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就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校长的作用对一所大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就如一个庞大的企业里，总经理不仅重要，而且是关键的灵魂一样。校长的好坏与遴选过程的优劣密切相关。如果选择适当，对学校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所以要不惜以“踏破铁鞋”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广征贤才，严格筛选，求得最佳人才。

本论文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对大学理念的解析，下编讨论大学校长的角色与遴选。全书教案丰富，涉及了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大学校长遴选的得失经验，必将对中国当代大学发展和教育改革有所启发意义。

面对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选择大学校长，这对塑造大学风格、实现大学教育的宗旨实为重要。本书对美国大学运作管理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深刻影响大学风格的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遴选制度和遴选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旁涉了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大学校长遴选的得失经验。这对目前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必将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编者引言

上编

大学理念的持续与变迁

大学理念：洪堡与傅斯年观点之比较

美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以芝加哥大学为例

美国的经典通识教育：经验、问题与启示

“理念治校”与“全人教育”之大学新典范：省思、建构与分享

下编

从学术领导看大学校长遴选

21世纪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校长

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经验——兼谈大学组织及功能

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香港地区的大学主管产生办法及校务运作内涵

台湾地区大学校长遴选方式及问题(一)

台湾地区大学校长遴选方式及问题(二)

台湾阳明大学遴选校长经验

台湾清华大学遴选校长经验

大学校长遴选的理念与实务：从台湾地区经验出发

(三)美国制

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美国高等教育在组织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最高的权力结构上，是由学术上与教育上都是外行的人士来领导的。

美国大学的统治权都是法人化，大学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董事会手里。不仅私立大学如此，州立大学也都设有学校董事会。不同的是，州立大学的董事由选举产生，而私立大学的董事则由既有的董事会聘请。这些董事会董事，主要都是由企业经理、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组成的。这些人，不论在学术或教育方面都是外行。美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却能产生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这个奇迹要从美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了解。美国文化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事业有成的公民，常常会去出任公益团体，如博物馆、交响乐团、美术院以及大学的董事。而且，他们出任董事，并不只是挂名而已，而是全力以赴。又由于美国的企业传统是，董事会主要的工作，在于遴选主要的执行人员，如总裁或大学校长等。一旦执行长选定，平常的领导与执行工作，就全权托付给执行长。这样的权能划分，不至于过分干预校长的日常领导工作，甚至长远的领导规划。这可能正是外行领导内行而能行得通的主要原因。

美国大学的这种组织结构，是和美国的企业文化及政治体制相吻合的。美国企业的垂直阶层体系，强调金字塔形的领导体制，强而有力的最高领导，是企业的灵魂。政治上，美国联邦政府的总统制，也是强调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体系，和以议会制为主的欧洲制度大不相同。这种领导体系，比较容易在短时期内看到成效。但是也比较容易受到社会或市场所左右，比较注意短期而忽略长期。此外，任期上没有限制，也是和企业制度一致的。这对于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确实比较有利。

在高等教育重大变革时期，美国这种大学组织体系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高等教育的几次大改革，都是在这种体系文化下产生的。相对来说，德国的19世纪大学改革，就不是这种模式，而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但是这个模式，也不是十全十美。学术教育团体与企业团体，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过分偏向企业管理的效率，学术的水平与教育的品质就容易打折扣。市场的压力，又容易把大学投向精英主义的方向。这将使大学成了不民主的阶层社会的帮凶，有悖机会平等的原则。从而有碍社会阶级的流动，变成社会保守的支柱。

就具体的遴选工作来说，校长的遴选，当然是董事会最重要的工作。董事会通常都会形成一个遴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完全都是董事，通常都会加入教授代表、校友代表，以及一些社会人士。但是，董事一般都占遴选委员会人数的一半以上。许多大学另外会组织一个教授征询委员会以及学生征询委员会，以供遴选委员会征询参考。但是，征询委员会并不参与决策与最后的推荐。

最后，遴选委员会还会聘请专业顾问。在某些研究中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遴选委员会都是临时组成的，这些委员可能一辈子都不曾遴选过大学校长。聘请一个专业顾问，告诉委员遴选的实际过程、可能遭遇的问题等，是非常必要而实惠的。

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相当重视保密。这主要是要保障候选人的隐私权。因为，非如此，许多优秀的候选人会望而却步。如何挖掘优秀的候选人，并且鼓励他们出来申请，是遴选的一个关键工作。因为，优秀的人才未必愿意自动申请，遴选委员会又很容易为大批平庸的申请人而忙得团团转。遴选正式的过程，通常需要费时一年或更久。因此，校长在卸任之前，至少要一年半以前就需要通知董事会。

            P97-P99

    一

“大学之理念”在当前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界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乃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的各级教育具有强烈的功利取向，流风所及，大学的理念乃为之晦而不彰。从历史角度来看，近代台湾地区的教育自刘铭传在台北大稻程创立西学堂(1887)与电报学堂(1890)以后，台湾地区的教育就以实用教育为其特色。日据时代，日本殖民政府对农工实业教育颇为重视。1945年光复以后，台湾省在时间与空间的压力及经济挂帅的背景之下，中等及高等教育颇为强调职业导向，以“人力规划”概念作为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等学校高中高职分流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中就业导向系所的增设，都反映“二战”后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功利取向特点。这种功利取向的特点，在“二战”后台湾地区政治支配一切的特殊状况之下，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带来的伤害至深且巨。台湾地区的大学教育深深地受到“政治力”与“经济力”的支配，形成“教育政治化”和“教育商品化”两大病症，大学的理念因而晦而不明。流弊所及，许多大学的职业训练的性质日益彰显，而在戒严时代大学受到“政治力”渗透的状况不但不因近年来的校园民主化而改善，反而随着“统独”、“省籍”、“党派”等矛盾的激烈化而日益深刻。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想性格日趋模糊。因此，以“大学之理念”为中心，邀集各位学者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实有其对治时代沉疴之用意在焉。

    二

本书上编主要探讨对大学理念的解析。关于这个课题，英文论著为数不少，从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89)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ed.by Frank M.Turn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一书出版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不少，较近的就有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的《大学：经营者手册》(The University：An Owner Manuel，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1990)，以及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1923—)的《大学理念之再考察——与纽曼对话》(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A Reexamin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这两部书。在21世纪前夕，大学的转型更是一项值得关心的课题。英国里兹大学教授斯科特(Peter Scott)最近就指出，在21世纪的大学里，如何在多元性之中获得共识，是未来大学重要的挑战(见：Peter scott，“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British Perspective，”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ol Studies，41：1，March，1993，PP.4—25)。美国学者法兰斯(Cameron Fincher)则认为在21世纪里，大学将是一个将教学、学习与领导融于一炉而治之的机构(见：Cameron Fincher，“The Idea ofthe University in the 21 st Century：An American Perspective，”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41：1，March，1993，PP.26—45)

在中文世界里，关于“大学之理念”的论著为数不多，金耀基先生曾将他讨论大学教育的论文集为一书，名之曰：《大学之理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1995)。我们现在收集在这部书中的法伦(Daniel Fallon)的《大学理念的持续与变迁》这篇论文，可以视为讨论这个课题最新的文字。法伦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长期关注“大学理念”这个课题。他早年曾撰有专著讨论研究型大学，并获奖。在本书中的这篇论文中，法伦首先区分大学的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名词。接着，他从古希腊、罗马哲人思想中的教育理念开始，探讨两千年来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变迁，并兼及中国的教育理念。这篇论文对于“大学理念”的思考，颇有开门见山的贡献。

本书所收的《大学理念：洪堡与傅斯年观点之比较》的作者是王晴佳，这篇论文主要是借着探讨和比较前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1896—1951)和德国教育家、思想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对高等教育的见解和论述，希望能对目前大学中“通识教育”的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实施等问题有所启发。作者指出，虽然傅斯年和洪堡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纪，接受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教育思想却有不少相似之处。举例言之，他们都十分强调大学的独立自主，反对行政权力的过度干涉，也十分注意“教与学的自主”(Lehre-und-Lernrn Freiheit)，让教师有学术自由，学生有选课和追求自己兴趣的自由。傅斯年和洪堡处于社会变动的时代，他们教育思想的特征是，力求将教育的改革与社会的需要加以结合，以促进有用人才的培养，使教育跟上时代，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在大学的理念上，傅斯年和洪堡都认为大学教育不能过于专门化，而要针对人品、人格培养和塑造进行均衡教育。同时，这种教育改造的观点不墨守传统，也不一味追求新奇。王晴佳以为，傅斯年和洪堡关于教育的理想与大学的理念，不盲从、不抄袭，力求使教育与现实社会的需要相结合，这种思想是值得我们效学的。

《美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以芝加哥大学为例》一文以芝加哥大学为例，探讨美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与实践。该文执笔人林孝信与黄俊杰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在19世纪末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学院(College)逐渐转型为现代大学(University)。高等学府不仅注入科学与实用知识，而且开始重视学术研究，并且把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芝加哥大学成立于19世纪(1822)，是转型期间新成立的现代大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上，都有非常突出的成果。这篇论文提出两点结论性的看法：第一，芝加哥大学创校理念及其通识教育经验，因其特定时空背景与大学领导人的思想因素，才有其成果，并非其他国家或大学可以完全模仿与移植。第二，参考其他办学成绩优异之学府的理念与具体经验，并针对台湾特殊的时空情境，以落实大学教育改革工作，是一切教育改革的根本原则。

接着，林孝信与黄俊杰合撰的论文《美国的经典通识教育：经验、问题与启示》，主要是回顾近百年来美国各大学通识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探讨美国的经典通识教育的经验及其潜藏的问题，并就美国的经验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通识教育所可能具有的启示略加讨论。本文认为：(1)近百年来的美国经验显示：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核心”通识课程的设立，是通识教育课程的常规。而在核心课程的规划之中，为引导学生研读最有价值的经典著作，所以经典教学遂进入了通识教育之中。(2)美国经验显示：核心通识课程经典著作的选定，并非一经定案就永不改变，事实上核心课程的设计以及经典著作的必要性，并非一帆风顺地受到通识教育者的支持。如何规划核心课程的内容，如何选择教材，仍然争论不息。(3)针对当前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的特殊状况，通过经典著作而使学生之心智获得启发与陶冶，是值得努力的做法。

《“理念治校”与“全人教育”之大学新典范：省思、建构与分享》一文，作者是台湾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他认为，所谓“理念”，就是方向之指引原则，有理念之组织方能长治久安，有良好的教育理念才足以治校。“全人教育”的理念朝向“四平衡”：(1)专业与通识的平衡；(2)人格与学养的平衡；(3)个体与群体的平衡；(4)身、心、灵的平衡，以此培育出具有宏宽胸襟且整全之教育通才。张光正以本身治理台湾中原大学的实务经验，针对台湾中原大学既定的教育理念，与读者分享他个人的治校经验。

    三

本书下编讨论大学校长的角色及遴选。首先是林孝信的《从学术领导看大学校长遴选》一文，他在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大学校长遴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找到适当的人来办好大学。但是遴选的方式设计即使再完善，如果选出的校长不善于领导大学，那么遴选制度的完善，还是不足以保证可以找到优秀的校长。台湾地区近年来改变了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从官派转变为大体上由各大学自行遴选，但是偏重的是程序民主的考虑，而忽略目的性与学术领导的问题。作者从学术领导的角度，来考察大学校长遴选的问题。由于过去台湾地区在威权政治体系下，大学校长的权限高度受制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制约，大学的领导功能不能发挥。为此，作者介绍了欧美大学教育发达国家的学术领导的经验，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参考的范例。林孝信认为，在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校长的教育职责就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赋予了校长最大的权力，因此校长对大学的成败影响也最为直接。校长的权力愈大，其领导也愈为关键，所以校长的遴选就需要特别慎重。在遴选的过程中，候选人学术成就、抱负与眼光，至少一定要和普通的行政领导能力等量齐观。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越来越接近美国，虽然美国的成就有值得学习之处，不过也要特别注意其缺陷以及特有的文化背景。

张隆溪的《2l世纪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校长》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美国大学校长遴选和治校风格的情形，讨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大学在观念、规模和在推选大学校长的具体做法上所产生的变化，作者从英国人纽曼《大学理念》这部书谈起，纽曼理想的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同，大学教育以纯知识和理性为目的，来获得科学或哲学的修养。纽曼关于学术非功利的观念具有十分根本的意义，因为这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除了商业价值之外，人生还有别的价值，还有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而大学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机构，除了提供实用的职业教育和科学技术发明之外，还担负着传播文化知识即通识教育的责任。西方大学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在中国建立大学之初就是教育家们追求的目标。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独立自由最大的威胁，乃是各派政治力量的控制。而当今的中国内地的大学需承担商品经济的压力，承受大众俗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能一方面坚持教育和学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能有道德的承担，可以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贡献知识和技术人才，这实在是高等教育领导者必须接受的挑战。一个有雄心成为学术重镇的大学，也必须寻求一个不仅能接受这种挑战，而且能恰当平衡两方面要求的领导人，一个不仅处理当前问题时能应付自如，而且更能洞见未来，为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做出充分准备的大学校长。

西方大学校长的遴选经验，借由他山之石以作为我们大学校长遴选的参考。涂经诒的《美国大学校长遴选经验——兼谈大学组织及功能》一文提到在美国对大学的功能有三种认识：一是教学功能，二是研究功能，三是对于公共社会的服务功能。最近有人提出第四种功能，就是营造理想民主社会的功能。这四种功能彼此有联系，在组织的要求上彼此又有冲突。大学校长工作繁重及难以久任，主要就是由于学校现有的功能与学校现有的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所造成的。认清这一事实，才能了解制定大学校长遴选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美国，遴选校长的方式大致要考虑几个方面：(1)校长角色的变迁；(2)共同治校的要求；(3)机会均等法案；(4)校内候选人与校外候选人的选择；(5)遴选校长的时机和原因；(6)遴选方法的变通。在清理这几个方面问题后，便要成立遴选委员会。它通常有四种形式：(1)由学校校董会本身组成遴选委员会。(2)由学校各组成单位选出的代表组成遴选委员会，又称单一遴选委员会。(3)同时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寻找委员会，负责找人；一个是鉴定委员会，负责选人。(4)由校董会中的委员会再加上教授、学生及其他代表组成咨询委员会，协助遴选工作。

遴选委员会成立之后，第一要务就是要确立校长遴选的标准。校长所应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就在考虑之内，比如候选人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行政能力的高低、承受压力的程度、个人道德修养与领导能力等。最重要的还在于与学校目前和未来的需求是否相关。紧接着是建立候选人圈，经由对应征人的背景调查，进而再筛选建立初步名单，也才能开始初步面谈。初步面试完成之后，遴选会应要慎重地讨论与调查，将候选人名单缩减到3—5人。经过校园调查后，收集与候选人见过面的人或团体的意见，确认出推荐的候选人。借由完善的遴选过程，可以使校董、教授、学生、员工、社区及州政府之间彼此相互了解和信任。大家基于一种共同目标产生的和谐，对学校的整体事业极为有利，使学校更加稳步、健康地成长。

《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一书的作者郑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指出，近30年来，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受社会潮流的冲击而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点。先是在各大学校园内，学生运动受越战冲击而风起云涌，挑起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对学校行政干预的意念。因应这种社会风气的压力，各大学的校董会或同类机构多少交出一些校长遴选的权力。总括来说，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权掌握于董事会之手。每次校长出缺，由董事会或督学会组织委员会找寻校长候选人。这种委员会有双层制和单层制之分，一为咨询委员会，有建议权而无投票权；一为遴选委员会，有权投票决定校长人选。郑洪希望美国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教育界对校长遴选制度的改进。郑洪进一步说明，今日美国大学的校长主要任务之一往往是财务上的，反而很少有在办公室沉思反省的余裕。他认为一个大学校长应是全校学术和思想的领导人，不是募捐专家。如何在21世纪的现实中，在财务和学术中取得均衡？这应是我们面对的一大课题。

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梁天培在《香港地区的大学主管产生办法及校务运作内涵》中指出，香港地区的大学财政来源基本上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所提供的，而学生家长则通过缴交学费，支付学校经常性开支的18％。香港地区的大学教育政策是由政府的“教育及人力统筹科”所制定的，而高等教育则通过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统筹学生人数和类别，以及为大学的管理、科研和教学水平做调查评估。每所大学都设有校董会，控制全校的发展、财政、教职员的编制与任命事项。近年来在要求民主化与社会化的呼声之下，大学也趋向讲求效率及接受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加上学生人数与学校数目的增加，因此大学好像商业机构一般，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以招收良好的教职员、学生来争取资源。在大学主管产生的办法上，对教职员都有严谨的评核方法，通常招聘校长都要经过很严格的程序，甄选条件都包括教学经验、科研成就、知名度、大学管理经验及能力、办学方针等。如果有校长位置空缺，大学首先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主要由一些重要的校董会成员组成，有些大学亦包括教师代表在内。在大学的校务运作及内涵上，大学校长有副校长为他分工分忧。大学的教务委员会对学术、课程、考试及学位颁授等有最高的决定权力。每个课程都有课程委员会，在听取各方的意见后，为具体的教学内容作出编排。中国香港地区的每所大学虽办学宗旨不一，课程也有所不同，但目前的通识教育较着重于人文学科，平衡了当今各个大学培养专业人才的偏颇。在对大学的监管上，虽然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强调大学的独立性，但通过教资会、校董会以及对财政上的控制，加上最终的校长委托权，特区政府的控制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效及隐蔽。教资会有定期的评审，确保各大学的教与学的素质。传媒亦是有影响力的公众监管工具，加上在民主意识浓厚的情形下，大学高层也要小心行事，对外接受特区政府及廉政公署的调查，对内接受自我严格评审与考勤系统的评审，以及接受学生填写表格的评估。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朱敬一的《台湾地区大学校长遴选方式及问题(一)》，讨论台湾地区的大学自1992年起开始，从争取校长选聘的主导权，演变成校长选聘主导权从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手上转变到各大学的校务会议上。如今，虽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被逼迫释出权力，但也形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民粹主义”。作者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对目前台湾许多大学择聘校长的设计，提出检讨与批判，希望能借此反省得到一些改进制度的思考，以改善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朱敬一认为，要区别出学术社群与民主社会，以及破除遴选过程中的“民粹”干扰，非得要修“大学法”不可。校务会议可以是大学“运作”层次的决策会议，但不应该是大学“方向”、“发展”层次的决策会议。朱敬一认为，这种由教授直接或间接选举校长，又期望这样被选出来的校长回过头来引领督促教授的教学研究，这其中显然是矛盾的。

与此文相呼应的，是由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创办人黄昆岩所执笔的《台湾地区大学校长遴选方式及问题(二)》，作者曾经历过在美国延揽大学校长的过程，深深为中国台湾地区以教授治校方式迎合校外选举文化，校长经由半遴选半选举产生的制度感到忧心。他指出，美国的一流大学没有以全民投票方式行使同意权，遴选委员会的委员也并非以受欢迎度或选美式的评断产生。况且西方院校延揽校长的理念，是认为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士要整顿校内，防止因循苟且，为了避免校内同仁的利益互袒，故选人的视野往往投向校外而非校内。作者认为“教授治校”在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被严重地曲解，黄昆岩认为“教授治校”的目的有二：一是让大学社区里的知识分子发挥智慧，集思广益，辅助校长，达到在学术自由的风气之下，追求大学开发新知，培养下一代知识分子之工作臻于尽善尽美。二是在以校园自主精神作导向，在辅助校长、推行校务之际，每位大学教员应该借机学习什么是培养知识分子大学社区的柴米油盐，了解其幕后又有看得到看不到的真正运作与障碍，以求自己在专业修身方面有所成长。台湾大学校长遴选的方式由于长期的被曲解运作，因此弊病丛生，但如果教员们的意境够高，仍是可以推行出可观的成果，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不得不回归台湾教育者的水准与智慧问题上。

武光东的《台湾阳明大学遴选校长经验》，以台湾阳明大学遴选校长的实际经验分析这个问题。1995年，阳明大学开展自创校以来首次校长遴选工作，为了避免其他学校在遴选过程中所暴露的恶质选举文化，阳明大学从制度上建立了良好的规范，要把社会不良的选举风气摒绝于校门之外，希望借着校长遴选办法的实施，能为校园注入新的生命力。在遴选过程中，因为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坚守着程序正义的原则，一切依法办事，并排除任何不当的干扰，因此达成了摒绝不良选举风气的目标。但是在为校园注入新的生命力目标上，仍有不够尽善尽美之处。武光东认为阳明大学的遴委会的人数太多，职员委员有很大的缺陷。为了避免遴选委员会有个人门户之私，武光东主张应扩大校外委员名额的比例，比如若总数为九人，其理想比例是校内教师四人，校外公正人士四人，另校友委员一人。紧接其后的论文《台湾清华大学遴选校长经验》接着说明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遴选经验，作者陈力俊教授曾参与两届该校校长遴选工作，他的经验极为具体，有高度参考价值。

本书所收录最后一篇论文是黄俊杰的《大学校长遴选的理念与实务：从台湾经验出发》。大学校长由各校自主推举产生，是近年来台湾地区民主化在学术领域的新发展。但推举产生校长之方法，则各校颇不一致，瑕瑜互见。作者曾参与台湾地区五所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这篇论文从作者的实际经验出发，析论大学校长遴选的理论基础，并就遴选之实务问题加以探讨。这篇论文扣紧台湾地区“大学法”第六条与“大学法施行细则”第四条之条文，分析法律条文在落实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作为提出修法建议之参考。论文中除了第一节“前言”之外，第二节分析当前大学校长遴选中由于票选所产生的问题，并建构遴选的理论基础。第三节分析遴选委员会之组成及其背后之理念。第四节讨论遴选过程中的实务问题，尤其集中在“候选人访谈”这项重要工作中。第五节讨论遴选委员应具有之心理准备。第六节则综合以上各节之论点，提出结论性看法。这篇论文从近年来台湾地区各大学遴选校长的具体经验出发，分析大学校长遴选的理念及其实务问题，并提出两点结论：

第一，台湾地区“大学法”第六条以及“大学法施行细则”第四条条文，应考虑修改，删除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另组遴选委员会择聘之条文，而由大学之校长遴选委员会完成遴选工作。但是，这项条文修订的前提是：各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之组成，除了本校现在专任教师之外，应包括校友、社会与学界公正人士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代表，而且这三种委员之总数最好占全体委员总数之半数或半数以上。其中校友代表可以经由本校教师或校务代表选出，社会或学界公正人士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推荐，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推荐。如此组成之委员会，较能避免各校专任教师代表之本位主义问题，也因为委员较具有多元性而能照顾多角度之视野，较为周全。因为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已有代表参与校长遴选委员会长达一年之遴选工作，所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不必再另组遴选委员会再行遴选，一则避免重复，浪费人力与时间；二则可以进一步落实“大学自主”。

第二，遴选委员会决定校长最后名单时，最好避免动辄出之以投票方式，而尽量以理性之态度，就候选人之状况作客观之讨论，委员之间最好以理服人，而不是以选票定天下。

作者认为，大学校长遴选工作成效与否的根本关键仍在于人心之自觉。只要所有的校长候选人及遴选委员，都能心体清明，自作主宰，校长遴选工作就似繁而实简，成功可期。如果人心未能醒悟，则一切的制度设计或法律条文修改，都足以成为《道德经》所说“大盗窃国”的工具。

在21世纪即将降临的前夕，台湾地区各个方面都面临激烈的变动，大学教育的变革更是其中极具关键性的一环。20世纪初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我希望这部《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的出版，对于台湾地区的大学教育改革，发挥正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