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晚清时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派诗人、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本书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考察了黄遵宪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重点论述了黄遵宪的外交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和中西文化观，探讨了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思想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相关度，多层面地展现了黄遵宪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和思想特色，客观地评价了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全书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论从史出，夹叙夹议，注重整体把握与具体考证相结合，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黄遵宪是清朝晚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派诗人、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本书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考察了黄遵宪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重点论述了黄遵宪的外交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和中西文化观，探讨了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思想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相关度，多层面地展现了黄遵宪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和思想特色，客观地评价了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全书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论从史出，夹叙夹议，注重整体把握与具体考证相结合，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绪论 黄遵宪研究的回顾

第一章 “书在肩挑剑在囊”

——青少年时期

第一节 客家之子

第二节 诗书生活

第三节科举途中

第二章 “随槎万里赋东征”

——随使日本

第一节 随槎东征

第二节 琉球交涉

第三节 朝鲜策略

第四节 文字结缘

第五节 思想激荡

第三章 “东西南北转蓬身”

——辗转美欧亚之间

第一节 驻旧金山

第二节 随使英伦

第三节 驻新加坡

第四节 回国后的对外交涉活动

第四章 “吟到中华以外天”

——《日本杂事诗》与中日文化交流

第一节 《日本杂事诗》的撰著刊行

第二节 《日本杂事诗》的内容题材

第三节 《日本杂事诗》的修订及意义

第五章 “草完明治维新史”

——《日本国志》与明治维新

第一节 《日本国志》的编撰刊行

第二节 《日本国志》与“日本模式”

第三节 《日本国志》的改革思想

第六章 “千秋鉴借《吾妻镜》”

——《日本国志》与戊戌变法

第一节 《日本国志》的流传与修订

第二节 《日本国志》与戊戌维新思潮

第三节 《日本国志》的历史地位

第七章 “欲知今事看新闻”

——黄遵宪与《时务报》

第一节 “以言救世”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 发起创办《时务报》

第三节 卷入《时务报》之争

第八章 “万国强由法变通”

——黄遵宪与湖南新政

第一节 时务学堂与教育改革

第二节 南学会与政治改革

第三节 保卫局与地方自治

第四节 维新成旧梦

第九章 “风雨鸡鸣守一庐”

——晚年思想及其影响

第一节 改革与革命

第二节 中学与西学

第三节 教育改革思想

第十章 “读我连篇新派诗”

——黄遵宪与近代文学转型

第一节 黄遵宪的诗歌理论

第二节 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第三节 黄遵宪与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第四节黄遵宪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结语 “黄氏以忧国死，今后书生尚有以忧国而死乎”

附 录

 黄遵宪政学活动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黄遵宪虽然才华出众，但命运并没有垂青于他。科场上屡战屡败，使他对百弊丛生的科举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发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强烈吁求，以为八股制艺“徒积汗牛文，焉用扶危颠?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他坚信“后有王者兴，张网罗贤俊，决不以文章，此语吾敢信”。这充分显示了黄遵宪青年时代思想中的批判性色彩。

1873年秋，黄遵宪重整旗鼓，以新科拔贡生的资格到广州参加乡试。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乡试，但最终还是落榜了。这种沉重打击对于一个青年士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但黄遵宪没有放弃努力，他决定到北京应试。按照当时科举考试的办法，凡秀才在北京落籍的，或者已取得“监生”、“贡生”头衔的，都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清朝以北京为顺天府)。1874年春，黄遵宪启程往北京应试，此时他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在科场上“三战三北”，让他切身体会到了科举制度的残酷、人生命运的无常，前路又将如何呢?他在《将应廷试感怀》一诗中写道：

二十余年付转车，自摩髀肉问何如。

暂垂鹏翼扶摇势，一学蝇头世俗书。

荡荡天头争欲上，茫茫人海岂难居?

寻常米价无须问，要访奇才到狗屠。

黄遵宪怀着无限期望和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告别家人，走上漫漫长路。他先是来到广州，然后乘轮船从海道北上天津，再乘车赶往北京，一路风尘仆仆。这次远行使黄遵宪得以领略祖国山河的美丽景象，接触了各地的风土民情，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这也成为他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时，他的父亲黄鸿藻正在北京户部做官，结交了不少高官大吏。1875年(光绪元年)，黄遵宪随父亲往天津，结识了将赴福建任巡抚的丁日昌。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曾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任过苏松太道、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后兼理总理衙门大臣，在推行新政方面颇有成效。他十分器重黄遵宪的学识才略，亟欲延至幕下，但因黄遵宪将应顺天乡试，最终没有前往就事。第二年，黄遵宪往烟台，结识了当时在山东任职的张荫桓和龚易图，抵掌纵谈天下事。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曾出任美、日、秘三国大臣，回国后又任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要职。张荫桓对黄遵宪颇为赏识，后来两人关系密切，1886年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时曾想邀请黄遵宪继任旧金山总领事，但被黄遵宪婉拒。1894年张荫桓被清廷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赴日本谈判和约，曾向黄遵宪咨询，所谓“谓我识途马，召我来咨诹”。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维新运动期间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被贬谪到新疆，后被斩于戍所。龚易图(1830—1888)，字霭人，福建闽县人，进士出身，曾任山东登莱青道，后任广东布政使、湖南布政使，40多岁被罢官回乡。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当官”，黄遵宪频频结交官场中人，显然是希望能够获得赏识、提携，以谋求进一步发展。更何况他现在正是人生失意、前途茫茫的时候，急于展现其才华，同时更希望遇上识才的伯乐。这期间他与龚易图、张荫桓频频诗文往来，其中不少诗表达了他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对外患日重的忧虑，以及经世济民的志向。他在一首诗中倾诉道：

宪也少年时，谓芥拾青紫，

五岳填心胸，往往矜爪嘴。

三战复三北，马齿加长矣!

破剑短后衣，年年来侮耻。

下争鸡鹜食，担囊走千里。

时时发狂疾，痛洒忧天泪。

群书杂然陈，所志非所事。

枘凿殊方圆，如何可尝试?

黄遵宪在烟台时，还通过郑藻如的引荐，拜见了当时正在这里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商议马嘉里案的李鸿章。在晚清官场上，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向以待人傲慢著称，而与当时尚未中举的黄遵宪一谈，却“许以霸才”，这颇让初出茅庐的黄遵宪感激不已，以至终生视为知遇之恩。

1876年(光绪二年)秋，黄遵宪回到北京应试，中式顺天府乡试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走过了中世纪传统士子所必经的一段风尘路。

P4-7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深化、扩展而成的。从大学本科起，我一直学习历史学专业，十年寒窗，得失难言，冷暖自知。倍感欣慰的是，在跋涉前行的路上，我有幸得到了许多老师的谆谆教诲和热忱帮助，这令我心中常怀感激之情。在广西师范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在导师张家瑶教授的指导下，我接受了历史文献学的基础训练；钟文典、钱宗范、唐凌、万竞君、庞祖喜、何林夏等老师也给我以多方面的指导，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大有裨益。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以鲁钝之资投入朱维铮教授门下，进行中国文化史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个性鲜明，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在先生的耳提面命和鞭策棒喝下，我得以略窥历史研究的门径，对学术的敬畏也与日俱增。经先生的启迪，我的博士论文重点探讨黄遵宪与晚清“自改革”思潮的相关度。论文选题确定后，先生又从资料收集整理、论文写作修改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精心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先生甚至在海外讲学期间，百忙之中仍对我的论文写作遥寄关怀。所有这些，都令我感激不已，铭记于心。在此，我要向各位恩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博士论文完成后承蒙各方面专家不吝赐教，深以为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教授、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姚大力教授、戴鞍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臧克和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马洪林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天纲研究员、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他们或为论文作了评议，或出席了论文答辩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我将论文深化、扩展成书稿的重要参考。我谨向各位专家致以深深的谢忱。

本书得以出版，实属机缘巧合。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因此，当研究中心联系到我并决定由我来承担《黄遵宪评传》的撰写任务时，我既大为惊讶，又深感荣幸。我十分感谢研究中心及其主任冯致光教授为我提供了如此难得的机会。但随着书稿撰写工作的真正铺开，我才意识到研究中心的决定实在有些冒险，而我的承诺也过于不自量力。问题在于，博士毕业后我离开了校园，进入行政机关工作，每天忙忙碌碌，心浮气躁。在这种状况下，要挤出时问静下心来撰写书稿，谈何容易?我真正体会到了何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书稿之所以能够勉力完成，得益于诸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华东政法学院为我提供了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合作导师徐永康教授不仅对我的写作计划予以充分理解和支持，而且引领我进入新的学术领域。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一直对我的研究工作多所鼓励，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参加2005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由此结识了不少专家和同行。香港中文大学蒋英豪教授、南开大学吴振清教授、中华书局陈铮教授、沈阳师范大学张永芳教授等在会后纷纷慷慨解囊，将他们有关黄遵宪研究的大作惠赠与我，令我不胜感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杨永龙教授利用在香港科技大学访学的便利，帮我搜集到一些内地无法查找的资料。中山大学曹天忠博士、谭群玉博士、复旦大学羊列荣博士、北京大学朱舫博士、嘉应学院陆启光博士也为我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在书稿的撰写过程中，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周群教授多次帮助提供相关参考论著，对我一再拖延交稿时间予以理解。《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副主编终审组长茅家琦教授认真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此外，多年来我在学习和生活中还得到了许多好友的无私帮助。没有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和帮助，这部评传是无法完成的，我谨向各位师友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这部评传在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完成，可谓幸运之至。一百多年来，黄遵宪研究堪称名家辈出、成果众多，“黄学”蔚为大观。在研究中，我花费了不少精力对“黄学”发展史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吸收借鉴了大量有关研究成果，获益甚多，为此向所有研究者致以谢忱。  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机会，责任编辑李忠清先生不畏烦劳，甘作嫁衣，为书稿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深表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以辛勤劳作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并尽其所能创造条件，使我们顺利完成学业。妻子闭思明女士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总是无怨无悔地给我以理解和支持，甚至为了我而勇敢地舍弃了她自己的一些追求。刚上幼儿园的女儿黄蕙中天真可爱，为我们家带来了许多欢乐，也为我枯燥沉闷的“知识考古”涂抹上轻松愉快的色调。这部评传最终得以问世，与家人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历史研究著作也许总会带有遗憾，但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虽残缺却美丽。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以时间仓促，这部评传难免存在种种讹误疏漏，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黄升任

2006年5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