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知道在万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袖们是怎样带领红军大众走过那艰难险阻吗？你知道他们在途中做了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本书为你介绍了这些中共伟人在长征途中的真实故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故事”，它的胜利“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成为震撼世界的成就”。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克服人间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靠着自己的双腿驰骋二万五千余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向成功的光明之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红军战士始终保持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众望所归扭转乾坤

 ——长征中的毛泽东

胸怀坦荡殚精竭虑

 ——长征中的周恩来

度量如海意志如钢

 ——长征中的朱德

转折关头挺身而出

 ——长征中的张闻天

遵义会议稼祥首功

 ——长征中的王稼祥

忠于职守善于思考

 ——长征中的聂荣臻

依靠群众引导群众

 ——长征中的罗荣桓

横刀立马彭大将军

 ——长征中的彭德怀

见证大事 细说长征

 ——长征中的杨尚昆

大是大非 当断则断

 ——长征中的叶剑英

叱咤风云驰骋万里

 ——长征中的贺龙

先遣探路灵活机动

 ——长征中的任弼时

大局在胸默默抗争

 ——长征中的徐向前

骁勇善战身先士卒

 ——长征中的徐海东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朱德、周恩来等，艰苦创业，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军事“围剿”。可是，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竭力反对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推行错误的军事作战方针，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失败。1934年秋天，国民党军队逐渐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推进，根据地越来越小了。在红都瑞金，已常听到敌机刺耳的轰鸣声，战争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浓了。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张皇失措，决定仓促撤离根据地，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决定这次战略转移的，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连毛泽东等人事先也不清楚。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晚。一方面，仓促做些转移的物质准备，筹集粮秣，增产弹药，赶制戎装等；另一方面，扩编红军，确定转移干部的名单，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中央一级的干部都由中央负责人博古批准决定。

当时，毛泽东名义上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他并没有实权。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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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绝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1934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5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7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7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

P2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9月中旬，他抵达赣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做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战略转移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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