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尼尔一直都非常尊重，甚至几乎是一种个人崇拜。也许他在工作中所处的位置并不合适他，但是他为人很热心，也非常善良。尤其是这样一件事使我非常感动，并且一直难以忘怀。那是在1988年的春天，大约是在大选一年以后，我被从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叫出来去办公室接一个来自我哥哥的紧急电话。我的父亲身体不适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而病因是胸部感染。虽然我们都没有过分担心，但是我还是每天都会给我母亲或者哥哥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当得知父亲的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时，医生建议把父亲送到汉普斯特德的皇家自由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当时哥哥正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坏消息，虽然胸部感染正在进行治疗，但是医院还给父亲做了其他一些检查，发现父亲患了癌症，而且病情并不乐观。我听到这个噩耗后，一下就瘫坐在了椅子上，还没有挂掉电话就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心灵感应，尼尔突然就出现在了我的身边，并用他的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轻轻地把我的头抱在怀里，开始安慰我。他说，与疾病作斗争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对父亲的爱将会是力量的源泉。“你能安然度过的，我们也会帮助你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我的父亲在两个星期之后还是由于心脏病不幸离世了。我和父亲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建立了一种更新的、更为亲密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明显减少，相似之处反而越来越多，而且我也更能够认识和欣赏到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才能、守信、关心政治和民众的意义，而同时父亲也开始表现出他对我所取得的成就的骄傲。前一年夏天，他曾经来到福伊玩了一天。他来时带着一个可爱的蓝色陶瓷烟灰缸，这个烟灰缸上装饰着一朵红玫瑰，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个烟灰缸，并且总是会睹物思人。我为父亲做了鳟鱼和沙拉，还有新鲜的煮土豆。我们一起散步聊天，在我开车送他去车站之前他还小睡了一会。我一直期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一起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直到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我才第一次征服了这可怕的失落感——回忆着父亲曾经说过的话语、翻看着他穿过的衣服、抚摸着他用过的烟斗、想着我们曾经的谈话，还有我期望我们将来本可以进行的谈话，一种更深的、隐隐的悸动之情在心中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工作上，我则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找所有我能找到的真正的改革的典型例子和动因。我仍然尽职尽责地向媒体介绍尼尔的演讲以及一些零散的政策文件，但是我大多数的时间是用来提振几位工党下院议员的形象，他们似乎理解我们必须要进行激进改革的原因以及我们面临着的最终支持率下降的原因。在我寻找口齿伶俐、具有前瞻性的工党发言人来传达信息，至少能使广播和电视中出现工党的新声音的过程中，我的目光被两位在1983年当选的聪明的年轻下院议员所吸引，并且从此我们也成了亲密的盟友。他们都是有力并且有效的沟通者，都认为工党应该要做的还有很多——应该是非常多——如果工党想要抓住再次获得政权的机会。在这个伙伴关系中比较资深的成员是36岁的苏格兰下院议员戈登·布朗，他比我们大几岁并且拥有较长的政治资历。他的盟友和门生是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律师托尼·布莱尔，他是英格兰北部塞奇菲尔德的代表。
在大选之前我才认识他们。我们都是三十来岁，并且都对于能成为1983年后工党重建计划的一部分感到非常兴奋。我们当时还年轻，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当工党最终回归政府时，我们仍然还有能力继续为工党工作，奉献余力。最初吸引我的是在工党的长椅会议上居然会有这样两位下院议员，他们的才能实在是太罕见了，他们非常了解现代通信并且对现代通信非常有天赋。我自然就想利用他们的才能来帮助工党传达信息，而他们应该被看做是重振沃尔沃思路的宝贵资产。
P55-56
作为工党领袖布莱尔和布朗背后的军师，曼德尔森男爵扮演了工党“总设计师”的角色，成功谋划了工党的复兴，开肩了工党三连任的辉煌时代。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对营日同僚的坦诚披露，让读者得以窥见英国高层的角力。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这本书向外界展示了现代西方民主的另一面。
——SOHO中国CEO 张欣
它不仅是本个人传记，还是帮助人们认识英国、欧洲、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历史书，其中不乏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人试图改变国家现实的尝试和探索。
——《财经》杂志总编辑 王波明
这是一本由英国政治家撰写的、主要关于英国以及英国政治的书，那么远在中国的读者是否会对此感兴趣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需要我们为之寻找答案。
与先后担任与继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一起，我成功地帮助英国的老牌政治组织实现了它的现代化，使之成为今日的“新工党”。在这个组织连续三届赢得大选、执掌政府的过程中，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过去这些年的起起伏伏中，我不仅是一个见证者，更是一个亲历其中的参与者。
本书英文原版之所以取名为《第三个人》，主要是因为尽管托尼-布莱尔以及其后的戈登-布朗相继成为工党领袖以及英国首相。但是我的影响力依旧持续地存在于幕后，有些时候甚至是在台前。英国政治，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一样，公共生活往往与个人的权力、影响交织在一起。本书正是关于我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中的故事。首先，始于英国：然后，作为资深政治家转战欧盟；最后，又回归英国。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尤其是我作为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经常到访中国的几年间，我有幸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政治家和官员。其中的一些人更是成了我的朋友。在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中，有一点就是，尽管我们的政治体制大异其趣，但是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活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同欧洲的政治一样，中国政治中也充满了个性差异、心理因素以及各种理念与争论。政治家们对其所处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迁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此的应变是普世皆同的，而且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它们都是过去20多年的政治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讲述在面对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迁时，一个英国政党是如何探寻自我变革的意愿：如何摒弃陈规陋习，挣扎求存；如何做到既保存了自身的基本身份认同以及核心价值，同时又得以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免遭淘汰、成功地生存下来。
在结识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他俩是极有天赋的政治家。工作上，他们夙夜在公；政治上，他们洞若观火。同时，他们还非常擅长与尚对工党政治家心存疑虑的人们进行沟通与交流。他们明白，工党必须赢得并且保持民众的信任。
在他们身边，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是媒体、统战以及应对负面评论，也就是确保我们在报刊、电视以及电台新闻中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正面报道。这样的工作帮助我确立了自己作为英国“媒体顾问”（spin doctor）第一人的声望。所谓“媒体顾问”，一般而言，就是指能够“修补”新闻报道或是撰写第二天的新闻头条的人。正如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从事这一工作往往要求具备很强的纪律性，而这一点无法确保我能够在己方阵营中一直受到欢迎。在许多方面，与说服执拗的政治记者们相比，改变党内己方成员们的态度明显要更加困难。也更加费时费力。
因此，尽管本书主要描述的是我在英国以及布鲁塞尔的政治生活，但它所隐含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本书聚焦于两位闻名于世的全球顶级政治精英，然而英国以外的许多读者对于他们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以及影响力依旧知之甚少。与我的政治经历一样，上述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也是很具吸引力的政治研究样本：在从政的道路上。要如何才能成功，又有哪些或大或小的失败与挫折经验值得借鉴。
在我看来，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都有着一种对改变与希望的渴求。在为工党运动而筚路蓝缕的岁月中，他们使我确信工党复兴指日可待。这并不是对权力本身的渴望，而是对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党的渴求，也只有这样一个工党，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的英国更具人性、更加宽容、更加公正的国家。我们三个人情同手足。我们的人格力量以及我们所组建的职业政治家团队中的成员们所共同拥有的对于改变的渴望，将会帮助我们在大选中重新赢回执政地位，并且能够比工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执政时期都更加持久。
一路行来，我们成功地转变了工党对于经济、市场、防卫、商业、工会、税收收入与财政开支、公共事业改革以及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态度。通过这些转变，我们创造了“新工党”，使它得以与现代英国社会的主流融为一体。就政府而言，这一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宽容、更加开明的英国。这正是我们的政治遗产，也是我为之骄傲的我们共同的政治履历。我们赖以生存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基本服务都得以重建：“冬季危机”（Winter crises）时汹涌的罢工工潮、国家医疗服务体系INHS）下漫长的排队候诊、摇摇欲坠的校舍中的办公时光。这一切都已恍如隔世。重症，例如癌症的快速治疗。拯救了许多生命，而NHs也实现了自其诞生以来最大程度上的“以患者为中心”。
我们对于中小学和大学史无前例的投入是与影响深远的旨在增加各个阶层的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受教育阶段早期的教育机会的改革相联系的。所有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也许主要是因为我们如此努力地致力于将工党重新改造为英国民众所希望的那种执政党。在某些时候，本书也会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放在一些肥皂剧般的各种政治关系上。但是，本书的真正内容主要是关于我们塑造的这个国家与社会。
虽然我也有不少缺点，但我是一个忠诚、耿直的人，并视其高于一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过许多次只要我选择卑躬屈膝或是在合适的时机变换阵营，或许会有对我更有利的结果：假如我在戈登遇宫日紧、首相大位在望的时候，抛弃苦苦挣扎、即将下野的托尼，对我来说将大有裨益；假如我在此后戈登连任无望、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抛弃他，我也能赢得党内许多同志的赞许。或许，在这些情况下我都过于坚持原则、不懂变通，没有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但是在我看来，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个错误。
在使我招致媒体批评的事件中，有一件是关于我的交友圈。我承认，我会被极具个性的人所吸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鲜明的个性让我觉得他们很值得交往。相比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我对于他们的所思所为更有兴趣。我评判他人的标准是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不是社会对他们认可与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成功人士，无论他们身处政界、商界、传媒界、时尚界还是艺术界，都会散发出一种能量，都拥有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以及呼朋引伴、嘉宾满座的吸引力。我也乐此不疲，交游广阔，尤其是在政治圈外朋友众多。我无须为此道歉，我就是一个生性好动的人。
与那些能够在政治中随波逐流的人不同，我并不是那种是非皆可的中立派。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哪一次我会放弃争取或是斗争，有时候我甚至会直接反击围攻我的嘈杂之声。当然，我也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想法，但绝不会遇事毫无主见。自从我步入政坛，我始终坚守着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归属于特定的政治派别。我属于政治中左派，但是我也一直对能够践行我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所有新颖方式持开放态度。我相信，理念的原则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在政治与政府事务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我看来，这正可用来描述在过去的20余年中，我在开展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时，所接触到的那些最具远见卓识的中国政治家。
很自然的。在本书中，中国所占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欧洲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是在布鲁塞尔担任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时开始本书的创作的，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在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从一个纯粹的国内政治家转而出任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这种转变迫使我必须迅速地将视野转向外部，尝试理解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
远离了伦敦的高压政治生态，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中国的崛起对于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意义。我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中国政治与政策事务的专家，同时。我也将自己在欧盟委员会中的角色部分地视为一个将中国介绍给欧洲受众的解说者。我深信，在很多方面，欧洲对于中国的反应。正是其自身对于全球化反应的翻版。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重塑了欧洲的经济与市场，而这些改变让我们变得紧张。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正面的，这是建设21世纪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所在。此类观点在本书英文版中也有所涉及，但是我为中文版新添了整整一个章节，以便更加细致地展开描述。我希望对于阅读这本书的中文读者而言，我的故事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的思考。
《拯救工党（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彼得·曼德尔森的回忆录。曼德尔森以饱满的激情、细腻的笔触描画了其在英国政坛和欧盟的或辉煌或落寞的岁月，坦诚披露了其在变幻莫测的英国政坛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与布莱尔和布朗在参加竞选期间及竞选成功后合作共事的细节，从中不难窥见英国当代民主政治的复杂运作过程。此外，曼德尔森还另辟一章，仔细回忆了其在欧盟任职期间与中国的交往，肯定了中国的发展对欧洲甚至世界的积极意义，并认为中国是建设21世纪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所在。对于想要了解英国工党执政时期重大政治事件及其影响以及中欧关系的读者而言，《拯救工党（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彼得·曼德尔森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工党的血液，从年轻时起他就致力于使工党重新执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重塑工党形象，把红色旗帜换成红玫瑰，成为英国第一个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政治化妆师。正是在这一时期他首次接触了工党的两位新星：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从此以后这三位现代主义者就再也分不开了。关于这位新工党的中心人物已有许多报道，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拯救工党（与布莱尔一起的峥嵘岁月）》一书，听一听他本人亲口讲述的事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