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全方位系统论述泰顺廊桥的专著，也是一本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学术性和观赏性兼具的大型画册，同时它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介绍廊桥，必将为世界了解泰顺廊桥又打开一扇窗户。

泰顺的廊桥，由于其历史之悠久，技艺之精湛，使它在中国桥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泰顺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具有重要工程技术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的各式木廊桥至今还不为多数人所认识。本书作者多年来对廊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挖掘，对廊桥结构等进行了梳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与廊桥有关的地理、人文、民俗、工艺等内容，让人可以直观地感受廊桥简洁的美，协调的美，实用的美以及古朴的美。

本书可谓是为造桥工匠立传，可供桥梁建筑师、工程师以及对廊桥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序

前言

泰顺廊桥生成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

泰顺桥梁的历史发展演变

泰顺的民间桥梁

泰顺古桥的分类和发展演变

 泰顺的民间桥梁

 泰顺古桥的分类和发展演变

著名的虹桥——木拱廊桥

 木拱廊桥的历史

 木拱廊桥的结构特色

 汴水虹桥和浙闽木拱廊桥差异及其演变

 汴水虹桥和浙闽木拱廊桥的历史渊源

泰顺廊桥的营造和习俗

 建桥首事和立约“桥批”

 择日先生和择日起工

 风水先生和桥堍选址

 置办喜梁、祭河动工和上梁仪式

 “抛梁”和“圆桥”

营造廊桥的工匠

 对薛宅桥的考察发现造桥工匠线索

 营造木拱廊桥的著名工匠——徐郑世家

 徐郑世家营造木拱廊桥的技术特色

 泰顺其他廊桥营造匠师

廊屋中的祭祀

廊桥、古道、人家

 古道和廊桥

 廊桥和人家

后记

附录一 书中桥梁索引

附录二 书巾桥梁及建筑的专用词汇中英文对照

附录三 参考文献

  木拱廊桥的历史

这里所言“虹桥”是用其狭义，指由直木穿插别压编织组合而成的曲形拱桥，“即在世界桥梁史中绝无仅有的木拱桥”，与广义的包含各类造型呈弧形的石木拱桥统称的虹桥在结构上有极大差别。现存图像资料中，最上之子北宋著名画师张择端的旷世杰作——《清明上河图》中。也即是说，虹桥结构最迟出现在北宋王朝的宣和年间(1119—1125)。最早名之曰“虹桥”的先哲，我们至今还没法考证，但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是较早称呼其为虹桥的一部重要史籍。

《东京梦华录》里有这样描写汴水的几段文字：“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由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再有“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又说“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自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膳，宛如长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次日顺成仓桥。入水门里曰便桥，次日下土桥，次日上土桥……”‘由此看来，在孟元老撰作《东京梦华录》的时候汴京早已有了虹桥的称谓，并且“虹桥结构”并不只是虹桥独有，“其上下土桥亦如之”。张择端将汴水上结构相同的虹桥、上土桥和下土桥概括为一，画出了流传千古的虹桥。可见，虹桥结构在宋朝时的汴京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桥梁结构形式。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当时早已成熟的石拱技术不被采纳，而一定要用木拱桥呢？况且，石拱要比木拱更加坚固耐久。西京洛阳早在晋太康三年(282)就曾建造可容大舟通行的石拱桥——旅人桥，而当水陆要冲的河北赵县于隋大业初年(605)就建成了由名匠李春主持设计的古代中国石拱净跨最大的安济桥(净跨度达37.02米)。其实，在北宋中叶时期，建造石拱桥比建木拱桥要费时耗工得多，连魏化基的无脚桥都因“三司度所废工逾三倍，乃请罢之”。另外更重要的是，建造中又需断航，而汴水为京城之命脉所系，漕运不可一日中断。因此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汴河虹桥得以处处推广采纳，这才被观察入微的画家摄入了图画中，也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近世研究中国古桥技术史的学者大多认为虹桥技术自宋以后，在中国已失传了900余年。形成虹桥的木拱结构自青州问世以来，流传山西、河南等广大地区，湮没于汴水是否同时就等于在全国范围内失传了呢？中国别的地方还会存有《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虹桥吗？

20世纪7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率先在浙江西南部的温州丽水山区发现了类似虹桥结构的木拱廊桥。1979年11月，茅以升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交报告之一即是叠梁拱(编木拱桥名称出现前，唐寰澄先生对虹桥结构的称谓)一一虹桥。1980年10月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后部分人员考察了浙南木拱桥。后来，文物和桥梁研究者又在闽东北山区陆续发现与浙西南山区基本为同一类型的木拱廊桥。至此，桥梁专家们才确认北宋盛行的虹桥技术并未失传。

        P88-P92

人们鉴赏非常写实的宋人名画《清明上河图》时，总是被其中的虹桥所吸引；对于行家来说，更是痴迷于它精巧的木结构。20世纪60年代，我看到甘肃遗存的类似木桥实物，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千余年前的汴梁虹桥风貌，令人不胜惊喜。半个世纪之后，当我得知浙江泰顺至今犹存不少此类木桥时，更是大喜过望，双手加额，庆幸祖国的这一文化遗产没有失传。

个人孤陋寡闻，是鄙门生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刘杰副教授见告，才使我了解到这些先人杰作的遗存。刘杰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青年学者，他尤其具备开拓精神。泰顺廊桥课题的选定和披荆斩棘的调查研究，弥补了北宋汴梁虹桥和泰顺廊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就是一个证明。他正在进行的博士研究生课题——《南方地区古代木构建筑的发展》，是他进一步钻研、开辟的另一建筑史上的新领域。刘杰养成治学严谨的良好学风，在科研中认真求实，关于北宋汴梁虹桥和浙闽木拱桥的名称定位就是一例。本来唐寰澄先生在所著《中国古桥技术史》中，将北宋汴梁虹桥一类命名“叠粱木拱桥”，后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更名为“贯木拱桥”。刘杰对此一直怀有疑问，一次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不揣冒昧地提出拙见，认为这种结构、构造并非东汉画像砖、石上所见木桥之“叠梁”做法，而“贯木”也不够确切；准确地说，这种木拱是编起来的——其构造特点是在一排木纵梁之间用若干横梁编织。起初，我强调其形成编织的受力如梁的横木这一特点，而名之曰“编梁木拱桥”。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结构专家沈为平教授很认同这个“编”字，他从结构整体着眼，区别北宋汴梁虹桥和现存浙闽虹桥，与刘杰一起分别命名前者为“编木拱桥”，后者为“编木拱梁桥”，我很赞成他们的这一命名。在刘杰进行虹桥研究的过程中，沈教授不但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指导，确定了此类桥梁的名称，而且进一步参与了他的研究课题，使虹桥研究更上一层楼。《泰顺廊桥》就是他们合作的结晶，嘱我作序，不胜荣幸。

刘杰他们进行的泰顺廊桥研究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比较注意多学科的协作。刘杰和沈为平教授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筑学与结构学两大学科的结合。此外，他们还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们合作，与当地的文博专家合作，所用方法已经早已超出建筑学的范畴，他们还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本书中就有他们与当地专家合作整理出的一些有关廊桥营造活动中的民俗研究成果。

泰顺廊桥可以说是浙闽地区木结构的代表性杰作。历史地、宏观地来看，浙南、闽北属于古闽越文化圈；扩大来说，它应属越文化体系。瓯越、闽越，追究其根源，都是发源于胶东半岛的上古东夷集团。按照不断得到考古学印证的古史传说，发源于青海高原的西部华夏集团的部族，大约在4000余年前东进，与发展壮大而西进的东夷集团相遇。东西两大原始文明的撞击，最终决战于“涿鹿之野”，以华夏集团的黄帝族战胜东夷集团的蔑帝(被黄帝族贬称为害人虫——“蚩尤”)族而告终。来归顺的蔑帝族人四散逃亡，大体上说，部分越海东渡日本，部分经赣、湘转赴西南(现在苗族仍然自称为蚩尤后代)，部分向东南沿海迁移。后宋江、浙地区的吴越、福建地区的闽越、广东地区的南越，直至越南，都是原始东夷集团移民的后裔。所谓“百越”，在文化上是有渊源关系的。浙南，闽北的泰顺地区，作为瓯越和闽越文化圈，是和北部的杭嘉湖地区有着历史因缘的。将近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所反映的高度水准的木结构成就，表明了泰顺虹桥深远的历史文化根基。

泰顺是位于浙江省南部的一个山区县，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千百年来一直都受着南越文化与瓯越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在当地保存下来的绚丽的乡土建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在种类繁多的乡土建筑中，最具地方代表性的当数种类与数量众多的木构廊桥了。泰顺的廊桥，由于其历史之悠久，技艺之精湛，使它在中国桥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泰顺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具有重要工程技术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的各式木廊桥至今还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现在刘杰副教授与沈为平教授合著的此书间世，必将使泰顺廊桥扬名天下，不仅在中国桥梁史上，即使世界桥梁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杨鸿勋

       2004年9月于北京咫园

2001年3月，我第一本关于泰顺的书一一《乡土中国．泰顺》经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以后，相继发行了23000多册，海內外对中国乡土文化关注的朋友很多也因此知道了泰顺，尤其是了解到泰顺有许多优美、耐用的木廊桥。2003年，我进一步介绍泰顺乡土文化的《库村》一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在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出版，发行量估计也已突破了万册。《库村》书中虽然主要讲的是泰顺库村的事，但却对毗邻的庆元县的木拱廊桥_如龙桥做了一些介绍。而此次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由我和沈为平教授合著的《泰顺廊桥》，则是一本全方位系统论述泰顺廊桥的专著，也是一本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学术性和观赏性兼具的大型画册，它的出版，必将为世界了解泰顺廊桥又打开一扇窗户。

“景(宁)泰(顺)寿(宁)庆(元)”四县虽然分属浙、闽两省三地(浙江丽水市、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文化却属同源。此地区遗存的上启宋明、下至建国后营造的上千座木廊桥也是四县共同拥有的一大文化遗产。在这共同的文化圈里，福建寿宁的建桥匠师对木拱廊桥的营造最为擅长，在浙西南、闽东北这一广阔的区域里，他们上山下乡，四处营建，造就了百余座的木拱廊桥。同时，这一地区的桥梁营造又是在互相协作、取长补短和互通有无的不断交流中进一步发展、兴盛起来的。比方说，寿字县下党乡的鸾凤桥1963年重修时的一块题刻上记载：“寿宁县西门坑底东山楼村木匠郑惠福，浙江庆元坝头村石匠吴详东”；泰顺县三魁镇上的薛宅桥也有类似的题刻：“寿邑小东绳墨徐元良，副墨徐斌桂、陈泽应、郑福寿、郑起鉴、薛思年”，其中徐元良、徐斌桂、郑福寿、郑起鉴等人来自福建寿宁，而薛思年就是泰顺当地的薛氏族人。另外，泰顺尚存的造桥匠师——董直机老师傅也是从寿宁县学成的木拱廊桥营造技术。浙江籍的工匠对砖石技术似乎更加在行，许许多多的乡土建筑以及木石结构的桥梁也都有他们杰出的贡献。在这样一个技术交流广泛而长期存在的地区，泰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了该区域文化的中心。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你去看泰顺廊桥，你已经不是在审视一座具体的位于浙江省泰顺县的某一座桥了，你面对的却是浙闽交界山区共同技术和文化作用下的一座廊桥。当然，由于山势险阻，该地区的文化和技术交流当然比不上平原地区那样来得直接、迅速和充分。但是，正因为这些存在着的交流障碍，却导致了泰顺、乃至浙闽山区的桥梁文化在大同的基础上也存在着小异，这些小异就构成了今天泰顺以及它代表着的浙闽山区桥梁文化的绚丽多姿，是直接造成其风格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0世纪50年代，桥梁史界发现了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水虹桥的特殊木拱结构，以唐寰澄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古桥专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文献和模型结构的考证与研究；自从20世纪70年代又在以泰顺为中心的浙闽交界山区发现了结构与汴水虹桥极其类似的木拱廊桥以来，科学史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它们的身世以及渊源展开的研究、讨论甚至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汴水虹桥和浙闽虹桥两种技术到底孰先孰后，抑或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这两种桥式如果从结构上看到底孰优孰劣，其结构命名又当如何？这些问题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讨论，却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另外，以泰顺为中心的浙闽山区到底蕴藏着多少座这样的木拱廊桥，各自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目前，研究界也拿不出准确的数字及详细的资料。

2001年的岁末，当时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的沈为平教授看了我的《泰顺》一书后，他非常热心地打电话给我，关心、鼓励和支持我们的考察研究工作。我当时非常感动。毋庸讳言，在交通大学这类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对人文科学以及相对偏软的学科的发展历来并不重视，类似情况在国內其他大学亦然。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实属不易，当时我们也觉得万分幸运并倍感珍惜。在院系其他领导以及沈教授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我们研究小组每年都会深入到浙闽山区木拱廊桥之乡进行一次或数次的实地考察，并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组在浙闽两省各地文博专家的协助下基本弄清楚了这一地区的木拱桥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并对浙江省之庆元、景宁和泰顺县以及福建省寿宁县等地的大部分木拱桥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自2002年起，沈教授不惟支持我们研究，还亲自加入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来。他是中国结构和力学方面的专家，由于有他的参与，我们研究的视界和考察的范围都迅速扩大。以前我们所用的主要是建筑学的一些考察手段和建筑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运用建筑测绘、文献调查等方法；沈教授的加入，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思维方法，使得我们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很快就得到了突破，比如他首次提出运用工程技术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证汴水虹桥和浙闽木拱桥的渊源关系。2003年，我和沈教授曾两次去到泰顺作廊桥考察。同年，我在沈教授鼓励支持下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南方木构建筑起源与流变研究》，也得到了基金委员会的批准，其中浙闽木拱廊桥的研究也是涉及南方木构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內容。

2004年6月中旬，沈教授和我带着题目为“CHINESE RAINBOW BRIDGES”的论文远赴欧洲参加第八届世界木工程大会，并作为亚洲地区的唯一代表在主演讲大厅——芬兰西贝柳斯音乐厅做了演讲，引起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8月17日，我们一起又到福建省的武夷山市考察余庆桥。2l日我们驱车二百多公里，途经政和县去到了浙江省庆元县，我们在那里借县里搞香菇旅游节之机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浙闽木拱廊桥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浙闽木拱廊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决定成立中国虹桥研究会，并成立了临时筹委会，大会推举沈教授为筹委会主任，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赵辰教授和我为副主任，还决定以后每年都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原则上在浙闽两省轮流召开，泰顺县代表、县委宣传部部长何平先生转告县委意见，表示非常愿意承办下一届研讨会。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虹桥的研究正在从以前的地方性、少数人研究的际遇逐步走向正规化、规模化、组织化和国际化，这个课题也必将从一个生僻的学术园地走向未来建筑史学和桥梁史学研究的热点。我们不能不为之振奋！

促成这本画册能早日出版的还有两位关键人物，那就是泰顺县委书记周维亮和宣传部长何平两位先生。他们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果敢的气魄使得这本画册的出版没有遭到一刻的耽误。他们对泰顺的文化遗产的珍惜和爱护之情，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以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都让我们敬佩不已！

一部书的写成实际上是集体协作的共同成果，《泰顺廊桥》的出版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这本书引用了不少地方上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成果，其中有泰顺县文博馆的薛一泉先生和寿宁县文化馆的龚迪发先生的研究成果，也有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建筑系学生的劳动成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作为一本大型画册，书中的摄影作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摄影家周咸俊、李永在、季海波、张俊、施明达、林作贤、林上兆、江小铎、孙斌、陈圣格、荣家琪、夏勤治等先生为本画册提供了众多优秀的摄影作品，使本画册增色不少。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摯的谢意！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路秉杰先生引我入泰顺，让我有机会接触和研究泰顺廊桥，是值得我永远铭记和言谢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先生长期以来指导和支持我对浙闽地区乡土建筑的研究，让我受益匪浅，也是自当感谢的！中国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杨鸿勋先生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虹桥研究，引领我们窥其堂奥，当他听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即将成书出版时，也很高兴，并在百忙中为之作序，他对年轻学人的关切与无私帮助让我不胜感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我们课题的立项支持是非常关键的，它的精神鼓励以及资金支持让我们感到荣耀的同时而又倍感责任重大。此时此刻，我们谨以大型画册《泰顺廊桥》的出版来表达对他们工作的敬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