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本书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货币升值、金融泡沫和制造业的衰退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深刻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困境。本书认为，目前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之争的实质是争夺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如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美国将分享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而人民币汇率的失控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只能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中选择二项，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本书是王伟旭和曾秋根继《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之后推出的又一新作。阅读本书，您将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本书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货币升值、金融泡沫和制造业的衰退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深刻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困境。本书认为，目前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之争的实质是争夺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如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美国将分享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而人民币汇率的失控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本书是王伟旭和曾秋根继《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之后推出的又一新作。阅读本书，您将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前言

第一章 大起大落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第二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三章 人民币升值风暴

第四章 人民币汇率的较量

第五章 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

第六章 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第七章 货币升值、金融泡沫与制造业的衰退

第八章 金融危机案例：都是货币高估惹的祸

第九章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谈判筹码

第十章 美国想从人民币升值中得到什么？

第十一章 挑战与变革：人民币汇率改革

第十二章 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福音还是灾难？

大起大落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纵观人民币汇率的演变历史，可把人民币汇率走势分为三个阶段：人民币汇率高估和升值时期、人民币汇率大贬值时期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时期。

改革开放前，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为了降低进口设备等资本物品的价格，采取了高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在1950年至1973年的20年期间，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人民币2．46元。在1973年至1980年期间，人民币持续升值，从1973年的1美元兑人民币2．46元升到1980年的1美元兑人民币1．50元。

改革开放后，为推进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创汇，采取了让人民币贬值的策略。在1980年至1994年期间，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从1980年的1美元兑人民币1．50元最低跌到1994年1月1日的1美元兑人民币8．70元，14年间贬值82．76％。

1994年至今，我国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际上采取了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对美元一直稳定在1美元兑人民币8．2760～8．2780元之间，上下窄幅波动。

一、人民币汇率高估和升值时期(1950～1980年)

这一时期人民币对美元的变化情况如表1—1所示。根据该时期汇率波动特点，可以简单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1949年至1952年，人民币频繁波动期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开始在全国发行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9年1月19日，人民币对西方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首先在天津口岸产生，当时1美元兑80元人民币，在确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后，人民币兑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可以通过套算的方法计算出来。由于当时各地区的物价水平相差很大，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在中央政策的统一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汇率为基础，根据本地的物价水平，制订和公布当地的人民币汇率。

1950年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以后，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的汇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此时的中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外汇资金严重短缺，国内物价波动很大。根据这种现状，当时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是“推动出口，积累汇源，保证进口，奖励侨汇”。在具体计算方法上采取国内外物价对比法为基础，即参照75％～80％的大宗出口商品的加权平均换汇成本，加上5％～15％的利润，同时考虑到侨眷5口之家国内外生活消费品指数的对比，确定人民币汇率。也就是说，这时主要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来确定人民币汇率，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水平。

由于刚解放，当时国内物价大幅度上升，而同期国外物价却下跌，使得人民币快速贬值。1949年1月19日人民币汇率开始挂牌时，1美元兑80元人民币，到1950年3月13日调整到了1美元兑42000元人民币，在1年多点时间里，汇率调整了52次，人民币贬值525倍。

在此之后，国内物价飞涨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回落，国家经济也逐步走上正轨，而同期国外物价却快速上涨，人民币汇率逐步上涨，到1952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上升到1美元兑26170元人民币，升幅达60．5％。此后，人民币汇率开始稳定下来。

在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属于自由市场汇率，汇率水平跟随国内外物价的变化而变动。尤其在国内物价飞涨时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以，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非常频繁，且波动幅度也非常大。P1-3

2003年，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国际社会掀起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浪潮，中国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始终维持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政策的稳定。但美国政府一直强调，作为一个经济规模庞大，在全球贸易市场中占据很大比重的国家，中国不应该采取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让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同时，中国应该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可以使中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也就是说，中国应该采取人民币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利益，是一种多赢的选择。

根据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三元悖论”理论，在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中两个目标，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比如，在1945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各国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因此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

中国现行的选择是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而美国要求中国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允许汇率自由浮动。

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之争的实质是争夺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针对这一目标，美国的策略是诱导和逼迫中国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如果中国政府真地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那么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就落到了美国人手中，美国想让人民币升值就能使人民币升值，想让人民币贬值也能使人民币贬值，根本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来跟中国政府谈判。因为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回顾日元升值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日元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美国人手中。有时候，美国政府只要说句话，就能让日元大涨或大跌。只要美国人希望日元升值，最后总是以日元升值结束。远的不说，就以2003年为例，美国人希望日元升值来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尽管日本在2003年1至9月份累计投入了高达14．55万亿日元的巨资来阻止日元升值，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日元兑美元的升值步伐，从2003年9月17日至10月20日，1美元兑116．52日元的高点连续滑落至107．80日元的低点，日元升值约8％。

日本的经验表明，失去对汇率的控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日本自从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就不断陷入日元升值的噩梦之中，尽管日本央行不断投入巨资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元升值，但总是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由于日元长期升值，曾经作为“世界工厂”的日本制造业已在衰退之中。此外，由于长期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使日本积累起非常庞大的外汇储备，截止2003年9月份已超过6000亿美元，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是一种资源浪费。

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盯日本尚无法控制日元汇率，如果人民币自由浮动，中国政府也同样无法控制人民币汇率。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掌握在美国或国际投机家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也就掌控在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

因此，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建议是美国的一个大圈套，中国决不可采纳。如果中国政府失去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这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制造业来说将是噩梦的开始。

2003年，美国是高举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大旗来逼迫中国放开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实现其获得人民币汇率控制权的战略目标。2003年11月份美国政府的表现可以说明这点：在11月，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政府计划派出多个代表团赴美进行巨额商品采购，第一批约60亿美元的汽车和飞机的采购刚结束，中国马上组织第二批的农产品大采购。在这种情况下，11月18日，美国政府却突然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三大类纺织品重新设立配额限制，挑起贸易战的争端。这让中国和世界都感到无法理解，中国要以大规模采购商品的形式来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时，美国政府却要阻拦。这其中合理的解释就是，美国不满意中国的解决方式，美国要的是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至于人民币自由浮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则无关大局。美国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经济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进而成为“世界工厂”。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经济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是长期维持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和强劲的出口增长，这就必然要求中国政府长期牢牢把握住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通过实施低汇率政策来实现和维持这两个必要条件。按照“三元悖论”理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长期实施资本管制，尽管这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成为“世界工厂”的好处足以弥补任何的资本管制成本。

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首先必须成为强大的制造业大国，进而成为“世界工厂”。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借助工业化起步的，没有工业化，特别是强大制造业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崛起。在世界经济史上，至少有三个国家可称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业大国，这就是英国、美国和日本，正是“世界工厂”造就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而制造业的衰退则是经济大国走向衰退的开始。

英国是近代世界史上第一个“世界工厂”，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已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绝对垄断地位。自1760年至1870年的110年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19世纪的前70年里，英国的进出口额分别由1801年的3180万英镑和3490万英镑增加到1870年的25880万英镑和19960万英镑。这段时间里，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人，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至1／2以及世界贸易的1／5至1／4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英国原料供应地。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

英国制造业的衰退导致了英国经济的衰落。数据表明，英国经济上的滑落基本上与其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是吻合的。英国的工业生产从187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2％一直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相应地，德国的份额则从1870年的13％上升到1913年的16％，美国的份额更是从1870年的23％直线上升至36％而居于世界第一位。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逐步成为了全球制造中心，是近代世界史上的第三个“世界工厂”。从1960年至1973年，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99％，而同期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362％，其中关系制造业命脉的机械工业增长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12％；1973年至1990年，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61％，而同期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83％。由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和长期的贸易顺差，造就了日本经济的高度繁荣。日本在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而美国1985年的对外净债务达到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辉煌历史。

自1985年以后，日元步入长期升值过程中，日元升值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迫使日本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每年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资料，日本的国际竞争力1989年至1993年连续为第一位，1995年至1996年下降为第四位，1999年猛降为第16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的衰退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

美国是世界史上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到1894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就已等于英国的两倍，1895年至191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产量翻了一番，同一时期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上升了近5倍。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已相当于英、德、日、法4国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1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在南北战争爆发前1859年的不足2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了12倍以上。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此后，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明显后工业化特征并且增长持续低迷。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在家电、半导体和汽车等一个接一个的重要产业领域打败了美国的同行，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度恐慌和不安。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依靠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重新成为世界高科技制造业的主导者，并因此实现了长达8年多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许多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均源于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即工业化的推动。当一国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时，该国整体经济也同时高速增长；当一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时，该国整体经济增长也相应低迷。英国和德国的制造业衰退开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也是英德两国工业高速增长的终结以及经济增长步入低迷的转折点。日本制造业衰退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此同时，日本整体经济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低迷增长并且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经济起飞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强劲推动，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述地区的高速增长依旧由区内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支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拉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制造业快速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的经济动荡也与该时期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丧失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大国的兴衰印证的是制造业的兴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因此，中国实现经济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是成为“世界工厂”，政府必须创造和维持一个最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坚决把中国的制造业做大做强。

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生产成本低，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成本低廉。正是凭借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凭借质优价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畅销全球。

正是因为中国生产成本低廉，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制造企业才纷纷将生产基地迁移到中国来，中国出口产品的56％是由外国投资企业实现的。不仅如此，在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同时，许多跨国公司也逐渐在中国建立研究与开发基地。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仅使中国成为了世界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也使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研究与开发基地。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

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发展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将很快消失，同时，将会阻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生产成本提高将使国内制造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去。

中国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不仅要依靠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更要依赖国际消费市场。众所周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根据《2002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即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量占支出法GDP增量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997年的24．23％上升到2002年的54．53％。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扩张了中国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础。但如果仅仅依赖国内市场，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步伐将停滞下来。以2002年为例，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2年末，中国工业品中90．3％供大于求，仅9．7％达到供求平衡；农副土特产品中，73．5％的产品供大于求，26．5％达到供求平衡；农业生产资料中100％供大于求。如果不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中国制造业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这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出口必须保持高速增长。但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出口将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将限制中国制造业的殆长。

综上所述，中国要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和“世界工厂”，必须长期维持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和强劲的出口增长趋势，如果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中国无法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正是基于这一战略考虑，不管美国和日本施加多大压力，中国政府必须坚持维持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政策，因为只有在这一政策的保护下，中国才能够持续维持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和强劲的出口增长。

过去20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人民币低汇率水平对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至关重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人民币对美元在过去的20多年里贬值了约80％，带来了中国制造业跨越式发展。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了4．8倍，年均增长17．4％。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与发达国家工业的低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1990年至2000年，美国工业增长45％，加拿大增长35％，日本只增长了0．6％，而中国增长641．6％。

美国是通过第二次技术革命和贸易保护主义来完成工业化道路，日本利用了长期的汇率低估(日元兑美元在1949年至1971年的22年内一直稳定在1美元兑360日元的低水平)和严格保护国内市场而完成了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处于发展过程中，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已无法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和关税政策来保护国内的制造企业，也无法像日本那样封闭国内市场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和政治环境不允许中国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来实现中国的“世界工厂”之梦。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环境下，中国惟有通过实施人民币低汇率政策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强国之梦。

美国正通过各种手段比如以贸易保护的措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面对“人民币汇率”引起的挑战与变革，我们应该怎样选择?

撰写本书是更多地从发展中国制造业的角度来思考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政策的改革问题，如果中国想成为“世界工厂”，就决不可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如果资本账户开放危及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权，那么就应该放慢或停止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

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蒙代尔的“三元悖论”

在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只能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中选择二项，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保罗·克鲁格曼《永恒的三角形》

中国的汇率政策要与其他改革相衔接，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有三件事要做……这三件事在我们的顺序安排上是比较靠前的。汇率浮动机制的最终完善是应该放得稍微靠后一点。当然，顺序的选择也不是完全没有灵活性。

——周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