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重要的文献集。它围绕“什么是启蒙”这一主题收录了18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一批思想家，如康德、哈曼、费希特、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福柯等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回应和分析，文集所涉及的内容广度和深度均令人惊叹。其中的一些译自德文的文献不仅对中国读者来说很新鲜，而且之前在英语世界中也少为认知。书中既有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又有对与启蒙相关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度审视。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部分18世纪的争论 51

第二部分历史反思 241

第三部分20世纪的问题 355

第二、第三部分作者简介 536

译后记 540

我们应该对公民的启蒙做点什么?

约翰·卡尔·默森(原著)

詹姆斯·施密特(英译)

约翰·卡尔·威廉·默森(1722～1795)是他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医生之一。默森生于柏林，在哈勒和耶拿上学，1742年重返柏林，1778年成为腓特烈大帝的私人医生。默森培养了对科学史的兴趣，是各种各样的学会(包括柏林星期三学会一个秘密的启蒙运动之友协会，该协会在“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的成员。在这里翻译的这个演讲中，默森就启蒙的本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星期三学会中激起了广泛争论。

这篇文章原来是1783年12月17日在柏林星期三学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由路德维希·凯勒(Ludwig Keller)编辑，并且以“柏林星期三学会”为题首次发表在下列杂志上：Monatschefte der Comenius-Gesellschaft 5，nos.3—4(1896)；73—76。这里已经省略了一些涉及这篇演讲的直接环境的初步评论和最终评论。

我们的意图是要对自己以及对我们的同胞进行启蒙。对像柏林那么大的一个城市的启蒙有它的困难，但是一旦这些困难已经得以克服，光明就不仅会扩展封各个省份，而且会扩展到整个世界。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幸运，那么至少我们应该点燃一些火花，从这里散布开来，随着时间而把一线光明遍布整个德国——我们的祖国。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提议：

1．应该精确地定义：什么是启蒙?

2．我们应该确定我们的民族(或者至少我们直接面对的公众)在理解的方向、思想的方式以及成见和伦理中的缺点和不足，研究迄今为止它们已经得到了多大的改进。

3．我们首先应该攻击和清除那些最有害的成见和错误，培养和传播那些最必须得到普遍认识的真理。下面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

4．即使四十多年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在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在其他的国家都深得人心，即使对我们的年轻一代的教育也逐渐得到改进，为什么对公众的启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近来在他关于日耳曼文学的论文中，已经煞费苦心地指出它因之而可受责备的那些缺陷，指出这些缺陷的根据以及对它们加以改进的方式。他有时候责备说，学校和大学的那种有缺陷的教育缺乏启蒙，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议论纷纷。

然而，由于他指责说我们的语言在可理解地表示最精确、最有力、最灿烂的思想上是不完美的，这样，我们的语言也许也就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对象。

5．审视我们在语言上的改进，研究这些责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的确不可否认，我们这位君主留心我们民族的启蒙胜于留心日耳曼文学的启蒙。然而，看来在这一步上他目前仍然有许多重要的保留。

在关于日耳曼文学的这篇论文出版之前，柏林科学院已经提出了1778年的有奖征文问题：“要么通过把普通的民众错误地引入新的错误，要么通过把他们维持在习惯的错误上，而对他们加以欺骗，这样做是有用的吗?”有奖征文的奖金一半授予给出肯定回答的论文，一半授予给出否定回答的论文，从这点上人们可以看出，开明的皇家科学院选择这个权宜之计，是为了不去冒犯一个确定的判断。1780年的皇家论文“论德意志文学”(De la litterature allemande)就是在科学院的问题提出不久之后出现的，在这篇论文中，人们可以注意到，即使这位君主对学术界规定了论证的风格和秩序，即使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那些有学问的神职人员，通过他们对教徒的布道，通过他们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比一切长篇大论都能更加有力地在短时间内启蒙了更多的民众，根除了更多的错误，但是他还是完全忽略了这样的问题，用下面这句话来为自己开脱：他“将服从对神学的一种恭敬的沉默，因为有人认为神学应该是一门神圣的科学，俗人不应该冒险进入它的神圣王国”。  由此产生了这个建议：

6．为了比较双方的论证，看看我们的努力不仅对公众而且对国家和政府是有用还是有害，是否可以对这两篇对立的获奖论文以及那些被荣幸提名的论文安排一个更加密切的考察。

我们确实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来决定最后这个建议，因为这样我们就在秘密认可下实现了具有善良意愿的爱国者的责任，而这就是我们的首要戒律。我们没有奥古斯都作为保护者，没有梅塞纳斯和梅塞纳斯主义在我们当中，那些人我们也许唯唯诺诺地生怕冒犯；我们也不等待这位君主提到的埃斯塔或者美迪奇家族或者弗兰西斯一世和路易十四的奖赏；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判断为我们对荣誉或荣耀的渴望所左右，因为我们仍然默默无名，我们唯一的首要奖励就是这个内在的信念：尽我们所能促进我们的同胞公民以及子孙后代的最大幸福，此外，我们别无他意。P51-53

1783年晚期，柏林的一个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文章，该文几乎只是顺便问道，“什么是启蒙?”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场关于启蒙的本质和限度的争论在小册子和杂志中便风行一时。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运动的理想和抱负受到了如此透彻的审视，以致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后的批评者很少提出在18世纪80年代期间还不曾考虑过的要点。

只有这些论文当中的一篇，即伊曼纽尔·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在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这本书开始于一个姗姗来迟的任务，那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一些其他的文献。第一部分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关系到18世纪的德国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贡献。第二部分收集了一些近来的论文，这些论文探究了这个讨论发生的历史情境以及这个争论的参与者。收集在第三部分的论文反思了18世纪的这些回答对我们的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序言中，我想概述一下选择、编辑和翻译构成本书的这些论文的根据，并且对那些帮助完成本书的人表示感谢。

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由于一些难以阐明的理由，不论是法国哲学家还是苏格兰的道德学家(只是提到两个最可能的派别)都不像他们说德语的同事那么关心“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当我准备从德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选择论文时，主要有两个东西在引导我：一个是我本人对这场争论所关系到的东西的感觉，那是我在导论中要适度地讨论的一个题材，另一个是在我之前已经编选了类似文集的那些人们的选择。Norbert Hinske和Michael Albrecht编辑的文集《什么是启蒙?——<柏林月刊>的贡献》(Was ist Aufkl?rung? Beitr?ge aus der Berlinischen Monatschrift，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tf，1973)，从最先发起这个讨论的杂志中，选择了一些题材广泛的文章。紧接下来，Ehrard Bahr编辑出版了《什么是启蒙?——论点和定义》(Was istAufkl?rung? Thesen und Definitionen,Stuttgart：Reclam，1974)，汇集了来自其他杂志的一些更重要的贡献。三年之后，Zwi Batscha选编了一些后来讨论出版自由的论文：《启蒙和思想自由》。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中，也有这样一些论文的翻译，这里我应该提到的是Jean Mondot编辑的《什么是启蒙?》，以及Agapito Maestre和Jose Romagosa共同编辑的《什么是启蒙?》。尽管这些文集在选择和焦点上有所不同，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切入点。

在德国，当时许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因此，任何文集都很难忽视康德、摩西·门德尔松、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各比、克利斯朵夫·马丁·威兰的贡献。其他一些学者，例如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卡尔·巴尔特、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也都加入了这场争论。在18世纪的德国，没有人不知道他们，但是今日的读者对他们也许就不那么熟悉了。安德里亚斯·里姆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例子：在18世纪晚期，主要是因为他的小册子《论启蒙》成为这场争论的最广泛阅读的一篇文献，他名声远扬。一些其他的贡献，因为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也值得收录进来，例如，约翰·卡尔·默森的讲演在激起这场争论上首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也包括了某些仍然态度不明的朦胧作者(例如约翰·亨利希·蒂夫特伦克和亚当·贝克的文章，因为这些论文发展了某些独特的论证路线，从而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广泛含义。最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关于思想自由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成为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贡献，因为它讨论了这场争论所导致的有关出版自由的问题。

即使德国的历史学家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不辞辛劳，德国的启蒙运动在诸多英语世界至多还只是个传闻。值得记住的是，在18世纪的欧洲，柏林曾经是颇为重要的一个思想中心，思想家们开始讨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现在是清查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对进一步的启蒙(在普鲁士以及在其他地方)进行展望的时候了。本书第二部分的论文探究了产生这种清查的情景。柏林星期三学会是发起和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个著名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是政府部门的文职人员和文人。京特一比尔奇提供了对这个学会的一个论述；乔纳森·克努森考察了对“大众启蒙”这个概念的讨论；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追溯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鲁道夫·菲尔豪斯分析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仰和怀疑；约翰·克里斯蒂安·劳尔森解说了康德的公共性概念，戴尔·斯洛讨论了雅可比的政治思想勃口雷特·格林考察了哈曼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他们都反思了这场争论中一些颇为重要的参与者的见解。

然而，18世纪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只有历史上的意义。启蒙运动处于这个现代世纪的开端，对于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状况，这些回答必定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本书最后一部分论文试图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询问18世纪的回答。在这里，着重点已经被放在那些要么尚未出版和尚未翻译、要么不容易得到的论文上。吕迪格·比特纳、马克斯·霍克海默、米歇尔·福柯和于尔根·哈贝马斯针对“启蒙计划”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格奥尔格·皮希特探究了启蒙思维的神学支-流。哈特穆特·伯梅、格罗特·伯梅和简·克内勒分析了康德的思想中理性和想象之间的张力。罗宾·梅·肖特和刘易斯·亨齐曼审视了启蒙运动的“自主性”理想。最终，凯文·保罗·盖曼对康德的政治著作中鼓吹的世界主义希望提出了一些反思。

历史文本与现今关怀的关系问题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出现在翻译这种活动中。不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把文本从一种语言、一个时代搬进另一种语言、另：个时代，他就会碰倒解释学的问题。这不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深入讨论的不过，有一些普遍的考虑引导着这部著作，对这些考虑作一些简单的说明足够了。理想地说(当然，在翻译中胜于在任何其他的人类努力中，事情绝不是理想的)，应该有一种方式翻译这些18世纪的德语文本，这种方式既尊重把与启蒙运动分隔开来的历史距离，又尊重仍然把我们约束到这个运动的传系和用法。在推敲时代误置和古体之间的平衡时需要记住，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读英语著作，与他们在欧洲其他地褥事共同使用某些术语。因此，在碰到moralische Gefühle这个术语时，也许值得记住的是，作者们可能是在思考苏格兰道德主义者称为“道德情感”而不是“道德感”的东西，或者，在18世纪，一个Menschenrecht是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人权”。然而，18世纪的德语和英语曾经共同使用的其他术语，对于现在的翻译者来说就没有了。18世纪结束之际，约翰·理查德森曾经翻译康德对启蒙运动的著名定义：“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在那个时候，他使用“nonage”(未成qa)N个英语单词来翻译康德的“Unmtlndigkeit”，这个词完全抓住了康德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现在，当我们保留“dotage"(老朽)这个词时，我们已经不再使用“nonage”这个词，所以翻译者就不得不后退一步，只好使用“immaturity”这个词了。但是，其他不太晦涩的古体值得维护，以便使人们意识到，这些文本不是远离我们自己的时代的文本。因此，在18世纪的英语中，就像在18世纪的德语中一样，人们尚能对一位修道院院长致以“lip service”(空口的应酬话)，就像他们尚能对他致以“eye service"(尊敬的目光)一样，原来有一整套用来攻击神职人员的词汇，是自由思考的英国人和自由思考的德国人都享有的，但是那些词汇现在已被遗忘了。这样，我们就需要力一些脚注，以便提醒读者我们的语言曾经有过的用法。

在18世纪，德语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流动之中，哲学和政治术语一点也不．确定。不同作者使用的词汇差别很大。贝克、蒂夫特伦克和费希特广泛使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术语，对那套术语进行翻译的约定已经合理地确立起来。但是门德尔松和赖因霍尔德则借重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的词汇，由于沃尔夫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为英语，因此译者就必须采取迂回的路线：先从沃尔夫的德语著作到他的拉丁语著作，再从他的拉丁语著作那里试图发现一种回到英语的方式。哈曼曾经说过，“说话就是翻译——从天使的说话方式翻译为人的说话方式。”因此，在处理哈曼时，他正在使用什么语言是绝对不清楚的。巴尔特对出版自由的讨论依靠的是自然法理论的词汇，里姆和雅可比常常因愤怒而热血沸腾，恩斯特·斐迪南德·克莱因的论文采取了扮演腓特烈大帝的形式。这些在术语和风格上的差别值得维护，因为它们相当有力地使人们看到不同的声音，而这恰恰是作为启蒙运动的那个伟大的世界主义论点的一个中心部分。

由于编者和译者是从18世纪的原材料来工作的，就会有少数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后来的德语重印中的错误已被校正。这些错误基本上是细小的错误，但是至少现在的读者会知道，曾经有一位官员嘲弄说，为了促进政治稳定而限制出版，就像为了避免鼹鼠伤害田野而铺设乡间路面，这位官员，并不像Zwi Batscha的文集中重印的那样是von Ryan将军，而是von Kyau将军。我们也努力让读者知道那些像von Kyau将军的人究竟是谁，并且澄清了一些可能有碍于今天的读者的理解的指涉和暗示。哈曼是一位典型的与外界隔绝的作者，鉴于这个缘故，在翻译他的文章时，我们已经添加了大量的注释。

接下来我们需要感谢那些对本书提供赞助、劝告和帮助的人和机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EH)已经对这项计划慷慨资助。通过一项NEH的大学教师奖学金，我逐渐认识到18世纪德国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性。我自己感觉到在18世纪被追问的这个问题现在依然重要，作为三期NEH学院教师暑期讨论班的指导教师，我得以与那些分享我的感觉的学者们探讨这些论文。NEH的文本和翻译分部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一笔经费，使我们的翻译工作得以可能。感谢NEH的Stephen Ross和波士顿大学项目赞助办公室的David Berndt在申请经费过程中的鼓励和劝告，感谢波士顿大学大学教授项目的susan Tomassetti在管理这些经费上的帮助。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为了在翻译模糊的段落和鉴定晦涩的暗示上恳求帮助，译者和编者对朋友和同事多有打扰，有时候甚至打扰素不相识的人们。我要特别感谢Karl Ameriks、James Bernauer、Daniel Breazeale、Walter Felscher、Anke Finger、John Gagliardo? George di Giovanni? Gail Hueting、John S．King?Ramona Naddaff? Kristin Pfefferkorn—Forbath?Sabine Roehr? Alexander vonSehoenborn、Steven Scully和W．Daniel Wilson。在评审这些翻译、提出修改的建议方面，帮助最大的是如下这些人：Frederick Beiser、Radiger Bittner、Kenneth Haynes、Dorothy Rogers、Jonathan Knudsen和Gitta Schmidt。

感激最深的是下面这些人：Kevin Geiman、Garrett Green、Lewis Hinch—man、Arthur Hirsch、Kenneth Haynes、Jane Kneller、Jonathan Knudsen、John Christian Laursen、Dale Snow和Thomas Wartenberg，因为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本书得以完成。与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一种乐趣。

最后，要是没有Amé1ie Rorty的热情，我绝不可能去从事这项计划；要是没有她的继续鼓励、她的持久忠告以及她的不断催促，简直无法设想我竟然已经完成了此书。

现代性的问题是当前的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格外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历史根源当然就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启蒙的本质以及理性的命运的批判。不像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而著称，因而具有更强的理论色彩。尤其是，德国思想家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开创了现代性的哲学议程，因此值得格外关注。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启蒙与革命的问题曾一度得到热烈的关注，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关心现代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很高兴把这部重要的文献著作翻译为中文出版，以便能够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目前的争论现状。鉴于本文集的编者已经为这部文集撰写了一篇优秀的导论，再写一篇导论就显得有些多余，因此我们只想就这部文集的翻译发表几句评论。

收集在这部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献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正如本文集的编者所说，英译者为翻译这些文章作了大量的准备，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把这部文集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这也是我们的感觉和体会。我们一方面试图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想要表达的含义，另一方面又试图接近中文的表达习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很难做到，尤其是因为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二次翻译的过程。按照译者自己的体会，德文文献的翻译本身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18世纪的德国语言并不像英语那样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发展过程而逐渐变得稳定下来，从而也就容易得到把握和理解。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为琢磨原来的德语文献想要表达的意思而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其次，收集在本文集中的文献涉及很多方面(哲学、历史、文学和社会学等等)，在知识面往往超出我们现有的能力。尽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不论是在翻译的准确性上还是在中文表达习惯上，肯定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这点上我们恳请读者谅解。

本文集前两个部分中的所有文章由徐向东翻译，第三个部分的前五篇和最后两篇文章由卢华萍翻译，其余的三篇文章由徐向东翻译。徐向东审校了卢华萍翻译的部分，卢华萍审校了第一部分中前两个部分的文章。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为中译本添加了所有的脚注。

本书的责任编辑孙瑜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于2005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