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远非仅仅是可以塞如不同的内容的话语形式，实际上，内容在言谈中或书写中被现实化之前，叙事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容。历史思想中叙事话语的这种“形式的内容”正是本书的几篇论文所要考察的。

《形式的内容》是一部论文集，由8篇文章组成，是作者在1979—1986年问对叙事理论和历史再现问题的研究成果。怀特认为，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一句话，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出截然区分。因此，怀特将这部论文集定名为《形式的内容》。作者在书中对后结构主义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这是一部体现作者后现代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前言/l

致谢/1

第一章 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1

第二章 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33

第三章 历史阐释的政治学：规范与非崇高化/80

第四章 德罗伊森的《历史》：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修撰/118

第五章 福柯的话语：反人道主义的历史编纂学/146

第六章 走出历史：詹姆森的叙事救赎/193

第七章 叙事性的形而上学：利科历史哲学中的时间与象征/226

第八章 文本中的语境：思想史中的方法和意识形态/249

译名对照/286

文献索引/293

译后记/309

当然，这无异于说，“历史”在 19世纪的作用如同“上帝”在中世纪或“自然”在18世纪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辨别出在所指的这些时期上帝和自然观念的象征性功能(我指的是赋予某一给定的社会实践体系以一种先验权威的力量)。但是，不容易觉察的是，为了指明什么可以被“合法地”渴望以及什么可以被“现实地”期望，历史的观念在19世纪是如何以上帝和自然的方式在愿望及其潜在的对象之间发挥作用的，这是因为，为了在其19世纪的形式中发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运用“历史”本身来恢复它。然而，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历史”成为了法律的化身，而法律如果不被内化在公民中，在其灵魂深处将它变为一个“主体”、一种“良心”，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的话，它必定会导致一种抵抗、反叛和混乱的后果。

法律始终是专制的，它是以有限度的和有限制的人群的权力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存在的某种先验领域或某种绝对起源为基础，虽然它往往自称是这样。①什么东西能比实在本身更好地取代这种绝对基础(不过，现在被等同于历史，而不是上帝或自然了)呢?然而，这一花招不可缺少的是掩盖以下事实的必要性，即，所有历史都不是对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感知的那些事件的研究，而是对一方面被提炼为文献和遗迹，一方面被升华为当前社会结构之实践的那些事件的“痕迹”的研究。这些“痕迹”是历史学家话语的原始材料，而非事件自身。历史学家同样有必要掩盖(尤其向他们自己)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自己的话语并非是对事件的反思或模仿的复制品，而是对这些“痕迹，，的加工处理，其目的是赋予事件以“象征性”意义，也就是说，将这些事件集聚在同一种法律的范畴之下，历史学家及其读者都是这种法律的“主体”。

与其老师黑格尔的独创性相比，德罗伊森在历史写作问题上的独创性在于，在一个怀疑神学也同样怀疑哲学作为所有科学之可能的皇后的时代，他意识到了历史思想之构成主义的且基本上是实践的功能。可以提出德罗伊森之独创性的进一步要求，因为他认识到，历史不是一种存在的绝对基础，不是一种客观过程，也不是一种经验上可观察的关系结构，而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能够将其读者嵌入一个道德概念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便限定了他们的实际社会视野；它能够引导他们将这一范围确认为他们自己的良心以及他们人格之正直的保证者；它能够促使他们将这一道德概念的范围认为是实在，而他们只有冒着牺牲其“人性”的危险才敢触犯这种实在。

  P144-P145

多年来，我对历史哲学研究有着持久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深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而且对哲学和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哲学的历史(history of philosophy)得到了详尽的研究，但是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0f history)的研究却仍然比较薄弱。为了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愿望：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欧美有关历史哲学的重要著作。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相信，这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会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展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历史哲学，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停留在相互之间对差异的惊叹上，而是成为社会形成的相互塑造的力量。可以说，对目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而言，“他者”不只是相互比较中认识论上的必要参照视角，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各自本体论生成的现实的力量。换言之，我们不仅通过他者发现自己的特性，而且在自身之内就存在着他者的因素。

在欧洲，成系统的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能力大大提高，这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发展使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而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

就时间而言，往日自然经济随季节律动而循环的时间观，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形时间观所取代。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经历的多是重复的活动，很难感知人类社会的变迁，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往往使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断裂。乡村小道上慢行的牛车，为风驰电掣的火车取代；飞奔的快马纵使再加鞭，与今天的超音速的飞机相比，也只能望“空”兴叹。社会加快了变化的速度，昨天的“新”东西还未等成型，到今天也许就成为明日黄花了。代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人们只能哀叹“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几天”。年龄和资历已经不是能力的表征，前辈的经验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许多年长者在新的技术产品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孙求教。如果说自然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却印证了“一切皆流，无物长驻”。历史变化已经不是哲学家的思考，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当历史断裂的缝隙比较明显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历史“连续性”问题。

就空间而言，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结合，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依附于土地，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变换居住地。目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为人们的职业选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年复一年重复耕种的农民，变成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推动经济联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挺进，全球化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总而言之，人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确实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进步有了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们才形成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历史的变化使人们更容易看到社会发展断层及其连接点，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让人们可以在差异中思考人类的认同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描述特殊性和个别事件的历史学与思考普遍性和共同观念的哲学找到契合点。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产生了。

20世纪，人类又经历了许多事变。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历史进步。十月革命的炮声曾经被亿万人民当作新社会出现的春雷，它也的确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探索性实践既有挫折，也有教训，但是仍然给人民以希望。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因此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相互猜疑的“冷和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做标准，完成对世界和历史的构建，使历史终结于此。可是，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9·11”事件使“文化冲突”从观念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保证其运行效率的模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社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是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历史怎么样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方向，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与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无关。可是，历史是有目的、有欲望和有意志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规律是活动规律。历史规律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的意志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确实在起作用。因为负有个人意图的人类活动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因素，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是活动规律，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社会历史过程白14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对当代历史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其中就有以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历史的意图和效应。美国的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分化的一种塑造力量。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公开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构世界的格局。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提出我们塑造世界历史的意识形态，争夺表达历史的话语权。  再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和国家史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切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当前的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可能躲避这种联系，而只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与进程。如果我们脱离全球化联系，其结果将是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和停滞不前。不出海，就打不到鱼；要吃鱼就必须勇敢地驾船出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航海中学习航海技术。西方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是西方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不乏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深层问题的感受和直觉，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可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要超过对手，就必须把对手的招数学到手。而且，了解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建立全球视野所必需的视阈。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鉴于我国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借鉴，有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因此，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翻译和介绍西方历史哲学理论，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我们准备把历史哲学名著的翻译，作为一个持久而连续的工作进行下去。鉴于我国目前历史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在选取译介对象方面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注意不同历史哲学理论或流派的平衡。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有很大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学说和体系。如“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新叙述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等等。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的翻译、介绍，对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注意不同研究领域的平衡。在选择研究领域方面，我们涉及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方面的著作，尽可能给读者一个有关西方历史哲学发展最新动态的简化了的全景图。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西方的历史观念，并保持与他们进行对话的能力。

第三，注重作者的学术影响和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我们是选择名家的名著。奥克肖特、克罗齐、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加登纳、凯尔纳、奥拉夫森等，都是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人物，他们的论著塑造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图景。对他们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有助于我们尽快地接触并领悟西方有关研究的最高理论水平。

本丛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破，还表现在对“历史哲学”概念本身的认识上。我们认为，“历史性”不仅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哲学观念生成的本体概念，它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意义不是先天概念外化，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将有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另一个突破是建立在前一个突破基础之上的，由于扩大了历史性概念的适用空间，我们就把历史视野扩大到了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为今后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限于学识和水平，译丛的选材和翻译的内容肯定仍然存在某些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推进我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韩 震

  2004年12月2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海登．怀特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思想史教授与史学研究的资深教授，后现代历史哲学的领军人物。本书是继其代表作《元历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和论文集《话语的转义》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也是一部论文集，由八篇文章组成。这是作者在1979—1986年问对叙事理论和历史再现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曾经发表过的作品，结集出版时由作者做了修改。怀特认为，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在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内容在言谈或书写中被现实化之前，叙事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容。在怀特看来，在叙事形式和再现内容之间的关系上，与其说内容决定形式，倒不如说形式决定内容。因此，怀特将这篇论文集定名为《形式的内容》。

该书的翻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书中论文都是作者同学术界对话的结果，是一个嘈杂的话语系统。作者在书中涉及多种学科，其中包括叙事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等一些译者不很熟悉的领域。作者还论及大量人物，其中的杰姆逊、福柯和利科等本身就颇为深奥，再加上怀特本人生涩的文笔，更令人有仰之弥高之感。书中夹杂的意大利文、法文、德文等非英语词句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尽管译者字斟句酌，力求准确精到，但由于本人学养不足，水平有限，错谬疏漏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历时一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和帮助。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韩震教授，是他提供给我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并时时关心着翻译的进展情况。恩师的信任和关心是我翻译该书的动力。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陶秀璈和王立志两位老师，他们帮助翻译了书中绝大部分非英文语句。翻译《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一章时，我参考了陈新博士的译文，在此向陈博士表示敬意。感谢美国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的David E．Schrader教授，他帮我澄清了一些疑难注释。感谢我的同学吴玉军，在对个别疑难词句的翻译中，他提供了不少启发性意见。最后，感谢我的妻子凌秀梅女士。本书的大部分译文都是2003年暑期在家中完成的，在此期间，她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专心翻译。她还承担了书面译稿的录人工作，并对电子译稿进行了认真校对。

董立河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