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选，除了惯常意义的题目之外，当然也没放过梁氏好攘臂扼腕所谈的政治言说，譬如发动保国会时的著名演说种种，尽管他当时因为久病初起而以笔代舌。保国会曾经被梁氏的政敌指责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还是光绪爷的一句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才算抹平了官司。梁氏一生，起伏跌宕，鼓吹变法，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做党魁，当总长，护袁讨袁，乃至研究系，无一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之案例，所以他的时论尤其是现场的口头表述，譬如《护国之役回顾谈》，是亲历的民国政治，真的不可以错过。作为清华学校的著名导师，学术的题材，也是在梁氏身上根本不能躲过的，然而他的学术讲演，绝非故做姿态的高头著作，反倒是生动活泼，风声四起，令人拨开茅塞，有悟空悟道抓耳挠腮的欲望。

保国会演说词

报界应尽指导社会的天职

现代教育之弊端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

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美术与科学

情圣杜甫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教育与政治

教育家的自己田地

学问之趣味

美术与生活

敬业与乐业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什么是新文化

屈原研究

人权与女权

历史统计学

什么是文化

护国之役回顾谈

为学与做人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如何造成一个学者

政治家之修养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教育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诸君又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主要之人，今日鄙人与诸君相见一堂，非常荣幸。但鄙人于教育经验甚少，亲身从事教育者，不过在湖南办学校半年有余，时间既短，办法又不完备，今乃在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与诸君谈论教育，岂不惭愧?

查我国创办教育，在前清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其规模制度，虽不完备，然办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种热诚，皆视教育为应尽之义务。此种精神，实为后来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现状而论，学校数目，颇有推广，学生名额，颇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则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视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残之。不独此也，即社会对于教育，亦有种种怀疑之处，以为教育究竟于国家有无利益。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后发生教育无利益问题，讵不大可骇异?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诚非常危险，故鄙人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P7

大概在今天说起粱启超，在时尚甚至年青一辈的阅读视野里，未必有营造学社的担纲人物梁思成著名，当然，也更加不及那位写了《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旷世才女林徽因的人气，尽管仅仅倒退20年，愚钝如我，其实的确因为思成先生乃梁任公长公子方才喟叹家学的不凡。如此颠倒的首尾因果，果然应了任公的一句话，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思成林徽因二人对中国建筑的兴趣，或许正是梁任公的诱发亦未可知。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本新版的《营造法式》，当即托人捎给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斯时二人尚未成婚，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先宠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宝之。”

李诫的这本《营造法式》，正巧在梁任公次年的讲演《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誊》中专门提到，但其于之后的叙述中，却并没有对此展开，或许，内中颇有几分名山其人的私心吧。而任公之孙起名从诫，正是为了纪念那位李诫。

虽然和变法流血从我做起的谭嗣同相比，在慈禧老佛爷发动政变的时候，梁启超和乃师康有为一样，都遁迹到了日本，只不过救助人士的国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倒在菜市口血泊里的戊戌六君子，反倒没有倡导维新的领军人物康梁。但是这时候的抉择，属于非常复杂的政治范畴，很难轻言去就，不是连横刀向天笑快哉快哉的谭大人都说了嘛，去留肝胆两昆仑，走自有走的道理，留也自有留的意义。

作为近代史上永远不可以忽视的风云人物，政变伊始的去就问题，丝毫没有波及梁启超作为政治家和大学者对他人的巨大影响，即如胡适鲁迅陈独秀都不能例外，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呼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甚至他还曾因为梁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有人以为．毛泽东后来组织的“新民学会”，不免有此深远痕迹。《新民丛报》正是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继《清议报》百期停刊之后所办，梁氏在此声称自己是中国一新民，想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而乃公子梁思成，便是于此不久的东京诞生的。

很有意思，曾经有些人怀疑谭大人绝命诗的真伪，并且指认是梁氏为掩饰武力解决之失败而改窜了面目。即便对真伪难辨的该诗，也一向聚讼颇多。还有意思的是，作为当事的苦主．梁氏居然也不避嫌疑地对其中的两昆仑，发表落在实在之处的阐释，一忽说盖念南海，转头又说一指康进士，一乃侠客大刀王五爷，掌故或者出于昆仑奴。这自是可以让我们看出梁老前辈的执著可爱。

以梁氏的政治家热情和大学者的修养，一生的讲演说辞，果然精彩无疑，尽管在其号称古来著述最多的一个学者而论，著作等身的煌煌千万余言中，演说之辞，在比重上必然所占轻微，但其中又不乏如《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扛鼎之作。

自然，梁氏的政治家色彩，使得他的讲演之中，绝不局限于空淡的书卷气味，倒是颇多关涉时世的感情色彩，从中不难窥见梁氏的慷慨激昂。我想，这或许就是他至今犹烈的魅力所在，属于难能可贵。一个学者，一个纯粹的学者，是不可能将自己吊在半空中自恋痴迷于所谓的象牙骨灰味道的，尤其在梁氏所处身的那个时代，真正的学者，未必一定选择遁入封闭的学问。而且，所谓学问，大概也并不是像某些人诠释的那么超脱得没有丝毫烟火气息。

梁氏自己说，所谓学术者，并不是专记诵那死的学理，还要兼研究那活的实际问题。而其所谓活的实际问题，即便在今天，亦不乏实在的意义，这便是大师或日真名士的意义所在吧。

所以，本书所选，除了惯常意义的题目之外，当然不能放过梁氏好攘臂扼腕所谈的政治言说，譬如发动保国会时的著名演说种种，尽管他当时因为久病初起而以笔代舌。保国会曾经被梁氏的政敌指责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还是光绪爷的一句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才算抹平了官司。梁氏一生，起伏跌宕，鼓吹变法，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做党魁，当总长，护袁讨袁，乃至研究系，无一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之案例，所以他的时论尤其是现场的口头表述，譬如《护国之役回顾谈》，是亲历的民国政治，真的不可以错过。

梁氏在作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以其所谓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云：“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但这种有罪，他又认为，“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这种自我断语，内中当是谦逊与自负纠葛了。

顺带一说，《清代学术概论》也是有意思的一本书。蒋百里欧游而归，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成，嘱任公作序，任公以为，前清一代，颇类欧洲之文艺复兴，于是试言吾国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然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数万言，篇幅竞几与原书相等，只得在十五日脱稿后，与蒋书宣告独立，另作序文于蒋书，并索蒋为该书作序，是为《清代学术概论》也。于此，也不难窥见，学问文章为天下之冠的梁氏，其著作夕杀汗青朝被铅椠的景象。

作为清华学校的著名导师，学术的题材，也是在梁氏身上根本不能躲过的，然而他的学术讲演，绝非故做姿态的高头著作，反倒是生动活泼，风声四起，令人拨开茅塞，有悟空悟道抓耳挠腮的欲望。

梁实秋曾专门记述其在清华学校听任公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之实况，但见稠人广众中，走进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 巴人物，身穿肥大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自是任公了。开场第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眼睛向上一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随即操着广东官话开讲，虽然去国语甚远，然沉着激亢，令人不会不懂。任公博闻强记，征引作品大多背诵，有时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他敲头的时候，大家屏息以待，他记起的时候，大家也跟着欢喜。碰到紧张处，任公的讲演便成为表演，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乃至于痛哭流涕，甚而涕泗交流中又张口大笑。这样富有召唤力的讲演，每次都令他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对听讲的人而言，更是不止于感动。

何况，在其若干讲演中所提出的若干题目，就是在今日，亦是极好的学问题目，大可以把去作扎实的博士乃至后的课题。所以像《情圣杜甫》、《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屈原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之类，并没有因为长度而舍弃。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乃至相邻其他诸书这样以人而非某间学校为单元的讲演集的编选，正是出发于给今天的年轻学子了解真正大师知晓真正学术之魅力的一个契机，一个文本，也算是一种正本清源吧。正如梁氏自评其老辈所痛恨诋为野狐的新文体，条理清晰，常带感情，于受众，别有一种魔力。

自然，像《中国历史研究法》、《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及令梁实秋辈记忆深刻的那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之类完全可以单独成册的专题长制，只好因为篇幅的理由放弃。另外的放弃或者回避的理由，也还有诸如题目的偏僻以及更多阅读者趣味的考虑——当然包括以上所言的若干题目——这也是做选家尤其是今天的诚实选家不可少的一个必须权衡。

从所收的题目上看，似乎事关教育的颇有几篇，的确。尽管梁氏所言所寄托之教育，与今天的所谓纯粹教育，乃有差等。然而，教育又的确是粱氏讲演中颇颇重视的，他以为，世界上无论何种政体，其实际支配国家者，要皆为社会中少数曾受教育之优秀人才，学生诸君，实其选也。如此，则不如此便不能反映他的讲演风格。况且，从中国而论，或许教育的确当是最该强调的吧。毛泽东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话今天拿来，大概应当不止于农民的，我以为。

篇目的安排，没有什么特别的立意，就是以时间为顺序。梁氏的作品，一般见于《饮冰室合集》，然仅其讲演，散见于之外者亦不乏，只是材料淹没，颇费搜寻。书中所录之《报界应尽指导社会之天职》、《现代教育之弊端》、《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什么是新文化》、《如何造成一个学者》、《政治家之修养》诸篇，即淘簸后之所选。此又为本书之文本意义有所增添也。其间，承马勇先生惠然襄助，至诚感铭，在此致谢。

每篇讲演，篇首题注说明该讲演发生之时间地点及受众，并相关记录者；篇末注明首见出处。凡题注需说明之项目已在篇题、附记等处言明者，不再专出题注。上述诸项中已明确民国纪年者，不再烦出公元年份。出处中所谓《文集》、《专集》者，即指中华书局本《饮冰室合集》之《文集》、《专集》也，以其为学术界通行之版本，不必详加琐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