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能够将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放到“入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冷静地思考，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说话，作者着重论述了全球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之间的显在和潜在的关系，指出全球化并不只与经济有关,它还对影视文化具有非常强烈的吸纳和整合的张力。全书空间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材料新颖，所用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本书将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放到“入世”的语境中去加以考量，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对中国本土电视文化安全机构如何在确保本土电视文化安全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做了一番尽可能理论联系实际的阐述。

序言

前言

第一章全球化与文化传播安全

第一节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传播／1

第二节南北差异与文明冲突／15

第三节民族传统文化守望／19

第四节文化同化与反同化／24

第五节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与文化安全／35

第六节“入世”对中国本土电视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80

第七节“入世”对中国电视文化技术的影响／85

第八节“入世”对中国国家电视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89

第四章后WT0时代如何确保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

第一节树立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意识／92

第二节和而不同优态共存／96

第三节建立国家电视文化安全预警系统／104

第四节政府部门的必要干预／107

第五节本土电视文化产业应全力追求可持续发展／122

第六节本土电视文化机构应有所作为／129

结语“博弈”正未有穷期，安全是一个长久的话题／143

附录WTO135个成员国(地区)电视机构基本状况及因应WTO的主要策略／145

主要参考文献／212

后记／216

二、“地球村”，神话还是现实?

“地球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利提出的，它来自这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地球村的战争与和平》。具体含义是指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只在村落生活中普遍采用的口语传播(说与听)重新获得重视，所不同的是，通过现代传播技术，主要是电视和通讯技术，“村落”的边界被扩展到全球。

“地球村”这个概念提出以后曾经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争议，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形象化的概括，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利二人确实抓住了现代通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在内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而造成的“空间消失”的幻觉。委内瑞拉籍的作家乌斯拉尔·彼得里(uslar Pietri)是“地球村”这个概念的一个支持者，他在一篇题为《传播好比革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世界革命已经在美国开始……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是大多数美国人民拒绝越南战争和拒绝黑人少数民族现状的态度，这既不是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成绩，也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不是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骤然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说，这是媒介的音量、强度和影响半径的结果……大街上的人首先转化为现场目击者，然后不可避免地参与这些在其他情境下显得遥远和无意义的事件。”另外一位名叫德里克。德‘凯克霍弗的加拿大学者也发表文章支持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利，他说：“电视时代将人们变为近邻，用‘地球村’来表示这一概念是恰当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地球村”大唱赞歌。

有人说，“地球村”可能是近几十年国际传播学界流传的一个最大的神话。人们对“地球村”这种提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地球村”的提法易于使人们忘记或者忽略“喻体”与“被喻体”之问的重大差异性。作为“喻体”的“地球村”与作为“被喻体”的普通村落之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也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普通村落的成员之间一般说来具有几个“共同”：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划分敌友的标准，这些共同之处使得村落成员之间对彼此的感觉都是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自然的而非强加的，互相信任的而非相互猜疑的。但是，在作为“喻体”的“地球村”内部，不同的成员之间却不一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划分敌友的标准；二是“地球村”的提法易于使人们忘记或者忽略在作为“喻体”的“地球村”内部，不同的成员之间在对信息的占有和掌控问题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传播设施的接触和占有及使用的不平等，以及对传播系统控制的不平等。“‘地球村’这一修辞性说法倾向于对权力方面的因素的轻描淡写。”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则在《电子技术革命》一书中带有一定预见性地指出：“麦克卢汉的确给人以强烈印象的类比没有足够重视人的稳定性、把人融在一起的亲密关系、被大家接纳的暗示的共同价值和代表原始村社的主要建构因素的传统。”因此，作为对麦克卢汉“地球村”的一种“反动”(Reaction)，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地球城”的概念，“‘地球城’的类比在他(按：即布热津斯基，引者)看来似乎更好地迎合了电子技术社会。”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更进一步提出了“地球都市”的概念，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专门著作，题目就叫《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该书后来由华夏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从信息论的角度加以考量，“都市”与“村庄”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成员之间信息的流动是不均等的，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会受到本区域媒体的关注，除非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反常的事件，如暴力活动，或者“主流媒体”出于“高贵的怜悯”，以俯视的姿态对他们的疾苦做一些猎奇性的报道，对于这些成员，有人形象地把他们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而都市里的另外一部分(通常是极小部分)成员却无时无刻不在充分地享有信息，他们是主流媒体的“主角”。“沉默的大多数”们与“主角”们可能“鸡犬之声相闻，人民老死不相往来”。在传统的“村落”中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有“话语权”，即使这种“话语权”不大，但每一个人也都还有发言的权力，而在“都市”中却往往只有精英们才享有“话语权”，“这样的不平等在都市生活中处处皆是。都市中充满了‘拥有一切，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拥有一切”的人决定媒体说什么，和怎么说，而“一无所有”的人则往往欲“说”无门，麦克卢汉等人当年之所以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使得以往的地理空间的“消失”。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跨国传播确实可以增加异国居民对他国情况的了解，但却无法帮助异国居民获得他国居民的真实“身份”，跨国传播确实可以增加异国居民对他国情况的了解，但却无法帮助异国居民拉近与他国居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村”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P.26-27

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人认为：“尽管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的确，全球化的源头从理论上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却勃兴于20世纪中晚期，进入新千年之后才愈演愈烈。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1978年，驶上稳步发展的“快车道”则是在中共十四大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

原本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非常遥远的“全球化”因为改革开放而变得近在咫尺，并且每天都在与我们发生着关系：“麦当劳”与“麦当娜”一向被西方学者视为全球化的两个重要象征。前不久，有关麦当劳的某些陕餐食品中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的报道不仅让美国老百姓震惊，同时也让中国的普通消费者震惊，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

20世纪中晚期开始勃兴的全球化，在我看来，其最直接的诱因乃是几个世纪以前因‘航海业的发达而导致的所谓“地理大发现”。这次“地理大发现”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殖民地运动，欧洲的一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地理大发现而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在海外建立自己的殖民地，造就了一批像英联邦这样的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其后，得益于“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非殖民化潮流，许多原本属于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纷纷开始了独立运动。截止到20世纪末，这些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绝大多数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

20世纪中后期开始，借助于技术的手段和制度的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并以此为基点，开始悄然地推行政治全球化，甚至企图达到文化的全球化，最终实现以西方“化全球”的目的，他们为此而悄然开始借助一些“工具”对对象国的普通百姓开始新一轮的“殖民”——文化殖民。

此轮“殖民”与几个世纪前开始的那场殖民运动存有较大的不同。几个世纪以前开始的那场殖民运动主要是人口的殖民，目的是“他们”强制性地来到“我们”世代所生息的地区生活，挤占“我们”的物理生存空间，掠夺“我们”的物质财富。而20世纪晚期开始的这场“殖民”则是想通过对“我们”进行“洗脑”，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不加选择地认同“他们”的一切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从先进的科学技术到同性恋。目的是将“我们”变成“他们”，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的目的。

从危害的程度上看，这场新的“殖民”运动对中国老百姓的危害程度远远大于几个世纪以前的那场殖民运动。

几个世纪前的那场老的殖民运动，西方殖民者凭借的是洋枪大炮等“热兵器”横冲直撞，而发端于20世纪晚期的这场新的殖民运动，广播影视文化产品及服务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西方列强“全球化”的急先锋。特别是当这些“急先锋”借助一些表面上看不具备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游戏规则”制度化、合法化地到对象国“攻城掠地”时，其威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广播影视三种传播媒介当中，电视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最大，由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相关承诺，中国已经部分地开放了电视市场，再加上有关管理部门“主动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如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颁布的第44号令，即《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中国本土的国家电视文化安全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外来电视文化表面上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由于他们更多以娱乐、搞笑的模式进入中国，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电视文化安全存在着某些隐患，更没有意识到甚至他们自己也有被西方新殖民者“文化殖民”的危险。

本书作者能够将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放到“入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冷静地思考，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说话，分别从“全球化与文化传播安全”、“并不只与经济有关的WTO”、“人世对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的整体影响”和“后wTO时代如何确保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四个向度展开，有理有据。

细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文献资料的掌握非常广博，整部著作直接引用的文献资料多达三百多处。其中，既有已经翻译过来的大量的国外文献资料，也有大量从外文原著中直接获得的资料，空间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材料新颖，所用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根据行文的需要，作者综合采用了文艺学、文化学、经济学、统计学、哲学、文艺美学等研究方法，提出了包括“电视文化主权”等在内的很多新提法，提出了包括“wTO对文化传播具有很强的张力”等在内的很多新判断，提出了包括“应尽快建立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预警系统”等在内的很多有价值的新建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抽出点时间认真读一读。

我与作者相识多年，可谓是忘年之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观点。据我所知，本书乃是作者在职攻读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学位时所写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不仅获得由5位博导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因选题的新意和论述的严谨得到了一致好评。刚刚获悉，作者又将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在职博士后。

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老兵，我时时关注中国国家的文化安全，当然也包括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作者能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祖国文化传承及祖国文化安全，特别是祖国的电视文化安全联系在一起，耐得住寂寞，敢于说真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充分占有相关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对于某些已经被有关方面视为“定论”的做法从学理的层面提出了质疑，凸显了作者的学术品格、道德勇气、忧患情怀，在作者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入世”——中国传统文化中“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入世”。

  是以乐于酷暑中为之作序。

刘忠德

2005年7月

1998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入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问题，并曾经受过相关主流电视机构如中央电视台的委托，有过一些类似“命题作文”的应景之作，有些还居然引起了相关委托机构的主流话语层的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真正从比较冷静的学理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却是在2002年有幸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在就学于广院这三年中，各位老师春风化雨，传道授业解惑，从各自的角度给了我非常有益的帮助，最重要的是，通过与他们的交往启发了我如何从相对比较学理的层面审视包括但不限于“入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在内的诸多司空见惯了的问题，于是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苦苦探求就有了这本并不完美的小书。

在此，我要感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直关心、爱护我，指导我学业的导师张凤铸教授，先生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朴实、宽厚、超脱的品格令我终身受益，感谢师母孔老师三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其他所有真诚地帮助过我的老师；感谢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仲呈祥老师、章柏青老师、王伟国老师、宋家玲老师、时统宇老师，倘若我的小书能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主要应该归功于他们，而里面所有可能存在的缺点与不足，都是我本人的才疏学浅所致。

我在一家电视媒体工作，又从事的是管理工作，由于是不脱产攻读博士学位，每天有大量的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近三年来从来没有休过周六和周日，其他节假日倘若单位能够放假的话，也是我完成论文的最佳时间，至于每天读书或者查阅相关资料到凌晨也是经常的事，但是，由于我所在的单位目前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工作性质和职业道德都使得我不能“出工不出力”。这使我常常感到要妥善地处理好工作与学业的关系有多么重要和多么困难!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做修改出版的，由于种种原因，我除了对原来的题目做了一点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原题目为《“入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以外，并没有对原来的博士论文做什么修改。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我的论文有多么完美，而是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我这么多年以来曾经多次忝为从中央到北京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委，在各类评奖时都有一条严格的规定，送评的作品必须是“原汁原味”的。这本小书虽然不是参加什么全国性的评奖，但是我个人认为，出版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一种“评奖”——由读者对作者的人品和文品进行一番讲评，别人的种种我无权评说，但我自己一直非常顽固地认为将我的博士论文“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是我唯一的选择。

在我论文写作最困难的时刻，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给了我精神的动力。她们一个在天国，一个在人间，都用我可以感受到的关注的目光在关注和支持着我，她们的关注，催我奋进，令我不敢懈怠，只是我做得还很不好，很不够。感谢我的夫人王旭琰女士，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相濡以沫。

真诚地感谢刘忠德部长，他曾经是中共十四大的新闻发言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国家文化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顾问，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辈，为了我这部并不完美的小书，他牺牲了宝贵的休息时间，花了近十天的时间认真通读了全书，并冒着酷暑，为我写下了一篇充满关爱和鼓励的序言，谢谢您，忠德叔叔!我知道我做得离您和其他前辈对我的期望还差得很远很远。我要真诚地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蔡翔社长，在学术著作难出的今天，他能够对我的这本小书的出版鼎力相助。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赵欣女士，她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最后，我想再一次说明，由于我的才疏学浅，书中肯定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敬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有以教我。  张志君

2005年7月7日于北京西郊“不敢忘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