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作者在国外多所著名大学研究、教学、学术交流的心得，从理念和操作的双重层次上，纵论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环节：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一流大学的核心制度；一流大学如何聘请优秀教员；一流大学的“才源”和“财源”间的互动；一流大学与大国的兴衰；全球化对中国大学的挑战；中国大学改革的国际标准。作者的这些言论激发了、并且还在激发着热烈的讨论。本书的出版，将给所有关心中国大学的今天和未来的人，提供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参照点。

　　本书基于作者在国外多所著名大学研究、教学、学术交流的心得，从理念和操作的双重层次上，纵论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环节：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一流大学的核心制度；一流大学如何聘请优秀教员；一流大学的“才源”和“财源”间的互动；一流大学与大国的兴衰；全球化对中国大学的挑战；中国大学改革的国际标准。作者的这些言论激发了、并且还在激发着热烈的讨论。本书的出版，将给所有关心中国大学的今天和未来的人，提供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参照点。

本书提出：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从公元十一世纪到现在，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兴旺。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这不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北大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现代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其精神气质就是普遍主义，体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我探索的领地、各国人才为我所用的气魄之中。正因为如此，才有一所又一所不同的但都是群星灿烂的一流大学的涌现。世界一流大学的人员要来自五湖四海，学派要出于三教九流。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人才资源、财经资源、信息资源等都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如果你想成为一所卓越的大学，就必须在世界尺度上参与竞争；否则，你只能在慢车道上跑，然后从慢车道滑下去，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在全球化时代，大学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公司的竞争、个人的竞争、制度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跨国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和知识，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中下等的位置。

序言

一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二 从行政主导到学术主导

——一个关于大学制度的演变的故事

三 “你敢写中文？”

——英语学术界的研究产品发表制度

四 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

——大学改革访谈之一

五 以国际视野看北大的改革

——大学改革访谈之二

六 体制改革的技术操作

——大学改革访谈之三

七 发展中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竞争：中国与印度

我们刚刚度过了“千禧年”庆典。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千年，应该说，这一千年是我们今天拥有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

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当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的时候，不要忘记，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兴的基地。也不要忘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便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当近代大学转而在英国兴起的时候，很快地，英国就成为全球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的、技术的、艺术的支持。当十九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萌发的时候，德国接着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所或几所著名的大学，那么它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一定是为邻国所羡慕的。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把欧洲古老大学的好传统综合在一起，又配上了美国本身的特点，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当它把英国的教化型的博雅学院、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专业学院三者融合一体以后，世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回顾过去的一千年，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民族的兴旺、世界一流国家的崛起。

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这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原叫“东京帝国大学”)是最著名的大学，它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是成为白人种族社会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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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个月开始，我有机会陆陆续续在中国内地最具名望的和相当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应邀作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的少部分内容，经演讲活动组织者的事先安排，录音后整理成文字摘要，在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并且还在触发着热烈的讨论。2003年12月底我在为出版这本书作准备工作时，用“雅虎中国”搜索引擎寻找互联网上对我的言论的引证和点评，发现五千五百余条中，绝大部分都是与大学的发展和改革相关。　　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 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抱着宗教般的热忱。至于你要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如此入迷，我却很难给你提供一个穷尽其缘由的清单。也许这跟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文化氛围有关：我的故乡是皖南，那儿除了盛产穷人外，还盛产文人，因“文”而名垂青史者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这其中就包括二十世纪初从美国名校留学归国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的胡适之博士。在我们皖南学童幼稚的心灵里，著名学校的魅力，无异于虔诚信徒心目中的本教圣殿。　　这里面的原因或许也与我青少年时代的国际政治氛围有关：1970年代前半期，世界外交大棋局之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最重要的契机乃在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力量态势的重组。那时候，全中国知识分子唯一能够有幸读到的高水平的国际事务报刊，是所谓“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这份每日四小页的译报上，差不多天天有关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报道与分析。这两位均是在著名大学拿到博士，在著名大学任过教授，又以在著名大学里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成果，指导本国外交战略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那个年代的我，初中没有读完，高中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指望。每每与一同读评《参考消息》的母校宣城中学的陈老师仰天长叹：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为国效劳的方式，是以新颖的战略观念重组世界；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为国效劳的方式，则是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　　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程目标执著入迷，最直接的原因，当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历的强烈刺激和理性反应。我在留学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民族认同诸多原因而受“洋罪” j的同时，并没有愤愤到失去理智上的基本平衡——如果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它的研究型大学在总体上不具备全球最强的竞争优势，其他国家数十万的青年学子（少数是中年学子和少年学子），不会每年花费总额超过一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此求学深造。外国留学生对于美国大学课程和研究项目中的某些价值观不能认同，积极的反应之道乃是：你们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新精神和与此相配合的制度，来改造你们本国的大学，努力使之成为吸引各国留学生的另一个中心；若此，这个世界就会在价值观念的源头上，更加多元。这种理性的反应方式，较之“文化大革命”式的“凡是美国有的，我们都说不！”远为有意义得多，因为它更有益于你所归属的国家和民族。我的这种态度简要地反映于下：　　2004年春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按照往年的习惯，让我给中评网学者社区发一条“新春寄语”。我遵嘱写道：中国人过年, 习惯于多讲吉利话。我也随大流,说句吉利的——　　祝愿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能诚心在制度方面向世界上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学习，切实改革, 争取在本世纪内把自己建成在国际上真正被学界同行们看重的学府。拒绝走这条路，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术腐败，越来越少的学术成果。

我的这一态度，其实秉承的不过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开创一辈的思行之道。前不久读到一条史料，述及：在192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虽然涌现了一批科学社团，但在这些社团中没有一个具有完整的功能，能称得上是中国科学体制确立的标志”。由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秉志等领导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底成立于美国，1918年移回中国），是其中功能最多的社团，但它的权威性也不足以代表中国全国的科学界。正因为如此，在1926年11月日本东京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在本届会议上选举产生的永久性组织——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中，有美国、澳洲、苏俄等十二个国家，却偏偏没有太平洋沿岸的另一个大国中国。后经中国代表抗议，增补中国为该组织会员。任鸿隽记述道：“此次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不让中国加入，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代表全国的科学机关。后来我们虽然把中国科学社抬了出来，搪塞过去，但在外国人心目中，我们中国还是没有一个学术的中心组织的。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每每有人问：你们中国有学术研究会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吗？我们的答应是：没有。他们再问：那么，你们有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吗？我们的答应还是：没有。说到第二个‘没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失望或轻蔑的颜色，立即出现于你的问者面上，你自己的颜面上也不免有点赫赫然吧？固然，一个学会的有没有，于一国的文化，并没有什么大关系，但至少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不发达，或我们的不注意。所以到了时机勉强成熟的时候，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当的组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当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使中国科学界痛感成立一个能代表国家的科学院已刻不容缓”，于是就有了一年以后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科学院体制的中央研究院的创建，中国的科学研究之制度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如果这一代留学生采取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拒斥方式，中国的科学现代化不知又要延误多少年。　　        从世界看中国　　今年（2004）春节刚过，北京的文化学者崔卫平女士到香港的几所大学从事学术交流，专门拨出宝贵的一个下午来香港科技大学做访谈。她问我1984年离开中国赴美国留学以来的二十年里，游学四方，所学到的东西中最主要的是哪些，我总结的两个要点之一，便是大学的素质与国家的竞争力血肉相关。我在回答她的问题时，心中正思考着修编本书的事，下面一部分言论，实在是针对着本书的未来读者而发的，用在这篇序言里，至为切合。　　丁学良：我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怀着一颗中国心，就是说你头等关注的事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沉浸于“中国心、中国观”。什么叫“中国观”呢？就是仅仅就中国看中国，那种似乎是完全在关注中国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会产生非常狭隘偏颇的结论，很容易误导别人。所以我提倡的是“中国心、全球观”、“中国心、世界观”。你一定要把眼光尽可能地放得开。　　崔卫平：在你的比较研究中，除了以上的，还有什么其他感受深刻的题目？　　丁学良：我很关心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大学制度。这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综合评鉴中，亚洲能进入前五十名的大学一个也没有，中国内地能进入前一百五十名的大学一所也没有。进入大学排行榜前二百名最多的亚洲国家是日本，它的大学制度当年是从欧洲学来的，但后来没有迈出第二步——仿效美国之长的改造。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制度和日本的来源类似，后来却改造成了苏联式的，与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脱了节。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看出，等到新的产业部门越来越以知识创新为前提、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依赖于“软力量要素”的时代，原来亚洲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引进的大学制度就不够用了，更不要提苏联式的了，必须进行第二步的改革。　　崔卫平：这第二步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丁学良：这方面美国对亚洲的启发极大。当今世界上，美国的大学数量最多，办大学的模式最多样化，效果相对而言也最好。美国当初在引进了英国、德国的大学制度之后，结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竞争的趋势，进行了长期的、多元的改革创新，1950年代起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大学办得好，太得益于办学的多样性。它的大学不是一个以公立大学为主的体系，而是社会多元的财源办大学，因此葆有活力。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但大部分大学是私立的，最著名的几所都是私立大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90年代更为突出），美国体制的大学日益成为研究的中心，这种模式对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式的大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1我在美国十年，经历的是美国制度，在香港和澳大利亚十年，经历的主要是英国制度和对它的改革尝试，所以体会非常深刻。美国大学的优势到1970年代都不是很明显，从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突出。美国的一流大学重视开创性的研究，而且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象牙塔里，它还重视把研究成果进行“产学结合”，带动新的产业。它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应用技术，在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非常活跃。所以如果我们把“产学结合”的这个“产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扩展，那么可以说它对于行政现代化、国家的公共政策、发展战略、外交政策、国际竞争，都有巨大的助益。这个模式对亚洲来讲挑战太大了！一个国家的大学的创新力不够，就会坏事，因为大学在现时代，无论从科学角度、技术角度还是制度角度、观念角度、文化角度，都是整个社会创新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崔卫平：大学里的创新思路，如何对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起引导作用？　　丁学良：一个大国的研究型大学所起到的作用，与政府或企业办的研究所不一样。不一样在于，政府自己办的那些研究所，研究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上比较具体，偏向于执行的方面。但对于一个国家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是那些开放性（openended）问题的独立研究，这应该是在大学里进行的。比如美国社会里的种族关系，在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时代，大学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美国社会欠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太多，因此应该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但是那时候也有少部分大学里的研究成果不同意这样做，指出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两个坏处。一是那些非常有能力的白人有可能被歧视，这会在整体上影响美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不公正。第二，更有意思的观点是，少数民族中那些真有才能的人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少数民族人士升得很快，这些成功不是基于他们能干，而是他们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这样可能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一种依赖思想，他们用不着非常努力，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特别照顾，这就无意识地鼓励了懒汉思想。这两种观点自1960年代以后一直在争辩，大部分时候是前一种补偿观占主导，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社会观念开始转变——越来越强调以后还是应该对所有的种族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我自己并不认为这两种政策哪一个是完美的、应该永远执行下去，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研究体制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它让多种观点都能够发出声音，虽然有的声音大，有的小，因此这个国家不会把一条路走绝，它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出现那种不顾一切代价、蛮干到底的状况。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人重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无论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还是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研究项目不是“一刀切”，没有统一的口径，没有预设的结论，所以走新路的机会不至于被封闭，出了差错能很快地改。　　崔卫平：这样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肯定需要同样是开放的人才引进制度？　　丁学良：要想使大学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各领域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源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开放地向世界招聘人才。全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都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好大学本身就应该是全球化的先锋，只要看看著名大学的背景就知道了。譬如早先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吸引的师生决不仅仅是本国的，至少是欧洲各地的，后来又吸引了北美的好师生；德国的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是整个中欧人才的聚集地；美国那些最好的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更是全球化的。亚洲的大学直到二十世纪快结束时，教员还没有全球化，学生全球化的也少，这样就严重限制了它们创新的机制。道理很简单，人只有来自五湖四海，才能把天下最有意思的观念和设想带来。人才是互相刺激的，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会产生刺激。这是我最想在中国呼吁推动的事情，就是让中国资源最丰富的那些大学，在招聘教员的时候全球化。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这些也就是“软力量要素”），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这个角色对后发展的中国来讲更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钱去买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　　           鸣  谢　　这本关于大学的演讲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真是既合情又合理：这些演讲里的好几篇，都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作出的；这些演讲里的很多内容，又都是与北京大学的改革（指2003年初夏尝试启动的那一波）相关的。我在把它们编辑成册的时候，做了几项系统的技术修订。第一，我是以逻辑次序而不是以时间次序来排列各篇，这样有助于读者的顺理思考。第二，我加上了一些在演讲时无法列出的参考书目和资料索引，有助于读者对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阅读和研究。第三，我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后发表出来的演讲稿作了全面的修订，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浓重南方口音给别人造成不小的困扰，当他（她）们听不懂的时候，只好猜想，往往整句整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这不怪别人，只能怪自己的普通话太次。2所以我恳请读者诸君日后要以本书为准，来引用——不论是同意还是反对——我的相关主张和论述。　　不过，我在整理演讲稿时，并没有将它们“正规化”成庄严的论文，这多半得益于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演讲后主持人吴志攀教授的诚恳建议。他说：“你以后把演讲稿整理出书的时候，还是应该保留它们原有的口头表达的自然本色，这样学生们读起来亲切些。”　　这本演讲录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当年那些邀请我去他们的大学或学院作公开演讲（半数以上为无报酬公益性质）的诸位，以及不厌其烦出面组织演讲的诸位（我这里不列出各人的行政职位，只列出当时他们的学术称谓，因为前者是暂时的）：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吴志攀教授；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沈原博士；浙江大学的姚先国教授；武汉大学的黄进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也夫教授、周孝正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楯研究员、陆建华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的倪克勤教授、谢韬博士；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力教授、谢代刚研究员。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雁翎博士在筹划和出版本书全过程中的运作，他的敬业精神实为可嘉。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燕园评论》和《燕南网》的郭琼虎主编、北京资深记者曲力秋女士、广州《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社的黄惊涛编辑、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研究生在讲稿整理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值得我特别感谢的，是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评论部主任龙希成。正是仰赖于他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才使这本集子中的好几篇得以问世。　　当然，若无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姚成龙先生逐字逐句的技术编辑，本书决不可能以目前这样的素质奉献于读者诸君。　　毫无疑问，以上的诸位，均与本演讲录所表达的观点没有关系。　　2004年3月8日草就于香港科技大学　　2004年9月12日修改完毕