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称黄裳为真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而其散文视域既雄放阔大，又注重历史细节，深情冷眼，文简质腴，构建了一个极具魅力、巍然可观的“散文王国”；著名作家和报人李辉关注和研究黄裳多年，称其为最后一位满腹经纶、才情纵横又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风流名士”！本书收录了他的经典作品，举凡山川风物、历史人事、清雅书话、珍本题跋等，无不历历如绘、情理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才识和灿然妙笔。值得一阅！

　　黄裳，著名散文家、记者、藏书家、学者。撰有大量散文、杂文、剧评、游记、读书随笔等。出版专集数十种，本丛书是他的作品系列。分《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河里子集》、《春夜随笔》、《过去的足迹》以及琳琅满目的近作新编《拾落红集》。举凡山川风物、历史人事、清雅书话、珍本题跋等，无不历历如绘、情理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才识和灿然妙笔。

书的故事

古书的作伪

西泠访书记

谈“善本”

谈“题跋”

谈“集部”

谈禁书

书痴

祭书

再谈禁书

《鸣凤记》

残本·复本

陈圆圆

杨龙友

插图

晚明的版画

关于柳如是

书之归去来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

萧珊的书

《先知》

江湖

阿英的一封信

《革命者的乡土》

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

春夜随笔

“新”“旧”“红学家”

关于“自叙说”

论焦大

话说乌进孝

古槐书屋

碧蕖馆

《版画丛刊》及其他

往事回忆

陈寅恪

“寒柳堂”的消息

槐聚词人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绣鞋

春灯燕子

马瑶草

消夏录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涉江词

善本的标准

诸葛的锦囊

怕鬼的故事

西太后与现代化

慈禧太后吃饭

韩信的哲学

“蠹鱼”的悲与喜

关于陈端生二三事

放翁诗

后记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叶。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叶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叶，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做。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某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有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P14-15

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榆，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的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到了夏天，就像一把绿色的大阳伞。“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

我的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乱翻书中得来的。好像摆着一个寒伧的地摊，只有几件破破烂烂的货色。心中有数，决不敢叫卖百货商店里的高档商品。地摊上的旧货又大半陈旧残破，不过有些目前还可以将就使用，也有这样那样的买主选中买去。仔细想想，这本小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地摊”在若干年前就理所当然地被“砸烂”了。想恢复起来是困难的。有很长一个时期我做的就是没有本钱、没有货色的生意。全靠头脑里残留的一点记忆。而记忆近来又大大衰退，零零落落。有些真切，有些就模糊。因此记得实在的就多说一点，拿不准的就避开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小本经营或无本经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空话多而实例少，虽然尽量避免，总免不了出现事实上的错误和悠谬的意见。这就不只希望读者予以鉴谅，还要加以纠正了。

近十年前，康生曾经给过我“以伪乱真”的四字评语。也许是八个字，记不真切了。至今也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荣幸地得到了这位“理论权威”的关心。有人说这是康生看到我在藏书上的题记以后的“批示”。我有一个坏脾气，买到一本书，翻过以后总要写下一点题记来。有时也说一点有关版本的意见。我的鉴定力并不高明，上当受骗的事是常有的，我也从不失悔，只是将那付了学费取得的经验写进题记里。至于是否曾经出于某种动机，把明刻说成宋版，把残本说成全书……那就要请“专家”、“学者”和大小“英雄”们来判断。他们遵照康生的意见，把我的藏书全部“没收”以后，经过长年累月的鉴定、编目、研究，我写的题记自然也都全部看过，他们是应该有发言权的。

至于康生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版本鉴定学力，我也并不盲目崇拜。例如，有一部原刻的萧云从《楚辞图》，我在题记里指出是“乙酉刻本”，也就是南明弘光刻本。而“专家”所制定的目录里则说是乾隆刻本。那书的字体刻工确也有些与乾隆本相近，但到底并不是。这书到今天还被扣在那里，也许是被当作以清刻冒充明刻、“以伪乱真”的标本了吧。

这也真是算不了什么的小事。

康生只不过是批了几个字，也许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有人就得意地、神秘地辗转传说了。在那时候，谁能知道一半句“顾问”的说话，可是了不起的、真正值得夸耀的财富。没有一点关系，能知道吗?康生说了某人是“坏人”，传达了康生这句话的，就自然成为与“坏人”不同的“好人”，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宣布依“法”全部没收，很有一些人表现了非凡的“革命热情”。不过就在当时我也多少看透了这些“英雄”的心。他们肚皮里盘算的和嘴里叫喊的，看得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正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风气。从康生那一伙开始，到大小“众路英雄”，他们的终极理想或有大小高下的不同，但在思想方法、具体手段上则并无多少质的差异。仔细想来，他们接受的也不过是几千年世代相传的过去了的“英雄”们的衣钵。几乎同样或相类的事迹，就大量地记在例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里。也许当代的“英雄”们并不人人读过《通鉴》，但竟全部无师自通地熟练掌握了那一整套法门。这才真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想改变这种现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决不是“没收”或“销毁”这种手段所能奏效。在这本小书里有时就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不论这过去的是几千百年或几天。不然就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吃大苦头。

时时记住过去就会使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么?我看也不一定。我相信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一天不在前进，虽然对进步速度的判断是有争议的。有时我向嫌进展小、慢的心急朋友建议，不妨取一张去年今日的日报，拿来和当天的报纸相比，看那重大新闻、批评或表扬的事物……很容易看出今昔之异。是不是真的有了进步，也是易于判断的。当然，对前进步子的大小、迟速，免不了还会有不同意见。但进步总是不能否认。这里用的其实还是回顾过去的方法。

譬如过去我们只能称之为“那个理论权威”、“那个顾问”的康生，今天说起来就不必转弯抹角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本书里也还留下了一些这类的“谜语”，我也不一一加以改正，因为这反映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现象。

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