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中外的多伦诺尔汇宗寺，在300多年里，以其博大的气势、富丽堂

皇的殿宇、千姿百态的铜像、斑斓辉煌的唐卡、豪华精美的典籍……令无数

人叹为观止。然而，随着历史的沧桑巨变，这个神奇的世界毁于一旦，几乎沦为废墟。辉煌的殿宇不见了，珍贵的收藏没有了，庄严的铜像和耀眼的法器荡然无存了，只有它劫后的残骸和无奈的灵魂，在接受游人的凭吊，呼唤着历史的反思。本书让我们走进多伦汇宗寺，一起回顾它近半个世纪的建设经过，透视它辉煌盛况，追思它惨遭焚毁的历史。

序 卢明辉

引言

第一章 一代名寺的兴建

第一节 清初蒙古地区政治形势与喇嘛教

第二节 哲布尊丹巴活佛与多伦诺尔

第三节 多伦诺尔会盟

第四节 康熙敕建汇宗寺

第五节 汇宗寺创建的政治动因

第六节 汇宗寺碑文诠释

第七节 雍正帝敕建善因寺

第八节 善因寺碑文诠释

第二章 寺庙城的辉煌盛况

第一节 汇宗寺的敕建庙

第二节 章嘉活佛仓

第三节 善因寺的敕建庙

第四节 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

第五节 多伦诺尔的历代章嘉活佛

第六节 十三位活佛及佛仓

第七节 官仓和当子房

第八节 法会和查玛舞

第九节 蒙古高原上的文化宝库

第十节 汇宗寺财产知多少

第三章 汇宗寺对高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因庙而兴的蒙古商贸城

第二节 因庙而设的多伦诺尔厅

第三节 汇宗寺与旅蒙商的崛起

第四节 勒勒车骆驼队游走蒙古高原

第五节 闻名遐迩的多伦诺尔铜佛制作

第四章 汇宗寺涅槃

第一节 清王朝的衰落对汇宗寺的影响

第二节 外蒙古独立对汇宗寺的冲击

第三节 兵灾匪患的破坏

第四节 乙酉罹难

第五节 汇宗寺末代活佛——甘珠尔瓦

第六节 “十年动乱”的破坏

第七节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在清朝初期，由于蒙古民族居住区域特殊的政治宗教环境，长城以北，有一片叫多伦诺尔的草原，在康熙中期骤然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使多伦诺尔与喇嘛教和喇嘛，甚至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到一起。这要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外蒙古的局势说起。

外蒙古的三部中，土谢图汗部的领地在土拉河流域，车臣汗部的领地在克鲁伦河流域，札萨克图汗部的领地在杭爱山南麓。土谢图汗部的力量较强．势力最大。康熙初年，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由于争夺牧场、牲畜和属民而发生内讧。康熙二十五年，札萨克图汗成衮和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因争夺逃亡属民发生战争。而后沙喇继任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不仅掠夺札萨克图汗部的牧地牲畜，还执杀札萨克图汗沙喇而夺其妾。冲突波及到车臣汗部，最终导致外蒙古三部的内讧。正当三部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初，西部准噶尔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带领三万骑兵，道出札萨克图汗部，越过杭爱山，进攻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首领察珲多尔济在特穆尔设防失败后，外蒙古诸部联军又在鄂罗会诺尔激战中失败。在这次战争中，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受到严重损失，就连原来噶尔丹支持的札萨克图汗部也遭到抢掠。各部的牧民“丢弃庐帐、牲畜，纷纷南逃，尽夜不绝”。①在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各部首领在乌里雅苏台集会，商议今后的出路。沙俄在此时也来与土谢图汗部联系，表示要帮助土谢图汗部，但条件是叫土谢图汗首领察珲多尔吉和哲布尊丹巴活佛率部迁到俄国境内，向沙皇称臣。

这时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是外蒙古三部共同供奉的大喇嘛，他姓氏是博尔济吉忒，原名扎那巴扎尔，为原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察珲多尔吉之弟。1634年转世，后入藏学法，返回外蒙古，宣扬黄教，尊称“温都尔葛根”，是外蒙古地区喇嘛教的领袖人物，清廷曾经支持过他获得宗教领导权，以后清廷确定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根据妙舟法师编著的《蒙藏佛教史》载，在乌里雅苏台的集会上．哲布尊丹巴问众人：“今而后将如何维持存在耶？”各部首领同声答道：“整理我国政治，以图安固，活佛之所知也。”哲布尊丹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众人说：“我之北有俄罗斯，政治平允，然其地一不能传佛教，二则，其民之衣裾曲于左，我等不可往。我之南有中国，政治也平允，其国平和安宁，尊敬佛教，即其衣，亦似仙人所服者，国富财多，锦绣绢绒，不可胜数，我等若赴其地，可邀万年之福。”②到会的人对此建议无不表示赞同，立即奏报清廷，请求保护。很快得到了康熙帝的同意，外蒙古三部遂大量内迁。康熙帝把归化城、独石口、张家口的仓储发放给他们，用以赈济，并将内迁的民众安置在乌珠穆沁、浩齐特、扎赉特、阿巴噶、乌喇特、茂明安、四子部落等各部游牧地的界内或界外。同时向噶尔丹发出命令，责令其罢兵，归还外蒙古三部的领地。P11-12

  2001年，多伦汇宗寺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任月海先生在多伦县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和清代蒙古史研究工作，多年来他不辞辛劳，在精心搜集积累大量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编撰图文并茂的《多伦汇宗寺》一书。他把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寄给我为其作序。作为先睹为快的第一读者，很为荣幸，书中旁征博引，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对久已被历史湮没的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善因寺等古刹，以重墨描绘，使其重现昔日风貌，展现了一幅清新的画廊。

我从1965年至2002年，为撰写《清代蒙古史》等书，前后四次踏访过这座曾誉为。漠南商埠——骆驼城”和著名的喇嘛庙——汇宗寺。我向这里曾经辉煌过，也曾破碎过的山河发出叩问：从秦汉至明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防堵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不遗余力地劳民伤财大修长城，却没有阻绝了强悍的游牧民族以铁骑发动战争。而清朝统治者则对北部边陲采取不设防，“以蒙古为屏障”；对蒙古封建主实行“满蒙联姻”等羁縻政策，使这个以狼为图腾、英勇强悍、曾创建过人类有史以来版图最大帝国的蒙古民族。竞成为近300年来清朝忠诚的同盟军，奠定了蒙古各部归服清王朝统辖版图的基础。1691年，康熙帝在这里举行内外蒙古各盟部旗札萨克、王公“会盟”，进一步巩固了清朝对北部蒙古高原辽阔疆域的统治地位。多伦会盟时。康熙帝应蒙古王公要求，并为实施以“黄教柔顺蒙古”的策略，择地敕建规模宏伟的汇宗寺；其后雍正帝又敕建善因寺。两大寺庙兴建后，成为辅佐清朝统辖蒙古地区政教合一的宗教中心，使喇嘛教成为清朝和蒙古封建主统治蒙古族人民可靠的精神支柱。对于清朝统治者解决这样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层原因。多年来悬在我心头，成为难以解读的谜。读了《多伦汇宗寺》后，对清朝在多伦“会盟”和创建喇嘛教汇宗寺的缘由，有了较深的理解，可谓获益良多。以下谈一点我的读后体会。

多伦诺尔。是蒙古语，汉语的意思是七个湖泊（又称“七星泊”)，为蒙古人游牧地。周围湖泊遍布，地貌多姿，风光秀丽，并有滦河(闪电河)环流，周围峰峦重叠，形势险峻。为兵家必争的咽喉重镇。它地处蒙古高原的南端，居于蒙古漠南、漠北部的适中位置。清人谓：多伦诺尔是“孤悬独石口外”的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京畿安危的重要政治、军事地位。自辽金元以来，它就是京畿与蒙古高原门户连接的战略要塞。

17世纪后期，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内部矛盾突出，局势动荡不宁；漠西（今新疆)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势力强盛，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兵入侵喀尔喀地区，迫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部众南移避难，并要求清朝政府出兵驱逐噶尔丹。清康熙帝先将喀尔喀部众安插在漠南蒙古边境，然后调集重兵分三路对推进到内蒙古地区的噶尔丹军队进行征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亲率大军，迎头痛击侵入漠南乌兰布通地区的噶尔丹军，取得重大胜利。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召集漠南蒙古49旗札萨克、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三部36旗札萨克，于多伦诺尔会盟。会盟由康熙帝亲自主持，标志着漠北喀尔喀三部36旗正式并入清朝版图。即使蒙古既不能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笼络蒙古封建主；使蒙古成为清帝国在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藩。英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成为清统治全国各民族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在多伦会盟期间，内、外蒙古王公要求“愿建寺以彰盛典”。为尊奉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的习俗，康熙帝敕令，在滦河上游“川原平衍，水泉清溢”的多伦会盟处。仿北京故宫中和殿的风格，兴建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寺庙。1713年，寺庙建成后。康熙帝赐名“汇宗寺”，并竖立汉白玉石碑，用满、蒙古、汉、藏文记载了建寺缘起。汇宗寺建正殿、东西配殿、天王殿、藏经楼、官仓和活佛仓等，大殿顶覆以蓝色琉璃瓦。故称为“蓝庙”。当时清廷“令蒙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从此多伦诺尔就成为漠南蒙古族敬仰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敕令，在汇宗寺西南侧又兴建精巧壮丽、气势宏伟的善因寺(新庙)。1731年，善因寺建成，建筑规模更比汇宗寺壮观，除建有正殿、配殿、释迦佛殿、印务处外，还建有雍正帝行宫。大殿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又称为“黄庙”。并有雍正帝亲赐匾额及碑文。善因寺与汇宗寺“新旧两庙，巍然对峙，真边境之伟观”。清廷延请佛学造诣高深的二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主持善因寺宗教事务。协助清政府处理蒙藏事务，成为蒙古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更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清朝对蒙古社会的统治地位。

从前只有“七个湖泊”的多伦诺尔，兴建两座藏传佛教寺院后，被称为。喇嘛庙”。每年三月、七月间，两大寺院举行庙会。届时，漠南和漠北蒙古各部旗的王公、牧民不顾道路艰难险阻，扶老携幼，骑着马、驼，赶着牛羊畜群，驮载着毛皮等畜产品。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除拜佛布施外，还与蜂拥而来的山西、京、津等地的汉、回族商贾进行互市交易。康熙后期，多伦诺尔已发展成为“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居民鳞毗，屋庐望接”之地，为“外藩四通之区，马驼丛集之所”。清人记述当时蒙汉贸易的诗云：“墩夹边墙内外长，纷纷庐落绕牛羊，白貂绿马边头贵，争换红盐向市场。”

雍正至咸丰年间，形成以额尔腾河为界，右岸为寺院区、左岸为商业区。“东西宽四里，南北长七里，分十八甲，有大小八条街道的市镇”。晋、京、津、冀等地的汉、回族商号“增至四千余家”，商民和各种手工业人口达17万之多。各种金、银、铜匠和制造民族、宗教用品的作坊达五六百家。从事铁匠、金银匠、铜匠、木匠和制革、鞣皮、擀毡、制马鞍和蒙古靴帽等工匠所制造的金银首饰、蒙古头戴、铜佛、宗教法器、毛皮加工等产品和民族手工业品，深受广大蒙古牧民的喜爱，更为从事蒙古贸易的商人所青睐。尤以远销西藏拉萨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和外蒙古库伦等各大寺院的“阿尤希铜匠铺”制造的高达17米的铜佛最为著名。

多伦诺尔的牲畜、毛皮贸易，每年大约有七八万匹马、四五万条牛、四五十万只羊销往中原各地和输出海外。乾隆年间，在汇宗寺旁约1公里的平川上，已形成“东西宽为四里，南北长达七里，居民鳞毗，屋庐相接”的城镇，商号最多时已有四千余家。乾隆十年(1745年)，由山西晋商、钱庄、票号合资兴建。山西会馆”，建筑结构复杂，布局独特，一进三匝的四合套大院，总面积5202平方米。院内青石铺地，房屋建筑艺术都很考究，青砖青瓦的三重屋顶，四角雕塑飞檐走兽，龙头嘴里噙着风铃叮咚作响。三个院落的厅堂凉暖阁房，都是雕梁画栋，楠木精制彩绘柱头和门楣，更显露出堂皇富丽的景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会馆的中央大戏台，舞台仅用两根红楠木粗柱支持，这种建筑风格的戏台，在我国现仅存两座。在戏台老墙斑驳的两壁上，还遗存着从清朝光绪初至民国年间，由北京、天津、太原、大同、保定府等地。邀请来演唱的戏班名和著名演员艺名的记载。向人们透露着昔日生意兴隆的富商们彻夜不绝地欣赏优雅的戏曲。享受悦耳动听音乐的生活。反映了当年多伦经济、文化昌盛的景象。日本旅行家剑红生在《多伦诺尔记》中写道：“以喇嘛庙之名，播于远近，商贾踵集，土地日盛，成巨然一大都市。”故有“漠南商埠”之称。

康熙年问，多伦还有造型别致的三官庙、娘娘庙和宝塔等佛、道教庙宇等建筑。三官庙“规模伟丽，为商人集资所建”。城里还有中亚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的东、南、西、北、中五座清真寺，现存的北寺中还有咸丰帝钦赐“福佑一真”匾额。是伊斯兰教信徒们活动的中心。

多伦诺尔是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在抗日战争中收复的第一座塞外军事重镇。1933年3月，日军相继占领热河省、察哈尔省。4月，攻占了塞外重镇多伦。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26个同盟军将领联名通电全国：“为民族生存而战斗。应民众要求而奋斗”，“重振义师，克日北指，收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率师北上。7月7日夜，抗日同盟军兵分三路进攻多伦。吉鸿昌等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巷战肉搏，经过5昼夜的浴血战斗，日军精锐部队荒木骑兵旅团和李守信部等近万人难以抵挡，惊慌溃逃。7月12日，吉鸿昌等率部攻克多伦。

多伦抗战胜利。大大激发起全国各民族人民抵抗日寇侵略的士气，成为流芳千古的佳话。在当地民众中至今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当时有一首赞颂多伦抗战大捷的诗中写道：

殷殷碧血遍荒郊。旷世勋名万古流。

报道山河归故主．满廷贼桧尽含羞。

多伦汇宗寺大殿在清咸丰年间，曾被大火烧毁后重建。1945年，苏蒙联军来到多伦，又放火将其烧毁；寺院配殿和许多官仓都被毁坏，大量的金银铜佛像、法器、佛经等遗失殆尽。幸免于劫难的殿宇和章嘉活佛仓，因当年被县粮库用做粮仓，得以保留下来。它向人们诉说多伦近300年来辉煌与灾难的历史。

如今，多伦汇宗寺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在实施维修工程，而多伦也和全国各地一样，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滦河源头这片沃土上，城镇的建设、经济、文化等事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当我再次走进多伦，仿佛又见昔日商业文化遗风的景象。仿佛又听到当年叮咚的驼铃在耳际鸣响……

这是我读了《多伦汇宗寺》书稿后，一点心得，以是为序。

于呼和浩特市积微斋

2005年4月10日

名扬中外的多伦诺尔汇宗寺，在300多年里，以其博大的气势、富丽堂皇的殿宇、千姿百态的铜像、斑斓辉煌的唐卡、豪华精美的典籍……令无数人叹为观止。10多年前，当我在县党校做教员的时候，偶尔为县史志办翻译一份有关多伦汇宗寺的日文资料时，便被这片残垣断瓦下的深邃文化底蕴所深深吸引。那份惊奇与冲动长久地激荡着我的心灵，促使我去探求其中的奥妙。

从1992年开始，我就着手搜集、整理汇宗寺的有关文献资料。然而，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员，要真正看懂这些如“天书”一般的文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包括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我一边收集、积累这些繁杂的史料，一边自学蒙古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古汉语及文献学等知识。1997年7月，在我初步对汇宗寺有了一个概念性认识的时候，中国蒙古史学会的140多名专家学者到汇宗寺参观考察。我当时作为一名县旅游部门的干部使尽全身的解术，认真讲解，得到了在场专家学者的认可，破格将我吸收到中国蒙古史学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里，并鼓励我以汇宗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藏传佛教在清代蒙古地区的兴盛和衰落的历程。1999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开始从事汇宗寺的保护管理和维修工作，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和鼓励下，白天倾心于文物保护的行政事务工作，夜晚埋头于故纸堆中。

2003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完有关汇宗寺的学术论文以后，与会的同仁向我建议，如果能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昔日汇宗寺的真实状况相对系统地整理出来。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而迄今还没有一部这样的著述问世，民族出版社当即向我约了稿。于是，我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揣浅陋地撰成这部书稿，以期比较准确地反映汇宗寺的历史原貌。唤起更多的人士关心和支持对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的保护和维修工作。只是限于资料和作者水平，书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著名蒙古史学者卢明辉先生。他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不忘提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多伦县委政府的领导也十分重视本书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民族出版社汉文二编室主任欧光明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宝贵敏，或指正不足，或披览全书，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内蒙古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林胜先生为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另外，在我多年学习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著名蒙古史学者齐木德道尔吉、曹永年、吴元丰、鲍音先生以及日本国蒙古学家若松宽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并为我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料，在此一并诚致谢意。

作者

二00五年四月十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