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被认为是社会学巨擘，学术界泰斗，他的《江村经济》和《乡村中国》，被誉为社会学调查和理论的经典之作。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了该年度赫胥黎奖章。本书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国小城镇理论、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变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等五个方面向您讲述了费孝通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方面的理论研究。

一 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

——农村经济变迁、工业下乡与饥饿农民的出路

(一)革命与现代化受挫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

  农村危机

1．特定时代背景下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

  要求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迁

2．农村与农民的困境

3．挽救“危亡”的努力与危机的日益深重

(二)理解社会变迁才能”救亡图存”

1．以强国之心和富国之愿寻找国家和民族的

  内在生命力

2．“文化”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工具

3．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三)“社区研究”——在“田野调查”中探寻社会变迁的

  动力

1．社区调查与类型研究

2．对农村经济衰败的社会结构分析

(四)工业下乡与中国乡村经济变革的出路

1．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中国工业的发达

2．工业下乡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3．工业下乡与农村合作化工业的发展

二 中国小城镇理论

——“蓄水池”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一)重启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1．中国模式的现代化与农业化和农村的发展

2．工业下乡、发展小城镇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

3．现代化以农民富裕和农村城市化为依归

(二)小城镇——大问题

1．亟待解决的社会困境——生产性社会与社会

  空间的一元化

2．小城镇是突破一元计划空间、繁荣农村经济的

  有效载体

3．小城镇是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库”

(三)中国农村经济的普遍繁荣与小城镇兴起的动力

1．工业下乡与小城镇的发展

2．寻找小城镇复兴与发展的动力

3．找寻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模式”

三 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

——把握市场机制、促进区域合作、走向共同富裕

(一)从把握“市场”进入区域发展的研究课题

1．在计划体系中认识“市场”

2．理解市场体制

3．把握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

4．衔接“两张皮”——关注农民在市场中的能力

  获得

(二)寻找市场、为边区发展谋出路

1．探索走向富裕的“内发性机制”

2．寻找推动发展的外力——合作机制

(三)区域发展与“全国一盘棋”

1．市场作为区域发展的“发动机”

2．“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

四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变迁

——“差序格局”与“文化自觉”

(一)形成认识社会结构的分析纬度

1．从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争论中获得的

  启示

2．回到涂尔干

(二)乡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三)中华民族与全球性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1．中国社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2．世界一体与文化多元

(四)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定位

1．社会实体与人之本位

2．“差序格局”与中国的社会结构

3．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定位

五 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兼谈知识分子的“正气”与“志气”

(一)社区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1．社会学走入中国

2．社会学的中国时期

3．乱世中的中国社区研究

(二)“从实求知”与“学以致用”

——学科建设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服务于时代的发展

1．在学科重建中确立学科发展方向

2．在实践中确立研究方向

3．随社会发展更新思维

  (三)但开风气不为师

——学术反思与学科突破，“富民”与知识分子的

精神力量

1．“破题开路”

2．“补课”与“扣门”

3．开一代风气

   (四)工业下乡与中国乡村经济变革的出路

1．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中国工业的发达

通过对江村和禄村的考察分析，费先生指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资源不足，人口太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研究怎样提高农民的收入，怎样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问题。

在中国，土地一直是农村社区内最重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它也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下，土地的供应总是非常有限的，农民们常常要依靠一个个散布在村庄里的传统工业谋生，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事实。往往一方扩大田产的企图总会引起另一方田产的失去。如果土地本身承载的财富不增加，财富积聚很难在社会继替过程中持续下去。由此，农村社区的土地分配以及相应的财富分配，以至整体的社会秩序将经由一定的历史时期而实现总体的平衡。

  从乡村工业到都市工业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可

是，在中国却另外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因为中国本国的都市

工业，在西洋先进工业的压力下无法发展。关税不能自主，领

海及内河航行权已送给外国，加上历年来厘金特税的缚束，国

外输入的工业品在市场上到处占着优势。……农业和工业在

乡．村中的联系，是人的生活把它们结住的。……在中国不幸

的是都市和乡村之间横着一道国界。整个的大趋势是中国经

济的彻底农业化。(第3卷，第12～13页)

西方的工业革命至少威胁到了中国农村的小农们，他们成为工业家的潜在劳动力，缺乏原始资本的贫苦农民将一直无缘分享在资本主义原则上组织起来的工商业的利润。这样，工商业的发展将带来灾难I生的后果，哪里工商业发展，哪里的租佃制度就会更加发达，进而，农村地区商业发展为外国商品的入侵做好了准备，而这些外国商品正在逐渐侵蚀传统工业。当传统工业消失时，农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收入来源，变得更为贫困，失去自己土地的危险也增加了。由此看来，与西方工业的接触是影响目前中国土地占有状况的最重要因素。(第2卷，第421页)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是农村工业与西方机器工业竞争失败的结果，是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市镇上的人手中的关键条件之一。

费先生指出，土地对于农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是经济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相应的复合性文化意义。因此，失去土地对于农民是残酷的。但是在江村的调查使费先生感到，农民也可以另外获得一种补偿性的意义。江村丝业的发展中显示了社会变革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以合作形式形成的乡村工业，这无疑可以使变迁中的、走向都市化的农民获得一种过渡性空间与力量。所以，对于社会变迁的探讨只是为农民寻找出路的准备，其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下面这一系列问题：改变经济关系的动力是什么?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哪里?费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改变经济关系的动力是乡村工业的兴起，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中国工业的发达。工业发达可以使更多的人从事更多种职业，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减低农田所负担的人口压力，工业发达也是增加资源的有效出路，工业可以使农民最终摆脱饥饿状态走向丰裕。

P25-26

这是一个“对话”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介入各种形式的对话，扮演着不同角色的对话者。对话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方式，它还是思维方式和阐释方式。我们在这里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场特殊的对话，它是对一种思想的解读，更是对一种精神的追思。

还在费先生生病入院前，我们即已筹划好要和费先生进行一次访谈。想让费先生以这样一种比较自由的形式回顾他一生的思想历程，勾画出他的精神自画像。未曾料想，费先生入院后身体极度虚弱，以致无法言谈。费先生的离去使这次未能成行的访谈终成无法弥补的憾事。感伤之余我们也不禁想到，费先生一生勤思笃行，几十年风雨兼程写就了一部厚重的人生之书，它为我们和费先生进行深入的思想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和费先生进行的思想对话，着重于还原费先生各个时期思想生成的社会背景和学理来源，力求在展现费先生思想原貌的同时品味其独特的时代性内涵，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坐标中解读费先生思想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步阶段，学术界的很多相关理论和方法都是直接来源于国外。费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亦步亦趋地照搬国外的理论，而是选择性地借鉴一些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社会实情入手，致力于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探究总体性的社会变迁，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化道路，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先生在早期研究中立足于大量的社区实地调查，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究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种种成因，并力求为困苦中的中国农民找到解除“饥饿”困境的可行性道路。从这时起，“富民”的宏愿便开始在费先生的心中植根，而“志在富民”更成为费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它也是我们解读费先生一生思想的核心要旨。费先生从农村民生凋敝、文化颓败这一社会表象入手，通过这一时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村人口的全部活力，使整个文化陷于僵化，而要使情况有所改观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土地关系。费先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发展起能够惠及农村的工业，而建立分散的合作化乡村工业无疑是最为可行的。正是从此时开始，费先生不仅确定了自己一生的研究方向，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即把田野调查与理论总结相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理论，再以理论来为实践做出阐释。此种研究方式堪称开一代风气之先。  

30年后，中国乡镇企业的萌生证实了费先生先前的设想，这股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更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起来，费先生把乡镇企业称为“草根工业”，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工业形式生发于中国的乡土民间，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今天，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更加有力地证明，费先生为中国农村发展指出的路径是行之有效的。费先生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他把目光放在了更远处，看到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城乡格局的诸多影响，并据此提出了“小城镇”的相关理论构想。费先生指出，工业下乡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而乡镇企业的群落化发展则推动了小城镇的复兴。小城镇不仅可以进一步带动其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更可以成为体制改革中新旧力量交接的缓冲地带，费先生形象地称之为“蓄水池”。费先生认为，这个“蓄水池”能够突破原有计划体制的一元格局，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提供交融空间，还能调节城乡人口的流动，缓解因人口过于集中而给城市造成的种种压力。我们今天看来，小城镇之所以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关键在于它把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力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对劳力的吸附，费先生在这一课题上又延续了30年代对土地与人之间关系变动的研究。从这里可以看出，费先生的思索在时代的进程中一刻也未曾停歇，充分体现了费先生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

小城镇的发展使费先生看到了一种生动的集体组织模式，他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每一种模式都带有很深的地区性烙印，以至于在全国形成了多个具有个性特征的经济发展区域。费先生认为，一个经济区域建构好“心”(发展中心)、“腹”(内部发展空间)、“口”(流通通道)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得到发展，也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支持。在这里，费先生不仅归纳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指明了其完善和壮大的路径。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区域性经济都以它们的发展过程诠释了费先生的理论主张，印证了费先生的设想。从这些发展的区域放眼全国，费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局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可能使原有的地区差异愈益明显、地区间差距加大。为此，他又从寻找市场、寻找推动地区间的合作机制着手，寻求解决地区间发展差异的种种途径。培育西北地区经济中心，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繁荣；整合经济优势，以浦东开发区带动长三角经济区；重视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建设中部经济走廊……这些就都是费先生基于对全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思考而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构想，他的“志在富民”的学术宗旨已经渗透到每一处思索中，在“行行重行行”的探索道路上化作了强国的良策。  

费先生在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他在早年的《乡土中国》中便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乡土情结，并从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模式中总结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以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初步解说。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体为中心，个体又将其人际关系向外无限延展而形成的。这一观点为费先生后来提出的“文化自觉”埋下了伏笔。费先生后来又将这一“差序格局”的概念引入对异质文化交往、文化继替以及社会交往中的主体心性等方面的阐释中，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多种文化现象的钥匙。费先生在晚年越来越关注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他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单位构成的民族实体，它的内部有多元化的文化组成成分，但却拥有一体化的总体格局。推而广之，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统一体。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能求得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费先生在《东方时空》的访谈中说：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希望；自己十亿人希望的道路，中国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这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进而，费先生又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提炼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以促进多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就其实质而言，费先生在这里也为我们提出了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设想，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极其深厚的现实意义。

回顾费先生的思想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费先生的治学风范和精神气质集中体现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和时代理想。费先生曾说：“如果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篇文章的话，怎样结尾还是值得好好想一想。但‘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恐怕不是个人定位，而是时代定位的。”费先生思想的所有内涵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显露其卓然的现实意义，而我们也会在与费先生的思想对话中获得无尽的动力，在费先生精神的感召下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