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诗体丛书之一。本套丛书的选本体例,有注释,还有说明文字。说明文字既简要概括诗的义旨,还对作品里十分突出的艺术特征加以提示。为使读者对一个时代、一个诗人的风格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丛书中的每一个选本前面都撰写了前言,重在分析和介绍每一体的形式及其艺术特征,将前言、选诗、说明、注释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揭示出每一体的艺术风貌。本书为风雅体诗,以《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和大雅、小雅,以抒情诗为主。该诗以其代表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代代相传,历久而弥坚。值得一读。
风雅体诗选自《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和大雅、小雅,以抒情诗为主。思想上表现出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关注。有明显的道德色彩,形式上基本采用的句式和赋,比,兴的手法。风雅体诗是《诗经》中的精华,以其代表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代代相传,历久而弥坚。
硕 鼠
这首诗表现了劳动者对统治阶级沉重剥削的声讨与控诉。诗人直呼统治者为大老鼠,他们贪婪残忍,不劳而食。劳动者无奈之余,只能幻想着去找一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间乐土。
硕鼠硕鼠①,无食我黍②!三岁贯女③,莫我肯顾④。逝将去女⑨,适彼乐土⑥。乐土乐土,爰得我所⑦。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⑧。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⑨。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⑩。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⑩?
[注释]
①硕鼠:大老鼠。硕:大。 ②无:通“毋”“勿”,不要。③三岁:多年,并非实数。贯:侍奉,供养。毛亨:“贯,事也。”④莫我肯顾:是“莫肯顾我”的倒装。顾:顾及,照管。 ⑤逝:同“誓”。一说为语助词,无义。去:离开。 ⑥适:到。乐土:与下文的“乐国”“乐郊”都是劳动者所向往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安居乐业的地方。 ⑦爰:犹“乃”。所:可以安居之处。 ⑧德:恩惠。 ⑨直:同“职”,住所。一说“直”同“值”,报酬。 ⑩劳:慰劳,抚恤。⑩之:将。永号:长叹。P81-8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代表了两千五百年前即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成就。《诗经》以外或许还有一些诗歌作品,但一方面由于其产生时代难以确考,另一方面其数量和质量又远不能与现存《诗经》相比,所以学习和研究西周至春秋期间的诗歌,只能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三百零五篇为依据。
《诗经》原本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并不是神圣的经典。只是由于它早先曾受孔子及其儒家学者的尊重,至汉代又受到尊儒的汉武帝的青睐,所以才由“诗”而成为“经”。这是政治干预的结果,而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
《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汉代人的划分方法,但却一直沿用至今。照《毛诗序》的解释,所谓“风”为“风化”、“风刺”的意思,它包括上对下进行教化和下对上进行讽谏两方面含义,这两者也就是风诗的内容;“雅”的意思是“正”,“正”者“政”也,因此雅诗的内容就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颂”是赞颂或歌颂,而赞颂和歌颂的对象当然是统治者,所以叫“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后人对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解释或修改补充性意见,从而使关于“风”、“雅”、“颂”的解释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的一桩公案。到目前为止,不同观点尽管依然存在,但划分风、雅、颂以音乐为根据的观点更能获得研究者的支持。
现存《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作品,这其中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凼风)一百六十篇,大、小雅一百零五篇,三颂(周颂、鲁颂、商颂)四十篇。本书以文体为选编标准,名之曰“风雅”,因此所选诗篇仅限于十五国风和大、小雅。事实上,如果从文学发展和文体演变的角度看问题,这样的编选宗旨和选编标准的确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即使在完整的《诗经》三百零五篇里,风、雅和三颂之间,不管是在内容传达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显示着区别。
本书共选作品一百六十九篇,其中包括十五国风一百一十篇,小雅五十一篇,大雅八篇。这些作品虽不能说已经将“风雅”的精华囊括净尽,但它们起码可以称得上“风雅”的优秀代表。从这些作品看,我们认为“风雅”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首先,“风雅”中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诗经》的世界几乎就是一个抒情诗的世界,不仅《国风》如此,大、小雅如此(通常认为是所谓“史诗”的《大雅》中的《文王》、《生民》等诗篇,抒情成分依然占主导地位,其叙事却是过分具体的和零碎的),即使《颂》诗中的颂辞也没有太多叙述铺垫,而是直奔歌颂主体,尽情抒发诗人的情感。因此,可以说抒情性构成了“风雅”的第一个特色。这一点事实上对日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发展走向,起了至关重要的奠基和框定作用,中国文学史以抒情诗为主体的事实和结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原因。
其次,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关注。不厅斤计较于人事的具体和完整,但却时时刻刻关心自身周围的好坏变化;既要抒发情感,更要关注现实;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惟一的关照对象,抒发的情感是生活中的体验和生活中的情感,这构成了“风雅”的又一个特色。古人或将这一特点称之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改叫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今人则更把它明确概括为“现实主义”。其实,“饥者”、“劳者”之歌也好,“现实主义”也罢,都无非是看到并且企图指出“风雅”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和关切。应该说,肯定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惟一关照对象和惟一描写对象的观点,不仅使“风雅”的一个重要特点得到凸现,而且也把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乃至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凸现了出来。
第三,明显的道德色彩。“风雅”是诗,它以抒情见长,又常常把诗人关注的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但是有一点,诗篇中浓重的道德色彩并不因抒情和关注现实而有所减弱,恰恰相反,在《诗经》中,道德要求、道德评判与强烈的情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不管是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典范之作爱情诗、弃妇诗中可以看到,在描写朋友之间的友情诗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关怀现实的政治讽刺诗里,道德评判仍然是一把须臾不可或缺的尺子。这一特点毫无疑问与周代的礼乐文化、君子人格的时代要求有关,它也同时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某种限定和规范作用。
第四,四字句的诗体形式。《诗经》中的全部诗作除极少数情况外,基本采用的是四言的形式。选择四字句的表达方式,显然与当时的音乐有关,不过,简单的音乐节奏的确影响了文字功能和文字作用的展开与发挥。因此,这种四言诗体尽管代表了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但它很快就被新的诗歌形式所代替,并且在汉代之后就基本上绝迹了。所幸的是,“风雅”中简单而单调的四字句常常得到重章、叠句的协调和接济,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四言体的情感表达容量。
第五,赋、比、兴的表现手法。“风雅”中大量运用了赋、比、兴手法,从而使古朴的四言诗增强了形象性,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宋人朱熹《诗集传》中的这一解释一直是人们探讨《诗经》艺术表现手段的重要根据。实际上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赋”就是平铺直叙,就是叙述,当然其中包括一般叙述和铺陈叙述。这一点在风诗和大、小雅中运用得都很普遍,因为叙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段。“比”就是比喻、打比方,它在“风雅”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比较著名的象《硕人》、《硕鼠》中的比喻,另外用季节变化比喻感情关系变化,还有用与打鱼有关的意象隐喻男女爱情等,都是很典型很出色的。“兴”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要描写的事物作铺垫,而诗人所选择的前后两个事物之间一般都存在微妙的比喻关系,比如象《螽斯》以蝗虫振羽起兴暗喻蝗虫的高繁殖力与人希望子孙兴旺之间的内在关系,《桃夭》以绽放的桃花起兴暗喻女子的青春风华等,也都很有代表性。因此,“风雅”常常出现“比而兴”的情况。总之,《诗经》中赋、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不仅使其诗篇增添了摇曳多姿的艺术魅力,也为中国文学奠定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表现传统。
《诗三百》自打汉代成为不刊的经典以后,它整体的文学艺术魅力往往被经学的光环所笼罩。但是,以“风雅,,为代表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也批判现实的精神,却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代代相传、历久而弥坚。在建安诗人、南朝诗人左思、刘琨、鲍照们的作品中,在诗圣杜甫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不息的影响,“别裁伪体亲风雅”。文学永远和现实保持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赋、比、兴也将继续保持文学表现方法的恒久魔力。
2003年10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