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是名师荟萃、思想激荡的讲坛。本书为其第一辑中的一本，精选九场精彩的关于“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演讲。

从杨叔子慷慨陈词中华民族的文化哲理，到刘兵、江晓原调侃批评当下的学说品位；从袁鹤翔娓娓道来大学理念的历史和现实，到韩敏中细细重温阿诺德的“文化”与反思意识；从陈平原侃侃而谈大师的意义与弟子的位置，到龚育之热情呼唤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双赢；从汪晖执著憧憬人文科学高等研究的皇冠，到甘阳理性阐述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与通识教育之道，再到赵一凡悉心描绘对哈佛和清华的温情与期望……你都可以在本书中读到。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生活节奏全面加快的今天，同顾片反思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对于大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尢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务处等于2005年上学期联合推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本次系列讲座共请到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10位中国学者，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观念出发，围绕“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这一主题，结合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对大学及大学理念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本书正是这一系列讲座的结集，它的出版将为关注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独特的思想成果，也能存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不能亲临现场的遗憾。

总序 /胡显章

未完成的演讲(代序) /曹莉

第一讲 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杨叔子

第二讲 学术品位与“两种文化” /刘兵 江晓原

第三讲 大学：理念与现实

——反思通识教育之理念与嬗变 /袁鹤翔

第四讲 “Float Our Stock Notions and Habits”

——阿诺德的“文化”与反思意识 /韩敏中

第五讲 大师的意义与弟子的位置

——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陈平原

第六讲 科学与人文：双赢和交融 /龚育之

第七讲 高等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 /汪晖

第八讲 大学之道与文化自觉 /甘阳

第九讲 哈佛与清华 /赵一凡

什么叫中国特色？我讲：背靠五千多年，坚持“三个面向”。如果不背靠五千多年，不用说五千多年，甚至把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历史以及由此沉淀而形成的文化都丢了，数典忘祖，这种民族就失去了灵魂，就会自我埋葬。有位教授跟我开玩笑讲，你这位院士说丢掉中国文化就变成了“香蕉”，我不太同意，什么是香蕉？皮黄里白。你所讲的那些人，懂得西方文化吗？他们根本就不懂！没有“白心”，根本就不是“香蕉！”他们是只空心的“香蕉”。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文化犹如丢掉了身份证。民族主要是文化概念。去年，2004年11月16日《科学时报》第4版有篇文章《高度警惕中华文化的断裂》，非常好。

中国特色还必须坚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向世界，要延拓空间；面向未来，要延拓时间。你不面对现实，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延拓，你就不能与时俱进，不向先进文化学习就要落后。如果不坚持“三个面向”，就没有前进动力，一定会为时代所淘汰，再演闭关锁国的悲剧。我们许多大学今天想搞国际化，讲国际化我不反对，但一流大学是什么大学，我校涂又光老先生讲得十分正确，是university of China，不是university in China，是“of”不是“in”。如果在中国的一流大学是哈佛、是麻省、是剑桥、是牛津，是“in”不是“of”，我们办一流大学就彻底失败了！我们的大学首先要培养“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学生要能为中国服务，“大”学生要能开拓创新；简单讲，能爱国，会创新。

我们坚持“三个面向”，就是要吸收一切先进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在世界上起到本身应该起的作用。背靠五千多年，坚持“三个面向”，归根结底，就是要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我们必须高度注重文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文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的引路灯、方向舵、动力源、活水源。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文化，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坚持科学发展观。我非常赞成清华大学一个教学成果项目申报中所讲的话：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尊；没有义化自尊，就没有民族自尊；没有民族自尊，就没有国家自强。所以，文化的自觉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发表100周年，我愿引用爱因斯坦两段话来总结我的汇报，也是为纪念这位与中国人民心心相通的伟人。

第一段话是：“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可否认，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

第二段话我认为更精彩：“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内心不懈的努力来摆脱反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成为一个幸福的群体。”这段话和前面讲的《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根本一致。“人心惟危”，就是讲人具有反社会的、破坏的天性，人带有危险的兽性，如果危险的兽性不改，加上你是人，有人特有的灵性，你的才能越大，坏事干得就会越大越多。马加爵事件出来以后，有人跟我讲：“过去三句话，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不要吵架”，弄得不好，将来研究生讲不要杀人。因此要摆脱兽性，要摆脱破坏的天性。“道心惟危”，就是要使人类成为一个幸福的群体，要确立这么一个目标。“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懈的努力，产生与确立这么一个目标，并使之可靠地得以正确的实现。

在结束我的汇报时，我要说一下，我这个人特别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其中有一位诗人我特别喜欢，他就是唐朝的诗人刘禹锡，改革派，不怕打击，不怕失败，直面人生，勇于斗争。我今年36公岁，心理年龄很轻。他对老年人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对新人寄予无限的希望，“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新生事物，他是支持的，“请君莫奏前朝曲，且听翻新杨柳枝”；对秋天，他讲“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春天，他讲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很多朋友到武汉去都要登黄鹤楼，因为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我认为上黄鹤楼主要是可以看见大江奔腾而去的雄伟之势。大江东去是总趋势，但在武汉，大江却是北去；在南京，由南偏西流向北偏东；在1998年大水灾的湖北嘉鱼，大江却是西去。大江东去，但有曲折，有回流，有艰险。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大江东去，但有曲折，有回流，有艰险，然而大江毕竟是东去，势不可挡；我相信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一定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是势不可挡，必定前途无限美妙！

未来属于你们年轻一代！谢谢！

           P42-P43

    未完成的演讲

     (代序)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并非一个新的话题。从柏拉图提出的“哲人治国”到纽曼倡导的“博雅教育”，从中国《易经》中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到《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早已是几近与大学同龄的古老话题。而关于此话题的公开讨论，在上两个世纪的很多世界名校中早有发生。其中，剑桥的瑞德演讲(the Rede Lecture)就曾为几代宗师提供了争鸣和论辩的讲坛，比较著名的是阿诺德针对赫胥黎1880年在英国伯明翰梅森理学院的成立典礼上所作的“科学与文化”的演讲，于1882年在剑桥以“文学与科学”为题所作的回应，以及20世纪50年代C．P．斯诺有感于以英国为首的现代西方大学中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隔绝，在同一个讲坛上所作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这两次演讲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主题都是围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孰重孰轻，文理如何兼容并蓄、“全人”如何培养等有关大学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在当代中国，自世纪之交起，国内一些名校如清华、北大等期望在本世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以来，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阶层关心国家教育事业的人们对于中国大学理念和大学目的的讨论与思考可谓层出不穷，方兴未艾，它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也激起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层层反思。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理想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节奏全面加快、诱惑和选择纠缠不清的今天，回顾并反思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探讨并追求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共赢，对于大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质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现实，并为纪念清华大学和全国其他高校正式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清华大学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教务处、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团委于2005年2月至6月联合推出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一)——“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期望以此促使广大同学青年暂停一下匆匆的脚步，和主讲人一起来共同思考和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

本次系列讲座共请到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10位中国学者，他们从不同的学识背景、观察和思想视野出发，围绕“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这一主题，结合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对大学及大学理念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表了独到精辟的看法和见解，在清华校园内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受到社会有关方面和媒体的关注。应该说，在今日清华这样一个工科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讨论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在比较清华和北大时，常常会说北大人往往坐而论道，清华人则“行胜于言”，就像有人说起牛津、剑桥时会说“牛津教你无中之有；剑桥教你有中之无(Oxford teactles you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Cambridge teaches you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一样，乍一听，似乎人们是在批评北大的夸夸其谈，称许清华的埋头苦干。然而认真想来，真理不光需要实践——所谓实践出真知；真理还需要言说和书写，需要启蒙与呐喊——所谓道理越辩越明。

当专业化教育仍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将学生赶往图书馆和实验室，当专业成才在一般的大众社会意识中仍然高于精神成人，当就职和“成功”的压力日胜一日，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课外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必需和迫切。通过开展如名师讲座、名人访谈、经典带读和艺术欣赏等多样性的文化素质教育课外活动，有可能帮助同学通过与名师、名作、名篇及由之带来的文化思想和文化遗产的亲密接触，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均衡协调的发展，并不断在生动活泼的交流和实践中学会发现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真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正是试图为广大同学青年提供一个“与名师同行，与真理同在”的想象空间。系列讲座的总标题之所以突出一个“新”字，是想引导同学们在当下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和考察以人为本、人文日新、科学精神、人文底蕴等一系列既古老又新鲜的理念与思想，并在不断的反思和追问中，对固有观念、陈规陋习进行“冲泡和松动”(阿诺德语)，成为不光知道埋头拉车，还知道抬头看路的高素质的人。当同学们满怀好奇和疑惑追随先学的思路，分享其学术洞见和精神追求时，与名师的对话便自然而然地在心中生成；当学子们一边凝听名师的教诲，一边在知识的殿堂里数经问典、踽踽独行时，辨析是非、追求真理的能力和品格便悄然而生。曾经有位同学在听完一次讲座之后发来这样的邮件——“讲座刚听完就急忙跑到图书馆，东施效颦地一定要借一套《西方文明史》，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失去的补回来，结果只有一套，还被人捷足先登了。”还有一位同学写道：“在许多日子里，焦急地等待讲座那天的来临几乎构成了我对学习生活大部分的期待和向往。”一场讲座能促使同学找出自身的差距并激发起对知识的真正热情，一个系列能让同学有如此热切的期盼并产生仰望星空的冲动，仅这些，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开始。

“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的正式开讲是在2005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作首场演讲。杨先生是一位具有人文情怀和理想诗情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任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期间，他以一位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特有的眼光和睿智带领全校师生在校园里刮起了一股“人文风暴”，为全国其他的高校，特别是以理工为主的高等院校树立了推广以人文素质为核心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榜样。2005年4月初，古老的京城和往年一样，在绚烂的榆叶梅悄然绽放的时节，走进了又一个春风暖人的人间四月天，“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即将拉开帷幕。其时正逢杨叔子先生来京开会，清华大9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胡显章教授邀他作讲座的第一讲，杨院士欣然答应。4月6日傍晚，杨先生面带大学者特有的虚怀若谷的微笑，如约来到清华。演讲前顾秉林校长邀他共进晚餐。席间，他谦虚恳切地对顾校长说，清华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做得早，做得好，没有清华、北大的积极参与，全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当晚七时二十五分，杨先生在胡显章教授的陪同下准时来到演讲现场——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此时的报告厅早巳被热情的听众围了个水泄不通。顾校长当晚学校有会，特请夫人吴亚茹教授到场，但由于听众太多，吴老师赶到后与很多教授、学生一起被堵在了门外。当晚的讲座由胡显章教授主持，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年逾古稀的杨先生一直精神饱满地以站立姿势，用略带江西湖口口音的普通话，以“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为题，引经据典、诗情画意地以时代精神为参照，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传统作了热情洋溢、振奋人心的阐释，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动容。出席演讲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盛赞杨先生的演讲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文化大餐”。

第二场演讲是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学术相声”：学术品位与“两种文化”。刘兵和江晓原是常年的学术搭档，二位虽说风格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研究兴趣，长期以来他们专治科学史的研究，又都是口才极好的作家型学者，曾在多种场合联袂上演过“学术相声”(江晓原语)的好戏，受到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他们思维敏捷、谈吐风趣，演讲极富表现力。经常阅读《文汇读书周报》、《科学时报》、《东方早报》、《文景》等京沪两地报纸杂志的朋友们会发现，二位学者除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很有建树之外，还非常关注中国大学的现状和未来，经常撰文或演讲，为传播科学文化、提高学术品位奔走呼号。4月13日晚，刘兵、江晓原围绕“两种文化”与学术品位在图书馆报告厅以对话的方式给听众讲演了一场既严肃又诙谐的学术相声。他俩直言疾呼谨防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伪创新和伪出版，反对计划学术、量化考核等急功近利的唯科学主义的学术研究和评估机制，提倡两种文化——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平衡和交融。刘兵声音洪亮，谈锋甚利，像个黑脸关公；江晓原则脸色红润，面带微笑，活佛一般端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两人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紧一个慢，配合极为默契，给在场的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次日清华新闻网以“南腔北调，话学术品位与‘两种文化’”为题作了及时的报道。

系列讲座还赶巧请到了台湾东吴大学谢东闵人文社会科学讲座教授袁鹤翔先生。袁先生曾是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的系主任和香港比较文学会创始会长。袁先生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应原外语系系主任吴古华教授的邀请来清华讲学，那时我还是一个刚走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印象最深的是袁先生从文艺复兴的绘画谈起，告诉同学们怎样用透视的、多维度的眼光去看文学、看世界。袁先生温文尔雅，学贯中西，中英文都极其到位，令人仰羡。他讲课深入浅出，给人一种被智者引领前行的感觉。4月中旬他应外语系的邀请再次来清华讲学，当我请他借此机会在图书馆报告厅讲一讲他所认识的大学理念的时候，袁先生欣然应允。4月20日晚，在座无虚席的报告厅里，袁先生如数家珍，旁征博引，用他那特有的中英文灵活并用、清晰晓畅的语言将中西大学理念的嬗变和发展一路娓娓道来，带着学子们饱览了大学理念古往今来的一道道特色风景。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并长期在美国和香港工作的经历给了他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中西两种文化的底蕴。他在演讲中提到的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和T．S．艾略特等人所关注的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在下一讲韩敏中教授的演讲中得到了不约而同的回应。袁先生还利用这次来清华讲学的机会，对清华大学的人文教育和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令人难忘。

北京大学英文系的韩敏中教授是这次讲座系列的10位演讲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近年来，她潜心从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的研究。2002年，她翻译了英国文化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著作——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并发表了《阿诺德、蔡元培与“文化”包袱》的长篇论文，着重讨论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反思等当今中国知识界需要充分思考而似乎还顾不上充分思考的问题。4月27日晚，韩教授如约从北大清华蓝旗营教工寓所骑着单车来到图书馆报告厅。她演讲的题目是“‘Float Our Stock Notions and Habits’：阿诺德的‘文化’与反思意识”。韩教授在解释标题中阿诺德的这句英文引言时说：“[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对我们既定的、固有的、已然在那里很久了的观念和习惯进行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指对知识的“有用”和“无用”标准的反思、对“知识就是力量”、“社会进步”、“科学主义“、“德先生”和“赛先生”等貌似毫无问题的思想和概念的反思。她就这些问题所发表的观点和意见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不免感到吃惊和新奇，也许从没有想过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响亮口号和宏大概念可能会有问题，需要对之进行“冲泡和松动”。其实，韩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其他几位的演讲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甘阳先生的演讲干脆就以“大学之道与大学之用”为题，重新阐述了他在《将错就错》里所说的“有‘大学之恋’的人不是把大学单纯当作谋生之所，也不是把大学作为从政经商的跳板，而是视大学为神圣殿堂，甚至对大学有某种近乎宗教感情的人”。

第五讲的演讲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陈先生的主要学术背景是中国现代文学，近年来他还兼治学术史和教育史，先后出版了《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等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媒体也因此称陈平原先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实际上，在此方面，其他的几位演讲人都有与陈先生相同的意向和兴趣，即对中国教育的深切关心和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从不同的学术背景，甚至不尽相同的学术观点先后走向“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讲坛。这次陈先生是应原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的邀请加盟“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他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学里值得回味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一种精神。他的演讲即从考证“清华国学院”的名称及其由来开始，讲述了当年国学院里大师与弟子的故事，以期今天有可能传承“清华薪火”的清华学子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清华精神(传统)”的历史渊源。

龚育之先生是清华的老校友、老学长，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现在是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龚育之先生是著名理论家、自然辩证法和党史研究专家，曾参加过《毛译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党史文件的编辑和起草工作。6月9日下午，应胡显章教授的邀请，76岁高龄的龚老如约来到清华作题为“科学与人文：双赢和交融”的演讲。龚老从作家王蒙的哲理小说《线索》讲起，引出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话题。他结合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和随后发生的“科玄论战”，对“反科学主义”的一些盲目论断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提醒学术界应慎言“反科学主义”，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社会运用的负面后果，关注受自然科学影响而日益成为科学的社会学科，历史地看待重理轻文现象，科学区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他提倡以科学态度对待“反科学主义”。最后，他深情地呼吁，应提倡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和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当演讲结束，主持人胡显章教授对龚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向龚老不畏年迈劳顿而传播学术、探索真理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

本系列讲座第七讲的演讲人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汪先生本世纪初转来清华，从登上讲台的第一课起，就受到同学们的仰慕和欢迎。汪先生是中国思想史和鲁迅研究专家。当然，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背景：从1996年起出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不言而喻，几十年来，《读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常翻阅《读书》的人都会发现，近几年，《读书》曾组织过多次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息息相关的“专题讨论”。2002年10月，《读书》编辑部与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就共同举办了“寻求为生活的文学”的专题讨论，探讨中国大中小学的语文(文学)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见《读书》2003年第一期)。正是由于阅读这期讨论时的感受仍留存于心，我就越发萌生了请汪晖教授向全校作一次演讲的想法。于是，由徐葆耕教授出面邀请，汪晖教授决定在6月16日下午讲一讲“高等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主持人徐葆耕教授在开场白中以他一贯的融诗意与思辨为一炉的语言将高等研究比喻为“皇冠上的明珠”。他说：“杨振宁先生来清华后，有感于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同自己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相关，在清华办了一个高等研究中心……如果我们说，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上的皇冠的话，高等研究中心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清华的研究中心到现在为止还只有自然科学。也就是说这颗明珠只有一半，今天，汪晖教授就是要谈明珠的另一半，即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研究问题。”汪晖教授在演讲中结合自己在柏林高等研究中心等国际著名高等研究机构访问和工作的经历，说明高等研究是为第一流的学者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不同领域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并强调它的首要目的可能不是“解决现实实践课题”，而是通过不同领域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生产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将促进学术思想的创新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与进步。这一观点明显地暗合了韩敏中在演讲中对知识“有用”和“无用”的标准的反思。但愿高等研究这顶“皇冠上的明珠”能早日以更加完美的形式和内涵在清华诞生，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和研究型再添新的光彩。

从6月中旬开始，清华和往年一样，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但6月22日下午图书馆报告厅还是挤满了听众。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的甘阳先生正在这里作“大学之道与大学之用”的演讲。甘阳先前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并因主编大型文化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而为海内外瞩目。记得当年读甘阳在《读书》上的文章和后来的《将错就错》，我就对他的平实流畅且富有穿透力的文字印象深刻。5月12日晚，甘先生曾在我校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第四讲上发表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反响热烈。6月18～20日，他作为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的执行主席在香山饭店主持召开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圆桌会议，在发言中他提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着七个问题，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极大兴趣与关注。此次由汪晖先生引荐加盟新人文讲座。22日下午的报告由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清华学报(哲社版)主编罗钢教授主持。罗钢教授在介绍甘阳时称他是思想型的学者，思想很有穿透力。果不其然，甘阳在演讲中精当晓畅地阐述了“大学之道”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指出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必然面临的二者的博弈集中表现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处理上。他以美国为例，着重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在美国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经历的改革和进步，主张历史地、辩证地考察美国教育特别是大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它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追求那些时尚的、肤浅的、与中国国情不相匹配的东西。他认为只有深入了解西方，才能不被其表层的东西所迷惑。对中国的大学进程，他认为，在充分认识其追求有用与务实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留给大学足够的实现其“大学之道”的空间。他希望清华大学努力给进入学校的每一个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并呼吁清华学子们以自觉的精英意识，保持对社会、对平民的热切关注，把“大学之道”和“大学之用”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样一个大语境和大背景之下重新审视，从长计议，均衡发展。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甘阳先生应邀前来清华讲授全校人文教育通识课程“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于是，一场讲座带来了更多的讲座、更多的文字和更多的故事。

本次系列讲座的最后一位演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赵一凡先生。赵先生曾于20世纪90年代末来清华为当时刚刚创办的中外文化综合实验班的同学作过题为“美国的忧郁”的人文讲座，是清华的故知。6月中旬以来，大学生们便陆续开始实施各种各样的暑期计划。然而，30日下午3点，图书馆报告厅典雅朴素的红墙之内如在学期当中一样，盛况如前，不少同学早已找不到位子。赵一凡穿一件深蓝色的哈佛T恤衫，聊家常似的讲述哈佛与清华的故事。他回忆了当年在哈佛读书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到的清华人：赵元任先生、吴宓先生和陈寅恪先生。这几位先生的人生经历和为学之路让他深深体会了清华国学院“中西并举、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传统和胸怀。他对同学们说，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所形成的教育理念则是英国贵族教育、德国实科教育和美国民主教育三层思想的层层相加，三者很好地扣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哈佛大学的独特气质：高压和自由并重，热烈理想和冷酷世故并存。当学生们怀着深浅不一的哈佛情结听完演讲，继续他们日常的几点一线的奔波时，他们或许会想：无论是哈佛还是清华，在各自的国家里，都是顶尖的大学，都已经并将继续承担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

从杨叔子慷慨陈词中华民族的文化哲理，到刘兵、江晓原调侃批评当下的学说品位；从袁鹤翔娓娓道来大学理念的历史和现实，到韩敏中细细重温阿诺德的“文化”与反思意识；从陈平原侃侃而谈大师的意义与弟子的位置，到龚育之热情呼唤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双赢；从汪晖执著憧憬人文科学高等研究的皇冠，到甘阳理性阐述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与通识教育之道，再到赵一凡悉心描绘对哈佛和清华的温情与期望，“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九场讲座在2005年的盛夏到来之时落下了帷幕。然而，人们对于现代大学的精神和气质及其价值取向的讨论仍在继续。人类进入21世纪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愿不仅仅在中国不绝于耳，在世界范围内也日益成为一场争先恐后的潮流。不少志士同仁一方面为建成世纪一流大学的远景欢欣鼓舞，一方面为现代大学里功利主义盛行、财富威力侵扰、人文精神匮乏而感到忧心忡忡。从校长到院长，从教授到学生，间或也不免调侃自己已经或正在身不由己地成为学术“机械工程，，中一根窄窄的传送带或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那么，现代大学到底应该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做些什么？我们怎么做才能将千千万万个年轻学子培养成有理想、有责任心、有知识、有能力，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是每一个参与大学教育的人所必须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的，而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将随着人们的思考和实践，不断获得发展和提升，在此意义上，这个话题之于我们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算作是一次未完成的演讲。

本演讲集由清华大学外语系英(2)1班的全体同学根据录音整理，全部讲稿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定稿。该演讲集能顺利出版，首先应该归功于全体演讲者和几位主持人的热忱加盟和出色才华，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的热情支持与高效工作。另外，还要特别感谢胡显章教授和徐葆耕教授，是二位前辈师长自始至终的支持和鼓励，才使得“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成为名师荟萃、思想激荡的讲坛。还要感谢程钢博士、匡俊勇先生、程薇女士和徐达同学，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是他们幕后的辛勤付出，一起成就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第一辑。

         曹莉

        2006年春节于古城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