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一门思维的学科，是一门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新兴人文科学应用性交叉学科，我们对其探索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应将科研、教学、普及、应用结合起来。本书就是这种有意义探索的最佳典范，本书将逻辑同我国的古诗词结合起来，通过一首首曼妙的诗词，将逻辑的火花闪现在你的面前。

拙著《古诗词逻辑趣谈》出版后，朋友们常问我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瑰宝的古诗词，是运用形象思维，通过形象结合的方式来反映现实和抒情言志的，而这同运用理论思维，通过概念的逻辑联系方式来揭示对象和客观世界的本质的哲学与科学(自然包括逻辑科学)是根本不同的，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似乎是逻辑分析的禁区里来谈论逻辑呢?

我的简要回答是：古诗词作品虽然是古代诗人词人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文学创作的成果，但形象思维并非与逻辑思维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也有其一致之处。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古人在创作古诗词的形象思维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摆脱逻辑思维。既然如此，作为艺术思维成果的古诗词，自然也就会在不同程度上留下某些逻辑思维的印迹。我以为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对古诗词进行一定的逻辑分析的根本原因。

首先，古代文学家创作古代诗词固然主要运用着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又总不免要驰骋艺术想像，“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语)，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但是，艺术想像毕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它需要遵守联想律，也就是形象结合的方式，即需从对象中选取最足以揭示对象本质的形象，用联想律来把握形象的内在联系，形成具本的诗的意境，或构想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自然表啁。形象结合的方式同概念的逻辑联系方式是根本不同的。旦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形象结合的方式同概念逻辑联系即方式的共同任务都在于具体把握具体对象，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把握具体对象的过程中不可能是彼此毫不相干的，相更。而是有其互补关系的。正因此，运用形象思维创作古诗司作品的过程，常常也就这样或那样地包含着或运用着理论思维的过程，因而，在古诗词作品中很自然地也就常常包含着某些逻辑推理的运用。比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其《如梦令》一词中所告诉我们的，是词的主人公虽知“昨夜雨疏风骤”，然而“浓睡不消残酒”，但当她“试问卷帘人”得到的回答是“海棠依旧”时，她却多少带点责备的口吻纠正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此，主人公所以认定“雨疏风骤”后的海棠“应是绿肥红瘦”时，她固然主要借助于形象间的联想，或者说想像，但是，谁又能否认“昨夜雨疏风骤”与“应是绿肥红瘦”之间没有一定的推理关系呢?谁又能完全否认主人公丝毫没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依据了这种推理关系?可以认为，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对古诗词进行一定的逻辑分析的最主要的、也是内在的根据。

其次，古代诗词作为艺术地再现现实的文学作品，它们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许多历史的事实，而且，围绕着古代诗词的创作过程还常常流传着许多轶人轶事，这就使得不少古诗词作品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涉及或引发出某些逻辑问题。比如，李白《赠汪伦》一诗就基于汪伦对李白的“玩笑”而涉及对同一律逻辑要求的违反问题；卢纶的《塞下曲》第六首的“月黑雁飞高”句就涉及是否违反不矛盾律逻辑要求的问题。而这一切又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逻辑问题。

最后，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千百年来，人们写作诗词，也爱阅读、欣赏诗词，而围绕对诗词的解读、领会见仁见智，其中也不乏逻辑论证和逻辑方法的运用。比如，关于唐代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中“白日依山尽”之“白日”何解；其另作《凉州词》中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句中之“黄河”是否本为“黄沙”等等，不管人们持何种不同意见，其释义、立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含着逻辑论证和逻辑方法的运用，因而也都在客观上存在着这种运用是否正确有效，即是否符合逻辑的问题。

凡此种种都表明，对某些古诗词进行逻辑分析不仅是可能的、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适宜的。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必要而适当的分析，既能有助于我们对某些古诗词真实涵义和丰富内涵的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也有助于我们通过这种分析，在欣赏古诗词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一些活的逻辑知识，而这无论对于古诗词的爱好者、学习者来说，还是对于逻辑学的爱好者、学习者来说，都会是有一定帮助和启示的。

拙作《古诗词逻辑趣谈》自2001年2月问世以来，受到不少读者欢迎，上海《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中学生知识报》等近十家报刊曾先后以“一本‘赏心悦目’的逻辑读物”、“诗词逻辑两相宜”、“以古诗词为载体，化玄奥为通俗”、“古诗逻辑、妙趣横生”为题载文予以评介。此次再版除对原书作了大量删简、删去了近三分之一的篇目外，也对全书的文字表述作了一些润色、修改。考虑到全书内容主要涉及古诗词中的逻辑问题和逻辑应用，故更名为《古诗词中的逻辑》。

作者对丛书主编和责任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辛劳，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彭漪涟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