几张照片，我每次去拍照都是早出晚归，只要还有一丝能见度，我都不肯离开。而把赶路的时间留给了夜晚。

在诸葛亮的五丈原，往下走时天就已经全黑了，可离高速路还有一段距离呢，上了高速路，离住地西安还有120公里。这种情况多得是。

从华山往西安赶，走到半路，车堵得一蹋糊涂，两面的车都有几百辆，开着大灯，两条长长的一望无际的光带，情景“壮观”极了。

秦岭大山里，在摸黑赶夜路，领略了“之”字形的山路上一边悬崖、一边深涧的胆颤心惊之后，在陕甘交界的地方，偏偏又遇上了塌方。眼睁睁地看着前面50米外的“甘肃界”的牌子、油光光的马路，就是过不去。四面大山，阴风阵阵，靠着车里的空调驱寒，硬是在车里呆了24个小时零7分钟。“度日如年”的成语，算是体会得够深刻了。

还有，那些因特殊原因不让拍摄的名胜，就不便说了。

岁月悠悠，20多年的考察生涯，20多年的拍照经历，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写不完的故事。

在这些基础上，我出版了《中华名人名胜》(香港版，上下卷，55万字)，《五千年华夏名人胜迹》(51万字)。  又是8年的撰写，成了《中华名人名胜图典》，成了它的姊妹篇《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

我一向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价值。现在，面对已经完成的庞大的“中华名人名胜”书稿，凝视着那一张张灌注着我心血的照片，翻阅着那一笔笔我书写的文字，就像是看到了我生命的足迹，感到了我心脏的搏动。

我教过地理，研究过旅游资源，学过中文，喜欢历史，爱好摄影，当过编辑、记者，有组织驾驭资料和文字的能力，撰写“中华名人名胜”正是找到了我已有知识能力的结合点，使我获得发挥才能的乐趣。

“名人名胜”装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倾注着我的情爱。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我创造的生命。我的生命在它身上得到了延续。

王行国

2004年12月于晓园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