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二战结束后,韩国在美国的资助下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依附发展。在韩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主进程中都有美国的影子,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的影响必然地结出了这两颗丰硕的果实。到底美国对韩国的影响有什么独特之处?韩国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经济制度在美国的影响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此期间,韩美之间有哪些矛盾和冲突?韩国如何在与美国的博弈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多少个国家都在孜孜以求,但残酷的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的国民享有了丰富的、舒适的生活。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因此作者着重解读韩国二战后20年的现代史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有裨益。
罗斯托等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对韩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罗斯托本人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是在韩国发表演讲还是在美国会见韩国企业界人士,他都愿意称他们为“起飞小子”(take—off boys)。韩国在朴正熙上台后进一步实践经典现代化理论,而大致在这个时期依附论崛起从而在学术界兴起了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时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战后的韩国是如何起飞的?其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经济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在韩国发展的关键点上做了些什么?韩美之间有哪些矛盾和冲突?韩国又如何在与美国的博弈中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二 结合处理归属产业,为资本主义塑造经济主体
美国在为韩国设计土地改革和处理归属财产的政策时,除了要对抗左翼力量对农民的吸引之外还有一个考虑:力图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引导地主阶级转向产业经营,主要的措施就是允许地主用土地补偿金购买归属产业,实现地主阶级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转变。早在1947年3月,美军政厅就已经开始拍卖部分归属产业,但仅限于小规模的企业,其他的矿山、银行等大规模企业都是在李承晚政权建立之后才被拍卖的,但是拍卖方式前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地主阶级有没有实现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转化呢?
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农民要定期上缴给政府实物以偿还地价,而地主得到的并不是农民上缴的粮食,而是政府发给的地价证券。这些地价证券可以被用来交纳税金和购买归属财产,或者用来为归属产业的运营进行融资,除此以外,地价证券不能作为支付手段。而且,由于战争等原因,政府财力有限,无法按期支付给地主应有的补偿金。据称,只有28%的地价证券被政府按期赎回。加上战争和连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地价证券大幅度贬值。一些地主也因为生活所迫,廉价转让地价证券。因此,实际上,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大量拍卖归属财产的分期付款是以地价证券的形式偿还的。但是,并不是原来的地主购买了主要的归属财产,而是少数财力雄厚的地主(多数是不在地主)、许多新兴商人、商业资本家或企业的少数股东、租赁人、管理者,利用许多中小地主财政上的困难,大量地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传统地主手中的地价证券,用它们来购买归属企业。由于大量不动产拍卖都是采取15年分期付款的形式,本身拍卖的价格又远远低于实际价值,再加上连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购买归属企业所实际付出的代价非常之低。而成功地得到了归属企业的这批人,依靠与政府之间密切的关系,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不少受惠于此的企业后来成长为垄断企业。除了少数有实力、有经营才能的大地主通过收购廉价的地价证券并用其购买归属产业而转变为大资产者外,绝大多数中小地主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向产业资本家的转化,韩国出现了大范围的地主阶级的没落。
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1976年韩国制造业领域的企业主中,超过47%的人的父亲是大、中地主,并因此而得出结论:韩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精英是来源地主等前现代的精英阶层。实际上,这样的结论并不出乎意料。因为,第一,中、大地主,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不在地主,在土地改革前就私自把土地进行了处理,因此他们的经济实力并没有被削弱,而且,趁众多中小地主经济困难时,从他们手中廉价取得地价证券,用以购买归属财产;第二,社会精英的连续性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经营观念、受教育程度、价值趋向等,都可能会影响后代对发展方向的选择,而不仅仅是物质财产的继承问题。因此,单单从后代的职业与父辈的职业相同,断定其中的连续性,是不恰当的;第三,对于土地改革的意义而言,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影响力的降低,才是更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历届国会议员中,从职业的分布来看,从事农业的议员(地主)所占比例由制宪国会的43.0%稳定下降到第二届的30.0%、第三届的26.1%、第四届的13.7%,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财富的一次大范围的均等化,为韩国经济发展中保持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奠定了一定基础的话,那么对归属企业的处理则恰恰相反,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财富的一次重新聚敛,为韩国形成以财阀为特征的企业结构埋下了伏笔。土地改革与归属产业的拍卖过程,是韩国发展史上的重新洗牌,传统的地主阶层作为一个过时的社会力量,在美国的政策设计中加速没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崛起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包括成功地实现了从地主向资本家转化的那郎分人),开始成为承载韩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并且其中一些逐步发展为大的财阀。工人阶级接管归属企业的愿望被挫败,无产阶级主导经济发展的权利被剥夺。同时,土地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经济高速增长前实现了相对均等的分配,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改革也在韩国建立起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进而为农村对迅速的工业化的贡献提供了可能。总之,在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一方面是明显的财阀发展模式,一方面又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平等,这两个重要特点都可以从美国所主导的归属财产处理和土地改革中找到历史的逻辑线索。P.85-88
二战结束后、冷战萌动之初,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曾出现过一个高峰。韩国在这个时候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冷战体制解体以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继续扩张,深入到阿富汗、伊拉克等亚洲腹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方法和手段如出一辙。如此以来,在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受到美国占领、大规模援助、驻军等各种形式影响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中,只有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依附发展。因此,尽管在韩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主进程中都有美国的影子,但并能简单地认为美国的影响必然地结出了这两颗丰硕的果实。很自然地我们就会问:美国对韩国的影响有什么独特之处?韩国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经济制度在美国的影响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此期间,韩美之间有哪些矛盾和冲突?韩国如何在与美国的博弈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些问题都是笔者所重点关注的,但并不奢望能够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多少个国家都在孜孜以求,但残酷的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的国民享有了丰富的、舒适的生活。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因此解读韩国二战后20年的现代史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有裨益。
回望来路,感慨颇多。非常荣幸能够在北京大学求学,之后又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继续我的研究。正是有了这两个单位里各位老师的教导和栽培才有了今天的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您的严谨治学和谆谆教诲将影响我未来的学术生涯。感谢答辩委员会的宋成有教授、尹保云教授、金景一教授、牛可教授,还有现代化中心的林被甸教授、王红生教授等诸位老师的教导和帮助。感谢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的杨通方教授对韩国研究领域新生力量的培养和支持。很荣幸结识国立汉城大学的宋丙洛教授,非常感谢您的教诲和帮助。汉城大学国际大学院的朴泰均教授多次为我答疑解惑,在此深表谢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我的师弟宋培军为本书的出版不辞辛苦,有了你的督促和建议,本书经历了一次再创作过程。
最后,当然要感谢的是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正是有了财团的资助和支持,我才能如愿到韩国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顺利地出版此书。
论文付梓出版,有如释重负之感,同时又有点惶惶不安。书中错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方家以及各位读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