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艺术及整个学术受到巨大冲击，文学会不会消亡？“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是否导致艺术与生活合一？文艺与生活好有没有边界？文艺学向何处去？本书正是在关注和研究这些前沿问题的基础上，对美学界、哲学界、文艺界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是当前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它要追问的是当下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会不会消亡。中编为“关照文艺学学术史”，主要关注并深刻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美学学术史等前沿问题。下编为“美学的沉思”是在总结以往美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价值美学的构想。

在电子媒介时代(或曰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全球化时代等等)，文学艺术及整个学术受到巨大冲击。20世纪末21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甚至连哲学、精神分析学也“在劫难逃”(见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秋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此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似平文学以及哲学等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有许多新的学术前沿问题倍受关注，并且引起热烈争论，如：电子媒介时代给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电信技术王国”使人们在生产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全球化面前学术如何发展?文学会不会消亡?“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是否导致艺术与生活合一?文艺与生活还有没有边界?文艺学向何处去?等等。

《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正是在关注和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前沿问题的基础上，对美学界、哲学界、文艺界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成果。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这是当前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它要追问的是当下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中编为“观照文艺学学术史”，主要关注并深刻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美学学术史等前沿问题。下编为“美学的沉思”，这实际上是百年美学学术史的缩写，是在总结以往美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价值美学的构想。

序一

序二

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自序)

上编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

一、文学会不会消亡

二、艺术：生活的特异化

三、文学学向何处去

四、在全球化面前

中编 观照文艺学学术史

一、文艺学百年(上)

二、文艺学百年(下)

三、走向对话的时代

四、主体性的超越与局限

下编 美学的沉思

一、我看审美现象(上)

二、我看审美现象(下)

三、价值美学(上) 

四、价值美学(下) 

五、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

我这一辈子(代跋)

上篇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

（一）文学会不会消亡

——在中山大学的讲演

来中山大学讲课，我觉得很光荣，因为这里曾经是鲁迅教过书讲过课的地方。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人不像大学里的老师会讲课。譬如我，就不会讲。不会讲，就瞎白话唄。“白话”,北京话，穷聊、神侃，就是和同学们聊天儿。我带研究生也是以这种方式：聊天。我到广东七天，已经聊了七天了。前几天我在深圳大学跟那里的研究生们聊，又跟我带的香港的博士生聊。后来又到暨南大学聊，聊完又到惠州大学聊，今天终于聊到了咱们中山大学。内容呢，我想就学术前沿的某些问题，和大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体会。有的想法可能是不着调儿的，有的可能是不成熟的，只是和大家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我只把材料摆出来，咱们一起探讨。因为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人文学科里，常常很难用“对”“错”来判定，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错”。我们一般应该这么说：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另外的同志有他的看法。那么究竟是谁的看法更符合事物本身呢，那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许我的看法与别的同志的看法都有道理，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方法不同，路经不同，层面不同，等等。所以我不太主张在学术中做这样的判断：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不希望这样。

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今天聊的话题是文学会不会“消亡”（严格讲应该用“终结”）。

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不是说国外）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本来，提出文学会“消亡”这个问题，中国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甚至中国的文学创作界、文学理论界业内人士感到很突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文学“消亡”的问题。诗经、楚辞、汉赋、魏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辉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代以诗取士。直到明清，会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总是受人推崇、被人敬仰。那个时候，谁想到文学会“消亡”？ 

在中国现代，文学也有过不凡业绩。鲁、郭、茅，巴、老、曹……，这些文学大家，谁不尊敬？那个时候也不存在文学“消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文学更是被赋予“崇高”的革命使命。谁敢说文学会“消亡”？

在“文革”以后，文学也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一次接着一次，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这个轰动效应大家都还记得。伤痕文学出来了，反响十分强烈，如《班主任》、《伤痕》等等一发表，就引起巨大轰动效应，刘心武等人因此一举成名；然后是“反思文学”出现，又是一串串轰动。小说家张一弓啊，谌容啊，王蒙啊，冯骥才啊，张洁啊，蒋子龙啊……，还有报告文学家徐迟啊，刘宾雁啊，理由啊……，你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一长串作家，这里我没法儿一一列举，他们的作品都引起过轰动效应。那时出来一篇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争相传阅，然后大家议论纷纷。所以那个时候作家是天之骄子，到哪里去，作家，写小说的、写报告文学的、写诗的，很受欢迎，他们总是作为一种英雄的角色（或者被当作英雄人物）出现在各种场合，而且当时在特定的情况底下，他们也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所以，那时不存在文学会“消亡”的问题。

P1-4

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

——《文学会不会消亡》 自序

在电子媒介时代（或曰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全球化时代等等），文学艺术及整个学术受到巨大冲击。20世纪末、21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甚至连哲学、精神分析学也“在劫难逃”（见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秋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似乎文学以及哲学等等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有许多新的学术前沿问题倍受关注，并且引起热烈争论，如：电子媒介时代给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电信技术王国”使人们在生产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等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全球化面前学术如何发展？文学会不会消亡？“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是否导致艺术与生活合一？文艺与生活还有没有边界？文艺学向何处去？等等。

学者们必须关注和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前沿问题，并且作出积极的回答。

正是上述情况，使我对美学界、哲学界、文艺界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写了十几篇系列文章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江西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以及其他许多大学学报上发表，并选了十多个相互关联的题目分十三讲，在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传媒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惠州大学、佳木斯大学等等，给研究生、大学生作了十几次讲演。这就是这本《学术前沿沉思录》的由来。

我的基本观点是：

“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个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使世界发生巨变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目前学术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当下人类生存境界、审美文化实践以及整个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样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未来的变化还难以预料。

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不能缺少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

虽然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受到巨大冲击，如电子网络文化带给人们审美感知经验的浅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可能导致了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也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等等；但文学不会消亡。

既然文学不亡，随之，对文学（以及所有艺术）的领悟、思考和把握也会存在，故文艺学、美学也不会消亡。

文学不亡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文学自身（如其“内视性”等人文本性）。

如何发展文艺学？我提出：应该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协同作战、互补互动。要海纳百川，各不同学派，各分支学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者应该敞开胸怀，将古今中外的一切好东西都拿来。以需要为准。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西方的许多最新或比较新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应得到实质性拓展和创造性转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文艺学、美学、文艺美学，必须在承认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以至不断建立新理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一切理论都必须随历史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随社会现实、审美活动、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譬如，目前就急需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文艺，广场文艺，狂欢文艺，晚会文艺，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OK，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TV,等等，进行理论解说。

我还认为，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

此外，我还就电子媒介时代全球化对文艺发展的影响，“价值论转向”与价值美学的前途，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中国学者提出文艺美学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新时期文艺学发展轨迹等等，进行理论阐发，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深知，我的这些思考是初步的，不成熟的。

我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

2005年3月25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我这一辈子

(代跋)

先从名字说起吧

在某个时候，我的名字曾经成为朋友们开玩笑的话把儿：杜书瀛，“赌输赢”也，戏我为赌徒。为此我曾写了一篇自嘲文章《名字的故事》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我说，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奶奶给我起名“赢”，是赢定了的意思，没想到过“输”，也不含“赌”。我生在1938年7月19日，即农历虎年六月二十二日。我还有一个哥哥，先我两年来到人世。那时候一般人家都喜欢小子(男孩儿)而不喜欢丫头(女孩儿)。我哥哥出生前，爷爷奶奶盼着是个小子。既出生，果真是小子，欢喜得不得了，取名“正”，意思是正正当当，不斜不歪，要我爸爸妈妈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下一个还要生小子。果然，心想事成，两年后我出生，还是小子。赢了!还要赢下去!于是，“赢”就成了我的小名儿。

我推想，给我起名“赢”，也许还有另外的寓意。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爸爸是抗日军队的领导干部，我出生时，他正奋战在沙场。爷爷、奶奶、全家人，都盼着爸爸在战场上打赢，盼着全中国人打赢，最后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抗日是全家天天关注的事儿。伯父常常要孩子们学我爸爸，长大去打日本鬼子。一次，伯父逗我玩儿，说，你叫赢儿(营儿)，就当个营长吧。这个时候我大约3岁多点。小时候，大人们“赢儿”、“赢儿”地叫，从不想赢字怎么写，也不在意怎么写。5岁多，哥哥上学，我也吵着要去。上学总得有个大名。我们杜家到我这一辈儿，行“书”字，于是我的大名就援例在小名儿前加个“书”字，成为“书赢”。但当时我只想着当“营长”，坚决要求把名字写成营长的“营”，于是就成了“杜书营”。我的启蒙老师，颇有些古文底子的冯先生，给我改成“书盈”。据说《礼记·礼运》上有“三五而盈”的话，疏日“盈为月光圆满”，而且“盈”通“赢”——得胜，兼含有余的意思，也大体符合奶奶当初的本意。特别是长大一点的时候，得知有一成语叫“蝇营狗苟”，没想到“营”字不但可以同“营长”连在一起，还可以同“蝇营狗苟”相关，觉得这同大人一贯教我“男子汉做人要堂堂正正”太相悖，再看“营”字，顿生厌恶之情，暗暗佩服冯先生“盈”改得好。“丰盈、圆满”或者“得胜、有余”，无论如何比“蝇营狗苟”强百倍。再后来，读了点儿古文、古诗，知道李白有“海客谈瀛洲”诗句，知道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更觉得“营”字太俗气，而“盈”字，似乎也雅得不够，遂自作主张改名为“书瀛”。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不像现在改名还要到公安局，自己要改，轻而易举改成了。幸哉!幸哉!

我印象中，上小学、上中学甚至上大学时，同学们几乎没有人拿我名字的读音开玩笑，好像那个时候大家太老实，光去追求“进步”了，没从名字上下取笑的功夫。只是到了“文革”，才开始在名字上做俏皮文章。先是打派仗，对立派有人拿我的名字说事儿，说我是“政治上的赌徒”：你“赌输赢”肯定要“输”，“输定了”。那时年轻，好叫真儿，最忍受不了人家骂“赌”，觉得人格受辱——我做事，向遵母训：一日“实打实，不取巧”，二日“明人不做暗事”。骂我别的，什么都好说，就是骂我“反革命”也比骂“赌”强。不过，天天骂，骂皮了，感觉渐渐迟钝起来。后来，打派仗打得越来越没劲，于是改打扑克，朋友们常常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出牌赌一把，来个“赌输赢”。跟着的，往往是一阵并无恶意的哄笑。

“文革”结束后第一个拿我的名字开玩笑的是张平化同志。那时我被胡乔木 。同志挑去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同王若水、黎之、王树人(不是哲学家王树人，而是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树人)、郑惠等一起。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厚厚软软的地毯上同大家见面，一一介绍。当读到我的名字时，平化同志笑起来：你这个名字真有意思，杜书瀛，“赌输赢”。你同谁“赌输赢”啊?全场轰然。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咬定我这个名字是故意造的假名。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钟惦荣同志(就是当年因为敲《电影的锣鼓》而沉冤几十年的那位杰出评论家，那时他刚复出，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有一天大早来上班，一见面就兴冲冲告诉我，为了我的名字问题，他同一位朋友争得不可开交。起因是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同某人辩论的。当然我竭力强调我的理儿，挑对方的不是，批评对方的“阶级斗争情结”。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结”还相当有势力，在那位朋友看来，批评它并非没有风险，说不定谁输谁赢呢!他对钟惦荣说：这位作者化名“杜书瀛”，肯定是要“赌”一把“输赢”。钟惦荣竭力辩明真相，并称可“验明正身”，居然没能服人。听后，在座者哈哈大笑。

也有朋友劝我改名，换一个读起来好听而不至于发生误解的，但没奏效。一是现在改名须得到法律承认，那手续，差不多同申报国家课题或申请晋升职称一样烦琐，一想，我头就大了；二是这名字同我这肉身生死与共、形影不离生活了六十几年，已经产生一种亲情，怎能说抛舍就抛舍?，于是横下一条心：即使有一天“身与名，一起臭”(借用启功先生66岁《自撰墓志铭》语)，也认了，不改!

不但不改，而且大前年我的小外孙在美国降生，我女儿非要把孩子的名字同姥爷的名字连在一起，想来想去，我说，叫“瀛洲”吧，沾个“瀛”字。孩子爸爸姓“伟迪”，于是外孙名字全称：瀛洲·杜·伟迪。我女儿对这名字很满意，因为孩子虽为美籍，但心系中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现在瀛洲已经开始学用英汉双语说话，他常常用汉语说“我叫瀛洲，我叫洲洲”，接着用英语拼读：“j—o，，j—o，洲洲”。并且时不时告诉妈妈：坐飞机，上北京，看奶奶，看爷爷。——姥姥、姥爷的汉语卷舌音不好读。

现在，有了“瀛洲”，我的名字更是铁定不能改了。杜书瀛，“赌输赢”，管人们读什么音呢。

其实，我从没有想过要“赌输赢”，不论是政治还是学术。

最怀念的人是爸爸

我的老家在华北平原鬲津河边，北距河北省南皮县城(那里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世称“张南皮”)20余里，南距山东省宁津县城30余里，正好是两省、两县的交界处。我的爸爸杜子甫，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念完了初中，毕业后考入泊镇九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枪声打响了，他立即辍学投入抗日活动，任河北省南皮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并加人中国共产党。战时的天津南部、济南北部，被划为“冀鲁边区”。193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肖华将军率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并建立津南和鲁北两个地委、专员公署及军分区，爸爸被任命为津南地委宣传部长。不久将津南地委改称第一地委，将鲁北地委分为第二地委和第三地委，任命他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1年又作了干部调整，爸爸担任了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2年5月，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这一年6月19日，爸爸正率领地委、专署的主要干部在南皮县的柳林村开会，被日寇重重包围。突围中，爸爸和专署专员石景芳叔叔等均壮烈牺牲，只有率部在外作战的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将军(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和副司令员)幸免遇难。这就是著名的柳林惨案——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渤海区地方史》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三节，第三章之第二节，记述了有关情况。爸爸牺牲的那一天是6月19日上午，倘时光再过整整1个月，7月19日，就是我四周岁的生日。

爸爸是我最怀念的人，而这位我最怀念的人，却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感性印象的人。

现在上小学或上中学的孩子们，假如老师给他出一道作文题“我的爸爸”，一般情况下他总有些鲜活影像可写，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爸爸身边，爸爸嘴里呼出来的气都能感受到，爸爸长得高矮胖瘦，甚至某颗黑痣长在脸的某个部位，说话时好用些什么口头语……，他都清楚。而我呢，爸爸音容笑貌一概不知。我尚未出生，爸爸就已经离家打日本鬼子去了；我不到4岁，爸爸战死沙场。我脑子里基本没有，也可以说很难搜索出关于爸爸的感性印象。

或者儿时曾经有过，但我不记得了。

听妈妈说，我不到1岁时，爸爸带队伍路过，匆匆回家，看到我胖胖的小脸，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又是亲又是咬，胡子茬扎得我哇哇直哭。我的哭声还没停，他又匆匆跟队伍走了。——这，我哪能记得呢。

妈妈还说，形势稍好一点的时候，她也曾带着我和哥哥去看过爸爸一次，那时我大概3岁。噢，妈妈一说，倒勾起我模模糊糊的些许记忆：我曾经在某个大门外空地上拿着一块苞米饼子吃，一只大红公鸡大摇大摆靠近我，用它硬硬的嘴来啄我手里的饼子，它似乎长得比我还高，我吓得哭喊。好像是爸爸跑出来把我抱进屋去，屋里开会的人一阵欢笑。你若问我当时看到的爸爸什么样?我说，记不得了。一个3岁的孩子泪眼看爸爸，能看清什么呢?我当时获得的大概只是一种得到爸爸保护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可惜，现在想来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太少了。至于关于爸爸的其他印象，我却想不起什么。他大概成天开会，商量打鬼子吧，哪有时间陪孩子玩儿，同孩子亲热?也许偶尔有时间陪我，我也不记得了。

再以后，没有机会了，永远。

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时时生活在爸爸身边、坐在爸爸腿上、偎在爸爸胸前的孩子。

爸爸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物，除了一张毕业文凭，一支画画用的毛笔，一棵他亲手栽种的长在房后的槐树。

毕业文凭和毛笔是上个世纪50年代修房时，从老墙的夹缝里发现的。伯父说，那是抗战时期爷爷藏的，他不想让爸爸的任何一点东西落入敌人之手。文凭上写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爸爸在天津中学毕业。20多年后我看到它时，纸已变黄、变脆。但它是我们家的宝物。因为最可贵的，是上面有一张爸爸的相片，虽然右下方有学校钢印的痕迹，但面部清楚。这是爸爸留下的惟一一张相片。初得到这张相片时，我的手激动得发抖，眼碰到它时，心怦怦直跳——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20来年，第一次这么真切地看到自己爸爸的脸庞：眉毛浓浓的黑黑的，斜插上去。眼睛里有一股子英气。留着分头，头发不长，但显然很硬，一种不驯服的样子。嘴唇稍厚而微微上翘，令人感到男儿的刚毅。伯父说，看你现在，就想起你爸爸当年的样子。相片上的爸爸，不到20岁。伯父说，我们家世代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几辈只出了爸爸一个读书人，爷爷靠种梨树供他念书。临毕业前半年，快放寒假了，全家人等爸爸回来，一等再等不见人影儿，着急。后来知道是“一二·九”闹学潮，爸爸还是学生里面的头儿，和北京的学生联络，上街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向政府请愿，听说差一点去了南京。后来，反动政府要抓他，他又联络几个同学回到家乡来宣传。正好快过春节了，赶集的人多，他们搬个凳子站上去，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爸爸穿件大棉袍子，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毛笔笔杆儿尾部是骨质，有红丝绳。笔帽是黄铜的，打开，是狼毫，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墨迹。爸爸画画，用过的。伯父说，爸爸最爱画的是公鸡，扯着嗓子打鸣的，踮着脚，使劲儿呢。我堂兄最喜欢这画，拿来贴在墙上。可惜，跑鬼子，没保存下来。

槐树是爸爸小时候学着爷爷种梨树的样儿栽的，起初那棵小槐树苗没有人高。爸爸时时去浇水。后来爸爸出去上学，奶奶常常去看护。哪曾想，不到20年它竞长成一棵齐房高的大树。有一次鬼子进村，住在我家的八路军顺树而下，从后院逃走。1960年我回乡探亲，看到那棵有着3个树权的槐树，亭亭如盖，已经两房多高。那次我在槐树下伫立良久。后来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回忆当时隋形：“……手把槐桠，像握着父亲的手臂，不禁热泪盈眶。”

至今思之，依旧潸然。

妈妈说，七七事变前，爸爸到泊镇九师，继续抗日宣传。爸爸讲话充满感情，富有扇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由刘格平领导——他是中共津南特委书记，后来是赵铸。

1942年初我们还在一起开过会，亲亲热热见面。没几个月，传来噩耗，牺牲了，还有好多同志一起……

1942年，冀鲁边区的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史书记载，那年初夏，日寇5万余众在岗村宁次(就是后来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个敌酋)指挥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调转头往东扫荡冀鲁边区。我军将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第)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甫)、组织部长邸玉栋、(第)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三百多人壮烈牺牲，被俘四十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①

伯父说，正是麦熟时节，天刚麻麻亮，你爸爸带领队伍突围。先是顺着鬲津河堤的交通沟撤，悄悄地，猫着腰，一路小跑。你爸爸提着匣子枪，通讯员还为他牵着那匹大青驴，想越过鬲津河突出去。走了五六里地，发现前面有鬼子的动静，仔细瞧，敌人已经占领河岸。只好再往回折，兵分两路，你爸爸和石景芳专员分头指挥。渐渐地，天大亮了，被河岸上的敌人发觉。那就打吧，冲吧。枪声劈劈啪啪响起来，咱们的同志，没有一个怕死的。但是鬼子居高临下，而且轻重武器都有。先是那匹驴被打死了。接着，通讯员牺牲了。最后是你爸爸……。伯父说，鬼子走了以后，咱们的同志在半人高的麦地里找到你爸爸的遗体，他手里还握着那只匣子枪。

妈妈说，突围出来的，很少，就青救会主任燕明、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几个人。还有一个同志，一直不知道什么名字，下巴给子弹打穿了，跑咱们家来报信儿。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流在他们认为比自己生命还宝贵、还重要的家乡土地上。

小时候的苦与乐

1944-年春天，我不到6岁，哥哥刚满8岁，妈妈带着我们哥俩在山东乐陵参加革命，随当时的抗日部队行动——这时冀鲁边区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乐陵是渤海区第十地委、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的所在地。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们受到了百般关怀和呵护。叔叔阿姨们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让给我吃，而每到夜里行军时，他们的脊背便成了我温暖、安全的摇篮。那是一段异常艰苦而又十分快乐的日子。我曾告诉朋友，我平生吃的最甜最甜的一个甜瓜，是那年夏天一次急行军之后的半夜在老乡家里。听妈妈说，那次情况特别紧急，晚饭时分接到命令，为躲避敌人，部队必须立即转移，急行军到50里以外的安全地带。白天刚下过雨而又没下透，闷热湿滑，湿透了的浓浓乌云仍然聚积在头顶，似乎准备随时把雨水泼下来。那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却不能有任何一点光亮，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急匆匆前行，不时听到有人滑倒的声音却不敢出声，一切动静必须压得最小。我只记得常常从这个叔叔背上转到那个叔叔背上，后来睡着了。等醒来，特别渴，甚至渴到想喝沟里的积水。但是妈妈说，不准停留，也不能出一点声儿。好不容易熬到目的地，已是下半夜了。房东大娘在豆油灯下抚摸着我的头顶，给了我一个甜瓜。我记得当时是一口气吃下去的，顾不得吐瓜子儿。后来几十年，什么瓜没吃过?但是再也没有吃到那么甜、那么好吃的瓜了——不论是兰州的白兰瓜、新疆的哈密瓜、青海的黄金瓜，还是舶来品伊丽莎白……，都没有那么甜、那么香。

在动荡不定的战争岁月里，我度过了童年时期的“游学”生涯——由于随部队行动，我只能在部队驻扎地就地读小学，走到哪里，学到哪里，长则数月，短则数周。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小游行僧。

直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二年春天，妈妈调到山东博山工作，我才在那座工业城市的第三小学插班读小学四年级，读得很轻松。一年半，后，即1952年夏天，没等把小学读完(差一年才能小学毕业)，我连妈妈也没告诉一声，自作主张报考博山一中。等张榜公布，各门科目平均，居然考了77.33分。考中了!然而，1953年，妈妈又调到青岛工作。为了完成学业，我独自留在博山读书，住在妈妈原来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吃大食堂。

博山，我少年时代有5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里，我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结交了许多终生难忘的朋友，被那里的人文地理所陶冶、所塑造。当时的博山算不上美丽，也并不气派，只有3条主要街道，一条是“西冶街”，一条是“税务街”，一条是“大街”。路面用石头铺成，并不平坦，而且常常落着一层煤灰，似乎永远扫不干净。但每天上下班时响彻整个市区上空的工厂汽笛声，显示它那么富有朝气，那么生机勃勃。博山盛产煤炭、铝矾土、耐火材料、铁、陶瓷、琉璃、玻璃制品……，还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博山电机厂，一所在我少年心目中类似于大学的山东建筑工业学校——就在我们博山一中旁边，俗称“四十亩地”的地方。放学以后，我常常跟随小伙伴走在西冶街那磨得光光但并不齐整而且有些脏的石头路上，有时还拐进旁边的小胡同，钻到同学家的琉璃炉作坊，看光着上身的工人叔叔变戏法般把一个个琉璃作品烧制出来。到吃饭时了，我同学的妈妈——我亲切地称为李妈妈，一位总是喜欢把右手抓着我左胳膊的慈祥的母亲，把我们喊进前院的堂屋：“饿了吧?快吃饭!”那时我好像还没有学会像现在的孩子们嘴里甜甜的说声谢谢，只是傻傻的、憨憨的冲着李妈妈一笑，便狼吞虎咽地埋头吃起摆在饭桌上的煎饼卷大葱来。煎饼和大葱中间抹的是豆瓣酱，有时还有黄黄的鸡蛋，至今想来，嘴里还有香味儿。李妈妈看着我们的吃相，笑着给我们碗里添粥。博山好像是一个盆地，环城皆山，有一条名为“孝妇河”的不大的河水流贯全城。它的上游，大约距博山城一二十里，有一个神头发电厂，那里水特别清，我和同伴有时跑到那里游泳。而星期天，我经常拿上雨伞，背着干粮，跟随机关里的叔叔阿姨去爬山。这期间，我几乎踏遍了博山周围的每一座山峰，有名的和没名的。

1955年，我初中毕业。高中考到哪里去?早已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我，这次又是自作主张：报考青岛一中。妈妈整天忙于工作，无暇过问儿子的事。等拿到了青岛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往妈妈面前一放，她这才发现：站在面前已经长得比她还高出半头的儿子，已经是青岛一中高中一年级的新生了。还有一件意想不到而特别有趣的事情我想说一说：我在博山一中初中毕业时，毕业典礼大会上给我们致欢送词的是王寅轩校长；等青岛一中一开学，开学典礼大会上致欢迎词的，还是王寅轩校长。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原来，王校长在那年暑假也调来青岛一中当校长了。

青岛比博山要美得多，洋气得多。在这里，我第一次吃到那么白、那么细的馒头，那么白的米饭，那么新鲜的鱼、虾……；而自然风光，尤其迷人。我的家住在观海一路，从南窗就可以看到海，看到栈桥，看到海里的小青岛。每当登上离家不远的信号山，红瓦、绿树、白色的云、蓝色的海、黄色的沙滩……，尽收眼底。这里的空气是透明的，吸一口，有海的腥香味儿——您别见怪，它虽然有点儿海腥味儿，还有点儿潮润，但我闻起来它是香的。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岛城，它浸润着我的灵魂。在青岛一中读书的每一个暑假，我风雨无阻，天天到海里去游泳。我不敢说大海是我的故乡，但我可以说它是我亲密的朋友。

入党转正风波

1958年，我被保送人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同老师、同学结下深厚友谊，但是也在当时那个十分“革命”的大环境里经受了“考验”——我指的是“入党”和“转正”。

本来，我的觉悟没那么高，大学几年，我只知道学习，从不惹事儿。为此，有的同学还批评我不关心政治，甚至说有“白专”倾向。但是，以我的身世、经历，组织认为我是一根“好苗子”；而我也确实对党怀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心理。到了1959年、特别是1960年，进入许多地方饿死人的“困难”时期。大概组织认为我经受住了“困难”的考验，于是在最“困难”的1960年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选了一个最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支部大会。那时候大部分同学都由于营养不良而浮肿，我的腿上，一摁一个坑儿，走路时像是绑了铅袋。全支部的党员拖着沉重的腿，爬楼梯进入会议室，一致举手把我接纳进来，极其顺利。

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11月7日，讨论我转正。本来党支部书记预计支部大会半小时顶多1小时就完，举手通过，很简单，然后安排别的事情。正当付诸表决时，一位同志要求发言。他说：“杜书瀛同志各方面表现都挺好，但是据反映，他曾对同学说：‘大炼钢铁时，把好好的铁锅砸了炼钢，得不偿失；还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办得不好，社员普遍不满，生产也搞得不好。’请问杜书瀛同志，有没有这回事?”我站起来回答：“我确实说过上面所述类似的话。我是根据农村亲戚来信和同宿舍来自农村的同学反映的情况，在每周六小组学习会上说的。”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同志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杜书瀛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一个调子，不能转正。有的甚至认为，如果立场有问题，能不能保留预备党员资格还须考虑。另一些同志认为：杜书瀛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不可能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反党，他只是认识问题。两方面意见，几乎谁也说服不了谁。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一直得不出结论。于是，暂时休会，择日再开。

这样的会连续开了3次，前后持续了十数天，会外调查、核实，会上你争我辩，就是得不出一致意见。不能再拖了，只能通过举手表决解决问题。支部11名有表决权的党员，表决结果，6人赞成按期转正，5人反对，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庐山会议怎么开的，彭德怀说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儿。我不过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说了点实话而已。

初见我的老师蔡仪先生

知道蔡仪先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听文学概论课，老师提到蔡仪先生，充满着尊敬、仰慕，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位文艺理论家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是最高级的价值判断；而能被称为文艺理论家(不是文艺活动家、不是文艺官员、不是仅仅传授文艺知识的教师，而是文艺理论家)的，也不很多；两者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可贵则可想而知。

后来就到图书馆去借了蔡仪先生的著作《现实主义艺术论》。——噢，理论文字是这样写的。

那时正好赶上美学大讨论。蔡仪是核心人物之一，名字经常出现。噢，原来更引人注目的，蔡仪是著名美学家，是一个美学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美学，对我来说这个名称那么神秘，因为神秘，就更具诱惑力，也就时时找些文章来看。对那场讨论的是是非非，当时我其实不甚明了(所谓“外行看热闹”)；而且即使当时我自认为明了，现在想来也幼稚可笑。但参与讨论的人物，却引起我很大兴趣。

大学毕业，我决心报考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全国考生有77名；我居然有幸考中，而且是惟一考中的一个。

赴京前，文学系副主任吕慧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款言细语嘱咐我这、嘱咐我那，就像姑娘临出嫁上轿前妈妈嘱咐一席话那样，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是一天下午3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

大约20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20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譬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我们学校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

第一次见到蔡仪先生时，他不过58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

从此，我在蔡仪先生身边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那是在“文革”前，还没有后来的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而且就在蔡仪先生为组长的文艺理论组。

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也称唐瞍为“唐■同志”，而唐■称他为“金子信同志”。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也都“同志”相称，从没有称过“先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是对老师大不敬。不是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如称“先生”，那就显得太“外道”，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你把他推出去了。“同志”二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那可坏了，可能灾难降临了。只有对党外专家，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才称“先生”。在当时，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先生”是统战对象。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忽然称他“同志”，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他会“受宠若惊”，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1964年夏末，我随导师“蔡仪同志”到安徽寿县搞“四清”，先在省会合肥学习政策，熟悉情况。一个星期天下午，与北京来的同志一起去逍遥津公园“放松”一下。丽日和风，青潭绿树，红花飞蝶，曲径通幽……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逍遥”时光，虽短暂，却惬意。

我走在蔡仪先生旁边。他问了我家庭情况，知道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是位烈士，并且曾经是肖华同志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部下，肃然起敬。这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有短时间的交流，我感受到投来的是一种抚爱。如此亲切，情同父子。

平时寡言少语的蔡仪先生，一时话却多起来：

“抗战时期，我在‘三厅’，后来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搞抗日工作的。搞敌情分析，写《敌情研究》小册子，每年出十来册，每册七八万字；问或为报纸杂志写些敌情分析的文章。当时脑子里都是抗日，可以说全力以赴。

我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亲耳听蔡仪先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以后，我就在蔡仪先生指导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终生的事业

我曾接受《文艺争鸣》记者采访，问：您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几十年了，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上，您都是个很认真的人。您的学生说您是个“书呆子”，平时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那么，文学研究是您终生要从事的事业吗?

我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我这辈子大概也只能干这一行了，干别的我不会，也不行。我在1982年出版的《论艺术典型》一书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寂寞半生，清贫一世，除了做学问，又何所求?官场上的轰轰烈烈，叱咤风云，非所能也；商场上的忙忙碌碌，你抢我夺，非所愿也。惟求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解析推断，思索琢磨；然后将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世，得到方家指点，读者评判。书出版了，通往社会的路打通了，我们的自我价值也就可以得到展示了。也许对社会有点儿用处吧?”我热爱文学艺术，我喜欢哲学和美学。用当下年轻人喜欢说的话来讲，在文学研究、美学研究中，我才感到最能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您为什么要走文学研究这条路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从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1964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听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仪研究员招收美学研究生，我就报考了。我印象中那是我们国家第一次通过正规的、严格的考试，大规模招收研究生——1956年曾经通过考试招收过副博士(效仿苏联)研究生，就是汝信先生那一批，不过数量很少。此后几年也曾通过考核、协商招收少部分研究生，类似于分配工作。到1964年，突然严格起来，摆出架势，正规考试，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研究生。那年报考蔡仪先生研究生的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全国共77人，我有幸考中。1964年9月，我到文学研究所报到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随蔡仪先生去安徽寿县搞“四清”。这样，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年学的是政治——阶级斗争课。1965年11月回北京，正赶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懵懵懂懂闻到点儿火药味儿，不过“山雨欲来”而尚未到来，蔡仪先生按他的计划给我开列了应该阅读的长长的书目——一大批中外哲学和美学著作。这年11月直到翌年(1966)5月“文革”正式爆发，我认认真真读了半年的书；此后，再想安安静静读书已经不大可能了。再一次真正坐下来做学问，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大约是1978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丛》，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3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老师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老师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我的心才放下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认真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此，我算是走上了进行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不归路”。  在学术上，我是一个不怎么固守派别、宗系的人。我有师承，’但我又很喜欢吃“百家饭”。我的研究生导师是蔡仪研究员，自然受到他潜移默化的熏陶。但是我对与他观点不同的朱光潜教授、李泽厚研究员等人的学术思想十分敬重，从他们身上也获益良多。宗白华教授关于中国美学的论述使我折服。钱钟书研究员的严谨，特别是他的渊博，我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至于何其芳同志(从我一人文学研究所见到他起直到他去世。总是这么称呼他)，我一直把他那些写得洋洋洒洒、伸缩自如、平易亲切、像艺术散文一样优美的理论文章，作为榜样。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给我以滋养。一些同辈学者，包括我的朋友以及一些虽未晤面仅读过他们著作的同行，他们的一些杰出思想和治学方法，也常常给我教益。还有许多比我年轻的学者，他们的思维节律总是能够和时代脉搏同步，他们的学术勇气使他们的著作富有巨大创造性，他们的敏锐使他们的学术见解独特新颖，富有超前性，得时代风气之先。他们是学术浪涛里的弄潮儿。我不时从他们那里获得惊喜和启示，我常常以他们为师。

自走上学术道路之日起，我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自然打骨子里崇拜马克思主义。但我对马克思主义之外许多派别的一些重要观点或者某些观点的一些成分，也甚为珍视，并欣然接受、汲取。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理论思想，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即使马克思主义同时或后来的理论派别，也有许多金子似的思想观点闪闪发光。譬如尼采重新审视传统的批判精神，柏格森、狄尔泰等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对人性结构的透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陌生化”(奇异化)的阐释，恩斯特·卡西尔和他的学生苏珊·朗格的“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等符号学美学理论，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维持根斯坦的分析美学，克罗齐的表现论美学，罗曼·英枷登的现象学文艺理论，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海德洛尔的存在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不都可以成为滋养我学术思想的有益成分吗?我想，倘若我拒绝接受这些精美“食品”，我将是一个十足的学术上的大傻瓜。

记者问：到目前为止，您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回答：没有。相反，我时时感到学术上十分浅薄，尤其是当我把自己的著作·同前辈学者和后辈学者相比较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这一辈学者出不了大师，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注定是一批过渡型的人物。我愿意为将来的学术发展做一块铺路石。我常常感到应该拜两辈学者为师：一是拜前辈学者为师，一是拜后辈学者为师。

那些有成就的前辈学者，永远是我的典范。譬如，就拿搞理论研究需要有丰富敏锐的艺术感觉这一点来说，就需要永远向他们学习。我曾在几个会上呼吁：做文学研究、写美学文章的人，要多些艺术感觉，多些审美经验。过去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都提倡做理论研究最好掌握一门艺术，很有见地。宗先生曾领他的学生参观故宫，亲自向他们讲解中国的建筑之美。宗先生自己是诗人，他写出来的理论批评文字诗意盎然。理论家何其芳先生写的《论(红楼梦)》，文字那么美，可当散文来读。因为他原是散文家、诗人。蔡仪先生年轻时曾写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先知》(写卞和三献美玉，两遭刖足，因先知而受罪的故事)发表在1931年1月号《东方杂志》上。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其中有关艺术作品(如《最后的晚餐》、《梦娜丽莎》等)分析的文字，尚可见出当年做小说时积累的审美经验的功底。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既是优秀的文学研究家，同时又是优秀的作家。钱先生的《围城》可谓学者做小说之典范，其语言圆润而尖利，深邃而幽默，富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尤其喜欢杨先生的散文，其《干校六记》及回忆她父亲、姑姑的文字，娓娓道来，平实亲切，不动声色而妙不可言，可谓散文之精品。某不才，也常以先辈为榜样，学写点散文和诗之类，只是总写不好。

我一向寄厚望于青年，愿意与他们交朋友。我曾经在文学研究所欢迎研究生入学的一次会上表示：我收一个研究生，就是收一个朋友。我从我的研究生和研究生辈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其他文章中我还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后生可畏。如今年轻一辈学者是大有作为的一代，是才华横溢的一代。这是一个以青年为师的时代。他们敢作敢为，敢破敢立，敢闯敢拼，并且他们不少人又甘坐冷板凳，甘下苦功夫。这一“敢”一“甘”相结合，铄石锻金，何事不成?如果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仅北京各大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里，我就可以列出数十人。还有上海、南京、山东、武汉、广州、四川、福建……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可谓人才济济。面对他们，我常常自愧弗如。这一点，从我的学生们身上，也感触良多。我带过的研究生，虽说数量不多，但他们有的教学，有的科研，有的下海，有的主编刊物，有的从事出版，有的出国深造，各有自己的亮点和绝活儿，使我赞叹，使我惊喜。我同我的学生们有过两次愉快的合作。一次是13年前同黎湘萍、应雄一起写作《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8年第二版)，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学生的锋芒，这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曾留下我些许记述，不再多说。一次是2001年同张婷婷合作撰写《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说：“婷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张长弓先生系作家、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解放前就是河南大学著名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国文教研室主任不久，不幸病逝。我手头有他一本《文学新论》(世界书局1946年版)，以厚实的国文学识解说文学基本原理，独到新颖，这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父亲张一弓先生系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其他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将会流传下去。叔叔张弓先生，历史学家，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撰80余万言的《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汉唐佛寺为视角，展示各种人文内涵，资料丰富，厚重扎实。婷婷受家学熏陶，自不待言。而她本人，既聪敏颖慧，又勤奋好学，且多才多艺。三者合一，用之于科研，则所撰《文学与色彩》(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受到行家称赞——顺便说一句，后者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誉为‘优秀’；用之于教学，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授课，多次整个课堂报以热烈掌声；用之于创作，则所改编《流泪的红蜡烛》等早已搬上银幕，全国放映。我们应该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青年人应当成为主力，应当唱主角。看到我的学生们成长起来，我无限欣慰!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里耕耘、创作的青年学者，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祝福他们!”

而今杜某，皱纹越来越多，而头发越来越少，不觉老之将至。惟幸牙齿尚固，尝自嘲：廉颇老矣，尚可饭也。酒足饭饱，一饱三矢，仍兴冲冲跑到岸边看青年千帆竞过，乃于喜泪纵横之余，呐喊几声，以助军威。

(2005年3月13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童庆炳

我一直喜欢杜书瀛教授的著作，他的著作内容新鲜，有求真创新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平易近人之格，无拒人千里之调；有诙谐幽默之趣，无枯燥乏味之论。这本《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把他的著作个性更推进一步，读来令人神往。杜书瀛教授站得高，看得远，但他在评述问题的时候，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低调”，没有盛气凌人，没有剑拔弩张，没有疾言厉色，没有个人成见，没有强加于人。

金惠敏

杜老师是“先牛”级的人物，这“先生”可不是西语中的那个“先生”，对什么人都能用的。我们中文里的“先生”字面上虽是早几年而生，但在我们以伦理为社会核心的国度， “先生”就是长辈，就是经验、知识、智慧和由此而来的威严。叫“老师”而不称“先生”，其间的微妙区别是，叫老师似更亲切一些。这两者，杜老师兼而有之。在问学上他认真、严肃、执著，说庄严肃穆都不过分；而当问学及人，他又是那么地欢乐、随和、宽容大度、慈悲为怀。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学人背地里部半玩笑地称他是文艺理论界的“老佛爷”。我以为，仅以这本论著而论，他也担当起这荣誉称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