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地位显赫，无需多说，他出于何种意图以及如何改变了文明人类的一些基本假设，却需要我国学界花费大力去探究。探究的起点，首先在于悉心研读卢梭的作品。这套《卢梭注疏集》从当务之急的卢梭要著的义疏人手，着眼于实现卢梭全部要著的笺注体汉译本的出版这一长远规划。

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开设讨论卢梭政治哲学的研读课——涉及《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等著作——激发了作者对卢梭的兴趣。对本著作极具启发性的研读课。

《卢梭注疏集》出版说明

中译本说明

鸣谢

一 绪论

二 社会契约：主权者与公意

三 立法者

四 政府

五 主权人民与政府

六 制度支持

书名缩写

人名索引

《社会契约论》证实了卢梭的信念：有非任意的对错原则。该书就是要确立真正的政治权利原则。然而，这些原则与卢梭主权者的关系，【44】完全不同于自然法与霍布斯主权者的关系。霍布斯那儿，主权者的设立是实施先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卢梭这儿，理性法的政治主干部分——例如，源于人们自我保全的天然自由和平等；关于哪种约定有效，哪种无效的论断等——决定了社会契约的品格，也就是说，注入社会契约。它们从内部，而不是从上方(above)，控制社会契约——公意——所确立的主权者如何运作。于是让人想起下面对二者区别的解释。①为了消除无政府和内战的危险，霍布斯希望确立一个主权者，实际地讲，若从主权者意志出发，不可能有什么合法诉求。尽管霍布斯竭力表明，主权者好像同化了自然法，但是，自然法始终是独立于主权者的标准，凭借这个标准，才能衡量主权者的行为，才能为对抗主权者提供依据。卢梭要求确立的主权者——公意——可以信赖，能够尽心尽力确保共同利益，而且，唯独它才能这样信赖；因此，它能博取公民的忠诚，即便在某种场合，他们觉得它犯了错误。

我们将看到，公意并非永远正确的智慧。而我们对“主权者，仅仅因其是主权者，便永远理所当然”①这一论断的最终理解，却并非如此。支撑这种强论断的简单观念是：共同利益是全体人民的自身利益。这就是可以依靠人民——如果它是主权者的话——保护共同利益的原因。强调现实的人(men as they are)，将主权者放到一边，在卢梭眼里，是冒无法接受的政治风险。然而，随着他的论证逐渐展开，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很快面临两个问题，那是民主共和国所有善于思考的朋友都会面临的：首先，人民辨别共同利益是否像欲求共同利益那么轻而易举?其次，如何防止形成不义、专横且暴虐的多数，甚至连追求共同利益的欲望都没有?卢梭面对两个问题，不过，最好还是推迟讨论公意的可靠性问题，直至我们接触到那一部分。目前，我们仅仅指出，刚才引证的那个强论断必须加以限制，并详尽阐述。

公意制订的法律若有效，必须有强制力。【45】卢梭指出：“凡拒不服从公意者，全体将强迫他服从；这不过是说，人们强迫他自由”(1．7．8)。有些解释者用这段话证明：卢梭的学说是极权主义，至少隐含着极权主义。我们并不奢求，以下论述足以消除这种看法。仅仅是想表明，还可以按照我们上面说的理解这一段，这种理解并不支持上述指控。根据卢梭引文以及前面的讨论，唯一的政治选择介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服从公正法律密不可分的自由；另一方面，屈从任意而暴虐的统治。因此，使法治(the rule oflaw)成为可能的力量，同样使自由成为可能。卢梭补充说：“这[公意的强制性]就是使每个公民具有祖国[Patrie]，从而保证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的条件。”(1．7．8)①我们后面还将看到，卢梭究竟如何理解自由、法治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仅仅依据爱国主义，并不能合理推断卢梭是极权主义者，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并非一回事。

卢梭描述社会契约暗含的强制力之后，径直讨论契约如何改变立约的个人。两个讨论如此接近，不完全出于偶然。社会契约使个人无法利用它所确立的集体力量以谋求私利，从而规定个人的位置：除非超越自身，否则无法追求个人利益。人们由此懂得了义务和正义的意义：

只有当义务的声音取代生理的冲动，权利取代嗜欲时，此前只关心一己之私的人，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在倾听自己的欲望之前，首先请教理性。(1．8．1)         P49-51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竞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于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从古至今，困扰人类，给人类造成城市毁坏、国人灭绝、世界和平瓦解等灭顶之灾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有无权力，也不在于权力从何处来，而在于谁应该掌握权力。

——洛克

……读古典的大书得跟一个自己曾有过深入阅读且已经深入思考过一番的先行读者一起读，在这位有经验的读者带领下，学生们(尚没有阅读经验的人)的阅读能力才会有所提高。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