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这就是本书所研究的内容，而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则是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而本书记叙的年代范围则从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的瓦解。倘若说1945年以后是苏联政治制度取得辉煌胜利、苏联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国家赖以存在将近50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大大巩固的时期，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是经济和政治危机迅速加剧、内部联系削弱、意识形态依据丧失并最终使国家解体的时期。

　　政权存在的机制通常必须以许多管理部门（各部委，部长会议及其下属各个部，苏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和政治局）密切协作为前提。然而，一旦到了需要迅速作出决定，或者这些决定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进，那些似乎完美无缺的协商制度和事先进行专家鉴定的规范定就被取消了，由一些最高政治领导人（通常由党的领导人同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队的头头）根据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合理性（准确地讲，是根据某一时刻的政治合理性）匆促作出决定。许多领导人往往断然否定专家的意见，违背以前通过的决议。苏联政权组织所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作出决策。

本书的任务是，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前言

第一章 苏联的社会政治发展（1945年——1953年）

第二章 缓慢消融的坚冰（1953年3月——1957年底）

第三章 尼·谢·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

第四章 从稳定到停滞（1964年11月——1968年）

第五章 从停滞到危机（1969年——80年代初）

第六章 领导人相继去世（1982年——1985年）

第七章 改革，公开性，社会政治危机加深（1985年——1989年）

第八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1989年——1991年）

结束语

再版的话

人名索引

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最可怕的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了，以我国取得胜利而告终。德国被粉碎，一个统一的国家被消灭。苏军占领了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参与解放了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苏联不仅保留了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公约移交给它的所有土地，而且依靠东普鲁士、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中亚的小共和国图瓦，使自己的版图得到扩大。

苏联成为世界公认的首领国。苏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能够做到使东欧诸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听命于自己，东欧各国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很快就把所有其他政党排挤出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结束具有重大的意义，以毛泽东为首、依靠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胜利者。温·丘吉尔1946年在富尔顿发表讲话时指出，显而易见，世界已经分为两大政治阵营，一个以美国为首，另一个以苏联为首。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人们都会从中发问：冲突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美国有利?

当时苏联的政治制度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战后，“各族人民和所有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限，并且被涂上了新的色彩——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统帅。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被战争毁坏的工业得到顺利恢复的报道。

伟大卫国战争似乎并没有导致国家的国内政策发生巨大变化和进行改革，这在俄罗斯的战争史上尚不多见。战争胜利成为苏联制度不可动摇的最好证明。战争年代出现的广为流行的一句话——“战争使一切速度加快”有其另外的政治含义。约·维·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同选民的一次交谈中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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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它变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这本书题为战后《苏联政权史》。选择这个题目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战后苏联的政权史尚未被认真研究过。这当然绝对不是说，过去没有人涉猎过这个课题。遗憾的是在苏联时期，历史学家往往试图驾驭历史，使历史的面目符合下一个阶段政权面临的任务和执政者的观念。按照苏联发展所特有的内部逻辑，誓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政权在每一个新阶段都要把以往的一段历史一笔勾销。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些主要登场人物，如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A．H．李可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K．B．拉杰克，H．H．叶若夫和伊·亚·谢罗夫，格·马·马林科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和格·康·朱可夫，II．T．谢皮洛夫和亚·尼·谢列平……他们早已经不在人世。约·维·斯大林、尼·谢·赫鲁晓夫，甚至弗·伊·列宁也没有永留人间。有关他们的许许多多文献资料一直被保密到苏联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些日子。

苏联政权对于本身历史的研究采取了先人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他们宣布下列原则作为先验性的真理：

——阶段斗争具有“历史火车头”的作用；

——承认从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断言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因此，可以把所有历史进程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种；

——坚信苏联共产党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进步和“爱好和平外交政策”的化身。l

这些基本原则不仅成为确定历史研究内容的出发点，而且成为接触档案资料的政策。2

在苏联，档案资料历来被国家领导人视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视为预先确定20世纪史科研究成果的有效方法，因为控制文献资料是党对社会科学实行领导的一部分，而且特别注意控制有关党机关活动的那些文献资料，接触任何党的档案资料必须得到党机关——从州委和边疆区党委到苏共中央的同意。大约90％党机关的档案资料和20％政府机关的档案资料印有“密件”或其他限制的字样。

1991年8月事件以后，即在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把苏联共产党的文献列为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部分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一些有关可以公开档案资料的法律文件被通过以后，研究人员才得以接触过去的一些重要政治文献——历次党的全体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

苏联解体以后，研究人员接触国家历史文献的范围大为扩大，先人为主和众口一词的历史研究方法被抛弃，这种情况为研究战后国家历史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书记叙的年代范围——从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不复存在。倘若说1945年以后是苏联政治制度取得辉煌胜利、苏联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国家赖以存在将近50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大大巩固的时期，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是经济和政治危机迅速加剧、内部联系削弱、意识形态依据丧失并最终使国家解体的时期。

如上所说，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苏联政权史。这里所说的“苏联政权”这一概念不是指曾经被准确表达的那样，属于苏联历史的制度范畴。所以，我在意识到难以完美确定“苏联政权”这一概念以后，往往试图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来描述这一现象。苏联政权——这毫无疑义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首先，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直接和通过党组织履行管理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不可能为其成员提供参与作出管理决策的机会，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使“自下而上”成为不可能。苏共领导人通过的那些决议完全不符合苏共党章规定的程序。

有人说，苏联的政权属于实际上(而不是根据党章)控制着党的那个机关——它的政治局，这种认识也没有得到证实。是的，政治局的成员中有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国家的许多历史时期中(20世纪30年代末3，战争年代，战后时期，几乎直到1956年)，最重要的决议不是在政治局内通过的，而是以所谓的“询问的程序”通过的，亦即事后形成的。这个时候，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大概更为重要，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力比党领导人本身的权力更大。

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命令通常是由少数几个领导人作出的。例如，在卡廷枪决波兰军官的决定是由四个最高领导人作出的，他们是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后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伊·加里宁和石油工业人民委员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也表示同意。4苏军1979年12月12日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在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作出的，当时在场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弗·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康·乌·契尔年科，只是在后来才形成中央政治局的决议。5

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从1953年3月确定“斯大林继承人”的人选到1964年lO月尼·谢·赫鲁晓夫下台)是由极少数国家领导人预先确定的，只是在后来才以政治局、苏共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予以确认。

在苏联早已流传的一则笑话说，苏联的权力集中在花园里的一个圆圈内，这对花园的居住者和整个国家都是件好事。不能说这些笑话没有根据，战后苏联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最高管理层，首先掌握在四个主要部门的领导人手中。这四个主要部门是：老广场——苏共中央机关，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卢比扬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阿尔巴特军区”——苏联国防部。

地方和中央政治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州委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6，各部部长、副部长、部领导成员，加盟共和国各部和部门领导人7，苏维埃机关、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门、工业部门、学术部门、宣传和文化部门中担任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领导人也是一部分有权势的上层人物。8在当地掌握实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州、边疆区、加盟共和国党委办公室主任，也可以被归人有权势的上层人物。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战后苏联的政权属于隐藏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后面、使用经苏维埃选举的群众性共产党组织进行伪装的寡头政体。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的成员被列为由上级任命的干部，这是这一寡头政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寡头政体的内在实质是，它可以在苏联所有生活领域国有化的条件下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进程。

从政府通信用户名单上大概可以了解到国家最高层权力机关的更为准确的数量。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众所周知的莫斯科《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它有红色的硬书皮，封面上印有苏联国徽和“政府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的字样，电话本里当然少不了有官员的姓名，一看就知道是寡头政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使用的电话本。

使用这种电话的官员打一个普通的电话，就可能对某个工业部门或文化部门、对某个工厂或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人产生某种后果。“电话权”(20世纪80年代新闻记者们常用的讽刺语)确实是寡头政体权力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

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的用户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一些政治评论家和总编，高级将领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各部委领导人，大型工厂厂长和著名大学校长。1991年6月1日印发的《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中共有600多名这样的大人物的姓名。10

居住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首都，以及边疆区和州中心的领导人也享有这种特权。被收入长途自动电话用户名册的人包括党和国家高级官员，大型工业企业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驻外军队集群司令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局的局长，这本供全苏联使用的长途自动电话用户名册中共有大约2800名地方官员的名字。11

地方权力机关和中央权力机关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莫斯科，所有主管部门(从中央机关到部长会议和各个部)都注意保持与州委第一书记的不间断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同州委第一书记交换意见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样做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州委第一书记大多是苏共中央委员，参与中央全会的表决，因此必须注意同州委第一书记搞好关系，以加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是注定要下台的。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解除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也说明了这一点。同各州州委第一书记搞好关系，这是确保苏共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表决机器”无故障运转的重要保障。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实施的工业、国防、农业方面的计划能否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州委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所做的工作，没有他们发号施令，就得不到“地方资源”，难以完成全国性的任务。

而地方领导人对中央政权的依赖程度更大，从中央对地方的资金投入到下拨资源(工业原料和食品供应)，从退休后在莫斯科分得舒适的住宅到安排子女进入好学校，这一切都要依靠中央政权才能解决。

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很大，而地方官员对本地区周围一帮人的依赖程度则要小得多。

由此看来，在战后苏联历史舞台上，主要登场人物的数量大概超不过3000人12，正是这些人成为苏联政权的体现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互相依靠，互为利用。

表面上看，所有国家官员都是由党机关任命的，但是，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并不是国家政权组织的通用法则。是的，没有党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各个部，秘书处或政治局)的批准，就不能取得相关职务的任命。但是，如果没有把干部人选同有关部门(部长会议，有关的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协商，任命任何国家和党的机关的主要职务都是不可能的。后来，重要职务的任命一定要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定。这实质上是说，必须兼顾官员的相互利害关系，相互利害关系的链条一旦断裂，官员的仕途到此结束。

政权存在的机制通常必须以许多管理部门(各部委，部长会议及其下属各个部，苏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和政治局)密切协作为前提。然而，一旦到了需要迅速作出决定，或者这些决定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时，那些似乎完美无缺的协商制度和事先进行专家鉴定的规定就被取消了，由一些最高政治领导人(通常由党的领导人同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队的头头)根据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合理性(准确地讲，是根据某一时刻的政治合理性)匆促作出决定。许多领导人往往断然否定专家的意见，违背以前通过的决议。苏联政权组织所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作出决策。  本书的任务是，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受“根据行为分别评价”的诱惑(应该指出，这是我国历史学研究的一贯做法)，我们努力做到根据事实和文献证据来“削足适履”，这当然不是最合适的做法，因为这有碍于进行有效的综合和从社会学的角度得出结论，但是毕竟能够向读者提供以往历史的真实情况，并向学者们提供验证本书所做的那些观察的可能性。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H．A．克里沃娃、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工作人员A．B．科罗特科夫、A．C．斯捷潘诺夫、C．A．梅利钦、A．π．切尔涅夫、当代文献保存中心主任H．r．托米利娜、俄罗斯国家电影文献档案馆馆长π．P．扎普里亚加耶娃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r．H．谢沃斯季亚诺夫院士和A．H．雅科夫列夫院士阅读本书手稿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