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长征，假如没有那些细节，没有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没有那些被逼入绝境的饥寒交迫和九死一生，没有那些动人心魄的决策和分歧，没有遍地的艰险、危难和牺牲，长征还会那样举世瞩目吗，还会让我们那样惊叹和感动吗？

当我们以“伟大”的字眼仰望他们时，他们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渺小和无助；当我们以“光荣”的字眼歌颂他们时，他们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苦难和伤痛；当我们以“正确”的字眼评价他们时，也许他们当时的感觉只有迷茫和彷徨。

我们从几百部长征回忆录、日记和纪实作品中，悉心收集和整理散落在其中的那些细节，编著这本《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就是试图通过历史记忆中的这些“最小的组成单位”，向读者提供一个有关长征中的人物、事件、环境、政治、军事、后勤等等方面的最原始、最真实而又最形象的文本。

我们编著这本纯粹汇集红军长征细节的书，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个个细节的还原，去浮言，除赘语，以达到再现长征“原生态”的目的。同时，读者也能依据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对发生在七十年前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历史大迁徙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重新透视长征这部伟大历史的基本概貌。

细节是事件的颗粒，过程的链条。任何事件的出现，都有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都有一个从细节的量变到事件最后的质变的过程。细节是锁碎的，零散的，无序的，但一个个细节的积累和串联，将影响着一部历史的走向。正因为任何历史事件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都足由细节组成的，所以，当我们在试图还原历史的时候，都必须从事件“最小的组成单位”出发，也即从细节出发。

长征是中国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还有她任十三年后创立的共和国在“童年”时期的遭遇。长征以它的艰难和残酷，以万干红军将士在艰难和残酷中的顽强远征，展示打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任童年时代的性格、表情和行为，住往决定着他未来的生活。同样，一个党、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在童年时代经历的“细节”，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她在未来的存在和发展趋势。

细节是历史最丰富的表情(序)

编著凡例

A人物

B分歧

C决策

D谋略

E地理

F鼓动

G表率

H纪律

I觉悟

J互助

K交战

L艰险

M牺牲

N创痛

O供给

P女性

Q风物

R情趣

s憾事

T歌谣

本书人物简介

主要参考书目

长征之初，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如值下雪，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毛泽东亦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系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毛泽东，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医生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当红军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的红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马海德医生回忆朱德在会宁会师时的情景：“他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又回忆当时张国焘的印象：“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刘伯承元帅回忆说，朱德涵养好，度量大。长征当中，张国焘再三再四逼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呢，不管你张国焘说什么，他总是不动气。总司令说：北上的方针，我是举了手的。朱毛、朱毛，朱是不反对毛的。

毛泽东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周恩来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但他不是固执地坚持己见。他在1934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二团二营教导员的周纯麟回忆首次见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情景说：周恩来穿着破旧灰军装，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拄着木棍，后面跟着牵着马的警卫员。周恩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周恩来！”即问：“你们很辛苦！你们是哪部分的？”“你们部队现在粮食怎么样？”周纯麟说，周恩来和蔼可亲，话语坚定有力。毛泽东身材魁梧，头发很长，脸庞瘦削，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也拄着根棍子。他显得有些疲劳，后面警卫员拉着马匹，还跟着挑子。毛主席伸了大手来，同周纯麟握，并简单地问了一些战士们的情况。

周恩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任荣将军回忆说：在此期间，周恩来骑马到“红大”看望学员。他精神抖擞，满脸大胡须，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我们自动站在路旁欢迎他进村。他一下马就向我们问好，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你们，大家热烈鼓掌。

李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黄头发，脾气暴躁，令人望而生畏。他瘦瘦高高的身材，在红军队伍中如鹤立鸡群。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伍修权曾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李德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什么事情没有办完。直至黎明，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

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大鼻子李德给配了炊事员，其他首长包括朱老总，都没有炊事员。”朱德的司号员邵永清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李德一直要住最好的房子。有一次为了换房子的事，由于邵永清挡了李德的道，李德就用棍子敲打邵永清的腿，意思是让邵永清让道，令邵永清感到受了侮辱，一时情急和李德争执起来。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二十六岁任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的博古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

“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

张闻天（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王善于演讲，虽不像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张国焘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范长江说，这是另一作风。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胡奇才回忆说，张国焘心胸狭窄，心理阴暗，疑心重，更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得意人们像对待太上皇那样膜拜他，谁冲撞他就整谁。

张国焘特别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

王平将军回忆：刘少奇重视政治工作，在长征中曾专门召集政工干部开会，讨论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他讲话的时候，喜欢离开讲台，到听众跟前，不时地问个“对不对？”、“是不是？”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喜欢插话，有时发挥起来，讲个没完，大家都愿意听。他过事不忘，记忆力很强。王平回忆说，遵义战役后，刘少奇跟着红三军团行动，没有具体职务。袁国平回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就不代理了。他在红三军团的时间不长，但到以后抗日战争在晋察冀军区再次见到原红十一团政委王平，一眼就认了出来，并记得其在红十一团的职务，让人惊讶！

董必武长征时四十八岁，为最年长者之一。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一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林伯渠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红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8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乃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

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老同志，随红军长征时都在中央休养连，当时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老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用；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长征中有不少老同志坚持到了最后。特别是这一年已是五十八岁的徐特立，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这件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说，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毛泽东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彭德怀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用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杨尚昆的话说，“彭的脸像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辞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1948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

在长征路上天天见到林彪的李水清回忆说，林彪“寡言少语，像个大姑娘”。李水清长征中曾任一军团宣传员、宣传队长。

林彪，三十岁过不远，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

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红二、六军团甩掉围追堵截之敌，胜利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幽默地说：“我们过江没受什么损失，只给敌人扔下了几只破草鞋。”

余秋里在长征中对贺龙的印象是，身材魁梧，身着一身黑色衣裤，脚穿一双破旧的草鞋，手提一支长烟管。而关向应则身材瘦削而精干。

余秋里回忆说，长征途中某日，贺龙向六军团部队作行军动员。他说：“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蒋介石也睡不着觉了。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红军战士听了他的讲话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任弼时和蔼可亲，理智清醒，很尊重贺龙。当二、六军团会合时，他常指着贺龙向六军团的红军战士介绍：“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同志！”顿时，红军战士热烈鼓掌。

刘伯承的性格，特别是处境，与彭德怀大不相同。除了天天有克制地跟李德“吵架”之外，他用笔来作战。他一篇一篇地翻译和写作，跟李德唱对台戏。《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一书的作者陈石平称之为“唱对台戏”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刘伯承只能是不指名的，只能是各说各的。

刘伯承身体看来很瘦，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敬佩。“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红色战斗员都知道厉害的。

贺庆积回忆说：刘伯承虽然头部负过伤，右眼失明，但天资聪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行军途中，凡是他察看过的地形地物，询问过的村镇道路，都能一一记住，就连走哪条路，要翻几座山，过几条河，河上有几座什么样的桥，都讲得清清楚楚，真叫人暗暗称奇。其时，贺庆积率红二方面军十七师与三十二军作为一个纵队，在刘伯承指挥下一起行军。

毛泽东过金沙江时曾说：“前几天有些同志担心，怕过不了金沙江，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就对恩来和总司令说过，不要紧，四川人说刘伯承是神龙下凡，我就相信这条龙会把我们带过江去。”

金沙江绞平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三四公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十五米处有一块约三米高的圆石。当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之后当天半夜时分，杨成武随刘伯承、聂荣臻登泸定桥视察，但见铁索铮铮，惊涛骇浪。刘伯承默默站立，望着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牺牲啊！”杨成武说，刘帅素未理智冷静，如此动情则极少见。

刘伯承是军事家，他讲军事课深入浅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全都听得懂。大家听了还想听，总是听不够。红大长征中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等课程。张宗逊回忆说，这是刘伯承校长在戎马倥偬之中，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他开设条令课为的是红军的长远建设。

在红大期间，刘伯承只要有空就跟着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生动有趣，还善于运用典故，举例形象。例如他在战术课小结时，非常生动地比喻：我们千万不要学牛抵角的战术，去消耗、胶着。要学狼的战术。当一个人推车过来的时候，它不咬，只在旁边跟着，瞅准人推车上坡的时候，它才跳出来咬推车人的屁股，推车人不敢撒手，白白让狼咬掉一块肉。学员们听着笑声不断，印象十分深刻。

贺光华回忆长征中刘伯承在五军团行军时说：当五军团已经基本上上路出发了，刘伯承才骑上马随后卫部队行进。“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都很担心他的安全，董振堂军团长一再催促他先走，他却非常沉着，很有信心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

叶剑英长征中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其风度有几分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1927年广州暴动的基干力量是张发奎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器重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先生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心腹。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

胡奇才回忆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中最忙碌的人，日理万机仍不失统帅风范，总能沉稳处置，应付自如。

徐向前身体瘦弱，少语寡言，却有着惊神泣鬼的勇武。长征前夕，我见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在单杠上翻上翻下，练得认真刻苦，直到大汗淋淋才肯罢休。为使自己能有个强健的体魄以适应艰苦环境，他总是利用可利用的机会，认真、刻苦、主动地磨炼自己。

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至大别山。徐海东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曰：“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

长征中，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2至3日。徐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徐海东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徐海东治军极严，动辄挥鞭挞人。某人提意见说他是“军阀主义。”徐海东回答：“娘的，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徐海东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鞑之，共驱出二百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徐海东问他：“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

徐海东夫人周东屏回忆说，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早年读过私塾，最爱看《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书。长征中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讲故事。他那有声有色的故事，常常说得我们哈哈大笑。

吴焕先和徐海东最喜欢唱京戏，吴政委的拿手好戏是学唱谭富英的《珠廉寨》，徐海东擅长唱高庆奎的《辕门斩子》。徐学唱《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声音洪亮高亢，声情并茂，颇有高派味道。周东屏在长征途中为吴和徐的忠实“票友”。

萧克于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萧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像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命令，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时，萧克年仅二十九岁，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

1934年10月某日，红六军团于贵州旧州擒一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并获一张一平方米大小之法文贵州地图。是时，有人谓沙勃特为“帝国主义分子”，该杀；谓地图为“帝国主义文件”，该烧。萧克见之则大喜，说：“吾获二宝也！”时人不解，问将军“鸟人鸟语，鸟图鸟文，何为二宝？”萧克回答：“勃是瑞士人，瑞士不属帝国主义国家。其次，瑞士与法国同属欧洲，应通法语，当为大用。”当晚，萧克礼待勃沙特，持马灯，请勃翻译地图，他用中文笔录记。陶汉章回忆此事说：“萧克文化高，有水平，处事深谋远虑，非一般工农干部所能比啊！”

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红军。赵、董两人均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党中央。P1-15

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滚滚大渡河、铮铮铁索桥、谢益先的一袋干粮、老班长的金色鱼钩……我们这一代人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初认识，就是从这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永难磨灭的细节开始的。

1934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据说鲁迅先生曾激动不已，并立即动手收集材料，准备写作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但是鲁迅先生的这个愿望最终却未能实现。我想，鲁迅之所以萌生写长征的意念，肯定是源自于长征细节对他的感染；但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住在敌占区的鲁迅与陕北远隔千里，他根本没有条件了解到红军长征的更多细节。

按照《辞海》的定义，细节即“琐细的事情，无关紧要的行为。”它的延伸义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我们从几百部长征回忆录、日记和纪实作品中，悉心收集和整理散落在其中的那些细节，编著这本《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就是试图通过历史记忆中的这些“最小的组成单位”，向读者提供一个有关长征中的人物、事件、环境、政治、军事、后勤等等方面的最原始、最真实而又最形象的文本。

细节是事件的颗粒，过程的链条。任何事件的出现，都有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都有一个从细节的量变到事件最后的质变的过程。细节是琐碎的，零散的，无序的，但一个个细节的积累和串联，将影响着一部历史的走向。正因为任何历史事件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都是由细节组成的，所以，当我们在试图还原历史的时候，都必须从事件“最小的组成单位”出发，也即从细节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编著这本纯粹汇集红军长征细节的书，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以小见大”，而且还想通过对这一个个细节的还原，去浮言，除赘语，以达到再现长征“原生态”的目的。同时，读者也能依据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对发生在七十年前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历史大迁徙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重新透视长征这部伟大历史的基本概貌。

不可否认，历史都是由后人来叙述和书写的，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眺望，注定难以与历史完全重合；即使与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不算太远，就像七十年前的长征，那也会因记忆的衰减和模糊，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清晰和精确；更别提当事人斯时斯地的心境和感觉了。而细节的存在，则为我们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因为这些细节如同活的化石，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质感和心跳。它们渺小而真实，琐碎而粗粝，细致而精巧，纹理清晰又可感，可触。阅读长征细节，将给我们带来一种心灵的震颤，一种苦难的冲击，一种精神与灵魂的净化和洗礼。可以说，长征细节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它将因直抵人们的内心而不朽，又因无限超越时空而永恒。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还有她在十三年后创立的共和国在“童年”时期的遭遇。长征以它的艰难和残酷，以万千红军将士在艰难和残酷中的顽强远征，展示着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生命力。一个人在童年时代的性格、表情和行为，往往决定着他未来的生活。同样，一个党、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在童年时代经历的“细节”，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她在未来的存在和发展趋势。我们的党在以后的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岁月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功，甚至包括她的一些失误，在我们阅读到的这些长征细节中，都有端倪可察脉络可循因果可考。

我常常想，假如红军经历的长征没有那些细节，没有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没有滚滚大渡河、铮铮铁索桥，没有那些被逼入绝境的饥寒交迫和九死一生，没有那些动人心魄的决策和分歧，没有遍地的艰险、危难和牺牲，而仅仅只是行走二万五千里，长征还会那样举世瞩目吗？还会让我们那样惊叹和感动吗？长征精神还会那么震撼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吗？结论肯定是否定的。长征的细节对于长征来说，决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而是具体的长征，细化的长征，形象的长征，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最丰富的表情。由此可知，长征的细节对于长征有多么重要，以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征的细节，就没有我们印象中的长征，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长征。

感谢本书所引用的那些留下长征文献的前辈作者们，感谢为本书提供丰富回忆素材的长征亲历者们，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对本书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刘立云主任的主题策划和精心编辑。

2006年5月27日大雨于广州东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