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学界新锐贺照田先生近年来撰写的学术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全书既有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论争的直面与反思，亦有对前辈学人经典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思想道路的个案研究，此外另有对台湾地区及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观照与借镜，从而在回应中获取对大陆相关领域研究的更清醒的认识。全书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细致清理了缠绕当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感觉，其探讨的核心始终是有意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

　　对当代知识品格与观念品格的省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作为一位深深卷入当代复杂的知识思想状况中的参与者，贺照田通过自己对知识问题的独特思考，以史学的方式不仅批判性地整理了当代知识和观念状况，而且还借着自己赋予史学的价值重建的任务，尝试对当代史乃至百年中国史给出极富建设性的叙述和理解。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思想的总结，写作和思考关涉到了与当代中国现实有关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阅读本书可以充分感受到思想对于历史知识和现实的力量。

序一 方法作为救赎(赵刚)

序二 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张志强)

第一编 直言当代

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

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

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

在困惑中搏求在不安中承担

第二编 通过历史观想当代

次经典、问题史阅读与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形成

——以《中国文化的展望》阅读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引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

徐复观的晚年定论及其思想意义

常规研究与创造力的获得

——以朱光潜研究、写作道路为参照的讨论

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

第三编 在回应中反观自身

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学术自主性

——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为参照的讨论

附录一 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

以保守为建设以被动为主动

——读王混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附录二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他人

——读铃木将久教授《竹内好的中国观》

附录三 竹内好的中国观

作者后记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这场论争还相当炽热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感到了彼此互相攻讦对方道德用心的做法毒化了知识界的讨论气氛，感到了这场论争内容上的贫乏，却少有人指出论争双方使用理论资源、使用现实资源、使用历史资源、使用他民族资源的方式，和学界通常使用这些资源方式的关系；亦很少反思论争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与平时学界的方式和逻辑间的关系。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更少有人自觉去思考、评估与解析大规模论争的有效方式。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大规模的论争虽然思想含金量令人起疑，却往往是重塑气氛、感觉、语言环境的关键时刻，通常它们不是以其思想的优秀改变人，而是以重塑气氛、感觉和语言环境的方式影响、改变人。只要回顾一下民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社会史论战等几次思想含金量平平，但后果影响深远的论战，就可知道我现在的忧虑绝对不是没来由的杞人忧天。究竟如何分析和预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场论争的全部后果，非我一时所能胜任。但有些后果是眼下就能观察到的：比如，论争的声势浩大和结构简单，造就了一批思想和心智都不复杂但机敏善辩的思想新星，这批人的存在加上媒体对这场论争的理解程度，会更加固化这一简单的结构；比如，论争成了焦点后，公开和私下谈论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它相关，对那些本身思考能力就不足者，论争的结构往往有一种吸纳作用，既会固化那些本来有一定流动性、可塑性的感觉和思考，又会让人自己忽略那些有待培育，却不能归于论争结构中的苗头、倾向；再比如，对那些本身已经成熟到足以抵拒论争结构的复杂者来说，知识界刊物一定的论争结构化，大大减少了可供更为独特、复杂的思考生长展开的思想空间。

更有甚者，这场结构简单的论争中所蕴涵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激情，使得不少人以此自足自立，无心于更复杂的思考和学习。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那种通过把某人某杂志指为某某派，然后不理会其学术思想的贡献，在这种论争气氛和结构里，反倒俨然成了一种道德之举。这一逻辑的普遍运用是这场争论最令人扼腕和触目的后果之一。比如，通过把一学者指称为“某某派”，然后，用论争中一般这派的观点表现来概括其思想和用心，再脱离上下文孤立摘取其一些词句，说明自己指称的证据，以此来回避和无视这位学者思想和理论上的贡献。同样的逻辑也降临到曾作为当代中国知识界象征的某杂志上。通过指称该杂志为某某派刊物，无视该杂志这几年在打开知识界问题视域、学术理论视域上的有效成就，无视其把自己创建成一个思想空间，以促进中国知识界思想丰富和深化为职志的有效努力。

论争爆发前虽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一场展现分歧的争论不可避免，并且多认为把私下的议论转成公开的讨论对建设一个健康开放的中国知识界有益无害，但我想，当时怎么也不会有人想到论争会以一种如此简单和恶性的方式展开和持续。真的，一切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然而不管这场论争曾经让我们多么惊愕和沮丧，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和面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和眼前的、事前让人怎么也无法想像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克服这场论争中知识界所暴露出的问题和论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P28-29

          方法作为救赎

一 历史之重与深

稍加阅读，任何读者就会立刻察觉出这本集子后头立着的是一个承担得非常重的心灵。不难想像，不少读者或许会犹如趋乐避苦般地趋轻避重，稍与沉重交接，就放弃了继续与这个心灵对话的尝试。

得要更努力的阅读，读者才会发现，这个心灵并不是西绪福斯，悲剧性地永恒负重而行，那太西方了。眼前的这个负重者则是相信他所背负的包袱，不是压垮人的重量，而是解放的契机。这本集子里的写作则以其繁复的申论以及困勉的文风，寓言式地自我展示一个真理：逃脱历史所积累的困局没有直通车，只有深切地面对、进入、理解、掌握历史的困局或困局的历史这一条路。

作者贺照田先生所承担、所面对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呢?那是一个大局面，是传统中国解体以来，以“现代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实践”为主要标志的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大陆的历史。不避其大、不逃其重地关心中国这个民族的现下与未来，以此为目标、为承担，跃身于过去，是包括贺照田在内的几位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令人印象深刻之所在。大格局的叙事不该被政治正确地钉在耻辱柱上——如果它的肌理纹路深刻缠绕于真实问题之上。我们反对的大叙事是历史纹路松弛，没有现实经验作底的抽象概念之网。

对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间在台湾成长的人们而言，对这个“大”，还是有些体会的，毕竟那时候的历史心灵是和中国的近现代史紧紧贴连着的。曾几何时，这个对“大”的感觉被污名化了，在政治所领导的范围内如此，在我身处的进步学术圈内也是如此，对前者而言，这是“中国认同”，对后者而言，这是“国族叙事”需要被断碎化或主体多元化。但是，只要是对未来还抱有期望，以及还愿意有所承担的读者——不管你承担的是“台湾”或是某一分疏的社会群体——我都建议您和这本集子的思考进行对话。原因无他，毕竟，任何对社会的介入或改造不可能不依托于某种对历史的理解。那么，我们是否不能回避自问：我们对造成我们今天的困局的历史形成机制理解得够深入吗?还是我们所依赖的是一为某种仓促的现实目标所仓促定制的“直观笼统的历史认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重大缺陷，那我们又如何能对我们所处的现实有正确且深入的认识，那，我们又如何能确保我们在作艰困的历史选择时，有足够的现实感?

质言之，为了未来，我们要搞清楚现实与历史，而这是要讲求方法的。这个核心关怀，是贺照田先生再三致意之所在。为了方便以下的介绍性申论，不待作者同意，我冒昧地以“方法作为救赎”指称作者这一核心关怀与思路。这里的“方法”是一泛称，约略指的是主体面对历史与现实，以及主体之间进行争议时所应具备的态度与能力。

二作为内在否定契机的方法

在《中国革命与亚洲讨论》一文中，贺照田展演了这一思路。对当今的日、韩与台湾地区的朋友所热衷的“亚洲讨论”，贺照田以一种特殊的、坚定的立场(也就是中国大陆“在地”的立场)游移于区域之间。他是这么申论的：各位关怀亚洲共同体的朋友，我也很乐于看到中国大陆被纳入亚洲讨论，但是除了表面的、显然的空间与历史关系，以及可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制度谋划外，这个“共同体”还需要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吧!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相互理解作为他者的对方?好比，亚洲朋友如何理解这个一路以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走过来的中国大陆的历史及其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关系呢?贺照田敦促亚洲朋友们首先要把中国当作一需要被理解的历史他者，就如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要把对方当作一需要被理解的他者一般。但之后，贺照田马上指出如何理解是一关键的功夫，不是礼貌的辞令，而且就此提醒并期待于亚洲朋友。他提醒外头的亚洲朋友，千万不可接受他中国大陆自家的两种历史观，两种有缺陷的认识意识与认识能力，名日反激进主义思潮的反革命史观，以及相激相荡所产生出来的反反革命史观，前者大约是被所谓的自由派所支持，后者则是所谓的新左派。作者认为这两种明火执仗的史观，最要命的还不是他们的实质内容，而是从这个过程中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意识与认知能力的退化：两者尽管针锋相对，但共享一种“直观的、笼统的对历史的解释”。双方都是在自我印证与直接对反，都是在自暴其气，无能守敬持志地“内在于历史脉络定位问题”。如果历史在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状态下被意气消耗，那我们永远也无法从历史中习得教训、获得能量。那该如何做呢?作者提出以人为本，从那些内在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人的苦恼问题下手，唯有从贴近这样的苦恼的心灵人手，我们才能避开革命为是或革命为非的意气争论，并在内在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找到救赎的讯息(即“原有的建设性品质与能量”)，并现实地、积极地、也宿命地依赖这些好歹内在于我们的能量与资源，“发展、转化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然，我们何所依?根据作者，它们是历史实践中所展现的“理想主义及对民族、国家、时代具强烈责任感的精神能量”。

是这般清醒与现实的眼光让作者告诫中国大陆之外的亚洲朋友，以及中国大陆人：“决心以中国人的逻辑与是非理解中国，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内在于中国把握中国。”因为这些被当下的需求所急促催生出来的解释逻辑并没有能力与心情去注意到那些在解释逻辑圈之外的“困惑和苦恼”，而这些恰恰是解放今日困局的契机与能量所在，以及中国大陆所能够贡献给亚洲周边朋友的东西。亚洲共同体，因此，除了是一经济、安全、社会的想像，更应是一人文的想像，大家于此一主权格局被打破了的文化空间中，从共感他者的苦恼中学习到超越今日格局的力量与方向。对作者而言，和平共处是一过于消极的计划，因为它只是要保存现在。对贺照田而言，一个知识计划的伦理核心必然包括“真实的内在自我否定契机”的培养，而流行的“与西方接轨”之说，不过是以外在来否定自己；而与之针锋相对的“中国特殊性”论者，又是老大守成，“固执于自己已然状态”(《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他人》)。

三 此方法的方法论特质

贺照田重视的不是结论或立场，而是立论者同时也是行动者困勉前行且回顾的能力。不是理论或是信念给人以救赎，人(至少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状况才是关键。改造(自身的)知识状况是第一优先的问题。这是为何韬晦如贺照田者会反思他所主编的一本刊物《学术思想评论》的知识历程；是为何他对《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会进行不无溢美的知识状况的考察；也是他为何研究殷海光与徐复观这二位先生的晚年思想转折的原因。

尽管贺照田的思维总是不惮其繁地在相对化，但还是有一种认知意识和努力是被贺照田所持续反对的，那就是体系性思考：学者借由一组抽象概念，脱除历史，脱除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封闭性概念空间，对现实与历史仅仅进行模拟与附会。这种思考习惯的结果是以今律古，删除掉过去之中不为概念之网所过滤的精华，这使得古并无法为今用，因为古已成为今的糟粕了。这种阳刚的、推土机式的知识状况其实经常是为当今的霸权所用，形成有利于既存现实的“史观”，因而可说是意识形态的史学。相对于此，贺照田的知识进路可说是一种阴性的史学，或更广而言，认知方式与态度。他重视的不是为当代喧嚣所指的那浮出的冰山，而是潜藏在那可指可见的“有”之后的那个不可指的“无”的基底部分。这个基底部分是黑暗的(或“不透明的”)、复杂的、缠绕的，但更是思想与价值的丰富资源与能量所在。我们对这个部分不能仗恃概念之武，而更要凭借感觉，感觉到那过去的足声人语、叹息与困顿。重新理解那些思想与行动的生态背景枝节丫，从它们的萌芽开始掌握它们的变化轨迹。相对于那系统性的考察，这是“境况性”的考察。唯有透过这样的知识方式，我们才能开展我们今天对现实的讨论的“复杂性”与“现实感”。对过去的简单化与童骏化与对今天的简单化与童骏化是相生相成的。因此，不论是出于理论体系的考量，或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或是驱使于当下现实的考量，而进入于历史，都是要被检讨的(《以保守为建设，以被动为主动》)。

这种对于过去的某种虔敬，使贺照田非常不能苟同后学那种对历史的轻薄，表面阴性的后学其实阳性得很，操弄范畴，空洞过去。对此，贺照田要求一种“对史实忠诚性的史学”。这并不是史学的实证主义，而恰恰是要避免概念与方法论的斧钺，以感觉为海绵、为绒毛“被动的”吸纳、缠绕、扭结历史的资源，成为前进与成长的依托。这是一种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的史学进路。用贺照田的话，就是“在保守与建设，被动与主动，惰性与创造[之间]的有机辩证”。对知识对象必须有一优先于认知主体的尊重；感觉必须优位于理性主义认知。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贺照田叹息于：

就我的知识视野而论，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代中国知识界那样，其思想和精神活动那么依赖抽象语词和知识表述。我也不能想像当今世界还有一个民族会像当代中国那样，感受力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中如此地缺少位置和不被尊敬。(《在困惑中博求在不安中承担》)

这样的知识界，尽管(其实更是因为)深度依赖理论，但其实只是在意淫现实与历史，不停地在玩以“新一轮的伪科学来覆盖上一轮的伪科学”这样的一种游戏(见《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但这不可误解贺照田有理论厌食症，他事实上同样批评那些否弃理论的唯经验主义者或“隋性实证研究”。贺照田要的是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深入与缠绕的关系，这，他称为“扭结”，但扭结的双方并不是同等的，理论是次位的，“内在于历史与理论的真问题”才是知识活动的始发地带。是历史现实扭结着理论，而非理论挟持着历史现实。

因此，一种阴性的知识意识与实践，以其缠绕、吸附与貌似被动，反而吊诡地成为和现实与接为媾最绵密最情色升华的书写。这一点，在贺照田自己对《学术思想评论》这本杂志的评价与理解上颇露端倪。他说：“我自己一直有一个缺少理由支持的理解，就是认为和时代纠缠最深的杂志，应该是一个弱性格编辑办的……弱性格……是指性格上的被动性和骨子里的忧郁气质。”这话对了一半，重要的应该还是摆回知识者对理解现实与历史所由经的最弱但也最强的方法之路吧!

四 为己之学与社会整合

若是以终极关怀而言，说贺照田是一自由主义者也无不可——如果自由主义的激进理想还包括自我的不断提升、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超越的话。但是贺照田超越那些简单的自由主义伦理辞令家之所在，就在于他讲求方法，讲求无止境的对自身认知意识与认知努力的超越的方法。一般说来，这个努力表现在一个人不断地对已经存在的对现实的解释的相对化的企图与努力；不断地对抗现实中的那想当然的但同时常常是“非理性”的部分。

这于是牵扯到一重要问题。从知识的开展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道德的生活吗?还是说，我们得先依赖宗教或形上学确立一个道德的主体，再开展相应知识?这些是贺照田所谓的“根本性思考”。透过对徐复观先生晚年思想流变的考察，贺照田借由徐复观提出了他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是一没有形上学与宗教作为正当化的世界，是一个“平铺的人文世界”。人的自我以及知识以及道德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此世中，生活地、现实地、困勉地求知与提升自己。这是所谓的“为己之学”，而这般地为己则必定要透过与他者的相处、学习与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或他者不是自我的地狱，于是进入社会、承担社会不是包袱，反而是自我开展的契机。在此，“根本不存在道德之我、认识之我、行为之我打成几截的问题”。

但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平实的人文世界却被各种当代形上学与神学或准神学(例如新自由主义市场神学、各种远大目的论、各种压迫性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把意义的日常追寻敏感给麻木化，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给市场体制，或给各种群众煽动家大谈所谓传统价值或民族本有，或“终极关怀”。贺照田有志于解放被压抑与扭曲的这属于人的意义追寻活动，并期望这种努力有助于现实的提升。这里有一道德的、美学的热望，一种对于安顿人生、安顿人心的盼望，以及对于“充实而有光辉”的人间世的憧憬。这已难以说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追求!

在贺照田的缠绕的思维与文字中，不时明灭隐现的幽微的希望之火，是让读的人所最为感动的。但是，据我看来，这样一个反形上学、反宗教的“为己之学”却与宗教的世界仅仅有一发之隔，因为它和宗教的主体要求一样，要求信念的主体、承担的主体；它和宗教的个体目标也类，要求安顿人生与心灵；它和宗教的社会目标也相类，要求社会整合。但它和宗教毕竟有那关键的一发之隔，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即是在除了主体的自我惕厉、反身而诚这一主敬功夫外，别无依托，别无法门，别无终极保证。

但也是在这一点上，贺照田可能得面临他对徐复观先生的重新解释孑L子而得的“为己之学”的临界选择。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为己之学，好归好，但毕竟是“君子之学”，只有知识分子有需要，有闲暇，有能力，并不惮于经由对认知态度与能力的不断精进，不问断地否定与提升自我。所谓的“一般人”当然也有认知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以之生活、以之安顿自我，但这大多是在一种意识不强的状态下为之，而且无法承受过重，过重即为奢侈。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仍有君子小人之辨，但贺照田也许需要交待这一现实问题。如果，一般为生活所迫的人(即非学院精英)现实上并没有办法涵养于为己之学里，那么，为己之学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它无法成为一个较普遍性的“社会统合原理”，而这正是贺照田所念兹在兹的一大关心；第二，如果“一般人”丢弃了宗教或素朴形上学，或在此，丢掉了“普世价值”的尺度，却又无法进人“为己之学”，那是否会“民斯滥矣”呢?是否会成为法西斯、极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传统至上主义……的群众擅动家的操作对象呢?经由一些本有的素朴的文化与历史要素对人民进行操弄呢?这也难怪贺照田在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对那些假借依傍历史内在的“传统主义”者的警惧，远远超过对启蒙普世价值的宣道者的批评(《亚洲视角：中国的包袱?还是中国的契机?》)。对于启蒙以来的普世价值，贺照田承认那是理想性的承载，他并没有要否定它，只是要求这些“外铄”一定不能只是“外铄”，而必须要找到与有机之内因的结合，如沙之找到蚌，才能产生“充实而有光辉”的结果。

五 方法作为严厉的裁判并引领知识与论争品格

这本集子里大多数的文章批判性极强，但不是传统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路。贺照田批判的特质是尽量避免对单一立场的批判，而是对争论双方或各方的批判。如果不是贺照田那么苦心孤诣地体贴到每一方的内在与感受的话，这种批判姿势一定会落到不是高傲就是油滑。贺照田诚恳地经由演练其所信服的方法，并以此方法作为法度，对争论进行裁判。因此，这样的一种批判就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要求知识境界的提升。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贺照田的思想表现了一种特定的过程性的普世主义。

好比在《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一文中，贺照田批评了前几年颇热闹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但与其说他是在介入这个论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还不如说他是透过对这个争论过程的认知与心情(即堂而皇之的论述后头那些被历史影响的无法言明但在情绪上、欲望上占支配性位置的力量)，以及国家论述的包抄，在这些之上作考察，发掘幽暗，言其未明。因此，表面上是对这两造的批评，但实际上贺照田的指月之手的所指是知识活动的深层自主性。

贺照田对自由主义爱之深、责之切，因此，把自由主义放在被告首席。他认为，和一般理解不同，这场争论是可以没有的。而毕竟发生了，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品格不足的缘故。自由主义者被现实的危机或挫折所太直接策动，没有深切自省自身的笼统批判(例如反激进主义)的后果，太被政治正确的虚荣姿态所吸引，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直面自身的历史可能性，因而只是“心情自由主义”，如风中之苇，动静皆有所待。是这样的格局的自由主义误认误指“新左派”的有效诉求为敌。自由主义的历史品格也不足，它反思激进主义的影响，但却只是透过评价翻转(即非其所是)，而没有将这样一本属于历史的议题摆回到历史中考察。因此，自由主义在需要有历史感才能有效发言时“漏掉了历史本身”。同样，这样一种缺乏历史与现实感的论争，也反映在新左派上头，例如他们，如贺照田所言，在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评的直观引用时，“漏掉了中国现实本身”。

因此，对贺照田而言，谈啥论争的胜负?还早呢!中国知识界要面对的还是在最基本的学术品格的建立——在知识与伦理上建立“有效的批判传统、批判立足点”。而在这个争论中，双方的知识品相都不良，争论都是基于意气的散沙之上。贺照田因此提出了包括重新认识“理论的不透明性”、“事实的不透明性”等基本认知态度与能力的培养。期望在广义的方法上建立起更坚实广大、更有肺活量的知识场域，对求知与论争皆然。在这个共享场域中，进入者不携带体系性理论以自骄骄人，在论争中，既然理论与事实都不是自明的，那对手也不是卡通化的简单自明。论争者都是求知社群的一分子，都应对“世界深存敬畏”，对“思想的后果心存敬畏”，谦逊地努力于“更稳妥地提供知识与思想”。

这是贺照田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未来的期望。对这样一个了然于方法、主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缠绕纠结的思想者，我也有一个期望，期望早日看到在这样的自觉的方法藤葛之间，早日结成历史洞见之果，让我们更具体、更了然地感受到这个思路的孕育力量，在感动中，说：的确是要有这样的方法，才能有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洞见啊!

贺照田先生，用台湾流行的话，是一个六年级末班生，青春正盛，让我们一起期待着!

                     赵刚

                  2005年11月5日

本没有计划出这样一本论文集。之所以先前未作此设想，是因为在我原来写作、思考意识中，所写的论文被分作几个方向，故总想等到就某方向言，文章已积累到一定程度，问题已探讨到相当深度，再编辑此方向论文出版。现在，在我有意识开展诸方向都只能算起步阶段时，却忽然有此论文集之编辑，实因朋友的关切与催促，特别是出版界朋友郑纳新、冯金红、刘景琳等的关切与催促。有这本书，首先要感谢他们。

既违离原初设想，中间岔出编辑这样一本论文集，便不得不重新翻检这些文章，并要为把它们编在一起找一个理由。这样翻着、翻着，便笑了。笑，是因发现：虽然我在写这些文章时把它们分为几个方向，但合起来观之，则这些文章彼此间不仅有我分划几个方向时，便明了的各方向间既分工又相互配合、支持的关联关系，而且由于这些论文相当程度上都属所在方向起步时的工作，因此都有整理所关切的问题域的知识、思想现状，批判性地考察我拟采用的研究进路、研究方法这样两个核心关切线索贯穿。而这意味着给我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本先前设想中无有的论文集，似乎并不是为出版而硬拼凑起来的，各论文间实有着比我当初写作感觉多出不少的内在统一性。于是出书的忐忑心便放下了一些。

重新翻阅这些文章的感觉，还让我决定选取“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作书名。“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是我刚开始不久的一个研究规划。收入本集的《后文革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和《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两篇论文，便是这研究规划的两篇成果。在我的设想中，此规划试图从中国当代知识与思想的变迁和其所处身的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视角，来反省、分析、把握、评定当代中国知识与思想的得失，以及所以有此得失的原因。以在学术规范等必要的形式化、程序化的对知识、思想的衡定与要求外，切实地确立起从一知识思想所处身的历史、现实对该知识思想的有效性要求角度，评论、检讨、改造该知识思想品质的自觉与能力。从而使当代中国的知识、思想努力，在追求更充分理解、消化各种知识、理论资源，和更完美无缺地遵守各种对知识思想的形式与程序要求的同时，能更富敏感和有效性地把握与处理那些——既不在一般的惯性知识轨道上，又不在流行理论思潮观念轨道上的——现实问题，以使当代中国知识与思想更富成效地承担起它应为中国历史、现实承担的责任。

相比这两篇属于“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规划计划的论文，本集其他各文写作时于此方向虽没有这么明晰的自觉，但细析每篇论文的写作题旨与着力所在，便可知每篇论文之作实都多少包含与“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研究规划相近的主旨和动力，故本集名“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而不疑。

除《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写于1996年，《常规研究与创造力的获得》的初稿写于1997年外，本集其他文章均写于2000年以后。如此，非悔吾少作，不收遮丑，实2000年以前除《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这篇毕业论文和老师交待的这篇有关朱光潜的《常规研究与创造力的获得》的初稿外，我没有写其他文章。

直到1999年我的儿子贺方沂出生，看着他一天天成长，我也想让我的写作和他一起成长，这，加上一些师友的督促，我才试着拿起笔。现在方沂6岁上小学了，想想我当时的心情不免怅然若失。一是他已经幼稚园结束进入小学，而我却不知自己的写作与思考相对于中国问题的实际复杂是否已达幼稚园毕业程度；二是他的成长日新月异，而我这五年多主要的写作都在这里了，只有这么一点，也许他大了会笑吧。

而且即使这可能幼稚园未毕业的程度，和这么小的写作量，也是在师友的护持下获得的。不管这里提到他们是否会给他们抹黑，回想这些年的历程，我都必需在这里感谢他们。他们是孙歌、汪晖、赵园、王焱、王中忱、钱永祥、陈光兴、赵刚、杨贞德等师长，过去的这些年我不仅从他们的著述中得益良多，而且从和他们的谈话与讨论中得益良多；他们是舒炜、吴伯凡、杨立华、杨念群、毛丹、张志强、江湄、田立年、张宁等朋友，没有和他们的交流与攻错，可以肯定这些论文连今天这样一种程度也达不到；他们是刘青峰、李杨、余国良、张翔、池上善彦等编辑，他们的鼓励、批评与支持都是我不能忘怀的；他们还是铃木将久、盐旗伸一郎、王津、李政勋、朴志弦、Petrus Liu等译者，他们对拙文的翻译劳作促我总想把下一篇写得更好，虽然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

虽然感谢的名单已经太长了，我还是要感谢《开放时代》、《书城》、《学人》、《浙江学刊》、《二十一世纪》(香港)、《台湾社会研究》(台湾)、《现代思想》(日本)、《文学与境界》(韩国)、《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日本)等杂志，它们是收入本论文集文章的最初发表地。而且我还要感谢林载爵、王、况森、铃木将久三位先生和发表他们文章的杂志《二十一世纪》和《新史学》(台湾)，允许我把他们的大著附入拙集。

最后，此集能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要感谢郑纳新先生的厚爱。瞿宛文先生对本集如何编排多所建议，赵刚、张志强先生则放下自己的写作慨然赐序，魏东、周伟认真负责编校出版，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谢字所能了得的!

此次汇集诸论文成书，个别在杂志上刊出时被删节、被改出问题的文章，我对删改处作了恢复；部分论文我还作了些文字更动。因此，若集中论文和杂志发表时的样貌不符，请以此集为准。

                     贺照田

                2005年11月25日于东京驹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