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改革与经济转型进程中，传媒业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电视湘军在这场变局中是一支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力量。之所以强调他们是“地方力量”，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媒体资源并非按照市场原则来分布，而是按行政区域划分。在这一历史环境中，湖南广电既不具备中央台的资源配置优势，也不具备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但是他们却突破了种种局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书首次全面揭示湖南电视高速成长奇迹，提供值得借鉴、令人启迪的宝贵经验，值得一读。

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一湖南省在中国电视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电视湘军现象，引起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者、企业管理者以及广大电视观众的瞩目。没有绝对的政策优势，也没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区位优势，是资金还是人才成就了湘广电？是湖湘文化神秘力量的感召？是穷则思变原始动力的驱策？是某种历史的巧合或者偶然的机遇？

本书作者用大半年时间追踪湖南广电十余年的改革历程，翔实记录了“大产业计划”的石破天惊，“一票落选”的惊心动魄，“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以及电视产业过去、现在、未来的阻碍、际遇和困惑。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故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心路历程，全面揭示了电视湘军崛起的秘密，也深刻剖析了中国电视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的电视改革中电视节目的设计制作以及营销，乃至国企改革中的制度创新和团队精神的建设等，提供了值得借鉴、令人启迪的宝贵经验。

这是一本有关激情创业、创新经营的大书，也是激动人心的好书，对于媒体从业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乃至以高校学生、毕业生为代表的年轻人群体，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前言 智者的心空

篇一 孕育

第一章 1991年那个乡村之夜

第二章 当了12个小时父亲

第三章 永远还不清的五角钱债务

第四章 云舒云卷的人生舞台

第五章 一颗敏感而又坚硬的心

第六章 从《晚间新闻》到《焦点八九》

第七章 用三个月想明白两个字

篇二 破土

第八章 石破天惊的产业规划

第九章 在一片责难中启动改革

第十章 一介文人玩起了资本运作

第十一章 大刀向体制砍去

第十二章 为什么是欧阳常林

第十三章 抢占中国电视制高点

第十四章 热血汉子的玩命境界

第十五章 追求平民视角的电视人

篇三 拔节

第十六章 《快乐大本营》营销快乐

第十七章 从《乡村发现》到《玫瑰之约》

第十八章 产业链从世界之窗起步

第十九章 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

第二十章 那个被泪水浸泡的风雪夜

第二十一章 差点被一票打倒的魏文彬

第二十二章 高峰体验：压抑然后喷发

第二十三章 群星拱月精英创世纪

第二十四章 世纪之交的四面楚歌

篇四 蜕变

第二十五章 让曾经的辉煌老去

第二十六章 让形象插上美丽的翅膀

第二十七章 突出重围《背后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奇兵营里谁是英雄

第二十九章 《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

第三十章 《超级女声》引爆节目革命

第三十一章 中国人的《国球大典》

第三十二章 新一轮“空战’湘军领跑

第三十三章 文化地标冉冉升起的时候

篇五 提速

第三十四章 魏文彬的系统论

第三十五章 那块几千年的权力蛋糕

第三十六章 难以建立的行业游戏规则

第三十七章 恶性循环的同质PK环境

第三十八章 困扰广电人的人才瓶颈

第三十九章 寻找撬动系统的支点

第四十章 空中和地面两大战场的对决

后记

附录电视湘军大事记

《超女》的影响力太大了，在全国400亿的广告市场上，对同行的威胁太大了，这种局面，令很多人不安，因此，有关《超女》的各种负面消息、压力铺天盖地。在这个巨大的压力场中，欧阳常林变成了运动员，魏文彬更是变成了消防员。运动员不得不奔波于各个运动场，解释、沟通、磨合，甚至是低声下气地听批评、做检讨。消防员的目标更为明确，四处灭火，自己烧得焦头烂额，还得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超女》毕竟是一个创办才两年的节目，以《晚间新闻》创办十几年才成熟为今天的《晚间》、《新青年》创办五六年才成熟为今天的《谁是英雄》来看，《超女》还是个孩子，圣人都有错误都有瑕疵，何况是孩子？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求全责备的时候，实在是太难为了魏文彬、欧阳常林这些决策者。

《超女》最火爆的那段时间，节目组的负责人，常常在半夜时分接到魏文彬的电话，睡梦中被叫起来召开紧急会议的情况就有好几次。为什么要开紧急会议？原因很简单，要灭火。这类的事情多了，与《超女》相关的一些人，只要听到“《超女》又出事了”六个字，就心头一凛，浑身都紧张，这句话几乎成了噩梦的信号，出差的途中，魏文彬心中所想，同样是《超女》，负责《超女》的欧阳常林、汪炳文、王平、洪涛等人，每天都要接到魏文彬无数个电话。

2005年《超女》倒数第三场，魏文彬在北京出差，他在酒店房间里看完了直播。从海选到现在选出四强，早期所存在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在普通观众眼里，《超女》已臻完美。可也就在这时，有关《超女》“低俗”的言论席卷了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竟然引得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文化专家和社会名流加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正是从这场讨论中，魏文彬嗅到了浓浓的硝烟的味道，也深刻地体会了如履薄冰的感觉。他是这支军队的统帅，甚至被民间称为“《超女》教父”，他必须带领《超女》这架航天飞机平衡地降落。

星期一，他在北京还有事要办，星期二才能回长沙，时间上已经来不及。这种事不能等，一等时间就过去了，也不能懒，一懒就可能出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汪炳文，要求汪炳文立即带着王平、洪涛等主创人员，赶到北京召开策划会。

魏文彬把这次会议定义为安全会议，集中研究的问题，是最后两期《超女》怎样安全降落。虽说《超女》的服饰、发型等，均没有出格，更没有暴露，可她们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确实成了某些攻击的对象。魏文彬不希望因为这些并不重要的细节毁掉这个节目，他需要通过这次会议，将那些可能被抓住的“把柄”找出来，一一加以解决。

回到长沙之后，汪炳文、洪涛以及王平立即着手“拔刺”。

王平来到何洁的房间，要求她将那头彩色头发染回黑色。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自然不可能理解“马尾巴的功能”，在他们的观念中，衣着头发与大是大非没有丝毫关系。他们生长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自我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对于王平的要求，何洁的态度非常强硬：“头发是我自己的，我想怎样就怎样，你们无权干涉。何况，无论是合同还是比赛规则，都没有这样的要求。”

面对这些个性化的孩子，王平是既喜欢又忧虑。她搜索枯肠，苦口婆心，劝了何洁好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深夜，何洁不仅不肯接受，反而变得更加强硬。她向王平表达了最后意见：“如果你们坚持要我这样做，我就退出比赛。”

王平陷入了绝望，她不得不对何洁下最后通牒：“我只能这样要求你，希望你继续考虑一下。五个小时内再给我一个电话。”那时，王平实际已经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如果何洁不最后妥协，她只能忍痛割爱。这个决定虽然痛苦，但为了《超女》的未来，她不得不壮士断臂。  据说，这件事在《超女》之中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其中也有些《超女》清楚外面的舆论压力，知道湖南广电所承受的一切，纷纷做何洁的工作。这场工作又做了3个小时。

凌晨4点钟，王平的手机响起来，是何洁打来的。何洁说：“我想继续参加比赛。但前提是我的头发不能一次染成黑色，先用棕色过渡一下，可以吗？”那一瞬间，王平真的无言，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流。《超女》结束后，王平很快接受丁晖的邀请，前往电影频道担任总监一职。或许，那时她是想刻意回避《超女》，想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吧。她在整个2005年《超女》中所承受的一切，别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王平在长沙对《超女》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魏文彬在北京继续召开会议。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马拉松会议，最后两期的盘子定了，可超女引发的思考实在太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无数命题摆在面前，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魏文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会议范围扩大到各频道道长，让他们赶到广州开会。

            P249-P250

    电视湘军凭什么？

据说这两年市面上流行一本书，书名是《湖南人凭什么？》。它暗藏的意思是，湖南人为什么能异军突起？《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正是对湖南电视产业高速发展的探索与剖析，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电视业有现实启迪意义。

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改革与经济转型进程中，传媒业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电视湘军在这场变局中是一支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力量。之所以强调他们是“地方力量”，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媒体资源并非按照市场原则来分布，而是按行政区域划分。在这一历史环境中，湖南广电既不具备中央台的资源配置优势，也不具备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但是他们却突破了种种局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电视湘军到底凭什么呢？

我想，主要是凭着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这股精神，使得电视湘军成为当今传媒界特别能战斗的群体。

1999年秋天，第十七届金鹰电视艺术奖在深圳颁奖期间，我和魏文彬同志经历了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那时候，我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工作，对于我而言，如何把金鹰奖办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文化活动品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电视湘军也刚刚声名鹊起，产业初具规模，文彬同志满脑子都是澎湃的激情。尽管我俩的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兴奋的缘起和使命的归宿却是那样的一致：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产业迅速成长和崛起。于是我们促膝畅谈，一个大胆的思路当晚就形成了。不久后，中国视协和湖南广电签署协议，湖南广电获得了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举办权。

一转眼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了五届，每一届我都要和湖南电视人摸爬滚打好一阵子，那些日子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电视湘军的执着追求和创新精神。前三届金鹰节，每次都赶上长沙的秋雨天气，外界有人嘲笑说这是湖南人好大喜功带来的“霉运”，但事实上，秋风秋雨愁不煞湘军的士气，反而增添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追求极致的精神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虽然几次都是秋雨连绵，而他们依然是满怀豪情壮志。面对这样的团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困境可以使他们气馁。

以往的金鹰节或许有很多得失可以总结，但我坚信这个文化活动在湖南电视人的手里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活动，作为一个地方传媒集团，他们敢于承办一个国字号的大型活动，本身就体现了敢为人先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不仅有心忧天下的情怀和目标，更有极为扎实的操作执行能力，以及改变困局的智慧和勇气。

由此，可以看出：《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影响全国的节目，发生在湖南广电，决非偶然，而是和电视湘军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密切相连的，电视湘军凭什么？凭的就是隐藏在他们团队中那种创业激情，以及他们行走在路上的稳健而扎实的脚步。

是以为序。

            杨伟光

          (原中央电视台台长)

            2006.8.29

    一

用半年时间完成本书的采访与写作之后，我感觉到，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背景必须告诉读者。

2005年的最后几天，长沙的气候阴冷而又带着些许湿气，天空中漂浮着铅色的冬云。我在那儿等待了十天，心情逐渐焦虑，不知道魏文彬是否会接受我的写作计划。尽管撮合这件事情的人一再向我说明魏文彬和他私交甚好，但我仍然隐隐觉得，这很可能是无望的等待。以湖南广电的知名度，该有多少人找他们，希望为他们写一本书，怎么排队，这件事似乎也轮不到我来做。

终于和魏文彬有了第一次见面，还多少有点例行公事，他的回答很委婉，可我听出了潜台词：想为湖南广电写传记的人太多了，我们需要谨言慎行。魏文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向我暗示，别看老魏思想那么开放，但他却非常听从一句古训：当朝不立传，在位不著书。他们告诉我，老魏担任湖南广电的一把手已经十三年，他所主导的改革以及他本人所处的舆论环境并不充满阳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种活生生的中国文化给他们的掌门人留下了也许值得永生铭刻的记忆。更为重要的理由是，魏文彬还在台上，省委仍然对他充满期待；而电视湘军风头正健，各方都盯着呢。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某种歌功颂德的东西，使魏文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开创的事业遇到风险，那是很不值得的。

魏本人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完全没有名利之图，我也没达到那种境界”，但是如果产生不利于千人生存和事业发展的舆情；他是会保持清醒的。魏的“清醒”，意味着我的计划落空。我决定不放弃，直觉告诉我，总有一种理由和说辞可以改变魏文彬，让他的警惕得以释然。

于是，我进一步向魏阐述我的写作意图和原则。我讲了三条。

第一，我要写的不是魏文彬个人，而是电视湘军这个团队，我的判断是，既然“个人英雄主义“的描写在我们的国情下容易导致非议，那么，团队英雄主义”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我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文彬，即便是着眼团队，他也不可回避地会成为一个主角，一个关键的核心人物。只不过写作对象从个人扩大到团队，对于我们这个包容性并不高的社会来说，可以淡化个人色彩，减弱某种似乎难以说清楚却又的确存在的“危险性”。

第二，我告诉魏文彬，我的真实意图在于分析和解读一个企业的发展史，记录一个改革群体的思想与情感历程，让个案的意义放大。我对他说，在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湖南广电具有特别的标本意义，它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与同类相比惊人地一致，但对别人的启示性是独一无二的。我甚至带有鼓动性地说，如果你们这些人敢于把这些年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无奈表达出来，一定会触动更多的人，让他们去联想、去感慨。而这种效果如若达到，则无论对于我这个写作的人，还是对于魏文彬及其团队而言，都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既然如此，魏文彬为什么不可以洒脱一些，与社会来一次直抒胸臆、毫无保留的对话呢？

第三，我不是要写一本树碑立传的书，我也不会刻意让读者觉得魏文彬和他的团队是何等高山仰止。我说，我会用平视的目光看待你们这个团队的个性与气质；如果在采访和思考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你们的不足、局限或者瑕疵，我也会诉诸笔端。尤其是湖南广电当前和今后发展所隐藏的问题以及解决的路径，我都希望在本书中有一些建设性的探索。

应该说，我向魏文彬阐述以上三个观点，既是我真实意图的表现，又带有某种公关策略的意味，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判断出，魏是一个精通世故情理却又不甘落入俗套的人。他决不受用于那种牌坊式的奉迎文字，相反，他清楚地知道这对于他的准官员身份而言，意味着仕途大忌；但是，魏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隐隐的话语冲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济世情怀决定了他不可能安子沉默——如果能向外界作一种有价值、有思想的表达，他会感到充实而愜意的。这一点，从魏文彬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可以看出，他说：“我并不觉得自己高处不胜寒，只是常常感到寂寞，寂寞无言啊。”

我对魏文彬的观察和揣摩好像切中了他的心思，他觉得轻松了许多。于是，他告诉我，他愿意敞开胸怀和我谈一谈，不论是心灵上的情愫，还是政治上的细节，都可以百无禁忌，坦诚相告。并且，他还承诺，湖南广电发展史上的所有文献资料，都可以对我开放；我想采访电视湘军任何人，他都可以帮忙。同时，魏要求我和他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在创作上，他可以充分尊重我的写作自由以及观点的独立性，我也必须充分顾及书稿可能给他本人以及湖南广电带来的现实影响和后果，这一点，我们都表示愿意给予对方充分的谅解。

接下来的时间，我和电视湘军中的七十多个人进行了谈话。我甚至还参加了一些节目的策划会议，并亲眼目睹了某些节目和活动的录制过程。我的思想和感官在采访过程中，一次次受到震撼，一次次被刷新。

当魏文彬看完了我写的第一稿之后，以极为礼貌(当然也很诚恳)的态度与我交换意见。他的主要修改建议有两个：一是关于他个人，“写得似乎太满，太高了，看了不习惯”；二是书中涉及到太多具体的人和事，特别是曾经作为矛盾对立面的人和事，让他感到十分不安，他说，之所以在采访过程中向我透露那么多的细节，是为了让我了解历史和背景，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里，他觉得过于残酷，毕竟很多矛盾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状态下发生的；如果认为凡是和湖南广电以及魏文彬产生过矛盾的人、单位，都要在这本书中受到谴责或调侃，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明智的。

于是他委托两位工作人员对第一稿进行勘误，并对“不安全、欠妥当”的章节进行了删减。删减的内容主要是几个方面：魏文彬在改革初期所遇到的一些内部人士的怀疑与阻挠，这些章节有的整体删除了，有的隐去了真实姓名或作淡化处理；湖南广电在大建设时期所遭遇的各种外部困难以及干扰；《超级女声》所遭受的种种舆论质疑以及政策障碍；湖南广电在走向全国市场时所遇到的封杀及其内幕等。这样，就删减了四万多字。

因为之前的君子协定，我同意了他们绝大部分的修改，但在某些细节上也作了些坚持，尽管这样做会使书本的可读性和阅读价值受损，但我理解魏文彬的苦衷。我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任性，图一时的写作快感，而使得魏文彬这个已经五十六岁的男人再次身陷困局吧？这样做，对湖南广电的事业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通过采访，我也对湖南广电十分地热爱。这个痛苦的删节过程，就算是我给湖南广电这只并不顺风顺水的领头羊一次爱的奉献吧！

我为什么要罗罗嗦嗦叙述这些繁琐的背景？

因为我想要读者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其实来之不易。但我更想要读者明白的是，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们的生存环境和求索道路又是何其不易！作为中国传媒界的一个个性化群体，作为一个引起海外舆论关注的优秀传媒集团，这个团队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询和解读的价值，为什么出一本书都让他们如此坐卧不安？为什么他们要费尽心机地顾及周全？这么多年了，为了保护目己的安全，他们用了多少心思和精力？由此我想到，作为改革先锋的电视湘军，其实被一种并不和谐、并不能容忍个性的社会文化心理所裹挟，一不留神就可能碰壁甚至如履薄冰，所以他们更愿意埋头苦干，不愿像超级女声那样，想唱就唱唱得响亮。

也许，书稿中仍然流露出了我对这个团队的敬慕之心，甚至有些仰视和感情的成分；仍然有许多细节会让一些具体的当事人感到不悦，我虔诚地恳请读者和这些当事人能够理解我，谅解我。我所陈述和表达的一切内容，都只代表我自己。但是又因为对这个团队已经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呵护心态，到此刻为止，我也变得有些不安了，不那么洒脱了，生怕自己笔端滋事，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一群好端端的人推到哪个陷阱中，大伤元气。

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社会说不定哪个时候已经变得宽容和大度起来了。

    二

接下来，我想总结和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中国转型期社会传媒改革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电视湘军有没有可能对同类构成示范意义。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魏文彬这样一个个体能否成为被我们整个社会认同的范例。

我收集和查阅了大量社会上关于魏文彬的报道、言论，总觉得过于表层或不够全面，甚至不够严肃。在全国同行业，在湖南省内，尤其是湖南的官场，魏无疑是个知名人物，但关于他的判断似乎有很长时间处于不明朗状态。魏文彬四十三岁当厅长，当年有些仕途远在其后的同僚如今纷纷进步，走在了他的前面，有人据此推测，魏文彬一定感到“不爽”或者没面子——但在魏看来，这些东西实在不是构成他兴奋或者失意的主要因素，他的“巅峰体验”，全部寄托在事业的高度上面；也有人认为，魏文彬够风光的了，广电的事业让他名利双收，还有的人，热衷于传播一些将魏文彬娱乐化的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从中取乐。这些形形色色的言论或许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力，我想指出的是，对于魏文彬这样一个并不多见的个案，社会需要有更严肃、更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忽视或者偏激，只会给我们造成损失。

到底是哪些品质促成了魏文彬的改革走向成功？改革者需要怎样的素质？

在湖南广电采访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经常闪现一幅这样的历史画面：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变法维新之道，一旁的荣禄问他：请问康先生，千年祖宗之法，一夜之间如何变得了？康轻蔑地回答：杀他几个昏庸老臣，自然变得了。一时间，太和殿里空气凝固，那些年老体衰的朝廷元老们瞬间脸色陡变，面面相觑。只有脸上写满稚气的光绪用赞赏的目光打量着豪迈的康有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幅画面和湖南广电联系在一起，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无论失败或者成功，必有一种注定的内因蕴含其中。

尽管魏文彬的改革不能和康有为所处的跌宕起伏的大时代相提并论，但他具备康有为所欠缺的一个品质：持重与练达。

熟悉的人都知道，在官员群体中，魏文彬很少有玉树临风的味道，知识分子的气质和情结，被他埋藏得很深很深。相反，官场之道对于他而言并不陌生，社会运行的某些“套路”，他也默认、接受，他还有极为讲人情、讲义气的一面。在不可避免的迎来送往活动中，魏文彬总是尽量深居浅出，他不想让过多的社交生活影响自己的精力，但也保持足够的谨慎——如果某些接待活动涉及到重要的商业机会，他必定亲自出马，亲自设计接待的流程和细节。他喜欢在家里吃饭，不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但是真遇到了不得不吃的饭局，他的政治智慧往往又表现得高明而不低俗，餐桌上的礼数，他可以把握得恰倒好处，分寸极为有度，既不行阿谀之事，也不无故冷落旁人，关于这一点，不论是领导、长者，还是客人或下属，似乎都对他没有微词。

他还极为懂得开会的艺术，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发言；对什么人点到为止，对什么人说大白话；在什么场合下情绪高涨，在什么场合下表情冷峻，他游刃有余，他富有观察力和悟性，所以极善沟通。在他担任一把手的十几年间，湖南换了四任省委书记，国家广电部换了五任部(局)长，这意味着魏文彬必须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否则他个人和湖南广电的改革都很可能会遇到信任和理解上的困局。魏文彬经受了这些考验。他并没有用很复杂的手段，当然也不屑于用唯唯诺诺的办法，他精于用真诚而巧妙的方式向领导灌输自己的改革理念，并总是能够获得来自“上面”的共鸣；他也会很聪明地把自己的事业与湖南的地方形象联系在一起，从而贏得有力而持久的支持。

能否与那些才高八斗但又自恃清高的知识分子和睦共处，对于中国的政治家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在那些什么都不屑一顾的人面前，权威很难被尊重。魏文彬跨越了这道难题。“知识分子——怕理解，二怕尊重”，魏文彬发现这个诀窍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一个准政治家的思维高度和包容性，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管理者、资源整合者，不再适宜和那些知识分子搞在一起“煮酒论英雄”，比试高低；历史交给他的使命不再是写成名天下的激扬文章，而是需要他创造一种适宜知识分子生存并发挥价值的生态环境。

可能是因为这种更为宏大的使命，使魏文彬超越了一个旧式文人的世界观。至少，文人相轻这种恶习在他身上是找不到的——在他的下属中，很多才华横溢的人，早年间或者恃才傲物，或者唯我独尊，或者敏感脆弱，或者尖酸刻薄，要这样一些个性鲜明的桀骜之士在魏文彬的面前保持恭敬或者低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魏是心胸狭隘之人，就难免郁结生气。他选择了理解和尊重，因为他知道，创造力和生产力聚集在这些人的潜能中，自己要有所作为，这些人必须为我所用。为了发挥他们的潜能，他尽心尽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还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尊严，生怕伤了他们的面子。话又说回来，魏文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人物的韬略吗？似乎又不尽然。当年，他以台长身份两度和刘学稼深谈到凌晨，如果不是因为对刘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命运的认同和自觉的真诚，这种秉烛夜谈的氛围是很难想像的。

但魏文彬对知识分子的呵护也不是没有原则和底线的。如果发现飘飘然得意者，他不会声色俱厉地训斥你，而是冷不丁突然冷落你一段时间，或者给你制造一个竞争对手，让你灰头土脸好一阵子。在魏看来，减少性格的脆性、增强性格的韧性，和保持性格的锐势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湖南广电的持续创新能力，就是来自于魏文彬锻造的这支富有个性又成熟的团队。

不仅如此，魏文彬还领悟到了生物多样性原则的深刻内涵。尽管他对那些有着鲜明个性的优秀人物宠爱有加，但也不赞同精英分子“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搞法，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平庸的人总是占据着大多数，奇才总是稀有产品。所以，他在睁大眼睛满世界寻找奇才的同时，也能够以平常和容忍之心对待那些平凡的人。一个无所见地的平凡下属给他汇报工作，他的表情或许会有点心不在焉，但内心不会像某些知识精英那样横眉冷对，充满不屑，一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样子。也许他认为，在一个充满锐气的团队中，安插一些中庸人士，并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说不定有利于队伍的平衡性和稳定性。传统知识精英的一个死结正在于此：不承认社会的生物多样性原则，拒绝与各色人等合作，但又试图影响整个社会，最后曲高和寡，难以成事。

魏文彬没有被这个死结所束缚。也许，对于一个改革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智慧。

尽管魏文彬时常觉得改革的进程时不我待，但他更关注改革的安全性。“让本事不那么高的职王感到幸福，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态度”，“只要有三十个人到省委上访，告我们的状，那这样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可以肯定，魏的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在每一次改革的时候必然有所顾忌，必然要去想一些过渡性措施或弹性办法，他不希望改革使人们感到突兀性地顿痛，“最多只能是隐隐作痛”。

在权力的运用上，魏文彬也理所当然地有着丰富经验。尽管他十几年来奉行放权搞活的改革理念，但实际上他在湖南广电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无人能及的，不同个性的人似乎都对他表示佩服或者敬畏，外界曾传言，“魏和欧阳常林不和”。笔者对此的判断是，魏和欧在管理风格上的确存有某种技术性差异，但这种差异其实正是一种互补，前者定战略，带班子，掌舵能力强；后者抓项目、搞管理，执行能力强。我们不妨假设，魏和欧作为一、二把手，如果真的关系有隙，必然会导致湘军内乱，人心渙散。但事实上，在他们搭档期间，湖南广电的收入增长幅度是前所未有的。魏敢于选择欧阳常林这样的强人作自己的搭档，既说明他的自信，也说明他深谙做一把手的玄机。

魏文彬的处世哲学中，“不做恶人”是个原则，他几乎从未提议过解雇谁或者开除谁；在尊重长者，知恩图报方面，也堪称是楷模。湖南广电每年的年终庆功会，老同志必定悉数到场，“共享改革成果”；八十岁以上的退休职工，每年都会获得”长寿奖金”。魏文彬喜欢那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那些老者们冒出一句感激的话语，可能会使他动情落泪。

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品质，我认为它是促成魏文彬成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导向金不换”不是冠冕堂皇的应景，而是魏的肺腑之言，在他的骨子里，有着强烈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渴望达则兼济天下，尽管他平曰疏于微观管理，但是每年的春节晚会或者其他重大活动的文艺晚会，他一定要亲自参与策划，“能不能让现场的领导和观众的心贴得更近一些？能不能让全国观众在某一个动情点都感动一下7你自己会流泪吗？”魏文彬经常这样追问导演。

宣传国家意志会影响媒体实现商业价值吗？很多媒体管理者行走在忠诚与怀疑之间，表面上也许可以坚定地表态，但内心确实会犹豫不定。而魏文彬是国家意志的忠实履行者，家国天下，似乎是魏的一种情怀和信念，他常常沉醉于国家、社会、民众的宏大构想之中，甚至进入一种忘我感动的状态。他曾教育《超级女声》的导演们：”这个节目就是要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这句话是说明魏文彬内心信念的最好例证。

按照本书前文所述，读者也许感受到了一个先锋而充满个性的魏文彬形象，而此刻，我似乎又着意把魏描写成一个脑子里装满了策略的政治人物。其实，这也正是我的用意。在我看来，魏文彬所主导的湖南广电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其深植于中国土壤中的“平衡意识”。在传统士大夫的抱负与现代经营者的精明之间，在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诉求和政治人物的谋略之间，在终极目标永不言弃的意志和局部问题常常妥协的两种态度之间，魏总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临界点，而这种素质，正是历代许多改革者所欠缺的。魏克服了知识分子的浮躁和意气用事的毛病，又不像某些体制内官员那样，被既得利益熏陶得大腹便便，暮鼓晨钟。

这就是我开始时说的持重与练达，我估计魏文彬练就这些功夫也经历了一番内心的炼狱。文人的心性是飘忽的，那样有利于创作；但改革家却是利益的调整者，他必须行事稳健。遗憾的是，魏的持重与练达，在很多时候，被别人庸俗化地理解了，有人因此把魏渲染成一个江湖气十足的势利人物。魏文彬对这些误解的态度是，一半烦恼，一半麻木。

我所罗列的这一系列有关魏的品质、智慧和情怀，决定了他可以迈过许多艰难的关口，甚至在人生最危急的时刻，比如婚姻的失败和人大落选事件，他也表现出了一个逆境中的男子不可多见的意志，最终证明了自己的坚韧和强大。

魏文彬或许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我们仍处于一个依赖强势精英人物的时代，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制度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魏文彬涌现出来。

在这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转型期，魏文彬这样的个案不应该寥若晨星，而应该群星闪耀。那样，我们前行的路可能就会更加光亮。

    三

还有一个问题外界经常谈论：电视湘军在中国电视的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历史贡献。

电视湘军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们挖掘和释放了电视媒体的娱乐休闲功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湖南电视是中国大陆娱乐电视节目的鼻祖，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看到的电视荧屏更多地表现出教化功能，电视从业者也习惯于以机械呆板的语气教训受众，以致子荧屏上常常活力不够，暮气沉沉，官腔十足。而湖南电视人信奉的理念是“寓教于乐”，主张让受众在快乐的过程中得到教育和启发。

十几年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的多家电视媒体走上了引领中国娱乐电视节目风潮的道路。电视湘军的每一个普通导演和策划人员，在决定实施每一个创意之前，都会问自己：这个创意是否让我的妻子，儿女、父母感到快乐、高兴或者感动？否则，他们就会自行枪毙这个所谓的创意。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创新诉求，已经成为电视湘军职业精神的一部分，

让人敬畏的是，湖南广电人所开创的中国大陆娱乐电视节目潮流，并不是一开始就面临掌声，相反，他们的道路始终伴随着争议甚至诋毁。有些人担心电视过于娱乐化，会对传统的价值体系造成冲中击，不利于道德和文明建设，甚至会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以《超级女声》为标志，这种争议达到了巅峰，也给电视湘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阴影，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无声中坚持，并尽可能寻求各种途径的理解和支持。

电视湘军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们很早在中国提出了“媒体产业化”的概念，并为之进行了长期的的探索。十三年前，魏文彬履新伊始给他的下属描述自己的职业梦想时，就提出了大产业的口号。那个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谈话后不久，市场经济的法则刚刚被执政者确立，国内经济领域的改革方兴未艾。但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媒体改革，似乎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一种思路，不仅具有先见之明，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因为按照人们的固有观念，媒体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由国家财政保障生存就行了，如果进入到市场，就不能保证它的纯粹性和安全性。基于这样的背景，很多的媒体管理者，都把自己完全等同于政府官员，职业经历也就等同于仕途，他们的心中很难酝酿产业冲动。

在魏文彬的影响下，湘军团队不满足于在旧体制中按部就班。十三年来，他们持续致力于推进媒体的产业化改造，坚持以市场和效益为出发点，决定媒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他们的逻辑是，只有进行产业化改革，才能做大媒体的实力和规模；而实力与规模，正是保证国有媒体更好地宣传政府的意志和主流价值观念的物质基础。思路决定出路，他们进行的一系列在中国传媒界开先河的创举，就是因为在方向上十分明确。

电视湘军第三个显著贡献，是他们进行了一场媒体管理制度的深刻变革。

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剧烈转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在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人们生活中的一切事务，择业、收入分配、职场升迁、转行或跳槽、福利都有着明显的国家色彩。这种体制长久下来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官僚主义盛行，绝对平均主义，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受到压制。

很显然，这样的体制尤其不适应极为讲究创造力的媒体产业，不适应创新。于是，从1994年开始，湖南广电在内部开始进行旨在打破平均主义、按照业绩分配和奖惩、按照能力选拔人才，按照效益确定项目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评价，确实没什么新意，但是在一个有着长期计划经济体制背景的社会中，却是极其艰难的，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在结束一种旧的秩序，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和标准，而大多数人总是习惯于顺着惯性力量来生存，对新秩序有某种恐惧感。

时间似乎可以改变一切，到今天为止，很多当初对改革抱以敌视和恐慌态度的人，如今接受新的主张和观念，并顺应了新的生存法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旧体制下，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仅仅是看他的行政级别有多高；但在湖南广电，很多年轻人却不在乎这些，他们的兴奋点和成就感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创意、工作能力，并可以因此得到颇为丰富的收入，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便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基本的观念，在中国的其他媒体，并不见得十分普及。

除了以上三点，我还坚持认为，电视湘军这支队伍对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不是一个终止和静态的东西，它还在持续地产生标本作用。比如，作为一个地方媒体，湖南广电并不拥有最佳的资源配置权力，但正如十三年前他们急于摆脱旧的生存状态那种迫切心态一样，今天他们以同样迫切的心思谋划着如何突出重围，)中破按行政区划分割市场的种种政策藩篱。尽管他们今天在市场上的勃勃雄心和进取精神，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还时常受到遏制，但我相信不久以后，那些不合时宜的老规矩统统消失时，我们会发现，正是许多像电视湘军这样充满韧性和执着的小力量汇合在一起，搅动了传统的格局，促进了时代的进步。

    四

最后，我想表达的感受是，对电视湘军的写作过程，是一件愉快而充满激情的事情。

我所采访的那些人物，他们鲜活的面容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虽然他们的个性迥然，却有一点是完全共通的，那就是执着和力度，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执着，同时也有一种撼动泰山的力度。李青林不拘一格擢人才的胆识和拯救危局的魄力，欧阳常林带着执拗的坚韧和超强的执行力，王本锡敏锐中超越世俗的淡泊，胡卫箭淡然于事却又超乎想像的沉着，吕焕斌浑身充满力量却又带着某种深层忧患的冷峻，谢跃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和甘于寂寞的沉着，张华立对未知事物浓厚的兴趣以及对世事人情超然的睿敏，阿义鲜活的童心和火山一样浓烈的诗人情怀，聂玫哲人的思辨和科学家般细致入微的睿智，梁瑞平高屋建瓴前瞻性和异乎寻常的机敏，潘礼平对颠覆的执着和始终如一的平民视角，龙丹妮孩子似的玩性和艺术的灵动有机融合，汪涵的超然物外和鲜活的幽默……每个人就是一道风景，个性在这个群体中如张家界的云般飘逸张扬，聚在一起，便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个性的张扬、热情的奔放，便如一个花园里盛开的各色花朵，绚丽而且深沉，芬芳而且温情。

有人说，形成这股合力的根本是湖湘文化。

如果不存在吹捧之嫌的话，我更愿意相信，这一切源于魏文彬所创造的某种“气场”。

坦率地说，如果不深入到系统的最内核，我不可能知道，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系统，竟然是一个带病运行的系统，一个陈旧的势必要被历史淘汰的系统，一个迫切需要动大手术的系统。

让我感到特别惊喜的是，魏文彬和我各自信守了当初的君子协定，他对我在本书最后两章中关于电视湘军的局限、困惑、瑕疵、隐忧的描写，没有感到任何的不悦，相反，他愿意将这些问题通过我的书稿交给社会。这样，我觉得自己的创作变得更有价值，因为我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完整和真实的企业案例。

最初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没准备写最后一章，我当时希望这是一个圆满而且完美的结局。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群体，与他们血脉相通，我也深深地认定，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帮他们把一把脉，这是爱的另一种表达。

魏文彬在2006年题为《唯有感恩》的新春慰问信中写道：

当我无数次看到深夜里的金鹰大厦依然灯光闪烁，年轻人的身影依然忙碌穿梭，我在內心对自己说，我庆幸我们的队伍拥有一双又一双勤劳的手；当《超女》旋风拂荡全国、飘洋过海时，我又在內心对自己说，我庆幸我们的队伍拥有一个又一个创新的头脑；当管理层的同事告诉我，在未来五年湖南广电的收入应该达到五十亿元时，我再次在内心对自己说，我庆幸我们的队伍拥有一颗又一颗勇敢的心。

正因为拒绝麻木，所以我心存感恩。我要感谢一茬又一茬的姑娘小伙满怀激情地来到这里挥洒青春；我更要对渐渐染白了双鬓的老员工、老同志心怀感念；我还要对数不清的员工家属表示敬意，广电事业的腾飞离不开他们的理解。

言语微薄，唯有感恩。相信湖南广电吧，您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一定能在这里最大程度地彰显。

此时的我，同样满怀感恩。我要感谢的，是电视湘军所带给我的这一次灵魂洗礼，我要感谢这只浴火的凤凰，呈现给我以及我的读者一场如此美妙、如此雄浑、如此激荡灵魂的世纪舞蹈。

此时，我惟一的期望，就是他们在往后的岁月，能够舞得更加恣意，更加轻松，更加自由。

我们怎么能和央视竞争呢？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央视越办越好，我不希望湖南卫视办得比央视更好。

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到几年以后。如果不创新，现在有多风光，那时就有多悲惨！成功也意味着失败，因为已走到了一个顶点上，必须有新的创新。

——魏文彬

《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影响全国的节目，发生在湖南广电，决非偶然，而是和电视湘军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密切相连的。电视湘军凭什么？凭的就是隐藏在他们团队中那种创业激情，以及他们行走在路上稳健而扎实的脚步。

——杨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